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揀“口水尾子”到“借花獻佛”

——門外談文三十題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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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間，作協、文聯以及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等系統，紛紛在發文件、開座談會，倡導核心價值觀。與會的主要官員、名流，熱情充分地揮發著正能量，很是令人大受教育。其中，空軍政治部文工團演員林永健的發言，十分精采。他說了些什么話呢？請允許我抄錄其原文如下——：

　　我是一名部隊培養出來的文藝工作者，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座談會很高興，但是同時心里又是沉甸甸的，又很難受，為什么講這個話？就在大前天發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兒令我不安。有個聚會我沒開車，打了一輛出租車。我一上出租車司機特逗，“喲，你”。我說“啊”，“呀，我沒看錯吧，真是你”。我說“是啊，怎么了”？他說不對吧，你們這樣的演員出門不得七個保鏢八個助理嗎，不得豪車房車跟著嗎？然后我倆邊走邊嘮嗑。他就跟我講，林老師，你們文藝圈挺厲害的，現在演員沒有不能干的，沒有不敢干的，又有錢，又有名，好家伙，又抽又賭又嫖。

　　說句心里話，我聽了這個話以后心里特別難受，為什么演員給老百姓留了這樣一個印象，過去不這樣，過去我們的老藝術家，其作品、做人都是光彩照人的，是教育人的，現在怎么變成這樣了。

　　我作為一名演員，工作在一線，我個人確確實實覺得有些問題是要引起重視的，不但要引起重視，還要懲戒。另外，現在還經常提到某某某整容之后開始進軍娛樂圈。我就在想，什么叫娛樂圈，打我從事這項工作那天起老師就沒教過我什么叫娛樂圈，就叫為人民服務，就叫要想演好戲必須做好人，得德藝雙馨。培養一個演員是那么容易的嗎？要經過幾年的院校培養、理論學習、舞臺實踐，然后再一點點地從跑群眾，偶爾演個小角色開始累積，現在怎么說進軍就進軍了？整個容就可以進軍了？就這么簡單嗎？所以，我作為一名演員，覺得開這個會太好、太及時了?，F在各行各業都在規范制度，演藝界也到了該規范的時候了，否則的話那么多喜歡你的老百姓會失望的，而且你創作出來的作品也將會是黯淡無光的，人都做不好，怎么可能演好戲。

　　因此，我們文藝工作者身上的使命是很重的，不是在那開玩笑的說進軍娛樂圈就進軍了，是需要有使命感和責任感的。

（錄自文藝工作者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座談會發言摘要，

見于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9月01日07:26）

林永健同志的這番話，純粹的大實話，精彩在哪兒？我以為，一是真情，二是真實。所以這種真話，能讓你感動，也給你啟迪。它是決不會被人認為是“口水尾子”的。

 

“口水尾子”這個詞兒，我是在史無例的日子里頭一次聽說的。那時侯，本尊被弄到參軍所在地的鑄造廠去從事勞動接受改造。我頭上頂的那罪名可大的嚇人，從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旗手反起，一直反到中央文革、本單位紅色政權。而其實就是對企圖奪權上臺的主兒的話兒不太買帳而已。舉例來說吧。人家主張大會發言要大撒手讓他們講話，認為那才是所謂革命路線，而在下卻不識相，認為那不就亂套了么？既然不能公開反對背景超強的所謂“革命造反突擊隊”，私下便嘟囔說，那就信馬由韁好了。誰知這一下竟戳到人家的痛處。于是“跑野馬”便成為被他們口誅筆伐的天大罪過。實質上，人家是以為你是唱反調，在陰謀反對它奪權，因而下手反擊就特狠特厲害，揪斗，批判，把我摁到虛擬出來的所謂“反革命陰謀小集團”里，最后連帽徽、領章、軍衣都給扒了，削職為民，攆出首都?？墒?，到了鑄造廠里，好象是為了表示他們很講政策，倒讓我在鑄管車間擔任學習班長。好歹我那個復員軍人的名義還未被公開剝奪，尚可利用。于是，生產班長只管派活、驗收，我卻要管考勤、讀報。其實這個活計是一直沒人愿意去干，沒人肯干，才輪到我出馬。每天的作業由一個班連續干了八個小時的重活以后，還要集中在一起讀社論或文件。工友們滿身又是油煙來又是臭汗，又臟又累，特別是那些家屬工（當年，為了讓固定工家里多一份收入，廠里吸收了一些工人家屬當輔助工），都急著回家煮飯接孩子喂奶，誰愿意坐下來閑呆著？報章文件一讀完，不是瞎聊加亂侃，就是長久的冷場，有些想早下班的人于是很不耐煩地說：我來揀點“口水尾子”吧。順嘴簡單重復了我念過的幾句話，因為文化不高，有時還說錯了，說擰了。當場我那個尷尬，那個難熬，至今一想起來，心里無論如何還忘記不了。既歡迎大家發言，又害怕出現錯話；我實在無可奈何，就發話說了，如果沒有更多的意見，你們就表個態，說是同意，我好去向指導員匯報。其時指導員由到廠里支左的軍人擔任。因為工人中非黨群眾居絕大多數，黨支部師出無名，就出現了此等態勢。其實，指導員也不在意大家的學習的成績，只關心工人的思想有無問題。而我就是一名名副其實的工人，和工友們同甘共苦在一起干活生活。他們開玩笑、罵大街，也不背著我；有了大事還來和我商量討主意；他們的喜怒哀樂，不說我也知道。指導員不問，我也不會去說。指導員問起，我也不會指名道姓地說。那時侯，我非常感謝這些工友們，他們不僅平等地待我，而且教會了我懂得很多事，學會處好很多事。“口水尾子”就是我那時第一次聽到的一個名詞。深想一下，那是知識，也是技能。可惜，我雖不是杠子隊長，遇事就抬杠；卻也不會順桿派爬，明明是白的我也跟著說是黑的。所以揀“口水尾子”這種動作也就一直在歇菜。不是我學不會，而是我不屑為之。因為我一生就只想說自己想說的話。如果我同意你的意見，我也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從上小學的時候開始，我就被同學和師長熏陶出這種觀念了，認為這是一個人必須或者應有的一種品格。留聲機，墻頭草，隨聲附和，翻云覆雨，是我們當年最討厭的評說和責難。至今，我還保留著這種觀念，無可更改。也許這就是我永遠不合群，不活泛，沒有突變，沒有冒尖的一個緣故吧！但是我不后悔，我認了。

 

近日讀到了四篇文章：《文藝當顯正能量》（劉漢俊）、《文藝不能有“高原”缺“高峰”》（紀東沖）、《讓文化民生成為治理追求》（詹勇）、《為好聲音喝彩，為正能量點贊》(李存義)，懂得了有關文藝的一些事情，頗有收獲。

◆劉漢俊同志指出，我國文藝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傾向。“有的作品缺少國家情懷、民族大義、社會觀照和人民感情，主題蒼白、導向偏頗、色調晦暗、制作粗鄙，以娛樂擠兌教育、制作取代創作、技術沖淡藝術，喪失教化蒼生、凈化風氣、美化心靈的功能，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有的存在淡化理想、軟化信念，遠離崇高、諱言偉大，歪曲正義、閹割真理，刈除規范、消解傳統，戲說歷史、惡搞經典，褻瀆先賢、輕薄英雄，篡改定論、顛覆主流，漠視現實、輕言人民，哂笑犧牲、調笑奉獻，渲染陰暗、炒作?幻的現象，搞文化虛無主義、打政治‘擦邊球’、熱衷于揭歷史傷疤，唯洋是瞻，甚至自滅志氣、自毀長城?；蛄⒁饽：?，崇高與猥瑣、光明與陰暗、正氣與邪氣、高尚與卑鄙界線不分；或格調不高，風花雪月小我腔，濫情艷遇生死怨，媚俗、低俗、惡俗現象登堂入室，畸形人生、變態心理、另類生活、極端行為招搖過市。作品的背后，是作者的思想和情懷。一些人或心態浮躁、精神萎靡、道德低下、觀念錯位，散發出戾氣、邪氣、暮氣；或沾滿銅臭氣，為追求賣點而制造罵點，為博取市場而叫賣私丑，淪為‘市場的奴隸’；個別品行不端，甚至劣跡斑斑?從藝者不恥反榮，大撈粉絲、賺足眼球，毒害社會風氣，挑戰道德底線。”

（2014/10/21《人民日報·人民論壇》）

◆紀東沖同志則繼而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文明源遠流長、詩書底蘊深厚的國度，獨獨不缺的正是文化的創造智慧。問題的關鍵在于，很多人耐不住寂寞，經不起誘惑，卷入功名利祿的追逐，哪有時間精力沉下心來反復打磨、精于創造？有人說，文藝工作者也是人，也要先生存，坐十年‘冷板凳’，日子過得清湯寡水，連老婆孩子都對不起。還有人說，看到那些摻水、低俗、劣質之作反賺名得利，誰還有心想傳世之作？凡此種種誠然如是，但如果我們忘記了初心，失去了定力，也就愧對‘靈魂工程師’的美名。‘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如果荒蕪了內心那一方圣潔的凈土，又怎么能盛開純美的花朵？”

（2014/10/22《人民日報》）

◆詹勇同志還指出，一直以來，“文化鴻溝”的存在，是城鄉差別、區域差異的重要體現。當大城市的市民為看《黃金時代》還是看畫展、聽音樂會而糾結的時候，不少地方的人們，只能在“最炫民族風”“小蘋果”的節奏中重復單調的舞姿。。。。。。。人們發現，全國叫停的663個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中，涉及文化領域的不少。云南河口2.7億元建設的文化長廊、廣西柳州7000萬元建設的柳宗元雕像等，都把巨大投入打了水漂，成了敗家子工程、文化爛尾工程。在一些地方，一方面是投入巨資搞文化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又是群眾文化活動難開展；一方面是各種文化資源源源不斷地提供，另一方面又是群眾有興趣、有共鳴的內容太少。問題癥結固然很復雜，但不以人為本、不問民所需，往往是通病?，F實中，一些干部用長官意志取代文化規律，把市場規則濫用于文化發展，于是乎，“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做法不斷上演，重建阿房宮、爭奪“西門慶故里”等文化怪胎不時出現，打著民生工程幌子的“政績工程”頻頻亮相。

（2014/10/28《人民日報·評論員觀察》）

◆李存義同志又指出，開放自由的網絡空間也給非理性聲音提供了傳播渠道。在一些網站和微博、微信圈，理性批評讓位于情緒宣泄，網絡似乎變成負能量的放大器。越是負面新聞、負面事件、負面話題越能受到關注，越是反主流、反權威、反體制的聲音越能贏得喝彩。一些專唱“反調”的大V們利用網絡集權化、壟斷化的傳播機理，利用粉絲們的從眾性和跟風效應，對正面、理性的聲音圍攻謾罵、狂轟濫炸、排斥打壓，形成一種“批評的狂歡”，造成網絡輿論生態的惡化。

（2014/10/28《人民日報》）

劉漢俊、紀東沖、詹勇、李存義同志的言論，讓我意外地想起了李德龍同志所寫的《“身在兵位，胸為帥謀”當提倡》。他談論的雖不是文藝界的問題，卻對文藝界現狀也很有針對性；我以為。

◆李德龍同志這樣寫道——

“法國拿破侖說過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國古語中也有‘身在兵位，胸為帥謀’的說法。”

“我國歷史上不乏 ‘身在兵位，胸為帥謀’的典型事例。幾乎每個時代，都有眾多身份低微卻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仁人志士，秉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北宋時期，范仲淹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信條，力諫朝廷治弊革新。在任大理寺丞（宋初為寄祿官，后為正八品職事官）時，位卑言輕的他就給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和宋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時務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后來，他雖經三度貶謫，仍多次忠言進諫。這一切都源于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與情懷。屈原、蘇武、陸游、顧炎武、林則徐等等，都是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們的事跡和精神，歷久彌新，令人感佩。”

“‘身在兵位，胸為帥謀’，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品格。我們黨一貫強調，黨員、干部無論職務高低，都是黨和國家事業的主體與責任人；每一個人所從事的工作，都是黨和國家事業大局的有機組成部分。”

“這不僅需要黨中央的堅強領導，而且需要廣大黨員、干部想大局、顧大局，服務大局、推動大局。”

（2014/10/22《人民日報·思想縱橫》）

“身在兵位，胸為帥謀”，我想，那意思和陸游的“位卑未敢忘憂國”*是差不多的吧？記得，當年李存葆同志在其成名作中篇《高山上的花環》文前的題記，就是這句詩，很準確地表達了一個革命軍旅作家的情懷。讀了李德龍同志的大作，我忽然想起了，72年前，毛澤東同志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時候，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陳云同志曾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一個黨的文藝工作者身上，如何正確處理黨員和文化人的關系。他要求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是一個黨員。（見《陳云和文藝工作》，中國網 china.com.cn 2007-09-19）這不就是說，作為一個黨的文藝工作者必須首先是黨員，然后才是文化人，這里的位置必須擺正，決不能顛倒。他決不能不負起一個黨員的責任。那么，一個作家怎么才能負起一個黨員的責任？大概就要象李德龍同志在他的文章里提到的“想大局、顧大局，服務大局、推動大局”吧！而大局是什么，在這里就無須細說了。。。。。。

我們的黨員作家，我們的黨員文化工作者，是否經常想到陳云同志說過的那番話呢？

不料，本周日，在下的這篇文章才寫到此處，我家的孩子回來探望老人，竟被他們在電腦的屏幕上見到了如上的文字，馬上就質問，您不也是在揀“口水尾子”嗎？我一楞，差一點說不出話來了。但是我腦筋一轉，馬上就反擊說，我揀的并不是“口水尾子”，而是生活的反饋，現實的寫照，肝膽的結晶，心血的精華——諸位作者的閃光的有聲的章節。傳播和轉發優秀的情思與文采、獨到的視角與發現，那應該叫做“借花獻佛”**吧？

孩子們笑了，說：“真有你的！”

誰能夠不疊羅漢便能夠看見遙遠的風景吶！

我說，“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這也是表達自己的一種特殊方式。”

于是，這篇文章就有了而今的題目；《從揀“口水尾子”到“借花獻佛”》

（2014/10/31）

 

 [注]* 見宋·陸游：《病起書懷》：“病骨支離紗帽寬，孤臣萬里客江干。位卑來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天地神靈扶廟社，京華父老望和鑾。出師一表通令古，夜半挑燈更細看。”

[注]** 最早見于《過去現在因果經》：“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請寄二花，以獻于佛。”例：清·趙翼《甌北詩鈔·七言律三·村舍即事》：“將酒勸人無惡意，借花獻佛有真情。”

[注]*** 此言化自明·李贄《焚書·雜說》：“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朱自清在《經典常談·詩經第四》中，曾如此使用：“有了現成的歌兒，就可以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以合適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

 

◆補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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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倡議抵制“文化霧霾”

本報記者 陳夢溪

《北京晚報》2014/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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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首都電視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和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座談會在北京電視臺舉辦，演員張國立、宋春麗、編劇陸天明等人批評了當前影視界的一些現象。張國立稱自己已“憋了好長時間”：“現在都叫娛樂圈，不叫文藝界了，習大大的講話就是要回歸正統，讓文藝界就是文藝界。”

    會后，北京電視藝術家協會和會議代表向全國影視工作者發出倡議書，號召影視創作堅決不做市場的奴隸，一致反對“文化三聚氰胺”、“文化地溝油”、“文化霧霾”進入熒屏和影院，始終把社會效益放首位。

 

    張國立稱原來自己的劇電視臺搶著要，近年來他一直傾心拍攝“溫暖現實主義題材”的電視劇，卻發現被市場拋棄了。“但我一直在堅持，我是一個有歲數的人，要有情懷，得堅持，堅持不作假收視率，人家說可以買點兒收視率，但我不干，人得有情懷。”

    張國立進一步對作假“開炮”，稱如今大家不但在作假，甚至為那些不高級的東西作假，“都大數據時代了，但擺在你面前的數據都是假的，你說悲哀不悲哀？”張國立追問與會者，“今天這個樣子是誰造成的呢？你們都不說，我們作為文藝工作者肯定是有責任的，咱們首先得從說真話開始。比如假收視率這個污染，一定不能污染到北京臺，如果北京臺失守了，那就全失守了。”

    張國立說，有一段時間強調抓票房，希望用國產電影頂住好萊塢大片的入侵。但迫于經濟壓力做事，早晚要為此埋單，“當我們只注重收視率、只注重票房的時候，勢必會拿庸俗的東西給年輕人看。”張國立稱自己曾一度想不明白，但現在到了該想明白的

時候，也到了回歸正統的時候了。

 

    演員宋春麗接過張國立的話，感嘆如今演藝圈和演員的現狀，“我和國立這一代演員，經歷了不少事兒，但娛樂圈里的一些東西，特別是近些年的，我接受不了”。 宋春麗說自己至今無法接受“藝人”這個稱呼，“我不是藝人，我是一名文藝工作者，藝人里面總有一些我說不清的東西，我不要把自己混成一個藝人。”

    宋春麗極其反感“娛樂圈”或“演藝圈”這種稱呼，認為其門檻極低。“誰拉來錢都能當導演，七大姑八大姨全能一塊上。我們所謂的藝術家，真的淪為藝人了，甚至是撂地攤的藝人，我們把自己降低到了一個什么程度。”宋春麗說，“老老實實演戲，清清白白做人，這個是多低的底線啊，但是今天重提，可見我們已經把底線放到了什么位置。

 

    著名編劇陸天明更加慷慨激昂地提起此前他炮轟鄧超主演的電影《分手大師》一事。“我發了個帖子罵了一下鄧超，隨后我就接到了領導的電話，說請你嘴下留情，別再罵了，我們每年要和好萊塢比票房，有壓力，如果你罵的太厲害，我們的票房就下去了。”陸天明稱，現在的電影人把票房擺在第一位，把對青年觀眾

價值觀的后期影響放在第二位，“爛到如此、惡俗到如此的片子，只要掙錢就可以。”

陸天明尖銳地批評“票房第一”的做法，進而指出近些年來，電影批評界一直沒有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很痛苦的事情。“我們很多電視臺一直在為《小時代》、《分手大師》這樣的爛片站臺，為他們吹。30多年來，我們培養了一批只要娛樂、不要其他能量的觀眾，不逗他笑、不好玩，就不看了。”陸天明認為，應當引導觀眾關注好的影視作品，市場不能放任自流。

（本報記者  陳夢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