殞落的“幸福感”！

　　徐漢成

　　一

　　陽春四月，柳暗花明，鶯歌燕舞。

　　湖南張家界市天門山風景區傳來了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四名青年相約，4月4日13時30分許，在天門山集體跳崖自殺。雖有一名女子被攔下，但也因事先已服毒，經搶救無效死亡。

　　自殺的四名青年，最大的34歲，最小的23歲,來自四個不同的省份，相約到同一個地方，以同樣的方式，只為同一個目的——了結生命。

　　四月22日，四川德陽市又爆三名青年集體自殺慘劇：在德陽什邡市天鵝林場內，三名年輕人集體服下毒藥自殺了。

　　三個人都很年輕，兩男一女，一個93年，一個97年，另外一名00后，只有23歲！

　　四月25日，媒體再傳噩耗，昆明一對母女先后跳樓自殺，21歲的女兒先一天跳樓，40歲的媽媽在第二天也跳樓自盡。

　　20天內，發生了兩起集體自殺事件，一對母女自殺，九條鮮活的生命凋落于傾刻，連續集體自殺的事件，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實屬罕見！

　　這一連串的人間慘劇，不得不引起國人的沉思：當下的社會，到底怎么了？

　　二

　　就在國人沉思之際，前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先生指點迷津了，4月24日，他說：“我覺得輿論不宜在發生這樣的悲劇后過度強調導致這些悲劇的‘社會原因’。我相信，促使這些悲劇的發生的最大原因是心理上的或者是精神層面上的，因此防集體自殺的重點無疑要放在基層社會不如意人群的精神支持和心理援助上，我認為這也是我們社會的一個軟肋。過度強調這些悲劇的‘社會原因’，有可能造成危險的誤導，促使一些人仿效。”

　　老胡不愧為“實事求是”的資深媒體人，不僅一語道出了集體自殺的病因——心理和精神層面，還開出治病的藥方——對不如意人群的精神支持和心理援助，還指出了強調‘社會原因’的后果——危險誤導，促使效仿。

　　存在決定意識，心理是意識的產物。意識，認知、思維、心理的總和則形成精神。因此，存在是精神的本源，這個是認識論的基本原則。

　　譬如，陳勝、吳廣意識到自身被奴役的社會地位，意識到面臨的危險處境，因而產生了造反心理。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意識到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解救中國，產生了成立了黨組織的心理，這種意識、心理、認知、思維造就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長征中的工農紅軍們普遍意識到家庭處于受剝削與壓迫的階級地位，才產生了緊跟共產黨鬧革命的心理，從而創造了偉大而不朽的長征精神。

　　而胡錫進先生將社會存在與人們的心理與精神割裂開來，規避存在與物質，空談心理與精神，豈非一活脫脫江湖郎中！

　　自殺有非理性與理性的兩種，非理性自殺則因突然遭受變故，一時沖動自殺，譬如一貪官，昨日還在臺上高談廉政，然一旦東窗事發，為規避罪責，就可能產生自殺心理并實施行為，而理性自殺則為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前途，承受不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喪失了繼續生存的勇氣，產生了厭世與絕望心理，天門山跳巖自殺的四人為了不讓任何人承擔責任，不浪費司法資源，還個個留下遺書，而四川德陽市三名青年將自殺場所選擇在什邡市天鵝林場內，則更顯得他們對生存的冷漠。

　　國家統計局就業數據顯示，2023年3月份，16-24歲青年人失業率為19.6%，比上月上升了1.5個百分點。

　　對于胡錫進對集體自殺開出來的藥方——對不如意人群的精神支持和心理援助。面對顛沛流離的三年沒有回過家的打工人，面對以網貸維持生計的赤貧者，面對以千萬計的失業流浪者，面對交不起學費、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家庭，你要對他們進行精神支持和心理援助？我忽然覺得此說與晉惠帝“百姓無粟米充饑，何不食肉糜?”有異曲同工之處！

　　如果能夠脫離存在與物質能夠健康人的心理與精神，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豈不是多此一舉？還要搞什么改革開放？發展什么生產力？搞什么“精準扶貧”？

　　固然，貧窮決不是選擇輕生的理由，但是，脫離存在與物質去空談什么精神支持和心理援助，絕對是算命先生信口開河的江湖八卦。

　　三

　　無獨有偶，2023年4月28日，環球時報主辦的生命時報頭版刋載了“國際民調機構益普索針對32國的調查報告”的獨家報道，稱“國人幸福感首升第一”，“32國幸福指數排名”顯示：中國為91%，列第一位，美國為76%，列第14位，法國為74%，列第15位，英國為70%，列第22位，日本為60%，列第29位，韓國為57%，列第31位······。

　　2022年，中國人均GDP為12814美元，美國為76348美元，瑞典為55689美元，G7平均為56581美元，英國、法國、日本均為G7成員國。

　　2020年5月28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指出：中國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人均年收入3萬元。

　　2023年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按收入來源分，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20590元。

　　然而，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背后，還潛在著巨大的差別，譬如，“聯想”的柳傳志2019年薪酬達7603萬元，“萬科”的王石年退休金達1000多萬元，有多少個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人被這些高收入者“平均”了，更有農村上有老，下有小的老小無收入家庭，一旦遭遇疾病，必將陷入絕境，多軌制的收入差距，多軌制的養老待遇，致使“平均數”的背后隱藏了多少的不平等，掩蓋著多少的無賴與心酸！

　　中國是一個金字塔社會，兩極分化巨大，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7，為全球最高，且貧富差距有不斷加大，收入呈現出“窮降富升”的發展趨勢。

　　“國人幸福感首升第一”表明，人民的幸福感與人均GDP或生產力水平無關，與國民收入無關，與巨大的兩極分化無關，因為“益普索”調查的32國中，中國的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基尼系數最高，而人民的幸福感指數卻最強。這也印證了胡錫進的心理上的或者是精神層面上的不健康是集體自殺者們的最大原因。

　　物質豐厚并不一定幸福，否則，我們怎么解釋政府官員、富商巨賈、影視明星們紛紛向著幸福指數低于中國的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跑呢？怎么解釋眾多的“兩會”代表們的并不幸福的外藉身份呢？

　　高官厚祿、腰纏萬貫并不一定幸福，但喪失了基本生存的物質基礎肯定不會幸福的！2018年12月，一位20歲的昆明女大學生自殺，留下的遺書中說：“我因為家庭條件不好，在別人面前永遠抬不起頭來。”據此，如果非要將生存在社會底層的窮人“被幸福”，甚至將決赴死的人也戴上幸福的桂冠，充其量只能讓這種“被幸福”的桂冠隨著赴死的靈魂而殞落！

　　經過四十多年改革，私有制經濟已占主體地位，中國社會已重新產生了階級，但就是在這種兩極分化極其嚴重的社會，國人的幸福感升為世界第一，如此，繼續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繼續加大兩極分化，國人的幸福感指數可能就要100%了，最后，只能以魯迅先生的詩作為本文結尾：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

　　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

　　二0二三年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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