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我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翻譯家之一，中國漢傳佛教唯識宗創始人。
佛學在唐初對人們的意識形態有著巨大的影響力。自北朝隋唐，歷代帝王多崇信佛教。唐玄奘長期參加在各處講筵，深感異說紛紜，無從獲解，遂產生去印度求彌勒論師之要典《瑜伽師地論》作為依據，發揚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理論的想法。貞觀元年（627）玄奘結侶陳表，請允西行求法。但未獲唐太宗批準。然而玄奘決心已定，乃“冒越憲章，私往天竺”，長途跋涉五萬余里，歷時十七年，回國后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玄奘西行回長安后，受到太宗的隆重歡迎，李世民敏銳地抓住了玄奘取經的政治意義，在接納玄奘取回經文的同時，太宗也于公元645年、648年邀請玄奘入仕從政，但被玄奘謝絕。太宗感動。玄奘向太宗表示自己的譯經是“實資朝化”（朝化，朝廷的政教和風化）。玄奘反復請求太宗為他的譯經寫了序并求太宗在他工作期間“望得守門，以防諸過”，這意味著將佛經的解釋權完整地交給了國家，為此，“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朝廷在慈恩寺西院建大雁塔。（高永旺譯注：《大慈恩三藏法師傳》）
玄奘的事跡是感人的，但它的政治意義更是巨大而深遠的。大雁塔——大雁塔可以說就是唐朝的“中央編譯局”——建立使唐王朝抓住了對當時意識形態有巨大影響的佛經解釋權，這對唐朝意識形態的統一，從而國家政治安全和穩定，有著巨大的意義。
因此，今天我們紀念玄奘，不是因為玄奘學問大，也不是因為他梵文功底好，更不是因為他取經路上吃了不少苦，而是因為他的事跡在唐王朝甫立之際，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統一立了頭功。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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