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接上篇）

　　——文章連載之二。本篇主要寫述帝修反對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

　　二十世紀人類總的發(fā)展格局是，終結性人民革命在世界發(fā)生了實質性突破和前進探索，而資本主義——包括已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內部的剝削階級殘余——則也在遭到重創(chuàng)后一直進行反撲，共產黨內部也有“新剝削階級”產生，而“修正（改）”原本正確的革命大方向，阻撓、破壞人民革命的繼續(xù)發(fā)展，構成了人類由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發(fā)展的大過渡期第一個大回合的劇烈暴力沖突與“和平演變”相雜的情形。毛澤東主義“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防和平演變、反修正主義、反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探索性實踐，隨此應運而生。

　　一、杜勒斯類“和平演變”的總體戰(zhàn)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出現(xiàn)在世界東方，從而形成東西方對峙的世界格局，這自然是西方國家所不愿見到的。一切資產階級反動派、帝國主義者不會甘心他們在東方統(tǒng)治奴役謀圖的失敗，不會眼看著資本主義大廈的毀塌，他們要作拚死的斗爭，這是剝削階級的本性決定的，特別是終結性人民革命的早、前期——它們在世界范圍內力量仍十分強大的情況下，斗爭有時是十分殘酷的。

　　1、  英國邱吉爾、美國杜勒斯兄弟如是說。

　　1946年3月，英國首相邱吉爾在訪問美國期間發(fā)表富爾頓演說，揭開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zhàn)”的序幕。幾乎同時，美國艾倫•杜勒斯提出了“和平轉變”社會主義國家新戰(zhàn)略。十年后，美國艾森豪威爾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所謂“和平取勝戰(zhàn)略”，作為戰(zhàn)爭政策的補充手段，其中，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的言論是最有代表性(艾倫•杜勒斯同約翰•杜勒斯，兩人為兄弟關系，均是冷戰(zhàn)時期的和平演變專家)。

　　1957年4月23日，約翰•杜勒斯在紐約發(fā)表的演說，把他的和平演變政策明確概括為六點，即：一、“提供范例，證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過我們的情報和文化交流計劃，“使全世界都知道這種情況”；二、借助于類似在聯(lián)合國通過決議譴責蘇聯(lián)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國家知道他們并未被遺忘”；三、“決不犧牲他們的利益來解決任何政治問題”；四、“推崇和贊譽那些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動暴力的起義；五、“讓蘇聯(lián)的統(tǒng)治者看清，我們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鼓勵走向自由的演變”。

　　2、  和平演變的理論系統(tǒng)化及其戰(zhàn)略形成。

　　從杜勒斯開始，西資和平演變的理論趨于系統(tǒng)化，并產生了相應的完整戰(zhàn)略。其標志是毛主席去世后，尼克松發(fā)表《真正的和平》《1999：不戰(zhàn)而勝》，以及1989年出版的布津熱斯基所著的《大失敗》等“和平演變”的理論著作。不過，這些著作在出版前，著作中的思想觀點，已散見于——毛主席還在世時——尼克松、布津熱斯基等人發(fā)布的言論中。在這些言論中，資產階級政客們全面制定了通過援助、貿易、旅行、新聞事業(yè)、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以及利用資金和技術，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培養(yǎng)資本主義種子，沖破社會主義鐵幕，以達到“和平演變”的實施計劃。本章后，附有《資產階級政客“和平演變”理論輯錄》（附文、注1）和《中情局的十條誡令》（附文、注2），可供閱讀。

　　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后，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戰(zhàn)略，開始全面實施。他們一邊根據(jù)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和開放，以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動蕩，全面發(fā)動對社會主義的“和平政治攻勢”，叫嚷著“把馬克思主義拋進歷史的垃圾堆”。他們不但發(fā)動美國“要舉國一致地致力于援助民主事業(yè)的發(fā)展”，并提出——當今各民主國家考慮如何幫助世界上的民主政治運動──才是明智之舉的觀點。斯大林之后的蘇聯(lián)，西方政要利用蘇聯(lián)在“和平演變”氛圍下“改革”的大好機遇，把蘇聯(lián)的“政治乞討袋”當著旗幟揮舞，半是慫恿、半是脅迫地提出同蘇聯(lián)展開“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和平競賽”，終使蘇聯(lián)解體。隨后，他們如法炮制，又針對中國。

　　——具體手段：

　　一是利用宣傳渠道大搞文化滲透。多年來，他們利用網絡、利用“美國之聲”、“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等，大搞宣傳工作，大肆鼓吹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他們以傳播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發(fā)生的重大事件之信息”為名，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前進中的問題和暫時困難，散布社會主義危機論、失敗論；他們打著“客觀公正”報導的幌子，造謠生事，誹言妖誣，進行反對無產階級政黨及社會主義的宣傳，無孔不入地煽動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不滿。他們利用不同層級的剝削觀念對人民的影響，讓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其它舊觀念的死灰復燃，利用經濟、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交流活動，美化宣揚西方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落后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宣揚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培植人們對西方的盲目崇拜情緒（今天的中國，有一部分人已迷醉其中）。

　　二是以經濟援助為誘餌、貿易合作、全球化為圈套。社會主義國家一旦上鉤入套，他們即施加政治壓力，迫之就范（在中國，一些資精也深諳其道，力圖用經濟上同國際接軌，倒逼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成其跟班、走上附庸式“弱”資本主義道路。因為，西方精英心里清楚，中國如果搞成強盛的資本主義，對自己、對世界則也有滅頂之危。奧巴馬關于——中國如有象美國和澳大利亞人一樣生活——是世界的災難，其中深層涵義，實際含有這一點的）。西方政治家有一個堅定的政治原則，強調“對外援助”必須為“戰(zhàn)略目標”服務。他們赤裸裸地提出：提供經濟援助必須以受援國向著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變革為條件，援助必須有利于“促進西方化”的改革進程。一向以營私自利為鐵則的西方資產階級，如此熱衷關心社會主義改革，并且喋喋不休地說三道四，不厭其煩地指手劃腳，他們的“司馬昭之心”，還需別人去揭示嗎?

　　三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積極網羅、并賣力支持反動勢力。他們利用一些國家完全放棄階級斗爭，或利用一些國家人民因以往在階級斗爭上的失誤，轉而出現(xiàn)毛澤東所批評的“丟刀子”──變得無嗅無覺，毫無警惕的情況，而大力網羅親西方人員；利用國際互訪、學術研討和文化交流，培植親西方勢力；利用免費培訓、懸賞國際榮譽（這幾十年的社科類的諾貝爾獎，最具這方面的特征。中國的莫言，正是因為他抹黑毛澤東時代、強烈攻擊社會主義，被西方青睞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優(yōu)先出版論著、特邀參加會議等方式，爭奪、策反高級人才；如蒼蠅逐臭般地尋找、鼓勵和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并在其中進行政治挑唆；大力抬舉、宣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資助成立各種離心于共產黨的政治組織和團體；他們還利用和鼓動宗教組織，布教說經，以宗教影響，來削弱、對抗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為反社會主義勢力，壯膽張目。

　　四是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失誤和困難，攻擊造謠，推波助瀾，破壞社會穩(wěn)定。西方反共勢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尋找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弱點”，特別是經濟領域中的“弱點”，煽動“不滿和對抗”，使“人民和政府之間發(fā)生磨擦”；他們還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打入楔子，使他們相互不滿和相互猜疑”；“煽動民族主義的火焰，鼓勵鐵幕后宗教感情的復萌”，從而達到使社會主義國家不戰(zhàn)而散，資本主義“不戰(zhàn)而勝”的目的。

　　五是不斷爭奪青年一代。早在杜勒斯在世，他們就揚言，把“和平演變”的希望放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如今代代相續(xù)，他們目標又放在新的青年一代身上。為了爭奪青年一代，他們把重點落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留學生身上。其用心是一箭多雕，一舉多得。首先是讓人才“洗腦換魂”，來日學業(yè)有成，心駐身留，直接為西方服務。二是讓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由知識、才能的載體，傳播到社會主義國家。

　　3、  和平演變的特點。

　　演變手段，可發(fā)現(xiàn)有如下特點：

　　一是經濟打道，突出資產階級政治。在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家中，無不憎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的政治意識，在“和平演變”的謀圖中，他們始終以淡化、軟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意識為目標。

　　二是圖謀明確，突破重點。“和平演變”的根本戰(zhàn)略圖謀，就是讓社會主義國家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在具體行動上則是循序引導，漸步入深，設計道路，讓你自己去走；引你入陣，讓你欲退不能。

　　三是手段狡猾，賭注巨大。為了搞垮社會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幾乎運用了政治、經濟、外交、貿易、文化、教育、宗教等一切手段，施展了全身的解數(shù)，投入了盡可能大的賭注。

　　四是進攻性強，欺騙性大。資本主義利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xiàn)的困難和失誤，互相鼓勵對社會主義國家“發(fā)動進攻”。

　　4、  結果。

　　迄今為止，和平演變最大的果實在蘇聯(lián)。如前所論，斯大林去世后，迫于西方帝主義、本國資產階級壓力，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lián)共產黨產生了修正主義，蘇共開始腐敗，隨后權貴官僚氏族集團漸漸形成；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戈氏實行的“無底線”改革，一方面，完全否定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提倡普世價值，宣傳人類共同利益原則（戈爾巴喬夫有這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歪曲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必然是短缺經濟，夸大自己國家與西方世界的差距……等，加之國內民族問題因素，1991年12月25日，蘇聯(lián)總統(tǒng)戈爾巴喬夫被迫宣布辭職，共產黨倒臺，蘇聯(lián)解體。

　　二、毛澤東主義“防和平演變、反修正主義”的思想、理論

　　事物總是在兩方面（或多方面）的對立中存在，在對立面的反復（即曲折）斗爭中揚棄、否定和發(fā)展，發(fā)生舊質向新質飛躍。而新的事物質態(tài)產生，也同時是說，有新的對立面取代了舊質態(tài)的對立面。無對立面，即無事物，也談不上發(fā)展。在終結性人民革命這一大過渡期，將長期存在社、資兩個主義，無、資兩個階級的斗爭、揚棄和否定。這一辯證規(guī)律蘊涵的革命性還在于，在必然反復、必有曲折中，社會主義要素仍應以科學的能動性、直面斗爭，頑強戰(zhàn)斗，拒絕綏靖，更不投降。這里要多說一句：歷史學家很多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超穩(wěn)態(tài)系統(tǒng)，之所以出現(xiàn)超穩(wěn)態(tài)，愚見以為，在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說，即與國人受孔儒近利的自私、中庸調和文化熏陶洗腦，而一次次綏靖、投降有關。為此，毛澤東主義對歷史文化批評的著（作）力點。

　　現(xiàn)實中的苦果，從實踐上說，正好激活人們的社會主義創(chuàng)造性思維，給毛澤東主義“階級斗爭”綱下反修、反和平演變的理論的產生既提供另一層面的“土壤”，也同時對其科學性提供了極有力的證明。可以預知，這些理論，終將加快終結性人民革命的發(fā)展進程，——盡快走出低谷，在世界范圍內產生社會主義的發(fā)生點。也可以肯定，在下一個世界性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主義的這些史無前例的偉大探索性建樹，就會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定向基礎上，起到逐步鞏固社會主義的偉效。

　　毛主席的防和平演變，大體是從西方和平演變理論和行動、蘇聯(lián)修正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內出現(xiàn)的修正主義三個方面，提出問題的。

　　1、                 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必然“折線上”洞悉西資和平演變的謀圖（以下，系對他人文章整編）。

　　建國不久，毛主席即關注西方和平演變專家杜勒斯的種種言論，認識其危害，提醒全黨和全國人民提高警惕，尋求對策。

　　上世紀50年代末期，毛主席在新華社編發(fā)的《參考資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關言論之后，即于1958年11月30日，對各協(xié)作區(qū)主任發(fā)表談話中說：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專人看《參考資料》。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召開了一次小范圍的會議，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在開會之前，他要當時擔任他的國際問題秘書的林克找出杜勒斯關于和平演變的一些講話，送給他看。林克選了三篇杜勒斯的有關講話送給他。這三篇講話是：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亞州商會發(fā)表的題為《對遠東的政策》的演說；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提出的證詞；1959年1月31日杜勒期在紐約州律師協(xié)會授獎宴會上發(fā)表的題為《法律在和平事業(yè)中的作用》的演說。

　　據(jù)林克在《回憶毛澤東對杜勒斯和平演變言論的評論》一文中說：毛主席以前曾看過這些講話和其他一些材料，這次他又重新看了這幾篇講話。他和林克談了他對這幾篇講話的看法，隨后讓林克根據(jù)他的談話內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講話前擬一個批注送給他。林克根據(jù)他的意見照辦了。毛主席即指示將批注連同杜勒斯三次講話的全文印發(fā)給與會同志。以下是毛主席依次對杜勒斯三次講話的批注全文。

　　——對《對遠東的政策》的演說的批注：“杜勒斯在這篇演說中對東風壓倒西風，對世界力量對比越來越不利于帝國主義的形勢表示驚恐，但美國不僅沒有打算放棄實力政策，而且作為實力政策的補充，美國還企圖利用滲透、顛覆的所謂‘和平取勝戰(zhàn)略’擺脫美帝國主義‘陷入無情包圍’的前途，從而想達到：保存自己（保存資本主義）和逐漸消滅敵人（消滅社會主義）的野心。”

　　——對杜勒斯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提出的證詞的批注：“杜勒斯說：‘基本上，我們希望鼓勵蘇聯(lián)世界內部的演化，從而使它不再成為對世界自的由的威脅，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設法實現(xiàn)共產主義化的目標和野心。’這段話是杜勒斯的證詞的主旨。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lián)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lián)復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zhàn)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證詞中雖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戰(zhàn)，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國要搞和平共處。因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眾院外委會的另一次發(fā)言中叫喊：‘決不能結束冷戰(zhàn)’，否則帝國主義就要遭受失敗。”

　　——對《法律在和平事業(yè)中的作用》演講的批注：“杜勒斯說，要以‘法律和正義’代替武力。但又強調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xiàn)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演變。，杜勒斯這段話表明：由于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日益強大，由于世界帝國主義力量越來越陷于孤立和困難的境地，美國目前不敢貿然發(fā)動世界大戰(zhàn)。所以，美國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美國在標榜希望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xiàn)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毛主席的講話和這三個批注，揭示了杜勒斯和平轉變戰(zhàn)略的實質：“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手段，促進“我們內部起變化”，“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

　　毛主席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注意杜勒斯有關和平演變的言論，是他清楚看到：東西方冷戰(zhàn)逐步走向高潮，從綜合實力來講，西方處于優(yōu)勢，因而他處于攻勢，便想出各種方法來對付東方。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必然面臨一個怎樣應付西方的挑戰(zhàn)的問題。尤其是中國，當時國際上還出現(xiàn)了一股不小的反華浪潮；受這種浪潮影響，毛主席實際上已開始將當時黨內的一些人的形左實右、忽左忽右、極力提倡包產到戶……等，同修正主義在中國出現(xiàn)的可能性，作聯(lián)系性思考。也可以肯定，此時毛主席的思考，是必然從“人民內部矛盾、認識問題”“要團結教育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出發(fā)點。

　　歷史發(fā)展不是盡情遂直的。人所共知，繼杜勒斯之后，西方世界又出現(xiàn)一幫主張對社會主義搞和平演變的政客、政要，如尼克松、里根、布津熱斯基和基辛格等。并且，在毛主席去世后，以美國為代表的一批批西方政要、政客和權貴，紛紛迎著中國資精的“中美是夫妻”的熱意濃情的歡歌，樂不知疲地卷進和平演變中國的狂熱中。

　　2、修正主義是西資“和平演變”的軟骨蟲、應聲蟲。

　　作為西資和平演變的第一個——也是最大的一個成果，即蘇聯(lián)出了修正主義，政權變了顏色，蘇聯(lián)的解體。

　　在毛澤東主義中，修正主義是有著明確含義的。所謂修正主義，其本質就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變革資本主義私有制、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修正主義者否認生產力已經發(fā)展到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不相容的地步，人為設定并無限提高無產階級革命的生產力界限，人為貶低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以此作為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基礎。修正主義者否認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力發(fā)展導致的生產高度社會化的矛盾會導致不可克服的經濟危機；認為這種危機“可以通過現(xiàn)代信用制度的靈活性、交通和通訊的完善化、商業(yè)統(tǒng)計和情報機構的改進、工業(yè)家組織的擴展都會對生產活動與市場狀況的關系等等加以克服的”。而不認為這些東西只能起到進一步加劇和推進貧困化的作用，從而使危機因素累積，從而使危機更加深刻更加猛烈的爆發(fā)出來。在現(xiàn)實生活中，修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區(qū)別在于，修正主義者始終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而當資產階級采取一系列緩和階級矛盾的政策時，作為資產階級反共的急先峰和最兇殘的打手：修正主義在這些方面的表現(xiàn)更加淋漓盡致。

　　實事求是地分析，不難看出，蘇聯(lián)政權變色，國家解體的原因，是內外“復合式”和平演變的結果。首先，斯大林后期的黨內，已經在產生特權集團、官僚集團，——自身在作蛻化演變，斯大林去世后，這些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了為個人撈取更大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繼續(xù)演變。用毛主席的話來說：因為沒有人民的大民主，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沒有什么權利，無法監(jiān)督黨和政府；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被打擊迫害。由是，導致蘇聯(lián)的內部自行的和平蛻變。另外，西資壓迫和誘惑，這些軟骨蟲——即毛澤東定義的黨內資產階級，只能搞修正主義，趨附于西資，抹掩社資矛盾，否定階級斗爭，宣揚所謂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

　　當時蘇聯(lián)修正主義被西資精英勾魂，而搞資改革和投降的事實，有人是這樣描述的：

　　——西資精英含情脈脈地招喊：“來呀！這里有民主，有人權，有自由，有繁榮的經濟!就在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大海里……”幾乎所有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家也都在一旁賣力鼓呼著，情真意切。最早，波蘭的曾獲得西方諾貝爾和平獎的——全國工會頭子瓦文薩相信了，接著，同樣獲得西方諾貝爾和平獎的——蘇聯(lián)著名物理學家薩哈羅夫（不同政見者），在一幫同伙的擁簇著，不斷發(fā)表著反社會主義的政見。此后，戈爾巴喬夫，也不得不聽了──“盛情不可卻”啊！于是就有《新思維》，就有“公有制就是無人負責的所有制”，──選擇了同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如出一轍的熱昏的胡話（中國，在毛主席去世后，一直到今天，一些資知之精，仍在附和西資的鼓呼）；于是就改革，就有所謂的“政治公開性”“全民的民主”……殊不知，當西方資本主義普世價值一旦立腳，這種改革就會邏輯地，也是進一步地深入資本主義“和平演變”軌道中。于是“改革”不可逆轉了，隨之而來的是，波蘭等東歐國家的不死不活的困境，就是蘇聯(lián)在“演變”洪水下崩潰，就是瓦文薩類人的后悔。戈爾巴喬夫本人，這個自以為聰明，但實際上政治極其短視的思想侏儒，也被自己引來的洪水沖到了被人遺忘的地方。

　　因為蘇聯(lián)原本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在起點上，也同中國差不多——系由相對落后國家以躍遷步伐跨進社會主義大門的。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蘇聯(lián)曾幫助過中國，也一度是中國的榜樣。所以，中國一直以“十分的關注”的心態(tài)，看待蘇聯(lián)。這是理所當然的。對蘇聯(lián)搞修正主義，發(fā)生和平演（蛻）變，——如上所說：自然也就早早引起毛主席的重視，作縝密研究，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其做工作、批評和批判，悍衛(wèi)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這既是為了蘇聯(lián)，也是為了中國自己、中國的社會主義。毛澤東主義這方面的偉大建樹，將永銘史冊。

　　其一，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毛澤東敏銳地看到了它必然導致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離。

　　上世紀50年代末，毛主席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xiàn)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xiàn)在是不是也被蘇聯(lián)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際上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

　　此后，修正主義的概念出現(xiàn)在毛主席主持起草并經他修改后發(fā)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重要文章中。文章特別指出：“在借口反對教條主義而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們中間，有些人索性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界限，否認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界限，否認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之間的界限。”因而文章明確提出：“我們在堅持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

　　接著，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又提出了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他說：“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他還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在這之后，毛主席把警惕黨內特別是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作為防止資本主義制度復辟的一個戰(zhàn)略思想，作為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提出來，。毛主席曾多次講過，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可是共產黨可以把共產黨打倒。這就是指堡壘是有可能從內部被攻破的。毛澤東這里是指：敵人從我們堡壘內部，奪我們的“心”、攻我們的“心”，改共產黨領導人的“心”。現(xiàn)實證明，毛主席是很有預見性的。

　　近半個世紀來，歷屆美國政要人物都強調：“實現(xiàn)和平演變的前提是軍事威脅”(尼克松)；“威懾是我們防務的核心”(老布什)；克林頓則積極推行“接觸加遏制”的和平演變戰(zhàn)略。但他們同時又認為“意識形態(tài)的號召力將起決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搞攻心戰(zhàn)”，要將70％的力氣用于攻心戰(zhàn)。他們所謂的攻心戰(zhàn)，主要是開展思想理論攻勢，進行思想文化滲透。而這種思想文化滲透的目標，主要是集中在妄圖摧毀共產主義思想理論體系上，瓦解人們對它的信仰。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現(xiàn)代修正主義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歷史軌跡。而這種軌跡正是適應了西方敵對勢力以“攻心為上”的戰(zhàn)略需要。赫魯曉夫借口時代的變化，在反對教條主義、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修正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認為無產階級國家已變?yōu)?ldquo;全民國家”，無產階級政黨已發(fā)展成為“全體人民的黨”；同時極力鼓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提出“一切為了人，為了人的幸福”和“人與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號。蘇聯(lián)共產黨最后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回答自己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的時候，竟然公開地說，我的回答只有一個：“我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如果要思考未來，思考我們朝什么樣的社會目標努力，我不止一次地論述過：我們面臨的，絕不是在社會主義或是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我們的未來是一個趨同的社會，具有趨同性的價值基礎。就是這樣一個異己分子，當上了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對此供認不諱，他寫道：“赫魯曉夫的經驗沒有白白丟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稱自己為‘二十大的產兒’的”。“當命運最后把我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時，當我們成為國家領導人，到那些赫魯曉夫進行過活動的辦公室辦公時，他的經驗對我開始具有特殊意義”。正因為這樣，戈爾巴喬夫不僅在否定社會主義歷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馬克思主義方面，同赫魯曉夫一脈相承，完全接軌了。戈爾巴喬夫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直接繼承了赫魯曉夫的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那一套東西，而且更加自覺地用這一套理論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全面復辟資本主義。

　　對于這種演變，布熱津斯基在《大失敗》一書中說：為了改善美蘇關系，需要蘇聯(lián)出現(xiàn)轉變，“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在這一理論真正由官方拋棄之前，表明我們之間關系好轉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是虛幻的，最多也是暫時的”。他從戈爾巴喬夫、雅可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的言論中看到了拋棄階級斗爭理論的跡象，他欣喜若狂，立即向華盛頓報告：“如果蘇聯(lián)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這個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xù)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

　　其二，毛主席預言，對社會主義歷史的否定，將會導致現(xiàn)實的社會主義制度被顛覆。

　　對于蘇共二十大，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這絕不只是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近30年蘇聯(lián)社會主義的歷史問題。赫魯曉夫這種錯誤做法的惡劣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根據(jù)莫洛托夫的外孫尼科諾夫的回憶，莫洛托夫生前曾對他說過：二十大前真心實意地同情我們的約占全人類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再也沒有這么多人支持蘇聯(lián)、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了。”這種情況，正如毛主席當時所指出的：“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帝國主義正是利用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歷史，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斯大林，確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毛主席在1956年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就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做法，明確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lián)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fā)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lián)發(fā)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蘇聯(lián)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shù)，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勝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yè)國。”因此，“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這樣具體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也是有說服力的。這時毛主席就明確指出：赫魯曉夫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他對此表示了深刻的憂慮。毛主席清醒地意識到，如果社會主義的歷史被否定，就會直接危害到現(xiàn)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后來事態(tài)的發(fā)展，又從另一方面證明了毛主席深邃的歷史預見性。

　　其三，毛主席特別注意蘇聯(lián)國家政權由社會公仆向“社會主人”蛻變。

　　從讀史中，毛主席解讀出，歷史創(chuàng)業(yè)者功成名就后就漸行蛻變、“活力大減”、為威作福和墮落而被歷史淘汰——這一“秘密”；另聯(lián)系建國不久，即有少數(shù)中國共產黨人丟掉黨的宗旨，對社會主義抵觸，發(fā)生腐敗等現(xiàn)實狀況，明確地結論說，蘇聯(lián)黨和國家政權中特權階層的形成，是其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毛主席既是評論蘇聯(lián)，也是告誡中國共產黨自己）。

　　毛主席在讀《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他之所以把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作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提了出來，這是因為，在他看來，在所有制和人與人的關系之間存在著變與不變的問題。這就是說，所有制性質具有相對的穩(wěn)定性，在一定時期內，還是不會有多大變化的；而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問題，卻不能不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變化存在著兩種可能：一是沿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要求，不斷完善和發(fā)展人與人在勞動生產中的關系；二是也存在著違背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的逆向發(fā)展的可能。而這二者都會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產生影響。所以，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管理問題即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就突出出來了，其核心思想是防止管理人員由社會公仆變?yōu)樯鐣魅耍_保已經建立起來的新的生產關系能夠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否則，企業(yè)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有可能受到損害甚至變質。這里雖然是就企業(yè)的性質提出問題，而實際上是在思考如何防止社會主義國家被演變的大問題。

　　毛主席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討什么是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tǒng)時，他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他以蘇聯(lián)為例，說蘇聯(lián)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么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很顯然，毛主席是把黨和國家政權中特權階層的形成，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預見，被蘇聯(lián)最終解體的歷史悲劇所證實。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強調蘇維埃政權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繼續(xù)”。但由于種種原因，在蘇維埃政權機關以至布爾什維克黨內，官僚主義還是逐漸地滋生并蔓延開來。這種情況，引起了列寧的高度重視，指出官僚主義的嚴重危害并警告全黨：官僚主義已經成為對黨產生不滿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銳地指出：“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列寧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為此，列寧以極大的精力同官僚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

　　但自赫魯曉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時，在組織上也開始背離列寧的建黨原則，在黨和社會上逐漸形成一個既得利益的特權階層，經過勃列日涅夫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使這個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權階層控制了黨政各級領導機關，把為人民服務的職能變成謀取私利和壓迫人民的職能。他們不但享受種種堂而皇之的特權待遇，而且還在改革的名義下大量侵吞國有資產，放肆腐敗。以戈爾巴喬夫為例，據(jù)曾經擔任他的助理瓦博爾金回憶：戈爾巴喬夫經常收到相當重量的金質、銀質和白金獎章，用貴重金屬制作的收藏硬幣，個人銀行賬戶上有幾百萬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處療養(yǎng)勝地建造新的總書記官邸，在莫斯科列寧山專門建造豪宅，這些建筑費用高達數(shù)億盧布。而此前蘇聯(lián)黨和國家領導人從來不為自己新建住宅。博爾金說，戈爾巴喬夫為自己、為家人建造豪華住宅和別墅，對精美的家具、最高級的設備和用具、進口的原料裝修表現(xiàn)出非凡的興趣和天才，對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臺。這就是一個總書記的興趣和追求！當然，這不過只是冰山一角。但這種貪婪和腐朽，勢必反過來影響政治，毒害黨和國家。在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他們會盡量利用社會主義的旗號，以各種崇高的名義，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以奪取權力為中心，層層形成既得利益的保護圈；他們需要僵化的體制來謀取私利，不思進取，拒絕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義，維護和強化他們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條件具備的時候，他們就會厚顏無恥地、毫不猶豫地拋棄他們自己一貫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則，公開舉起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叛旗幟。

　　這種權力腐敗，使蘇共名譽掃地，失去了執(zhí)政的群眾基礎。據(jù)蘇聯(lián)解體前的一次問卷調查顯示，認為蘇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高達85％，而認為蘇共是代表全民的則只占7％！這再一次證明了“水能載舟，水亦能覆舟”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據(jù)俄《消息報》披露；到1996年，葉利欽周圍的75％、政府中的74.3％、社會精英中的82.3％都是蘇聯(lián)的干部。從這里可以看到，蘇聯(lián)的覆亡，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場自我政變，是適應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權集團的需要。這正如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們國家的那些具體的人，他們懷著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義觀點和算計，更主要的是出于個人對利益的貪婪，促成了這樣一次歷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毀滅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毀滅了它的社會制度，使絕大多數(shù)百姓陷入了極度貧困的境地”(雷日科夫。《大國悲劇》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其四，早期出現(xiàn)的社會主義國家皆存在被西資“和平演變”的危險。

　　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的話說：“在自由國家面前擺著用和平手段取得勝利的明顯可能性。現(xiàn)在存在著一種獲得勝利的高尚戰(zhàn)略。”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lián)、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7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要有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他們繼續(xù)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們的后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當50年代杜勒斯剛一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戰(zhàn)略時，毛主席就首先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及時地向全黨全國人民敲響了防止“和平演變”的警鐘。毛主席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它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我們要提高對西方國家將采用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警惕性。他還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這表明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lián)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lián)復辟，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zhàn)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此后毛主席還多次講到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問題，他反復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當?shù)谝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時候，列寧在始終警惕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同時，又敏銳地預見到可能出現(xiàn)的隱蔽的“和平”的另一條戰(zhàn)線的斗爭。1920年3月29日，列寧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曾尖銳地指出：“現(xiàn)在我們面臨一個極復雜的任務：在流血的戰(zhàn)線上獲勝之后，還要在不流血的戰(zhàn)線上獲得勝利。這場戰(zhàn)爭更加困難。這條戰(zhàn)線是最艱巨的戰(zhàn)線。我們向全體覺悟工人公開說明這一點。我們打贏了火線上的那場戰(zhàn)爭之后，還要打一場不流血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改變了戰(zhàn)線和形式。協(xié)約國現(xiàn)在是用貿易、用糧食投機來進行戰(zhàn)爭，它使這種糧食投機成為國際性的。……他們想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對蘇維埃政權的和平瓦解。帝國主義者老爺們，對不起，我們是有戒備的！我們說：我們打過仗，我們勝利過，所以我們繼續(xù)要把曾經幫助我們獲得勝利的口號提出來作為基本口號。我們要完全保留這個口號，并把它用到勞動戰(zhàn)線去，這口號就是無產階級的堅定精神和統(tǒng)一意志”(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列寧這段話的意義，不僅在于指明了存在著西方帝國主義妄圖“把和平的經濟建設變成和平地瓦解蘇維埃政權”的危險，而且在于極富創(chuàng)見地提出了抵制和戰(zhàn)勝這種“和平演變”的基本方針。

　　西方敵對勢力深深懂得，如果沒有蘇聯(lián)內部的演變，如果蘇聯(lián)領導人不放棄這種原則的立場，這種和平瓦解的謀略還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所以他們極力助成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使之成為實現(xiàn)其和平演變戰(zhàn)略的內應力量。現(xiàn)在，他們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身上看到了這種希望。1991年11月，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美國休斯敦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圍繞著“我們是怎樣瓦解蘇聯(lián)的”這個主題發(fā)表演講，提出“蘇聯(lián)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她特別強調這主要不是指的軍事威脅，而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政策，加上獨特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lián)的經濟發(fā)展指標很高。……蘇聯(lián)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為此，他們利用種種手段，包括誘導蘇聯(lián)犯錯誤，但這一切并沒有奏效。她說：“我們由此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便得到情報，說蘇聯(lián)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xiàn)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團對此人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隨后，他們又推出葉利欽當選俄羅斯領導人，隨即他們便通過了俄羅斯主權獨立宣言。撒切爾夫人說：“有人發(fā)問：俄羅斯獨立于誰？整個蘇聯(lián)當時不都是圍繞俄羅斯為中心的嗎？蘇聯(lián)的解體真正開始了”。這是一個絕好的供狀。正是按照西方的謀劃和意圖，通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這樣一些叛徒竊據(jù)了蘇聯(lián)領導權，把蘇聯(lián)送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所以，撒切爾夫人通過同戈爾巴喬夫會面摸底之后，也作出了自己的判斷：“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后來這位鐵娘子無不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國總統(tǒng)會見了11次，而每次都以犧牲蘇聯(lián)的利益為代價，首先滿足西方的利益。

　　蘇聯(lián)解體后，戈爾巴喬夫對同美國總統(tǒng)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會見，就供認不諱地說：這次會見，“實際上已把蘇聯(lián)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么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這種完全屈服于帝國主義壓力的丑惡表演，深刻告訴我們：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圖謀能否得逞，最終是取決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因素，而其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是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中央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

　　歷史是一面鏡子。如果說當年毛主席的科學預見，還主要是從警示的角度說的，那么這種具有歷史穿透力的預見性，今天已被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所證實，就更加具有現(xiàn)實的震撼力。因此，重溫毛澤東的有關論述，認真總結蘇聯(lián)解體的歷史教訓，對于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2、毛澤東主義“防和平演變、反修正主義”的思想理論的發(fā)展。

　　建國前后，毛主席依據(jù)歷史知識和新生事物發(fā)展的曲折性規(guī)律，對人民革命作出“革命隊伍中有人會停滯”、“內外敵人要破壞”的預警。

　　（1）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不但提出了“兩個務必”，而且還針對艾倫•杜勒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提出的“和平轉變”社會主義國家新戰(zhàn)略，連續(xù)發(fā)表了《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等五篇文章，矛頭指向自由(個人)主義。這是毛主席反退步、反和平演變思想的開端。1957年，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約翰。杜勒斯稱要將“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四代人身上。毛主席針對帝國主義的預言和蘇共在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蛻變，旗幟鮮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戰(zhàn)略方針，包括進一步批判“學而優(yōu)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推進“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學雷鋒”“學焦裕祿”“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解放軍學全國人民”，提出培養(yǎng)接班人的五條標準，大力發(fā)揚民主、堅持發(fā)展和不斷壯大公有制經濟、反對高薪等一系列提高社會道德水平、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和維護社會平等的措施。毛主席在斗爭中使自己的馬列主義水平不斷提高，又用自己不斷提高的認識指導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斗爭。在毛主席那里，反“和平演變”的斗爭，就是步步深化的斗私批修。毛主席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斗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后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xiàn)。毛主席還曾指出：“我考慮發(fā)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做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這正是大戰(zhàn)略家的思維。

　　(2)開展對蘇修的論戰(zhàn)，在全黨進行反修、防和平演變教育。

　　蘇共二十大后，毛主席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的判斷、對國際上出現(xiàn)現(xiàn)代修正主義思潮的判斷、關于蘇聯(lián)黨和國家政權中特權階層的存在是社會主義國家蛻化變質的一個重要原因的判斷、關于要警惕和防止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zhàn)略的警示等等，具有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在1956年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就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做法，明確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lián)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fā)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lián)發(fā)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蘇聯(lián)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shù)，是正確的。

　　也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八大會議上，已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改變了我黨以往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fā)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對于這一表述，退居中央二線的毛劉少奇和鄧小平，改變了我黨以往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暫時地保留了個人的觀點。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醞釀，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九日，在頤年堂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講話提出兩類矛盾和主要矛盾問題，他說：“整個過渡時期，總的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我們過去一個時期，主要是提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沒有提。”甘肅省委去年提出兩個矛盾究竟哪個矛盾為主？當時沒有答復，要看一看。現(xiàn)在看來，兩個矛盾都同時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變了，但人并沒有改造。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中，包含兩類矛盾。

　　毛主席對劉少奇鄧小平關于主要矛盾內容的否定，——重新回歸建國前后我黨對這一問題的表述，表明毛主席已從當時東歐亂勢、蘇聯(lián)變修，以及國內階級斗爭的狀況，進一步認清了社會主義建立后仍會長期存在階級斗爭的必然性。從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情況來看，裂痕明顯出現(xiàn)了。不過，起初——毛主席對赫魯曉夫的看法，仍留有余地，認為他還只是一個半修正主義者，骨子眼里有實用主義。后來，隨著矛盾的加深，在赫魯曉夫公然以反對個人迷信為借口，否定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提倡“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及全民黨、全民國家）等等，并開始與美國套近乎，還利用中國的大躍進運動遭受挫折而挑撥離間，企圖制造中國共產黨內亂……構成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毛主席即從終結性人民革命這個大過渡期，舊勢力的根深蒂固、國際剝削階級勢力的強大、國內外和黨內外反社會主義力量的連結的大視角下，抓住修正主義這一現(xiàn)實的反面教材，進行批判，——同時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粉碎敵人的和平演變、復辟資本主義的企圖。

　　到了六十年代，即有了全國性的對修正主義的大批判，重點是開展對蘇大論戰(zhàn)，發(fā)表了著名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后來，結合全國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和防和平演變，即有“以階級斗爭為綱”基礎上的——從內到外的——有機聯(lián)系，直至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大民主的批判達于一個新的高潮。誠然，毛澤東主義下的這些舉措，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舉成功。但從有斗爭才有發(fā)展的矛盾邏輯上講，從人民革命的歷史主動性上講，一“斗”雖不即成（這一點，毛澤東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必須要斗。他多次說：我們有可能失敗，但我們要試一下。

　　（未完待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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