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直用愛國標榜自己、用賣國攻擊別人。如果問他愛的是什么“國”，他馬上支支吾吾語無倫次。更有極端的觀點認為：“崖山之后無華夏，明亡之后無中國”，中國人無需愛國。直到今天，我們愛國主義教育的推行者，也不能對推行的愛國主義給出一個明確的解釋。

　　各種人群對愛國主義的解釋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以至于像《環球時報》等大媒體，要時不時發表一些諸如《必須抵制把愛黨、愛國對立起來》的文章，努力把愛國主義引入正軌。可是事與愿違，因為說不清愛國主義到底是什么，這樣的文章還是被人詬病。

　　主義，是指人們推崇的理想、觀點和主張。“愛國主義”顧名思義，是人們擁護、尊崇“國家”的觀點和主張。

　　國家是一個政治地理學名詞。廣義的國家概念，是指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種族、血統、領土、政府或者歷史的社會群體；狹義的國家，是一定范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因此，基于“國家”基礎上的愛國，自然應該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

　　廣義的國家概念，相當于“祖國”;狹義的國家概念，相當于“國家政權”。也因此可以認為，廣義的愛國主義，愛的是“祖國”;狹義的愛國主義，愛的是“國家政權”。

　　廣義的愛國主義，是一種“歷史愛國主義觀”，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主義”。從狹義愛國主義的范疇理解，我們愛的“國”，是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它是以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創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從這一點說，愛國就是愛黨，沒有什么歧義。

　　中國歷史上一些公認的偉大愛國者，如從美國歸來的錢學森、東歸的土爾扈特部落、黑旗軍的劉永福、收復臺灣的鄭成功等，是從廣義的愛國主義范疇進行評價的。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熱愛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對生養的故土有天然的向心力。誠如《人民日報》所說，“愛國不需要理由”。

　　另一些公認的偉大的愛國者，如西施、屈原、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從狹義的愛國主義范疇進行評價的。西施愛的是越國，屈原愛的是楚國，文天祥愛的是大宋國，史可法愛的是明王朝，他們譜寫出一曲曲愛國主義的華麗樂章，激勵無數的中華兒女奮勇向前，保衛自己的國家和領土完整。

　　還有一種極端類型的愛國者。如領導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孫中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毛澤東等以及圍繞在他們身旁的無數為爭取民族富強和人民幸福，拋頭顱、灑熱血的仁人志士。這些為民族富強、人民幸福而抗爭暴政的群體，也是從廣義的愛國主義范疇評價的，也是公認的偉大的愛國者。

　　愛國主義教育，是灌輸給人們的一種選擇性的愛國主義觀。無論是廣義的愛國主義觀，還是狹義的愛國主義觀，都有經久的生命力，在理論上都是易于被人接受的。我們現階段的愛國主義教育，卻試圖以廣義的愛國主義為內容，達到狹義愛國主義的目的。這種“模糊愛國主義”模式，或許是人們對“愛國主義”產生思想混亂的根源。

　　模糊愛國主義，國外也不鮮見。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等人，倡導一種以歐洲為整體的愛國主義。不幸的是，歐洲的愛國主義大多局限在一國內，并常常帶有懷疑整體歐洲的特點。狹義愛國觀，是現在國際通行的主流愛國觀。美國人不會記掛愛印第安，英國也不會以歐洲整體愛國主義為理由選擇讓蘇格蘭脫離，要烏克蘭愛前蘇聯也有難度。

　　我們提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在愛國主義問題上，為什么不能自信到“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步?這可能與兩岸分治的現狀有關，也可能和對待黨史問題的不自信有關。《人民日報》說，“愛國無需遮遮掩掩”。讓每一個中國人，明確愛國就是愛新中國，能確認個人和國家的感情連接，也許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頭等大事。

　　(純屬個人觀點，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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