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對某一類知識分子，進行不懈的斗爭。然，先生在公開的文字中，卻不用“知識分子”這個詞，用到的詞有智識階級、正人君子、智識分子、“學者”之流、名流、紙張上的革命家、空頭文學家……等等，還有“文人學士”，比如：
“夜的降臨，抹殺了一切文人學士光天化日之下，寫在耀眼的白紙上的超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憐，討好，撒謊，騙人，吹牛，搗鬼的夜氣……”(《準風月談·夜頌》)
用詞不同，卻寫盡了自那個時代以至于今的此類知識分子的嘴臉，具有一定的“普世”性。
“至于有一班從外國留學回來，自稱知識階級，以為中國沒有他們就要滅亡的，卻不在所論之內，像這樣的知識階級，我不知道是些什么東西?!”(《集外集拾遺·關于知識階級》)
也有時，先生不屑于命名，就稱作“所謂有教育的智識者”、“有些所謂文學家”。這個“有時”，見于先生的“《自由談》時期”，先生在《偽自由書》的前記中說，他把一些筆戰文章附在“本文之后”，以見“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么關系”。這“關系”，先生其實指出過的，最基本的一點是他們和它們都“不論文章的是非”。
我們的這個時代，某一類知識分子還是毫無長進，他們的鼓噪與攻擊的文字，可曾有在問題的是非基礎上所做的?不僅沒有長進，與其“先輩”相比，還等而下之。
先生說過，“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南腔北調集·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偶爾，只是偶爾，聽到被此類知識分子“討厭的人”而為我所不了解者，我就覺得他是好人物。所以說偶爾，是因為此類知識分子的人數不少，而為他們所討厭的人，多集中于的幾位，他們長期在“集中優勢兵力”進行關鍵性突破戰。
先生也并不是一概不用“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不為公開發表的書信中倒是多次使用。“凡有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而至于賣朋友，……作為倒去的見面禮。”
在另一封書簡中，先生說，“我看中國有許多知識分子，嘴里用各種學說和道理，來粉刷自己的行為，其實卻只顧自己一個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見的，都用做生活的材料，一路吃過去，象白蟻一樣，而遺留下來的，卻只是一條排泄的糞。社會上這樣的東西一多，社會是要糟的。”
先生通過歷史總結和比照現實，感慨道：什么時代沒有這樣的人啊!
比照的現實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之，1933年2月19日，胡適之作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主席(后被開除)在北平《獨立評論》上，發表攻擊同盟的文章，先生找來看了之后，說：“我但于胡適之之侃侃而談，有些不覺為之顏厚有忸怩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1933年6月18日書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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