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在校大學生“三個自信”的制度之維
(長沙學院 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部,湖南 長沙 410022)*
[摘要]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關鍵在制度。這里的制度包括組織機構系統與行為規范、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一般制度與特殊制度、外部制度與內部制度、直接制度與間接制度。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需要認真研究這些制度,營造好客觀制度環境。此外,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還需要從主體角度大力抓制度落實,明確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主體責任,加強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績效考評,提高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獎懲力度。
[關鍵詞]大學生;三個自信;制度
注:本文發表于《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4期,發表時有刪減,此為原文。
列寧曾指出:“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就是說,不僅應當傳播一般共產主義原則,而且應當對勞動群眾中的半無產者和非無產者的階層傳播無產階級在思想、組織、教育等方面的影響,以利于徹底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和實現共產主義制度”。[1]雖然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其主要方面是人民內部矛盾,中心任務是進行經濟建設而不是階級斗爭,“但是也應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消極影響還沒有完全清除;在改革進程中,人們思想上的種種反映會在高等學校表現出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以及封建主義的殘余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到高等學校的師生;國內外企圖在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總是把高等學校作為他們思想滲透的主要場所,妄想從這里尋找和培養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代表人物”。[2]對此,《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必須“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凝聚力量、激發活力,倡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加強國情和形勢政策教育,不斷增強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事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信念和信心”。[3]當前,大學生的理想信念雖然主流是積極健康的,但也有不少大學生受社會上各種歪風邪氣和有害思潮的影響,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實用、功利、浮躁,對國家大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缺乏熱情,共產主義理想比較淡薄,以致思政課逃課率居高不下,甚至被人稱為“享樂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因此,不少論者均提出,必須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切實貫徹到大學思政教育中,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使其正確樹立“大學夢”、“青春夢”、“中國夢”,以利于其健康成長成才。
然而,從當前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具體實踐來看,高校的許多舉措如相關主題講座、調查考察、征文比賽等均具有“運動式”特點,成本高,收效小,且往往流于形式。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成效,不僅本身要加強力度、改進方法,還要充分發揮管理的作用,依照法律和規章制度加強和改進學校管理”。[4]為此,本文認為,要改善當前這種局面,切實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政府相關部門應與高校攜手努力,從“運動式”宣講轉變為“制度性”規制,注重制度的影響和形塑。
一 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需營造好制度環境
本文所稱的大學生指高校在校學習的本科生。馬克思指出,“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5]并且“既然是環境造就人,那就必須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環境”。[5]制度環境無疑是影響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重要環境,所以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必須認真研究并努力營造好大學生所處的制度環境。
1. 組織機構系統與行為規范。從詞義上看,制度可分為“system”和“institution”。前者指一定歷史條件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組織機構系統,后者指“人類相互交往的規則”,[6]是組織機構成員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就兩者的關系看:首先,兩者均屬上層建筑的范疇,前者屬社會客體,后者屬精神客體。其次,一個組織機構系統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系統,在于它擁有其成員均能理解和遵守的相對獨立的運行和協調規則。反之,任何規則或行為規范總是針對特定組織機構而言并為其運行和發展服務的。所以,沒有規則的組織機構與沒有組織機構的規則一樣,都是不可想象的。大學就是如此,它既是一種組織機構,也是一系列規則的集合體。最后,馬克思指出,“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系和國家關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7]制度根源于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的產物,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變化而變化,受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支配或制約。這說明,無論是作為組織機構還是特定規則集合體,我國大學的建設和發展都必須立足于我國現實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和風貌,著眼于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全面發展的人才。因此,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教育的內在要求,政府相關部門應充分認識到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重要性,為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提供便利條件,提供人財物和制度支持,自覺把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作為其日常管理職責和重要工作抓手。
2.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制度作為行為規范,從內容和形式上看,可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也叫正式規則,它是指人們(主要是政府、國家或統治者)有意識創造的一般政策法規”,[8]包括法律法規、政策條例、指令規章等,它一般是成文的且具有強制性。“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規則,這是人們在長期的交往中無意識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構成代代相傳的文化的一部分”。[8]“一般來說,非正式制度包括對正式制度的擴展、細化和限制,社會公認的行為規則和內部實施的行為規則。具體來說,主要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8]一般不成文且不具有強制性。就兩者的關系看,正式制度往往來源于非正式制度,由非正式制度演變而成,因此非正式制度更為根本,影響更為長遠。我國大學教育制度就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包括教育法、教師法、高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等法規,以及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發展綱要》)和《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的通知》等方針政策。后者包括大學教育應秉持的指導思想、工作方針、價值理念和風俗習慣等,如《發展綱要》指出的我國教育改革的工作方針“優先發展,育人為本,改革創新,促進公平,提高質量”。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不僅應建立健全大學教育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形成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硬約束”,而且應弘揚有利于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價值理念和理想信念,創設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軟約束”。
3.一般制度與特殊制度。毛澤東指出,任何事物都是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一體,并且“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9]這告訴我們,任何制度也都是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一體,其分析均應堅持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方法。鑒于此,從制度的效力上看,制度可分為一般制度和特殊制度。前者指由不同組織機構構成的相對完備的系統及其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我國教育制度就包括大中小各級各類學校及其共同遵守的規則,如前述教育法規和方針政策等。后者指特定的系統成員及其特定的行為規則。正如鄧小平所言,“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體問題”,[10]因而就包含許多具體制度,如社會教育制度和學校教育制度,學校教育制度又可分為學前、初等、中等、高等制度等,而每一種教育制度又可再細分為若干制度。就兩者的關系看:首先,兩者相比較而存在,如教育制度相比經濟、政治、文化等其他社會制度是一種特殊制度,相比初中高各級教育制度卻是一般制度。其次,一般制度構成特殊制度的“元規則”(meta-rule),統攝特殊制度,特殊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必須以一般制度為前提和依據。最后,特殊制度構成一般制度的“細則”(sub-rule),一般制度的實施離不開特殊制度??傊?,任何制度既是一般制度又是特殊制度,因此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高校應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把大學教育的一般規律與其辦學特色結合起來,把國家教育法規和方針政策融入其具體運營制度當中,使其運營制度既符合國家規定的辦學要求,又體現自身的獨特風貌。
4.外部制度與內部制度。從主體的活動空間看,制度可分為外部制度與內部制度。前者指在主體主要活動空間以外執行的制度,后者則相反。就大學生而言,其主要活動空間無疑是大學校園,因此在大學校園內執行的任何制度均可視為內部制度,反之則為外部制度。就兩者的關系看:首先,不同制度互為內或外部。彼制度對于此制度而言為內或外部制度,此制度對于彼制度而言亦為內或外部制度。其次,內部制度更為根本。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變化。對于主體的發展而言,外部制度通過內部制度起作用,內部制度比外部制度更為根本。最后,內外部制度相互作用?,F代經濟學就認為,任何制度均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這種外部性可分為正(positive)外部性和負(negative)外部性。前者指一種制度的實施使其他制度免費獲益的情形,后者則相反。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無疑會產生正外部性,因為它有利于大學生更好地成長成才,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而這對于國家民族必定有益無害。另一方面,大學生也無時無刻不受到校園外部制度的影響。因此,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高校應處理好與外部組織機構的關系,盡量把外部性內部化(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ies)。一方面消化吸收外部制度的正效益,設法使相關組織機構獲得物質或精神補償以資激勵;另一方面對于外部制度產生的負效益,應通過教學、研討、宣講等各種措施及時規避,設法使相關組織機構付出代價以示懲戒。
5.直接制度與間接制度。從主體與制度關系的親近度上看,制度還可分為直接制度與間接制度。前者指與主體的活動直接相關的制度,后者指與主體的活動不直接相關但會對主體的活動產生影響或制約的制度。就大學生而言,上課、考試、獎學金制度等與其學習生活密切相關的制度無疑是最直接的制度,其他各種制度則相對比較間接。但制度的直接性和間接性也是相對的,就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而言,凡有利于大學生“三個自信”增強的制度,均可視為直接制度。因此,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一方面應注重把“三個自信”的提升融入到大學生學習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制度建設中,另一方面應根據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實際需要,合理區分直接和間接制度,把看似間接的制度轉化為能對大學生產生實際影響的直接制度。
總之,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需要認真研究大學生所處的制度,需要營造好其客觀制度環境,需要立足于制度的多樣性綜合進行制度創設和安排。
二 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需大力抓制度落實
制度貴在落實。習近平指出,“各項制度制定了,就要立說立行、嚴格執行,不能說在嘴上,掛在墻上,寫在紙上,把制度當‘稻草人’擺設,而應落實在實際行動上,體現在具體工作中”。[11]這告訴我們,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不僅應營造好客觀制度環境,而且應大力抓主體制度落實。
1.明確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主體責任。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主體是多種多樣的。從高校外部看,由于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對社會有正外部性,所以我國任何公民均有幫助大學生提升“三個自信”的義務和責任。這就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和大眾媒體加大對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重要性的宣傳,使社會大眾認識到其本身應盡的義務,為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提供正能量。另一方面,對于有損或有害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言論、輿論或思潮,相關部門應支持和鼓勵人們運用馬克思主義依法與之爭辯,搶占輿論陣地,對于涉及違法犯罪的,應嚴厲打擊。習近平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12]相關部門應自覺把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作為其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意識形態安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增強其工作責任感和使命感。
從高校內部看,除大學生外,其成員主要包括管理者、教職工和勤務從業人員,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必須強化這三大主體的責任擔當。這就要求:(1)加強學習型黨組織建設。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大學制度的主要特色之一,加強高校學習型黨組織建設是發展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現實需要。鄧小平強調,“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13]但當前高校特權思想、等級觀念、官本位問題的存在,“基建病”、“采購病”、“招生病”、“校企病”、“職稱評定病”等腐敗病疫的流行,不是通過改革為最廣大教職工謀“紅利”而是為某些管理人員謀“黑利”等現象的出現,說明“三個面向”一定程度上被扭曲甚至異化,成為“面向霸氣、面向權力、面向私利”。解決這些問題,無疑需要高校黨員干部帶頭學習馬克思主義、現代科學文化知識、法律法規、黨的規章制度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權力觀、政績觀、治校觀,樹立科學理性和民主法治精神,踐行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高校學習型黨組織建設必須常抓不懈。唯其如此,高校黨員干部才會真正全心全意為最廣大教職工謀福利,把育人為本落到實處,力促教育公平,高校的辦學能力和教學科研水平才會穩步提升,安定團結與和諧穩定的局面才會得到實現和維護。這必將有于大學生樹立對學校乃至社會的積極態度和樂觀看法,從而提升“三個自信”。(2)加強教職工思想政治培訓。列寧曾說,“我們說:任何一個新的社會制度都要求建立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建立新的紀律”。[14]作為社會主義大學的教職工,無論從事何種工作,自覺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鞏固和維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應成為其必須遵守的紀律要求。但就現實來看,高校某些教職工的馬克思主義信念信仰情況卻十分糟糕,利用課堂、講堂或網絡大肆宣揚非馬克思主義和有害思潮者有之,對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或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公開歪曲、無端攻擊、指責謾罵者有之,寧愿信風水、信迷信、信鬼神也不信馬列者有之。這些現象雖然不很普遍,但它嚴重違背高校教職工應遵守的上述紀律要求,必將成為高校思政課學生不愛聽、不愿聽、不想聽的重要誘因,從而對大學生的“三個自信”產生實質性不利影響。因此,加強高校教職工思政教育培訓,依法加強其言行的紀律約束,增強其大局意識和主體責任感,是當前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亟待加強的一項重要工作。(3)加強勤務從業人員日常管理。高校是濃縮的社會。保安員、保潔員、宿舍管理員、餐飲服務員、郵局商店營業員及其他從業人員是維系高校運營和生活秩序的重要群體,是大學生經常交往的必要對象。但是這部分人員對大學生思想政治狀況的影響常被忽視,他們極易成為高校思政工作的盲區。鑒于此,加強其日常管理和思政教育培訓,增強其在高校的主人翁感和幫助大學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質的責任感,對于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必不可少。
2.加強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績效考評。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5]要使上述相關主體落實責任,就必須把其責任與其切身利益掛鉤,加強對其實際工作的考評。為此,相關部門必須把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1)納入到領導干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績效考評之中。育人為本是大學教育的基本方針,是以人為本在教育領域的具體體現,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是實現育人為本,促進大學生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理應成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因此應納入到領導干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績效考評之中,使之成為其重視人才培養,著力需要辦理的實事之一。(2)納入到領導干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績效考評之中。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其“三個自信”事關黨和國家長期穩定發展。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解決上述各種問題和病癥,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應與貫徹落實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結合起來,與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結合起來,納入對領導干部相關工作的績效考評之中。(3)納入到高校黨的建設和辦學質量的績效考評之中。胡錦濤指出,“要把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為對高校辦學質量和水平評估考核的重要指標,納入高校黨的建設和教育教學評估體系”。[4]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是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內容,理應納入高校黨的建設和辦學質量的績效考評之中。(4)納入到高校教職工職務評聘和工資晉升的績效考評之中。恩格斯指出,“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著我們主要在其中活動的精神環境的影響”。[16]校園精神環境直接影響大學生的思想狀況,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需要好的校園精神環境,需要教職員工提供正能量,因此應納入其職務評聘和工資晉升的績效考評之中。(5)納入到思政課教師“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研的績效考評之中。習近平指出,“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決定事業成敗。沒有理想信念,就會導致精神上‘缺鈣’。中國夢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應該牢固樹立的遠大理想”。[17]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離不開中國夢的照耀,需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高校思政課是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主陣地,學習、宣傳、講授和研究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高校思政課教師的重要職責,因此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應納入高校思政課教師相關績效考評之中。
3.提高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獎懲力度。江澤民指出,“有了制度,照章辦事,嚴明獎懲,管理才能嚴得起來,效率才能真正提高”。[18]落實制度不僅需要明確主體責任,對主體的職責進行績效考評,而且“為了保證實效,應有切實可行的檢查和獎懲制度”。[13]為此:(1)政府相關部門和大眾媒體應大力宣揚社會道德楷模,表彰先進人物,為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創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提供正向激勵;(2)政府執法部門應依法嚴厲打擊危害意識形態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違法犯罪行為,增加相關犯罪成本,為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創造安全環境,提供負面教材;(3)政府組織和紀檢等相關部門應加大宣傳和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領導的問責力度,把對其反腐倡廉和整風肅紀與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聯系起來,為提升大學的“三個自信”提供組織保證;(4)高校人事科研等相關部門應加強對本校教職工的監督、考查和考核,依法合理規范學術討論,加強教職工在課堂、講堂、網絡和其他公開場合言行的監管,把師德師風作為聘用和任職的基本條件,及時解聘和清除嚴重失職瀆職的教職工,保證教職工隊伍的純潔性,為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提供人事支持;(5)高校后勤等相關部門應配合政府執法和工商等相關部門加大對校園內外環境的治理整頓,加大對校園內外從業人員的管理,規范校園生活和營商秩序,為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提供干凈土壤和衛生空間??傊?ldquo;沒有適當的獎懲制度,是不能保證勞動紀律與勞動積極性的提高的”[19]一樣,沒有適當的獎懲制度,就不能保證大學生“三個自信”的提升,為此就需要相關部門齊抓共管,群策群力,多方施治。
三 結論
提升大學生的“三個自信”關鍵在制度。這一方面需要對大學生所處的制度進行認真研究,多方營造好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客觀制度環境,另一方面也需要從主體角度狠抓制度落實,明確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主體責任,加強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績效考評,提高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的獎懲力度。當然,本文的論述不一定全面準確,但是無論如何應當看到,只有把提升大學生“三個自信”這項工作裝進制度的籠子里,大學生“三個自信”的提升才會減少隨機性,降低不確定性,節省交易成本,變得更加科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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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463.
作者簡介:劉希良(1976—),男,湖南益陽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
基金項目:2013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課題《大學生理論自信和理想信念的互促機制研究》(編號:13C24);2014年湖南省教育規劃課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學生理想信念提升的化育機制研究》(編號:XJK014BGD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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