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反孔批儒典型人物的功績簡述

　　（尊孔崇儒必重蹈衰亡的歷史覆轍——從漫長的災難反復中體察孔學的負效性之四）

　　李甲才

　　孔子的學說遺患深遠，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場，是因為被歷代演繹詮釋，適應了居于社會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要維持現狀的內在需求。一切要打破現狀爭取社會進步的人們就要批孔反孔，兩千多年來抵制、鞭撻從未中斷。批孔與尊孔是我國各個歷史時代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切開歷史倒車的反動派和黨內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都是尊孔的，一切反對復辟倒退的革命派和革新派都是反孔的。毛主席是近代批孔的榜樣，發動文革意義深遠。

　　回顧歷史，還在孔子活著的時候，杰出的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當面痛斥孔子的說教是“多辭謬說”，“花言巧語”，沒有半點價值，是壓迫老百姓的荒唐之道，切中要害。

　　春秋末期的魯國人少正卯(?—公元前498年)公開宣傳革新主張，說服力很強，號召力很大“聚徒成群”，與孔丘同時在魯國教授學生，思想互相對立，孔的學生多數到少正卯處聽講，孔誣蔑為“小人之桀雄”。公元前498年孔丘當了魯國司寇，以“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說)非而澤”，編造罪名將其血腥的殺害。從孔老二的詆毀中，恰恰證明了階級斗爭的尖銳對立。

　　進入戰國時期李悝(音虧)、吳起、商鞅等法家人物，明確提出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制代替奴隸主階級標榜的“禮治”，并先后在當時的魏國、楚國、秦國實行革新變法，促使其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李悝在這個時候擔任魏國宰相，最早推行法家政治路線，在政治上剝奪奴隸主的世襲特權，主張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碌有功。“盡地主之教”，破壞舊的井田制，成為最先強盛的國家。

　　商鞅(---公元前338年)變法在秦國取得成功，為統一六國奠定了經濟基礎。他抓住社會時弊的要害，革除“一個耕而百人食”，把“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的“五大奸民”在變法中予以改造;“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度，普遍推行郡縣制”，“廢井田，開阡陌封疆”等一系列變法革新，摧毀了秦國奴隸制的政治、經濟制度，建立了一套封建新制度，是商鞅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戰國末期的趙國人荀況(公元前313~238)，在理論上對儒家思想進行了有力的反擊和批判，成為先秦最大的唯物論者，有比較完整的唯物論哲學體系。旗幟鮮明的反對天命論，否定了所謂“天命”，認為“天行有常”、“天行有道”，認為“人定勝天”，駁斥了孟軻竭力鼓吹的“畏天命”，“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等唯心主義謬論，宣傳“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意即無所作為“從天而頌”，怎比得掌握自然規律而加以利用呢?反對“法先王”的復古之說。他的著作很多，漢初時流傳有300多篇，現留傳下來的經后人整理的《荀子》一書，僅剩32篇。

　　韓非子繼承了荀子思想的積極部分，并集前期法家思想之大成。《韓非子》五十五篇，系統的闡述了法家思想，對儒家思想進行了嚴正的批判。

　　秦始皇尊法反儒、厚今薄古，實踐法家的理論和路線，橫掃六國，“海內為一”，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統一度量衡、文字、貨幣、車軌。以“焚書坑儒”的嚴厲措施鎮壓了儒生“搖唇鼓舌”的復辟倒退活動，禁止《論語》和其他儒家經典的傳播。因而領袖以詩言理：“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西漢劉邦蔑視孔學腐儒，“為(統一)天下安用腐儒”?因而身邊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法家智慧的文臣武將，張良、蕭何、韓信、陳平等，并使文景兩帝順延執行既定的法家政論和路線，政治上強調用法治維護中央集權國家。漢文帝在防御匈奴侵犯方面實行“募兵備邊”政策，“屯田筑城”加強了邊防力量。接受法家賈誼的建議，推行重農抑商，發展封建經濟。漢景帝“不任儒”，采用法家人物晁錯“削藩”之策，平息了同姓王的“七國之亂”，并規定“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國家統一顯著加強，中央集權走向了鞏固，為漢武帝時代的興盛打下了基礎。晁錯主張斷絕和親，堅決抗擊，在保護婦女尊嚴上是個榜樣。

　　桑弘單(公元前152~80年)在法家路線走下坡路的漢昭帝時代，在鹽鐵會議上舌戰群儒，主張鹽鐵官營，揭明群儒“潔言污行”，與認識現在破公立私的“混改”仍有現實意義。后被霍光偽造罪名殺害。賈誼、晁錯、桑弘羊勇敢倡言捍衛抗擊匈奴的主張，反對妥協，有助于認識目前的金錢外交路線失誤的性質。

　　以漢元帝為轉折點，全面轉向尊儒反法，漢平帝即位第一年，追封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很快出現“新王莽”(公元9年)朝代，為西漢滅亡埋下了隱患。

　　東漢前期時代的王充(公元27~約97)，花費30年心血撰著《論衡》，對孔孟之道、董仲舒的“天大感應”神學迷信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論衡》中的《問孔篇》、《刺孔篇》、《知實篇》充滿戰斗精神，列舉大量事實，駁斥孔孟之道“天命論”、“天才論”的唯心主義。揭擺孔子自稱“生而知之”，為何連父親的墓不知在哪里?孔孟叫人“畏天命”，孔“自知無貴命”，為什么一生奔波鉆營碌位?孟軻去齊國想當官齊王未用，為何不遵從而在齊國邊境蹲上三天，期望齊王回心轉意?孔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當魯國公山不狃(音扭)叛亂時，為什么你孔老二謀升官發財準備去投降呢?如毛主席揭示的那樣：“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王充揭發，孟軻也講“信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可你孟軻不是接受過宋王的七十鎰金子和薛君的五十鎰金子嗎?同一切偽君子一樣，“盡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毛主席《為什么討論白皮書》)。因此王充認為孔孟之流“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孔老二的話“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后多相伐”，矛盾百出，不能自圓其說。因此，不能對他們盲目崇拜，視為無可非議的偶像，提出“伐孔子之說，何逆天理!”他認為尊孔讀經是反常的怪事，反孔非經才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這種無畏的戰斗精神，在尊孔的險惡環境中，是稀缺可敬的，同目前的左翼批走資派、西化派有許多相似之處。

　　三國時諸葛亮、曹操棄孔循法，在當時的亂世為局部的統一做出了貢獻。到西、東晉十六國時代，崇孔輕法，終釀數百年亂世，李密的《陳情表》可見當時人民生活的苦難。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毛主席的詩是對柳宗元(773~819年)稱贊?！斗饨ㄕ摗肥撬嗡枷氲拇碜?，“封建”是指奴隸社會奴隸主貴族實行的“封國土，建諸侯”的分封制。秦始皇統一中國，實施郡縣制，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權。但后世不斷有人主張恢復分封制。到了唐中葉，藩鎮割據勢力惡性膨脹，他們自持手中有兵權，向唐代中央挑戰，要求分封制、搞世襲的獨立小王國，孔孟之徒也搖旗吶喊，鼓吹復古倒退。為駁斥這種荒謬論調，柳宗元寫了此文。列舉大量事實，肯定了行郡縣制“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可以使天下大治。

　　中國幾千多年的歷史，平安時期少于戰亂，“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毛主席《讀史》)，而分裂的周期越來越短，背離了人民追求國家統一與平安的愿望?！斗饨ㄕ摗房隙たh制受到北宋王安石的稱贊，卻遭到儒家蘇軾的攻擊，不贊成“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虛器”。“禮樂”是孔子主張“禮治”的標志。明末的王夫之說“郡縣之治，垂二千年弗能改矣”。柳文對目前損毀“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導致幾個少數民族的分裂分子鬧獨立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宋代王安石、明代李摯、清初王夫之，近代章太炎、嚴復都是反對尊孔讀經的，認為重提是肇禍之源。嚴復(1853~1921)作為資產階級的啟蒙人物，敢于反儒尊法，反映了資產階級剛踏上歷史舞臺的政治變革要求。他指斥長期統治人民思想的孔孟儒學是使國家陷于危亡、人民遭殃的禍根;反對康有為、梁啟超“學孔子托古改制”的主張，申稱“孔教固不必保”的真知灼見，指明“何必學孔子”。闡述統治者提倡儒家經典，致使人們皓首窮經消磨時日，培養奴隸主義，從而達到摧殘人才、束縛人民反抗的手腳的毒辣目的。一針見血，抓住了要害。

　　歷代農民起義都是針鋒相對的反對孔孟之道。

　　“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組織條件，是社會主義的孕育時期。那時一大批有影響的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劉半農、錢玄同、陳望道、許德珩、鄭振鐸、聞一多、陳潭秋等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后又退入尊孔陣營中。

　　蔡元培、胡適、羅家倫、傅斯年、段錫鵬等是五四時期的名人，后均追隨蔣介石終生。蔡元培還參與了蔣介石4·12屠殺共產黨人的事前謀劃者的角色;胡適后來成為反共文人，上世紀30年代提出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的論調，重提尊孔讀經。

　　文革時期在毛主席領導下，進行了全國最大規模的批孔運動，對堅持前進、反對倒退、破舊立新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是一次反復辟的大演習，使重建社會主義的革命，從漫長的歷史中得到深刻而堅實的理論與實踐的支撐。

　　“革命愈深入，舊制度復辟就愈困難，即使發生復辟，保留的成果也會愈多。革命把舊基地挖得愈深，舊制度復辟就愈困難”。(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我們完全有理由堅信，尊孔讀經必將被社會前進的潮流再次拋棄!

　　(說明：為了明確引文的出處，對美國《新聞周刊》社論《歷史上最后一位巨人》，只取其客觀評價毛主席的部分，“歷史上最后一位巨人”的提法理解為此前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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