1945年7月26日晚,美國大統領杜魯門、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德國柏林近郊的波茨坦舉行會議聯合發表了美國、中國、英國對日本的最后通牒式公告,史稱《波茨坦公告》。彼時,代表中國政府的凱申公并未出席,但該公告在發表前征得了其同意,并將其姓名署在了英國首相丘吉爾的前面。
同年8月8日,蘇聯加入陣營,對日宣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在廣播中宣讀了《終戰詔書》,表示:“接受聯合公告者也。”
二戰結束以后,國內外許多報刊和史書在提及日本1945年投降時,大多都稱其為無條件投降。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因為在裕仁天皇的投降詔書中,竟然找不到任何一處“戰敗”或“投降”的字樣。
回溯歷史,可以發現一個細節:
1943年秋,時任美國大統領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前往伊朗德黑蘭,與蘇聯首腦斯大林舉行了三國會晤。途中,在埃及特意作短暫停留,與代表中國政府的蔣介石進行了一番詳談,其主要內容便是對日作戰,會后三方發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開羅宣言》。
在《開羅宣言》中,中美英三國明確表示:絕不松馳壓力,將“為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而長期作戰。
由是,《開羅宣言》首次正式提出堅持作戰,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
時任美國大統領羅斯福對于日本的所作所為十分痛恨,他曾信誓旦旦地公開表示:“日本軍國主義必須象德國軍國主義一樣被徹底鏟除。”
1945年5月8日,德軍最高統帥部派出了以威廉·凱特爾元帥為首的代表,出席在柏林近郊卡爾斯霍爾特正式舉行的德國無條件投降儀式。因此,德國是無條件投降的。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羅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了。這個時間恰好發生在《波茨坦公告》發表前。
隨后,上臺的杜魯門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包括美蘇競爭、本國未來利益、應對中國未來的挑戰、日本暗中游說等等)調整了對日策略,《波茨坦公告》雖然繼承了《開羅宣言》,但二者卻有很大的不同。
杜魯門去波茨坦時帶著陸軍部長史汀生擬定的一份備忘錄,當時提出了要求日本投降的可能條件。
起草并擬定《波茨坦公告》的是什么人呢?
《波茨坦公告》的起草者,實際是當時美國國務院的兩個“日本通”官員,一位是時任國務院特別助理杜曼,一位是時任美國副國務卿和代理國務卿格魯,此人曾長期擔任美國駐日本國大使。
杜曼是出生于日本的美國人,13歲返美,歷任美國國務院日本課課長等職。
彼時,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若不廢除天皇制,日本就無法徹底消除軍國主義,更談不上所謂的民主化。但上述二位則堅持認為,保存天皇制符合美國方面的利益,并據此提出了兩個理由:
其一,如果堅持廢除天皇制(軍國主義),日本恐怕會繼續頑抗,在日本的拼死抵抗下,介入的美軍若要取得勝利,勢必付出更大的犧牲;
其二,從戰后的世界格局來看,堅持廢除天皇制的美國,必然與日本交惡,不利于美國在戰后的遠東地區繼續發揮影響力。
杜魯門據此認為,保留天皇制符合美國的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于是,贊同了杜曼和格魯的提議,又在格魯的助力下,排除了反對派的意見,將這個美國起草的、實際為美國利益服務的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書,變成了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的《波茨坦公告》。
《波茨坦公告》只給英國首相丘吉爾看了草案,送給代表中國政府的凱申公審閱時,也并未言明其與《開羅宣言》的主要區別,未同中國方面進行過會商,甚至都未同蘇聯方面進行過任何磋商,便與1945年7月26日匆匆發布。
由于《波茨坦公告》對日本的處理,有別于對德國無條件投降的處理,導致日本實質上成為“有條件投降”,其條件就是“不包含變更天皇的統治國家大權的要求”。因此,日本天皇的“八一五”《終戰詔書》,只是宣布為了日本民族生存和為了“人類文明”而“終戰”,沒有“投降”、沒有“戰敗”之類的字樣。
實際上,《波茨坦公告》只堅持了《開羅宣言》限制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原則,而沒有清算天皇制和軍國主義,沒有清算日本右翼,從而留下了非常大的隱患,導致日后日本錯誤的歷史觀甚囂塵上。
《波茨坦公告》發布前后,日本當時都做了什么?
1945年7月28日,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舉行記者會,記者詢問:
“對于三國聯合公告,首相的看法是什么?”
鈴木貫太郎的回答是:
“我相信三國聯合公告僅僅是《開羅宣言》的重復,對于日本政府來說,并沒有發現什么重要價值,沒有什么要求助,僅僅是完全忽略它,為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而戰。”
表面上看,日本政府似乎并未對此引起重視,但日本的駐外官員卻早已行動了起來。
日本駐瑞士公使加瀨俊一在詳細比較了要求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和要求德國投降的《克里米亞宣言》后發現,這兩份宣言在對待日本投降和德國投降的態度方面有著“顯著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沒有觸及天皇以及日本國政體,不但繼續承認了日本的主權,而且在使用“無條件投降”字眼時只限于——日本的軍隊等等。
加瀨俊一據此認為,美國有自己的私心,為了防止蘇聯的勢力過度擴張,美國想早日結束對日戰爭,因此并未提出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條件,試圖著眼于戰后,早日與日本修好,故此特意放寬條件,爭取主動。
可以說,加瀨俊一摸準了美國的心思和小算盤。
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后,加瀨俊一將自己的意見于當年8月1日以“十萬火急”的急電方式報告給了日本外相東鄉。同時,這封電報也轉發給了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佐藤認真研究后完全同意加瀨俊一的看法,并于8月5日發電通知東鄉外相。
東京方面在接到上述電報后,認真研讀后進行了初步討論。
8月9日上午,日本外相東鄉茂德緊急求見首相鈴木貫太郎和海相米內光政,陳述接受公告的理由。與此同時,內大臣木戶幸一向裕仁奏陳了結束戰爭的必要,接著又與首相就具體問題進行商談。
當日上午10時半,日本內閣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研究接受波茨坦公告問題。
首相鈴木貫太郎首先發言:“從周圍的形勢來看,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征求與會者發表意見。”
接著,在與會討論期間,陸相阿南帷幾、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以及軍令部總長豐田富武等人主張在接受投降時,附加四個條件:
1)保證維護國體;
2)戰犯由日本方面自行處理;
3)自動解除武裝;
4)避免盟軍占領日本本土。如果無法避免,則盡量將東京排除在外。如無法避免東京被占領,則爭取少數兵力短期占領。
不過,外相東鄉認為,其他條件可能無法獲得通過,而他只堅持一點,那就是維護國體,——保留天皇制(軍國主義)。
保留天皇制,即意味著保留軍國主義,不對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分子進行清算。
雙方各抒己見,為此爭論了長達三個小時沒有任何結果,最后只好宣布休會。
當天下午14時半,在位于永田町的首相官邸繼續召開有14人參加的第1次臨時內閣會議,在會上仍然圍繞著1個條件或是4個條件再次展開激烈爭論,不過仍舊沒有結論。
次日(即1945年8月10日)凌晨,爭執不下的雙方只得申請召開御前會議,由裕仁天皇“圣斷”定奪。
裕仁經過權衡后,作出最終決定,采納“只保留政體的東鄉案(即甲案)作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件”。
8月10日7時15分,日本外務省用加急電報發出請中立國瑞士、瑞典政府轉美、英、中、蘇四國政府的乞降照會,宣示公告“所舉出的條件中不包括改變天皇統治國家大權的要求之下,帝國政府接受此宣言。”
8月10日上午7點半,美國華盛頓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
隨后,上午9點,美方由時任大統領杜魯門主持,開會審議對日本的《答復》,并表明美方的立場是“天皇統治國家的權力,要置于聯合國軍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
8月11日,美國任命唯一的五星上將麥克阿瑟為盟軍最高司令官,并將該消息通報給了蘇聯。由此,麥克阿瑟成為了日本的太上皇。
8月12日下午,日駐瑞士加漱公使電告中、美、英、蘇四國復文。
美國以一己之力代表“中美英蘇”四國復文回電,默認了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存在,僅用服從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而加以限制。
8月14日晚23時,日本用緊急電報向瑞土政府發出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通告。
8月15日正午,裕仁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宣布投降。
8月19日,派出代理參謀總長河邊虎四郎為首的代表團,前往馬尼拉同盟軍磋商有關進駐日本和投降書簽字等事項。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副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在停泊于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上與美、中、英、蘇等9國代表簽署了由日本加漱俊一起草并征得美國同意的投降書。
該投降書規定:
“日本帝國大本營及在日本控制下駐扎各地的日本武裝部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天皇與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將服從盟國最高統帥,盟國最高統帥將采取他認為實行這些投降條款所需要的一切步驟。”
換言之,投降書承認了日本政府管理國家的權限,——接受美國的領導和管轄,因為日本與美國眉來眼去,還提了一個條件,即拒絕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盟國向日本本土派遣和駐扎軍隊。
其實,《波茨坦公告》發布前夕,在美國對日勸降的聲明和廣播中,一直都在閃爍其詞地表示——要維護“天皇制”。
美國對日政策發生變化,除了因為羅斯福去世的因素外,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蘇聯的影響。因為據說斯大林曾對美國特使霍浦金斯和駐蘇大使哈里曼做過這樣的表態:
“如果日本表示愿意投降,爭取較寬大的條件,那么盟國就應當放棄業經宣布的要它無條件投降的政策,而準備接受另一種投降形式。”
正因為如此,《波茨坦公告》第13條的要求就變成了“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是日本的武裝部隊投降。
其實,早在同年4月5日蘇聯宣布廢除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時,日本就已經窮盡各種心思在想辦法了。為了爭取舉行日蘇會談,日本方面甚至不惜廢除《樸茨茅斯條約》和《日蘇基本條約》,準備歸還庫頁島北部,還做好了取消漁業權、開放津輕海峽、出讓北滿的各條鐵路,以及承認內蒙古屬于蘇聯勢力范圍的準備。
在萬不得已之際,日本甚至準備同意讓出千島群島北部來滿足蘇聯方面的要求。俗話說“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只要能防止蘇聯參戰,只要能爭取蘇聯保持中立,日本是決定豁出去拼一把的,因為他們堅定地認為,只要使蘇聯中立,在結束戰爭方面就可能成為對日本相當有利的調停者。
也就是說,日本為了能保留天皇制國體,為了保證軍國主義不被清算,已經準備不惜一切代價了。不過,當日本內閣欲派近衛特使赴蘇活動與游說時,卻遭到蘇聯政府的拒絕而未能成行。
然而,如前所述,遺憾的是,《波茨坦公告》在羅斯福去世后恰好避開了蘇聯,未與蘇聯方面進行任何磋商。
日本在投降前,為了達到自己保留天皇制(軍國主義)的目的,曾經一度叫囂毀滅中國的許多城市。
日本在本土制定了“一億玉碎”的計劃,還在中國的日本占領區實施類似的計劃。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后,蘇聯紅軍外貝加爾方面軍第39集團軍先頭部隊越過中蒙邊界,向侵駐西科前旗(今科爾沁右翼前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閃電般的進攻。當時,偽興安總?。v王爺廟街)警務廳長福地家久組織了150多人的“抗蘇隊”,并于8月11日執行事先制定的“焦土計劃”,焚燒主要的軍政機關秘密檔案、機關文件庫,燒毀興安總省、王爺廟特務機關、蒙民厚生會等多處建筑。在從王爺廟街撤退前,福地家久下令偽興安醫學院院長小康從醫學院的細菌庫內拿出帶細菌的老鼠,放進西科前旗王爺廟街(今烏蘭浩特市)所有糧食中,同時在糧食中撒布其他細菌和毒藥。
同年8月21日,王爺廟街突發鼠疫,并導致霍亂、斑疹、傷寒、麻疹等大量傳染病流行,并迅速蔓延至毗鄰的18個旗縣乃至整個內蒙古東部地區,從1945年冬至1947年春,累計死亡4萬多人。
此外,日本還瘋狂叫囂毀滅日占區以及中國沿海經濟發達的各大主要城市,例如,倭寇曾制定了喪心病狂的決戰計劃——“毀滅上海”、“毀滅寧波”。
按照岡村寧次的設想,日軍準備固守每一條街道,布置嚴密的火力,依靠抓捕的很多中國偽軍,形成玉碎主力,與登陸的盟軍比拼消耗,直到全部陣亡為止。
這些歷史,每個中國人都應該銘刻于心,牢牢記住,并代代傳承,永志不忘。
日本投降后,美軍進駐日本,麥克阿瑟依據美國政府的指令,只是象征性地撤銷了日本帝國大本營、參謀本部、軍令部和教育總監部,而保留了天皇和日本國政府。此即所謂“(美國)最高統帥將通過日本政府的大小機構,包括天皇在內,行使其權力直至令人滿意地推進美國目標為止”。
為了伺候好麥克阿瑟這個太上皇,日本方面使出“美人計”,專門物色了境內備受歡迎的昭和女神“原節子”,并將其敬獻給了這位五星上將。
1945年9月,日本天皇裕仁在皇宮內舉辦了隆重歡迎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盛大晚宴,并安排了日本“國民女神”原節子與麥克阿瑟一起翩翩起舞的環節。
在優美的華爾茲樂曲節奏中,兩人舞步漸漸加快,接著,老套路的情節發生了,原節子突然腳下不穩,踉蹌中差點摔倒。恰在此時,麥克阿瑟那雙有力的臂膀將她摟入了懷中。原節子的表現很出色,眼神驚慌而迷離,胸口起伏不定,事業線若隱若現。
毫無意外,麥克阿瑟的魂被勾走了。
如是,“墜入情網”的麥克阿瑟開始處處為日本著想,還為裕仁天皇開脫戰爭罪責。
1945年9月27日,當中、蘇、英等國都極力主張將裕仁列為戰爭罪犯時,麥克阿瑟卻叼著煙斗,輕飄飄地用筆一劃,裕仁就從戰爭罪犯名單中消失了。
當澳大利亞檢察官依據東條英機的供證,主張檢舉裕仁時,麥克阿瑟立即把審判長和國際檢察局長叫來盟軍總部,對其表態,從東條的供詞來看,裕仁完全可以免于起訴。
當然,除此之外,私下里麥克阿瑟還與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首腦石井四郎達成了秘密協議,將日本針對中國人的研究資料搬去了迪特里克堡軍事實驗室。是的,就是那個以泄露病毒聞名于世的劇毒實驗室。
另外,日本在中國燒殺掠奪時搶奪了大量財富,其中包括無數珍貴的華夏文化典籍和數不勝數的黃金,以下粗略統計(也是不完全統計):
1)八年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丟失黃金2.1萬噸,不包括大清對日賠款白銀7.5萬噸;
2)民間丟失黃金:1萬噸,不包括東南亞華人被日軍掠奪的黃金4000噸;
3)開采金礦:1萬噸;
4)開采白金:1000噸;
5)文物大約400多萬件。其中:書畫類:約300多萬件。石類,玉類,金屬類,木類約100多萬件,以青銅類最多,以北京人化石最貴;
6)開采銀礦:2萬噸;
其他的玉石、銀元、銅礦、鋁礦、鎂礦、煤礦、鐵礦等等不勝枚舉,難以計數。
1960年5月17日,日本贈予起草《波茨坦公告》的美國人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勛章。
同年9月29日,日本亦贈予格魯一等旭日重光勛章,還特意讓皇太子夫婦送往美國,美其名曰,紀念美日兩國百年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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