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不是就不能打仗

　　張志坤

　　究竟該如何捍衛“改革開放”這項偉大事業，這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焦灼的政治課題。

　　對此，許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將這一課題同時下各類重大問題關聯起來，因之而采取不同的手段與路徑：

　　有人采取紀念與緬懷鄧公的辦法（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人中很多并不愿意稱鄧小平為“鄧小平同志”，在敘事中他們更習慣或熱衷于稱呼他為“鄧公”，筆者這里只是借用他們的說法而已）。正所謂“想要打鬼借助鐘馗”，他們借用鄧公的生辰紀念日或者通過再述重溫鄧公有關“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的訓示，緬懷鄧公讓他們大富、特富以及豪富的歷史功績，以此來反擊對改革開放既定方向與既有成就有所質疑的任何蛛絲馬跡，勢欲將其鏟除干凈，不留任何一點兒印痕；

　　另有人采取保衛改革開放先鋒與模范人物的辦法。眾所周知，任何一項事業都有其特定標志性的符號，改革開放也是這樣，其重要標志就是它的先鋒榜樣。當今中國擁有一大批人物被稱之為“改革先鋒”，有一大批企業被視之為“開放榜樣”，如果這樣的人物或者這樣的榜樣遭到否定或者被踢下神壇的話，連帶著這項事業的道德與道義魅力就要嚴重受創，就有可能因此撼動改革開放的根基。因此，要捍衛“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就必須捍衛既已樹立起來的各種人物與榜樣，就必須反擊對此出現的任何質疑的聲音，將其掐死使之不得繼續流行傳播，不管是“司馬”朝“南”，還是“趕驢”向“北”，如果有誰觸及了這個底線，那么被禁言也就真是活該如此了。

　　還有人主張要堅決同美國搞好關系。在這種主張看來，美國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對象，也是實行改革的外部動力源，中美關系越來越密切、聯系越來越緊密同中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二者之間存在嚴格的正向關系，中美關系受損后退，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就要受損，一旦中美關系破裂，相應地，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也有崩塌的可能。建立在這樣邏輯思維的基礎上，因此有人主張中美關系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必須千方百計、堅決地予以搞好，他們對于任何反對美國、攻擊美國的言行都絕不容忍，對于任何揭露美國、鞭笞美國的做法都嗤之以鼻，在這些人看來，不管美國如何壞，中國都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都得同美國搞好關系，否則就沒有出路，就失去了未來。于是，他們對任何攻擊美國、主張同美國斗爭的言行都堅決反對，都一概視為對改革開放既定目標的干擾破壞，因之也就對此動向都一概予以無情的打壓。

　　筆者以為，上述三種辦法與路徑都沒有什么奇特之處，也并不令人驚訝震撼，真正令人感到詫異側目的是，有的人還把“改革開放”與“戰爭打仗”對立了起來，認定當今中國既然要推進改革開放，要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那就不能打仗，就不能有戰爭發生。在這些人的描述下，好像當今時代的中國只要大炮一響，就什么都完了，改革開放要泡湯流產，經濟增長繁榮也將中道崩殂。所以，這些人的邏輯是改革開放就只能和平，除此之外別無出路。他們的基本思維路徑很清楚，即：要想發財致富，就必須跟美國搞好關系，就必須同西方發展越來越密切的經貿聯系，而一旦開炮打仗，中國就注定要得罪美西方，他們就要封鎖中國，中國就將淪落到比俄羅斯還要更將不堪的境地。筆者以為，這樣的一種思維路徑或邏輯敘述，普遍存在于當今中國的自媒體輿論場上，并且占相當明顯的主導地位。

　　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這般呢？

　　竊以為，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必須從形而上的若干關系入手來闡釋說明之。

　　第一，必須思考“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之下“變”與“不變”的關系

　　許多人在談論中國“改革開放”這項事業的時候，落腳點基本上都是堅決“不變”、堅決“不動搖”，而在談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落腳點總體上又是強調“變”，即所謂“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那么，這樣的兩個邏輯維度是不是彼此沖突、互相矛盾了呢？

　　筆者以為，我們應該從哲學的高度將二者加以對應和比較，“變”與“不變”是辯證的關系，“變”絕對的，這不但符合一般性規律，更切合當今世界的大背景、大環境；“不變”相對的，這是中國發展進程必須保持連續性、完整性的客觀歷史需要。因此，發展前進中的中國就要在總體上的“變”的過程中保持“不變”的一面，也要在必須保持“不變”的一面同時，還應積極主動地應變求變。

　　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改革開放也是這樣，既要有“變”，也要有“不變”。總的方針政策不能變，但具體的方向、目標與路徑，不僅必須得變，還要還要積極主動地應變求變，而絕不能在美國及西方集團的一棵樹上吊死，在奔向他們的一條道上跑到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對于當前的國際關系結構，其中特別是中美俄三邊結構，人們都看得十分清楚，那就是美國在極盡所能地對中國在“打”，而俄羅斯則竭盡全力地對中國在“拉”，一打一拉的對比十分鮮明強烈，在這種情況下，有人主張中國應加強同俄羅斯的戰略聯合，也有人仍然傾向美國，仍然千方百計要同美國扭抱在一起，要同美國搞好關系，而同俄羅斯保持距離。這樣的現實狀況充分說明，現在已經到了中國必須推動改革開放實現戰略轉型的歷史階段了（參閱筆者文章《推動我國發展前進的戰略轉型》）。

　　第二，必須深入思考“改革開放”與“自我革命”的關系

　　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的主題，對此大概沒有誰會提出異議；與此同時，如果換一個視角來觀察思考的話，中共十八大以來，“自我革命”也是中國社會的主題，這也應該沒有什么爭議。“改革開放”屬于社會革命的范疇，在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這樣的政治邏輯之下，“自我革命”理所當然要同“改革開放”等量齊觀、并駕齊驅了。

　　但是，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卻必須加以厘清。因為在有些人看來，“自我革命”與“改革開放”有著內在的否定關聯，“自我革命”的概念內涵中似乎潛藏著對“改革開放”一定程度或一定成分的否定與揚棄。尤其當前時期“自我革命”最直接的社會表達就是抓出大量的腐敗貪官，而這些人又總體上都同改革開放關聯在一起，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其直接的產物。

　　筆者以為，這樣的看法不過是為表面現象所迷惑。事實上，在當前歷史階段，“自我革命”與“改革開放”是互相促進互相推動的關系，既要“改革開放”，又要“自我革命”，二者并行并進，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既不能用“自我革命”否定“改革開放”，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否定“自我革命”，任何人都不要妄想對“改革開放”進行辯證的分析，這是辯證不得的事情。有人想對改革開放也辯證一番，竊以為，如果真有誰這樣干的話，就是十分危險的游戲，甚至上政治上的玩火，歷史并未發展到這樣的階段，而超越歷史階段超越客觀條件的主觀行徑，就是典型的“左”傾，中國歷史上類似的“左”傾盲動屢見不鮮，由此所帶來的損失也十分驚人。涉及到具體和關鍵性問題，則有些人與有些事就是觸碰不得（參閱筆者2021年文章《聯想所被質疑的問題,恐怕目前不會有什么結論》），而只能繼續等待歷史的時機與條件。

　　第三，要正確地對待戰爭，準確把握戰爭與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

　　有人習慣地認為，戰爭與發展水火不容，一打仗就沒有和平，沒有和平，中國和平發展的宏觀大局也就岌岌可危了。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思維，所以才有人煞有介事地預測，什么一旦“武統”，中國經濟將倒退二十年、三十年云云，各種相關的危言聳聽之辭，也不一而足。

　　筆者以為，這等畏戰如虎的嘴臉令人心生憎惡，這種思維是民族的大敵，這種情緒是復興的大害。習總書記多次強調，實現中華民族的，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那么，這個偉大斗爭中是不是包括軍事斗爭呢？如果說包括軍事斗爭的話，那么軍事斗爭中是不是就包括打仗與戰爭呢？顯然，要進行偉大斗爭，那就必須把打仗考慮在內，就必須把贏得軍事斗爭的勝利當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固有的內涵和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面向未來，面對大動蕩、大改組的戰略大變局，我們必須對戰爭做全面辯證的分析研判。實際上，戰爭既有破壞發展的一面，也有促進發展的一面，關鍵是將其用好駕馭好。縱觀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只有經得起戰爭考驗、接受戰爭洗禮鍛煉的國家與民族才能屹立不倒，中國也是這樣（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2011年文章《當代中國能否經得起戰爭的考驗》）。種種事實與跡象表明，面向未來，面向偉大復興，中國必須要打上一仗才行，這個東西如同人的肌體上膿包一般，必須鼓出來實現破局才行。

　　所以，改革開放是不是就不能打仗，對于這個問題，正確的回答應該是，該打的仗必須要打，這是正義的戰爭；也一定要打，這是復興崛起所必須邁過的難關險關，任何把改革開放同戰爭對立起來的說法做法，都無助于進行新的偉大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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