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存在兩種，一種是明白的認識，一種是湖涂的認識，由此也產生了兩種人，一種是明白人，一種是湖涂人。

　　1960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第二書記等開會，聽取農村生活安排和整風整社情況，他把干部排隊分成了六類，其中第四類是“糊涂人”，他說：

　　“情況不明，頭腦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體所有、個人所有，不知道價值法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不知道什么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總之是糊涂人。”

　　對于這些“糊涂人”，毛主席要求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能讓這樣的糊涂蛋“擔負領導責任。”

　　在中國歷史上，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縛，由于統治者壟斷了教育資源，由于對自然王國的陌生，愚弱的糊涂人的數量眾多，一些明白事理的先進分子不得不進行艱難的啟蒙，喚起民眾，去除愚魯，中國有今天的巨大成就，歷史上的啟智運動功不可沒。

　　毛主席留下的萬卷雄書，就是點悟“糊涂人”的寶典。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湖南長沙女子趙五貞因包辦婚姻，被迫嫁給比自己大二十歲的古董商，在迎親的花轎中自殺身亡。時任《大公報》特約記者的毛主席義憤填膺，圍繞這一事件，連續發表十篇文章，對不自由的婚姻制度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在《婚姻上的迷信問題》一文里，他發問：“為甚么打起屋大的燈籠，尋遍了全中國的社會，竟看不見半點戀愛的影子？”最大的原因是“婚姻命定”的迷信學說，“那許多號稱家庭和睦的好夫婦，都是腦子里裝滿了‘婚姻命定’四個大字的。所以‘世世修來同船渡，百世修來共枕眠’、‘月老牽絲’、‘天作之合’等等，便是他們時記著的格言。這樣服從命定說的婚姻，在中國社會大概要占去十分之八。”趙五貞的死，與這些迷信，一定是“與有力焉”。因此毛主席倡言改革婚制，他說：

　　“這些關于婚姻的迷信應該首先打破，最要緊是‘婚姻命定說’的打破。此說一破，父母代辦政策便頓失了護符，社會上立時便會發生‘夫婦的不安’。夫婦一發生了不安，家庭革命軍便會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戀愛自由的大潮，接著便將泛濫于中國大陸，乘潮打槳的新夫婦，便會完全成立在戀愛主義的上面。”

　　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毛主席給好友周世釗寫信談到留學的問題，表示自己不急于留學，而是留下來先搞懂中國的事情，他說：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大革命時期，黨內存在兩種傾向，一種右傾，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不注意農民；一種左傾，只注意工人運動，不注意農民。毛主席著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革命要成功，“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他指出農民是革命的同盟軍，而“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當時的農民運動風起云涌，而黨內黨外卻一片責難之聲，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去湖南進行了一個月的考察，用事實回擊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糟得很”的認識，他說農民運動：

　　“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全面抗戰前夕，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主席與美國進步記者史沫特萊談話，回答這個問題說：

　　“這是極糊涂的話。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并不沖突，因為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

　　全面抗戰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主義者放棄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地位，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對這種右傾主義進行了批評，他指出：

　　“在一切統一戰線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聯系到獨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和國民黨及其他任何派別的統一戰線，是在實行一定綱領這個基礎上面的統一戰線。離開了這個基礎，就沒有任何的統一戰線，這樣的合作就變成無原則的行動，就是投降主義的表現了。因此，‘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這是我們的戰略出發地，喪失了這個陣地就一切無從說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還在另一方面，這就是為了發展陣地，為了實現“動員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個積極的目的。保持陣地和發展陣地是不可分離的。為了爭取中華民族和勞動群眾的解放，為了使反對民族投降主義的斗爭堅決有力，必須反對共產黨內部和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的投降傾向。”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要求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他說：

　　“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容許各黨派互相聯合，又容許各黨派獨立存在。如果只談統一性，否認獨立性，就是背棄民權主義，不但我們共產黨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只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如果認為它是絕對的，就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但是決不能抹殺這種相對的獨立性，無論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組織上也好，各黨必須有相對的獨立性，即是說有相對的自由權。如果被人抹殺或自己拋棄這種相對的自由權，那就也會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這是每個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每個友黨黨員，應該明白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中特別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指出“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斗爭服從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謂合作。”對于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毛主席指出那是不對的，他分析說：

　　“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一九三九年，延安《解放》雜志發表了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針對這篇文章，毛主席給宣傳部長張聞天寫信談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孔子的道德論，應給以唯物論的觀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與國民黨的道德觀（國民黨在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則的區別。他以孔子的“知仁勇”為例說：

　　“‘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知仁勇被稱為‘三達德’，是歷來的糊涂觀念。”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出兵侵入波蘭，占領了波蘭的大部分土地。九月十七日，蘇聯為了防止德國法西斯的東侵，進兵波蘭東部。對于蘇聯進兵波蘭，國內許多人不理解，認為這是一種侵略行為，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毛主席著文對此進行了分析，他說：

　　“國內許多的人，對于蘇聯進兵波蘭的問題，糊涂起來了。波蘭問題，應該分為德國方面，英法方面，波蘭政府方面，波蘭人民方面和蘇聯方面幾個方面來看。”

　　毛主席分析認為波蘭政府是一個法西斯政府，它對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猶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非波蘭民族施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它甘愿驅使波蘭人民充當英法財政資本的炮灰，甘愿充當國際財政資本反動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個政府又是一個十分無能的政府，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大軍，不堪一擊，僅僅在兩個星期的時間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國家，使波蘭人民遭受德國帝國主義的蹂躪。因此，毛主席說：

　　“所有這一切，都是波蘭政府的滔天罪惡，如果我們同情這樣的政府，那是不對的。在波蘭人民方面，他們是犧牲者，他們應該起來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壓迫，反對自己的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建立獨立的自由的波蘭民主國家。毫無疑義的，我們的同情應該寄在波蘭人民方面。”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宣布將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并進行了大量欺騙性宣傳，一些同志被所謂實行憲政的欺騙宣傳所迷惑，以為國民黨真會實行憲政。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毛主席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國民黨頑固分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你們可以看得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來一個憲法，再來一個大總統。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給你。”他們的憲法也好，總統也好，都是假東西。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他們口里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他說：

　　“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寫，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國民大會，頒布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糊涂了。事情決不是這么容易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主要講黨的作風問題，指出“現在有些糊涂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著，例如關于什么是理論家，什么是知識分子，什么是理論和實際聯系等等問題的糊涂觀  念。”“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成死的教條，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他說：

　　“現在我們的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一個學生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為它是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走向勝利的科學。直到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圣藥，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應該作啟蒙運動。那些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地對他說，你的教條一點什么用處也沒有。”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邀集延安文藝界人士進行座談，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座談會系統全面地解決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他結合延安的實際，對有些同志因為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而發生的各種糊涂觀念進行了剖析：

　　關于“人性論”。他指出沒有超階級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

　　關于“人類之愛”。他指出“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丑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嗎？”

　　關于“暴露文學”。他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關于“魯迅筆法”。他指出“如果不是對于人民的敵人，而是對于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關于“不歌功頌德”。他指出“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對于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于人民的事業并無熱情，對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斗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里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愿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關于“立場問題”。他指出“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

　　關于“馬克思主義妨害創作情緒”。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破壞的是“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于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黨校作“時局問題及其他”的報告，指出思想準備對革命勝利的重要作用，他說：

　　“我們思想上有沒有準備，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時期是怎樣失敗的？客觀原因是帝國主義力量強大，主觀原因是我們沒有精神準備，思想糊涂，政策錯誤就失敗了。內戰時期也差不多是這樣，白區工作、蘇區工作都沒有取得勝利，客觀條件是由于帝國主義力量太大，國民黨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條是我們黨在政治上還非常幼稚，精神準備不夠。”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口頭政治報告，關于從農村到城市還是從城市到農村的爭論，他說：

　　“正確路線是要先搞鄉村，要研究農村情況。大家說這是正確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者走路，走到哪個地方走不通就要轉彎，因為那個地方走不過去。當然在鄉村盡走盡走，走他幾百萬年，這也不叫馬克思主義，而叫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當需要在鄉村時，就在鄉村；當需要轉到城市時，就轉到城市。”

　　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美國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了原子彈，一件是蘇聯一百五十萬紅軍出兵中國東北。八月中旬，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美國和蔣介石的宣傳機關，大力宣傳是美國的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了，包括共產黨內不少人也這樣認為。對此，毛主席指出：

　　“假如原子彈能夠解決戰爭，為什么還要請蘇聯出兵？為什么投了兩顆原子彈日本還不投降，而蘇聯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們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彈了不起，這是很錯誤的。這些同志看問題，還不如一個英國貴族。英國有個勛爵，叫蒙巴頓。他說，認為原子彈能解決戰爭是最大的錯誤。我們這些同志比蒙巴頓還落后。這些同志把原子彈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響呢？是資產階級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從哪里來的呢？是從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中來的，是從資產階級的報紙、通訊社來的。對于我們隊伍中的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也要像打掃灰塵一樣，常常掃除。蘇聯的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針對一些人對內戰缺少正確的認識，認為“不一定吧”，他用歷史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消除人們的糊涂認識，他說：“國民黨怎么樣？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按照蔣介石的方針，是要打內戰的。”“現在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他還指出：

　　“在人民中間，主要是在日本占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中間，還有相當多的人相信蔣介石，存在著對于國民黨和美國的幻想，蔣介石也在努力散布這種幻想。中國人民中有這樣一部分人還不覺悟，就是說明我們的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還做得很不夠。人民的覺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腦子中的錯誤思想，需要我們做很多切切實實的工作。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

　　一九四六年初，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煽動下，重慶、成都、南京、上海、北平、武漢等十四地少數學生進行反蘇反共示威活動，散發“告全國同胞書”、“致蘇聯抗議書”，提出“鐵血收復東北”、“自動參戰，武裝收復東北”、“打倒新帝國主義”等口號，要求蘇聯從中國東北撤軍，雖然一些學生是出于愛國熱情，但客觀上被反動勢力所利用，挑起美蘇對抗，引發世界大戰，美國總統借機表示要在“中國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不然俄國將在遠東取日本而代之”，美蘇關系遽然緊張。在此種情況下，新華社發表述評文章“在政府當局的縱容鼓勵下反動派擴大反蘇反共活動”，毛主席在審閱文稿時說：

　　“法西斯反動派之所以能夠煽動一部分群眾參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脅，一半依靠欺騙，即是利用人們不明東北真相與不明反動派挑撥國際戰爭與國內戰爭的陰謀之結果。我們相信只要東北真相被了解、反動派的陰謀被揭露，真正的群眾是決不會盲從反動派的。 企圖挑撥美、蘇兩大強國舉行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以便中國法西斯反動派好從中取利、從此‘翻身’的陰謀，是確定要失敗的。對于中國人民，因為這種陰謀完全是反民族的，即是說，如果反動陰謀實現了，僅僅于德日意法西斯殘余有利，于中國民族是絕對不利。”

　　在中國人民革命全國勝利的前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西柏坡召開，指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方針，毛主席在報告中要求學會管理城市，學會生產，他說：

　　“在城市斗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對于即將與國民黨的談判，毛主席也提出了原則：

　　“我們要準備一副清醒的頭腦去對付對方采用孫行者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興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們精神上有了充分的準備，我們就可以戰勝任何興妖作怪的孫行者。不論是全面的和平談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談判，我們都應當這樣去準備。我們不應當怕麻煩、圖清靜而不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也不應當糊里糊涂地去接受這些談判。”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間，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美國國務院發布《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的白皮書，白皮書特別詳細地敘述了抗日戰爭末期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中間，美國實施扶蔣反共政策，千方百計地反對中國人民，結果遭到失敗的經過。毛主席為新華社連續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評論文章，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于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毛主席指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而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他們不愿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斗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他說：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白皮書）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并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么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對于這些“存有糊涂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的人，“應當對他們進行說服、爭取、教育和團結的工作，使他們站到人民方面來，不上帝國主義的當。先進的人們應當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進行說服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美帝國主義參戰，威脅中國邊境安全，中國該做何選擇？當時做壁上觀的意見很多，中國剛剛結束戰爭，需要和平建設，再說裝備落后，很難跟現代化裝備的美國抗衡，毛主席主張必須跟美國打一仗，他說：

　　“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F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寫《駁“輿論一律”》的文章，駁斥社會上存在的“輿論不自由”的觀點，他說：

　　“有些糊涂的人們在聽了這些反革命論調之后，也好象覺得自己有些理虧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壓制自由”，豈不是很難聽的么?他們分不清楚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范疇。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而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則是合法的行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制度。”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南京干部會議上要求干部要跟群眾打成一片，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密切群眾關系，他說：

　　“ 我們的同志應當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職位高，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說資格老，多少年革命，這個資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時我們不要靠它。你資格老，幾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辦了一些糊涂事，講了一篇混賬話，人民還是不諒解你。盡管你過去做過多少好事，職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辦得不好，解決得不對，對人民有損害，這一點人民就不能原諒。因此，我們的同志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靠正確，不靠資格?？抠Y格吃不了飯，索性不靠它，等于還是什么官都沒有做，就是不擺老爺架子，不擺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來，跟人民見面，跟下級見面。”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會議上講話，談到知識分子犯錯誤的問題，他說：

　　“知識分子犯的錯誤就是動搖，看不清楚方向，一個時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識，為什么犯錯誤呀?你那么厲害，尾巴翹得那么高，為什么動搖呀?墻上一克草，風吹兩邊倒。可見你知識不太多。在這個方面，知識多的是工人，是農民里頭的半無產階級。你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識高。決定大局，決定大方向，要請無產階級。我就是這么一個人，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東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從工人、農民那里拿來的，都是從地方拿來的。中共中央好比是個加工廠，它拿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錯誤。知識來源于群眾。”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關于農民同盟軍問題，他說：

　　“工人階級沒有農民這個同盟軍，革命不能成功，建設時期也是一樣，沒有這個同盟軍不能建設成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問題始終是農民同盟軍的問題。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農村混了幾十年也不清楚。對于農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了解，因此就沒有根，一種風浪一來，就容易動搖。現在我們規定中央的同志一年下去四個月，到幾個社、幾個工廠，解剖麻雀，扎根串連，人民群眾的根扎在我們的腦子里，人民群眾的觀念才會扎深。”

　　關于獨立思考問題，他說：

　　“要獨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偉大的領袖，或者是挖煤礦的、挑大糞的、掃街道的，對的就跟他們走，看真理在誰手里，我們就跟誰走。合作化我們是跟貧下中農。‘多快好省’，是因為工廠、農村、商店、機關、學校、群眾中出現了多快好省，可以多快好省，為什么慢慢來?糊里糊涂地眼某個人是很危險的，要獨立思考。”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召集會議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各小組討論情況的匯報，談到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糊涂人，他說：

　　“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來的。糊涂人對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價值法則、等價交換等等，都是不清楚的。浙江幾十個縣委書記，只有一個人清楚。這么多人搞不清楚，我們就有責任了，是我們對他們教育不夠。我們要幫助這些糊涂人清醒過來。大辦社有經濟，必然刮‘共產風’。這是一字之差，要大辦隊有經濟，小辦社有經濟。廬山會議后，沒有想到會刮‘共產風’。去年幾個大辦，如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大搞商品生產基地，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誰也沒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調’，如果想到了就不會那么辦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濟南同山東省委負責人談話，了解農村工作情況，對于糊涂人，他說：

　　“如果不認真改正錯誤也不能當第一書記。對干部教育工作很重要，要向干部大講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集體所有制，什么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等問題。”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南京同中共江共省委負責人談話，談到共產風等問題，他說：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是國民黨作風。對群眾沒有感情，對貧農下中農沒有感情，不顧群眾死活，不了解情況，不聽群眾的話，也不聽上邊的話，這種人不能做領導工作。對社會主義革命如何搞法、社會主義建設如何搞法，沒有研究，沒有經驗，宣傳也不夠。所以，浙江只有一個縣委第一書記能把三級所有制、按勞分配、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說清楚。我看這不是一個省的現象，是個普遍現象，證明我們過去的宣傳工作不夠，解釋、訓練不夠，沒有給他們開過訓練班。今年這一年，我看是個大訓練干部的一年。讓他們把政策一定搞清楚，一定要在你們這次會議上搞清楚，叫他們明白過來，不然又是糊里糊涂下去。”

　　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毛主席同浙江省委負責人談農村整風整社問題，談到共產風、瞎指揮、退賠等，他說：

　　“要使他們真正懂得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區別，等價交換，不能剝奪農民。我們只講過剝奪地主，哪里講過剝奪農民。這種思想是最反動的，不是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破壞社會主義。”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批評黑暗風、單干風說：

　　“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只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務是從分析形勢提出來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務的提法就不同，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干。認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干，小部集體。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針、措施和世界觀上來。搞單干，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農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農民群眾的立場上？問題就是這樣擺在我們的面前。”

　　毛主席生前最后兩年里，發表了許多對世界的看法，是自己一看重要思想的總結，對于思想改造的問題，他有所指地說：

　　“上了大學，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做工人貴族。就是普通的工人農民每天也在進步。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于上級，群眾高于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于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

　　在風云激蕩的二十世紀，在中華民族崛起的革命歷程中，在中國人民求解放求生路的斗爭過程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在探索人類遠大理想的過程中，毛主席是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那一個，他指點了一個又一個迷津，他點化了一個又一個糊涂人，他指引了一個又一個正確的方向，如果沒有毛主席，“我們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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