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十八大后，毛澤東主義“斗爭哲學”漸漸回歸我們的政治生活。近幾年，“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已不斷出現在我們的政治、理論的宣傳中。這表明，實踐讓人們漸漸地同當年的毛主席有了一些共同語言。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頭便引用黑格爾的話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接著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1）對此，我們中國人似乎還可以進一步補充：在悲劇向笑劇的演導中，還有若干的預演、過門和插曲。因為社會生活中悲劇的演變，決不象文化戲臺上的悲、喜劇那樣能輕便、快捷和簡單地變化。

　　如何認識這一悲劇產生的原因，如何看待這一悲劇的必然性？歷史和現實的斗爭已經給我們顯現出來的線索端倪有兩條：一是，和平年代的斗爭有著同革命戰爭年代無法比擬的復雜性；二是，我們歷史的文化傳統以巨大的保守力量，或同化著，或拒斥著“斗爭哲學”。

　　這里順說一句：馬列毛的“斗爭哲學”，同人格獨立具有統一、同一性。

　　毛主席的“斗爭哲學”作為銳器法寶，在敵我分明、陣線清楚和嚴重對抗的舊社會的政治態勢下，曾指引和幫助了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踏上了走向主人地位的第一步。也因此，以及因毛主席本人的崇高威信，“斗爭哲學”，被人們接受下來。然而，后邊的路更長，也更為復雜。并且，舊社會這種特殊的極端性態勢下的斗爭，即廣大人民在極度窮困、生存無望的情況下造反、憤起斗爭，自古有之。對廣大群眾來說，這并不需要掌握“斗爭哲學”的全部涵義，尤其是正義、道德方面。也就是說，由廣大群眾參與的革命奪權斗爭的勝利，并不真正說明廣大群眾已掌握了“斗爭哲學”這個銳器、法寶。

　　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不但要破壞一個舊世界，還要建設一個新世界。而建設新世界的斗爭，同以往的革命戰爭相比，又有如下幾點特殊性：一是，敵我兩個陣線，通常要通過一系列斗爭才清楚。二是，最為突出、最為大量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情況較為復雜，并因其處于新舊社會大轉變時期，在斗爭中，具有一定的改變其性質和方向的可能性。三是，一部分群眾在舊社會因窮苦難耐，生存、生命無著，以及敵我鮮明對壘對抗而激發出來的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到了和平時代，在有利可得、生存暫有保障時，可能淡化、減損和嬗變。實踐證明，這種被逼上梁山的斗爭、犧牲精神，只要沒有在革命斗爭中進一步改造上升為自覺的革命精神，它很大程度上不是完全科學正確的革命斗爭精神。對極少數人來說，有的可能是奴性的野性發作，也有的可能是一種個人主義的鋌而走險；更多可能是乖巧的投機應勢，隨革命節節勝利大潮而發出的引人注目的吶喊、順勢捧場。它既極容易減損，也極容易嬗變為非理智的形式，復歸為原來固有的奴性。四是，革命戰爭年代那種斗爭形式造成的民眾性心理定勢，諸如一批二斗三關四殺，這些簡單的處理陣線清楚的敵我矛盾的有效形式，有極大可能被一些人順手拿來處理和平年代錯綜復雜的矛盾（其中大量是人民內部矛盾）。

　　這是造成歷史悲劇的原因之一。

　　造成歷史悲劇的第二個原因，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民族舊文化思想的影響。

　　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因種種條件，曾造就過舉世無雙的封建社會。這一封建社會和世界其它國家的同質社會相比，它不但在社會形態上十分成熟完備，而且其經歷的時間也長得無與倫比。也由此，它形成一個內容十分豐富和穩定的文化系統。誠然，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其精到精巧的偉大之處（若干年前，臺灣的柏楊，曾把它一概批判為醬缸文化，實屬極端片面）。如，它的社會本位的倫理思想，奉公去私、謙和互助的人際協調論，勤勞勤儉、艱苦樸素的奮斗思想等。但它也有明顯的缺陷，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以“羞羞答答的利已主義”為核心的保守中庸思想，及與其相關的無獨立人格精神封建處世哲學。這一缺陷，同無產階級文化思想，同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哲學”是大相徑庭的。

　　作為歷史舊文化的積淀，保守中庸思想和封建處世哲學，同夢魘一樣，魘壓著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在社會斗爭面前——

　　第一個應急反應是退避、不置可否、不論是非，在斗爭的多邊形上尋找內切圓的圓心，力圖立足圓心，不偏不倚；或在內切圓上滑動。在一些人的心理上，比較深刻的觀念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杰”“好漢不吃眼前虧”，遇有混濁，則掘泥揚波，逢到暈醉，即哺糟而歠釃；刻骨銘心的是“槍打出頭鳥”、“出頭椽子先爛”、“送花者香，栽刺者臭(仇)”、“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兩斗皆仇，兩和皆友”等。這些多如牛毛的“警世恒言”，大都有一定的消極作用。

　　第二個反應是：應時附勢，隨波逐流，凡見欲倒之墻，必積極湊上去盡力推之；凡聞權威聲音，就立即熱心唱和……

　　第三個反應是：不管是隨波逐流去斗爭，不管是沉默以“明哲保身”，只要遇到挫折，達不到保身利已的目的，馬上便叫苦連天，悲觀失望，或牢騷滿腹，甚至永無休止地嘮叨“人心不古，天理不存”。當然，舊文化觀念熏陶下的人也不是沒有一點自我的斗爭精神，不過這種斗爭精神──這正是我們要說的第四個反應：在一切明哲保身、推欲倒之墻和發牢騷都無用──不但無用，甚至禍及自身，無法生存時，這些舊文化觀念下的人中的一部分（即不是這些人中的全部，當然也不是極少數），則會一反常態，以一種異常猛烈的態度介入斗爭，不惜豁命相拼，甚至鋌而走險，進行破壞性反抗。這種斗爭和反抗，說到底同毛主席所提倡的共產黨人的“斗爭哲學”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的。由這種文化變態而激發出來的無序斗爭、甚至野蠻，造成某些苦果，不應把它簡單地記在“斗爭哲學”的帳上。因為，作為現實存在一種舊的觀念力量，它不可能不表現；沒有人提倡斗爭哲學，它也照樣要表現。要使之克服，亦不可能光靠甜蜜的允諾，安詳的勸導和溫馨的撫慰的。

　　以上所揭示的四個原因，尤其是對舊文化觀念下的人們的言行寫述，盡管反映的是幾種典型，決不是指大部分人，更不是說所有中國人都是這樣。但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是這樣，故有很大的能量。在建國后的一段時期里，它們裹挾在我們黨和毛主席所高舉的“斗爭”旗號下，是不可能不使共產黨人的這一斗爭法寶暫時的失靈的，也不可能不造成毛主席個人和社會的雙重困難。

　　辯證法常常要等待歷史許久。而因不能等待，不能忍受辯證法進軍的開始階段所造成的痛苦（這也是歷史滌罪的必然痛苦），而拋棄辯證法，則永遠走不出歷史悲劇所設置的怪圈的。因為這等于人們常比喻的讀書必須繳學費；而今已繳過學費，卻仍沒有成績，并半途而廢——重蹈中國人造反的歷史舊周期，豈不可惜。

　　從社會整體方面作進一步明確的分析，可以說，悲劇在于斗爭哲學首先遭到習慣勢力的阻抗，接著被扭曲變形，最終斗爭所爭取的目標不但沒有實現，反而走向其否定自身的反面。

　　因為傳統文化的影響，使我們民族不少人缺乏堅定的原則精神。故在一定時間里，不能正常地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難于進行嚴肅認真、實是求是和充滿熱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然而，矛盾、斗爭是普在的。在嚴肅的思想斗爭面前，不少人開始通常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在必須參與的斗爭面前，有些人則又不甚考慮實事求是、堅持真理、搞清是非、團結同志、做好工作的科學態度，而把功夫用在辨風向、識潮流上。在社會大潮主流面前，有些人即使自己已認識到錯誤觀點、事物傾向，也不能按正當正常的組織原則進行批評(斗爭)。有一些人非但如此──為了表現自己對潮流的積極和忠誠，還十分賣力地去作“指鹿為馬”式的論證（當然，按組織原則辦事，同組織保持一致而暫時保留個人意見，在組織布置下服從紀律，統一行動，不應算作放棄原則），甚至加以發揮創造，使小溝成大河，小錯成大錯。有時明知其中是非，心存不同觀點，私下也常嘀咕，但表面上照樣是口號激昂，感情動人；照樣是千字文章，萬字論著，浩浩洋洋，不絕于世。當然，也有些人，開始尚有一點正確的斗爭精神，有自我人格尊嚴，但經不住來自錯誤方面的斗爭，在一頓頓大棒捶打之下，就呻吟，就張皇，就痛心疾首，就大叫“難得糊涂”。于是就變節，改腔換調，——且格外用力，以示真誠。有如此種種人，而布魯諾式的人物終是寥寥。結果只能，萬人一面，億口一調，本來僅有的小錯，甚至本來正確的東西，在迎合投機、誠惶誠恐的心理下被學舌的鸚鵡和效顰的東施機械模仿為錯誤。而錯誤一旦產生，又以訛生訛、錯上加錯，最終放射擴大為離開本來目的、目標的十分荒唐的東西。此時，“斗爭哲學”的豐富內容，純正的目的，科學多樣的方法都不見了，僅剩下“炮打、火燒、油煎”那些所謂“罪魁禍首、千古罪人，烏龜王八”的庸俗鄙陋的斗爭。飛瀑之下必有深潭。兩極相通。在一種極端傾向之后常常會出現另一種相反的極端傾向。當斗爭的火力已大到不可能再大時，不久，炮打、火燒和油煎別人的人又該讓開始被炮打、火燒、油煎的人炮打、火燒、油煎了，于是就有混戰，就有朝秦暮楚的二子逆臣，就有莫名其妙的潮起潮落。虛妄的斗爭和斗爭的虛妄轉眼變成斗爭的冷淡；原來為之斗爭所爭取的正確目標不是被冷落在一邊，就是被指責為罪孽。此時的社會中的部分人們，雖能正確且異口同聲地指出現實中發生的悲劇，有個別人甚至還發誓批判清算“悲劇的制造者”。可惜，這種信誓旦旦的人，沒有多少人能去考慮自己在悲劇中有沒有責任，更不去研究這種悲劇在歷史發展中有無不可避免性，以及能否把異已規律變成自覺認識。總之，往日斗爭表明，在一些人的靈魂深處，同毛主席“斗爭哲學”決無一致之處的庸拙不堪的斗爭意識還在起作用。

　　而從毛主席個人來說，困難在于他自身的偉大斗爭精神，在建國后即被孤立起來。這種孤立的斗爭精神，因為有權力和以往的威信支撐，不但使他本來想通過積極的思想斗爭造就民主的欲望一時化為泡影，并使自己似乎成了專斷式的家長。

　　建國后的毛主席，仍像革命戰爭年代一樣，堅持原則，堅持斗爭，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在發生意見分岐時，他仍一如既往，──不怕以一人“否定”大家（革命戰爭，他就常常獨樹一幟，堅持自己認定的原則）。這種情況在過去的革命戰爭年代（這里主要指毛主席實際成為我黨我軍的最高領袖后），他的戰友們并不因為他位尊于首，并有中央委托交給他的“個人否決權”，而不敢同他爭論、爭執。資料表明，在那個年月里，無論是彭德懷、劉少奇，無論是朱德、周恩來和任弼時，都敢于同他“斗爭”。這種斗爭的結果，也互有勝負；對人的處理也不是沒有差錯，但的確起到了最終能搞清是非，堅持正確意見和真理，團結同志，做好工作的作用。

　　可是，建國后的情況漸漸反常了。在發生分岐意見時，人們開始是注意毛主席的不同意見，漸漸地變為擔心同毛主席產生不同意見。此時，當發生重大原則問題，開展批評斗爭，毛主席一如既往地從自己認定的原則出發（自己沒有發現錯誤，就應堅持），又堅決堅持自己觀點時，有人開始盲目服從，也有人以尊重權力為目的，開始批評別人對毛主席所持真理的不服從（實際批評者可能并未搞清什么是真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一方（毛主席）強烈的原則心理，同另一方（其他人）避退求和心理，形成極為巨大的思想落差。這就使毛主席的晚年，無論正確還是錯誤，他的觀點都會成為組織決議。特別是當個別人堅持不同意毛主席的觀點，毛主席總有多數人（實際上這很可能是虛假的多數）通過決議，而使這些人不受重用（從組織原出發，這是不可能不這樣的），甚至因斗爭的復雜，一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人們漸漸不敢從正面提出同毛主席的不同意見，——哪怕這些不同意見是十分正確的，并且實際有多數人在暗地里支持。因為，每當正面交鋒時，往往因毛主席的堅決態度，具有不同意見的多數人，反而紛紛做起檢討來。幾乎沒有多少人能象毛主席那樣，──只要自己認為正確，便要堅持（在行動上不反對組織上通過的決議，但個人保留意見），降級罷官也在所不惜。由此，毛主席的個人悲劇在這里產生。到后來，毛主席身邊少有不同聲音，民主一時冷落。盡管他并不愿意一人說了算，但有些人們盡管一邊在心里批評他一人說了算，卻恭維著，甚至“逼”他仍舊一人說了算。這就造成了似乎是“一個頭腦代替億萬人頭腦”的狀況。

　　針對建國前后，戰爭年代到和平年代一些人對毛主席態度的改變，針對建國后有人受到毛主席的不公正處理，而使黨內很多人不敢向毛主席提出批評（即斗爭）的情況，有人辯白解釋（實際為自己辯白）說：建國后，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掌權，黨得到人民擁護，這時堅持原則，敢于批評斗爭，如受處分，個人不光彩。這種辯白乍聽起來似乎有理，其實，這實際上還是一種明哲保身，只不過是因它有著深厚的文化思想沃土，不少人在靈魂深處對此卻“高度”認同、認受！毛主席則相反，他始終認為真正的共產黨人，個個都應堅持原則，不要顧惜個人名譽得失。人人會犯錯誤，他自己會犯錯誤，共產黨也會犯錯誤。所以，堅持原則，在組織和紀律允許范圍內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是必須的。堅持原則，是雙向的，批評者要堅持，被批評者也要堅持；雙方都要堅持，這是個人獨立人格和組織原則，都要求的東西。那么，誰是真理呢？最終只能讓斗爭來辯明，在實踐中證明。

　　撇開毛主席在實踐中所堅持的一些具體觀點不談（因為，這些具體觀點總可能有這樣那樣的探索性缺失），他的堅持原則搞清是非，愛憎分明，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的精神，完全是正確的，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最終也有利于人民事業的發展。鑒于他所認識到的斗爭的重要性，在處理他和別人認識和思想的矛盾時,他始終從兩方面提出實現斗爭的要求,一是自己要堅持原則，沒有認識到錯的，就不能盲從、屈從于多數人（但行動上要服從組織決議），應堅持到自己認識錯了，或別人知道錯了為止。二是作為別人，要敢于對權威（包括毛主席本人）的缺失提出批評，敢于堅持原則，因為有時真理讓權威或組織認識、接受，要有一個過程；又因為被批評者是代表組織的權威，批評者受點不公正待遇是有可能的，也可以說是正常的。比如像毛主席本人，早年受過的很多不公正待遇，以及毛主席在1965年前給彭德懷的不公待遇。其實，當認識仍在斗爭中選擇的時候，出現這些問題，實際是正常的。人們不能指望革命和發展的每一步都合理、美好。因此，把個人名譽利益放在第一位去考慮的人，那種做一點好事，開展一點斗爭，就要求社會人們承認；堅持一個原則，馬上要人給他戴上英雄的桂冠，這是一種利己之心，且過于短見，更有悖于共產黨人本來確立的“為人民利益不怕犧牲一切”的思想；也有點諷弄褻瀆革命先烈、前輩革命精神的變節之鄙。所以，毛主席要人們敢于當海瑞，當真海瑞；當一個把棺材抬著向皇帝進言勸諫的海瑞。而不是總想冒險當一下海瑞，企望立即受人稱道，馬上加官進爵的假海瑞。當一個按組織原則辦事、說話的現代海瑞。當一個受了不公正待遇還要冷靜嚴肅地堅持真理的海瑞。對現代共產黨人來說，就是既堅持原則，又不搞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更不搞私下的個人或幫派活動。為了真理，為了真理的實現，個人做點犧牲，也當無怨無悔。

　　也許有人認為：“斗爭哲學”是人類思想、認識的高境，在很長時間里，很多人難以掌握，在現實的社會條件下，它的運用必然造成悲劇。我們可不可以首先通過學習，在人們從理論上學懂斗爭哲學的全部內容后，再把人們帶上斗爭之路呢？回答是否定的。在前邊的類似問題上，我們已經作出了這樣的回答。此外——我們一直在說，斗爭永遠是一種客觀存在，是永不熄滅的赫拉克利特之火。它不是人造的，當然也不會有一種突發的善的“帶入”，而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此外，斗爭哲學作為正確理論，它轉化為正確實踐，其中介始終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而且主要是實踐，必有一個跌跟頭般的實踐過程。況且，傳統文化的保守中庸部分，有時還是需要一點非理智非規范的斗爭去沖擊的；沒有這種沖擊，沒有“斗爭哲學”的首次演示，我們就不可能使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在“滌罪所的歷程中”，是要領災受劫的──甚至不可能是一點點和一個極短時期。

　　悲劇是喜劇的先導。毛主席十分清楚這一辯證法。他不害怕人們指責他是“討厭的好斗的亞力司”（2）。他以驚人的膽識，以自身的崇高威望，把斗爭之火引出舊文化系統的鐵幕，把我們民族的弱點鼓凸出來，把我們一些人的平庸、偏私和懶惰暴露出來……總之，把問題揭示出來，使之同現代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發生撞擊，以期在未來有一個突破性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真正打破中國自我封閉、千年沉睡的狀態。這正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仍需要重申，盡管昨天的史無前例的沖擊，必然以悲劇形式演出第一幕，但它卻以喜劇為最終目標，──也實際寓涵著喜劇。社會主義的大戲，未來社會的大戲，肯定是要有這一幕的。這也是毛主席系統地毀滅包括一切迷信（包括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和迷信）在內的各種舊文化、思想和習慣的戰略性步驟之一。

　　通過主動沖擊，以鼓凸暴露我們民族弱點的必要性在于：這些弱點，似如肌體病毒，它也是一種客觀性存在，不以接種疫苗（接種疫苗會有不適和痛苦）而產生免疫抗體的方法來解決，它日后的自然暴發，或使社會頹蛻復辟舊制度，人民的痛苦和傷害將更大，甚至不可控制。有道是：害怕局部犧牲，而扼抑人民主動的——且基本有序——的文斗，久而久之，終至武斗；即不搞文“和”的革命，就必然醞成武革。所以，從馬克思到列寧，到毛澤東，對此，都有同樣的看法，或類似的看法。

　　歷史結論是：害怕積極有序的斗爭，終造奴才和社會停滯。由人民的歷史主動性開展的斗爭、革命所形成的陣疼和犧牲，要比長期維持舊制度、舊文化思想所造成慢性傷害和痛苦，要小得多！謂予不信，請看中國的兩千多年的封建黑暗、人民的苦難！！

　　為此，我們要為黨越來越多地提倡“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歡呼！！

　　注：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603卷

　　（2）參見《古希臘羅馬神話》亞力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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