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考縣委:

　　蘭考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抓的一個點.蘭考人真有福份,總是得到黨中央的親切關照.謝謝蘭考人為河南丶為焦裕祿同志爭光,再次成為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長期以來,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妖魔化毛主席 ,砍蘭考焦裕祿這靣紅旗是其中狠招之一..張欽禮成了替罪羔羊.這是件很要命的亊,他非同小可.蘭考縣委上要不辜負毛主席為首的革命先輩們及習近平同志為首的黨的新一代領導核心的關心,下要對的起全國人民的厚愛和信任.就應理順蘭考諸多矛盾的鏈條,區分什么是主要矛盾丶什么是統領蘭考問題的"結".

　　毛主席當初為什么要把焦裕祿視為縣委書記的榜樣?首先要看看主席為焦裕祿同志的題詞.主席的題詞內容是"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九個字.當前黨中央在全國開展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恰恰與當年毛主席題詞的內容相吻合.踐行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焦裕祿精神的根本體現,與當前我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脈相承.我們必須找到我們的歸宿: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哪里去?人民群眾是我們的根!正因為如此,我們必須要名正言順的捍衛焦裕祿這靣旗幟.其實河南省委早己通過梨園春等名欄目為河南兩靣紅旗公開平了反.大可不必前怕狼后怕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就是要求我們把人民利益丶人民需求放在頭頂上去頂禮膜拜的嗎?

　　問題至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要認祖歸根,必須要有自己的典型人物,焦裕祿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縣委書記的好榜樣.主席題詞竟兩處盯住"死"字.后來歷史竟被言中了.累死了一個焦裕祿,冤死了一個張欽禮.他們雖死猶榮!學好這個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焦裕祿,打通了縣一級公務人員這個"結",解了這個結便可走活全國這盤棋.在蘭考,學焦裕祿,繞不過張欽禮.解決蘭考問題必遇張欽禮問題.張欽禮又是學焦裕祿的"結".沒有這個人焦裕祿同志去世以后,他的精神誰來貫徹丶執行丶繼承?如何結出革命之果?張欽禮所以成為替罪羔羊,問題在焦裕祿身上,根子卻在"縣委書記的好榜樣"那個革命化大動作的人脈上,他的老根正是毛主席.幾十年風風雨雨,我們看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看到了各種人的政治嘴臉,明白了革命的"結"在哪里.

　　張欽禮所以受各方關注,是因為他已不只是蘭考的張欽禮.他成了全國人民的牽掛.

　　張欽禮問題撓不得,迴避不得.撓來撓去終究是要靣對的.電視劇<焦裕祿>雖然不得己用了個假名,但畢竟再現了那段歷史的真實故亊.那個故亊既令人興奮,又令人心酸......,

　　張欽禮是誰?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蜜戰友.對蘭考來說,焦裕祿丶張欽礼同是蘭考的一張名片.名片是什么?那不就是蘭考的臉嗎?

　　張欽禮一案是走過法律程序的.白紙黒字是證據,有了證據就不怕有人胡攪麻纏瞎掰掰.張欽禮原是蘭考縣委書記,他的許多行為是縣委集體研究決定的法人行為,縣委也應該為這起刑亊案件承擔主體責任.蘭考縣要敢于靠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壯膽,與原告對薄公堂打一場政治官司,要說看什么臉色,就看人民群眾的臉色,以實際行動捍衛毛主席在世時樹立的這靣紅旗!蘭考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憑什么成為習總書記的點?那是因為紅旗在這里!紅旗保的住否,它考驗著蘭考群眾路線教育的政治效果丶執政能力丶法律水準丶實踐擔當.合格不合格,實踐說了算.不是說要進京趕考嗎,張欽禮一案是道必答題.

　　誰最公平?時間老人.幾十年過去,矛盾全靣攤開了.這個瓜熟了.好比滿地谷莠,春夏季節葉子差不多很難分的清,金秋時節哪棵是谷哪棵是莠草,他們自己張嘴說話了.

　　張欽禮問題該解決了.

　　我把陳健先生早年為張欽禮寫的申訴附后,全文一字未動,沒按自己的意愿作任何取捨.也許在蘭考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進入整改階段時有點用處.

　　盼望蘭考百尺桿頭更進一步.

　　為張欽禮所作的申訴和補記——焦裕祿身后鮮為人知的一樁大冤案

　　作者(陳健)按語：下邊是我七年前為河南省蘭考縣縣長張欽禮的冤案寫的一篇申訴報告。它曾被上網、下載、刊用、收入香港出版的《法制大手筆》一書中。張欽禮已經過世五年，最近某某人又玩出以往的伎倆，作文肆意誣陷張欽禮和否定四十年前過世的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碌?，F在，我在張欽禮的申訴一文之后，加了補記，是對某某人的批駁。同時，我也必須把申訴和補記一起發出，因為不看申訴，看補記中的有些問題，就不容易看明白。

　　陳健 2009年1月

　　為張欽禮所做的申訴——焦裕祿身后鮮為人知的一樁大冤案 陳健

　　前言：

　　我為張欽禮寫的申訴報告，是粉碎四人幫后清查三種人中出現的一大冤案。這場運動在全國不少省市嚴重違法亂紀和擴大化。二十多年前我作為新華社記者，曾寫過內參直送耀邦同志。1982年1月，中央出臺9號文件，它的精神是正確對待文革中犯錯誤的同志。這個文件只發到了省一級，就被中央一位大權威發現收回了，并說二十年以后再說。

　　我五年前寫的這份申訴報告，是交由我所在的黨組織轉給中央的，思想和文字都有局限，我年近八旬，也無力再作大的改動。為了能使張欽禮一案作為個案先予解決，也為了說明這一冤案的實質性問題，但又不便開宗明義說出真相，在無可奈何中，只好拉長時間跨度，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張欽禮受迫害寫起，寫到清查三種人時他受迫害的必然性。由于這一冤案發生在河南蘭考縣，牽連出六十年代新華社記者所寫的優秀的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生前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都一網打盡，有些干部死在獄中。張欽禮一生對黨忠心耿耿，卻一生屢遭迫害，周總理曾三次解救他，也沒能改變他的命運。這的確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一個復雜的歷史現象。

　　今年第三期《炎黃春秋》刊出了上海市的作家、教授座談《恍若隔世——回眸夾邊溝》一書的發言摘要。其中的一位教授、文學評論家說：“從當年中央蘇區的清查AB團……到文革后的清查三種人，我感到有一個共同的邏輯。”就是說，把清查工作嚴重違法亂紀和擴大化也掛上了極左路線的鏈條上;另一位學者把這部作品稱之為“文學的解密時代的開始。”我這篇申訴報告，不是文學作品，但它是第一個通過張欽禮和蘭考縣這一典型，系統地對清查工作中的違法亂紀所作的“解密”申訴。它一經上網反映十分強烈，香港《中國焦點》的主編楊俊林先生，在深圳一位朋友那里看到這份申訴報告，立即拿去全文發表，并配發了社論。我要求楊先生把這期刊物寄給河南省委，一位副書記反饋給楊先生的信息是：這位新華社記者寫的申訴報告，把河南幾十年來路線斗爭的輪廓理清了。

　　張欽禮冤獄十三年，出獄后于2004年5月7日過世，在彌留時看到了《中國焦點》這期刊物。張欽禮和他的家人在不幸中感到了一絲欣慰。蘭考十萬群眾為他上下幾代戰斗過的故鄉：舉行了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囚徒榮歸”的葬禮，一些群眾哭昏在靈車前送往醫院搶救。

　　群眾為他平反。

　　我們夫婦送他的挽聯是：蒼天有眼欲落淚，萬民有口皆是碑。

　　陳健 2007年4月6日

　　(一)

　　從一九五七年就受極左路線迫害的原河南省蘭考縣縣長張欽禮，原以為粉碎四人幫后他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積怨”可以做個了斷。沒料到長期整他的某些當權者上下聯手卻把他投入監獄。

　　六十年代，新華社記者曾寫過《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通訊，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當時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區黨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民解放軍各兵種黨委以及無從統計的黨組織，作出決定，發出號召，向焦裕祿同志學習。通訊中多處寫了張欽禮的事跡，以及他與焦裕祿不尋常的關系，稱他倆為“親密戰友”。實際上，通訊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蘭考采訪焦裕祿的時候，就發現張欽禮的先進事跡已在蘭考廣為流傳。

　　張欽禮是蘭考人，他的父親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由吳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長、省委書記)領導的著名的濉(縣)、杞(縣)、太(康)農民起義運動，和吳芝圃相識。起義失敗后，回蘭考和妻子一起組織領導農民打游擊、打鬼子。張欽禮從小跟隨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四三年參加地下黨的活動，四五年入黨，五四年任蘭考縣縣長，對蘭考的歷史，蘭考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對蘭考的群眾有很深的感情。

　　蘭考是黃河邊上的一個沙城縣，黃河多次在這里決口。一九五八年以前的蘭考，雖說還是豫東老災區的窮縣之一，但群眾并不缺吃少穿。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反而使蘭考更窮了，幾萬群眾餓死，大批饑民外出逃生。新華社記者寫的焦裕祿的事跡都是真實的，但當時的蘭考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禍。具體情況我后面再談。

　　張欽禮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說真話。說真話即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耀邦同志說過，我們實事求是不起。張欽禮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我是新華社的一名老記者，一九四九年開始在新華社河南分社采訪，幾十年來，目睹了長期的極左路線對河南廣大干部群眾的迫害和摧殘。張欽禮是千千萬萬受迫害的干部中極具代表性的典型。要從張欽禮判刑定案的內容一一駁斥，很難道明冤情的實質。我必須按照時間順序，記述張欽禮從什么時候開始，在極左路線的迫害下苦苦掙扎到一步步沉陷囹圄。

　　張欽禮三次陷入絕境時，周總理三次接見并解救了他，但這也都沒能改變張欽禮的命運?，F在，我沒有能力和手段，在更高的層面上獲得材料，全面探個究竟，我只能寫我所知道的有關張欽禮和相關的一些冤情。

　　(二)

　　河南省反右派時，和別的省不一樣，它從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補劃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萬也好九萬也好，和實際上的右派數字或按右派待遇而“不在冊”的右派數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時，這部分“不在冊”者的情況最難辦也最慘。有一點可以肯定，河南右派人數，居全國各省之冠。

　　蘭考縣不到一千脫產干部卻劃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省委組織部部長趙文甫來到蘭考，正碰上一張大字報引發的風波。風波的起因是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和原來農村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復員回來，孫躍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五七年反右時，開始叫幫助黨整風，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后來轉入反右時，這些簽名者該不該劃右派?劃多少?縣委會內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見。趙文甫一錘定音：“全劃。”張欽禮在整風階段，是支持這張大字報的，他萬萬沒有料到一夜之間形勢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對這二百多名干部的結論他不能接受，為他們大聲疾呼，鳴冤叫屈，說他們都是好同志，揭發的問題也是事實。趙文甫批評他是典型的右派言論。

　　這里要特別提一提負責全省反右派之一的趙文甫，他和以后張欽禮的冤案有直接的關系。據當時省辦公廳干部易平告訴我，起先全省劃的右派沒有后來的那么多，趙文甫到下邊巡視一番，回到省里右派增加一倍，原因就是趙文甫的指導思想：凡是在大字報上簽名者一律劃為右派——不論是發起者還是追隨者。

　　開封地區負責反右斗爭之一的是地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秦一飛，考慮到孫躍堂有錯誤(我認為是犯罪)，不便在蘭考繼續工作，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職原薪調到鄰近的東明任職。張欽禮沒有戴右派帽子，是因為當時是抓群眾的右派，他是縣長，受到“降級內部控制使用”的處分。

　　張欽禮的災難由此開始。以后不管他遭遇如何，事實也一再證明他是正確的，但他卻無法擺脫作為黨內“異端”的陰影。

　　二十年后，當河南省的右派改正時，數以千計萬計的右派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人餓死，有人病死，有人在監獄里蹲死。但是，黨紀國法都保護趙文甫、秦一飛、孫耀堂等人，連道義良心都不受譴責。那時黨內有一種普遍的說法：路線問題不能追究個人責任。差不多就在改正右派的同時，張欽禮不僅沒有撤銷反右時受到的處分，并在遭受了長期的迫害后，又因清查工作的擴大化，被地區秦一飛，周化民，省里的戴蘇理、趙文甫送進監獄。這些人又負責清查工作。

　　(三)

　　大躍進時，河南省像一匹脫疆的野馬、一個瘋子。它執行中央關于“高指標、高產量、高征購”的極左政策特別出格，后來群眾遭難也特別嚴重。一九五八年秋，省里召開地、縣秋糧征購大會，報了三天，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購數字。張欽禮在大會上發言了，他說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二十萬斤，小麥畝產五千斤，芝麻桿能炸出油。他說他不僅報不出來，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都是假的。他批評省委帶頭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吳芝圃并沒有因為和張欽禮的父親是老戰友而“關照他”。省委立即組織對張欽禮的批判斗爭，并取消參加大會的資格，押送蘭考接受群眾的批斗。從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廬山會議后，都沒有批倒他。張欽禮并不具有能言善辯的口才，他只不過用事實反駁就足夠了。他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了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河南抓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比右派多幾倍，有些人在批斗時打傷致殘住進醫院;平反時這些同志要求中央派人來才肯出院。我記得來了一位副總理。這是稍后的事。

　　張欽禮住在地頭看莊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飯。一天夜里，縣委書記程約俊來草庵看張欽禮，還帶來兩瓶白酒，這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張說，這個時候你敢來看我，不怕風險嗎?程說，你對蘭考麥子的估產是正確的，我是胡說，也是出于無奈。程向張承認自己有私心有錯誤。不幾天，上邊派來一位鄭某任蘭考縣委書記，把程約俊撤了，并命令張欽禮立即來縣委揭發批斗程約俊。鄭對張說，蘭考右傾的總根子在程，他先把你拋出來，是舍車保帥，你只要徹底揭發他，對你的處分可以重新考慮從輕。張欽禮心想，老程一向勤懇老實，趕在風頭上說了錯話，知錯改錯仍是好同志，把他揭出來，蘭考的班子就完了。盡管對張欽禮威逼利誘，輪番轟炸，他一句話不說，一個字不揭。一天夜里，他留下四句打油詩跑了。打油詩是：“玉樹折斷換木樁，赤心怎肯害忠良，做人做事講實情，說謊沒有好下場。”

　　五九年冬、六〇年春，大批群眾偷偷外出逃荒要飯，這是政府不允許的，抓回來要挨批挨斗受懲罰。有人寧可在家餓死也不敢外出討飯。群眾并不避違張欽禮，他到群眾家吃派飯時吃的就是群眾偷偷討來的發餿發霉的“百家飯。那時群眾含淚對張欽禮說，等他們的日子過好了，要煮只老母機給他補補身子。不久，村口路邊經常出現餓死的尸體，從外地討飯回來的群眾向他反映，說信陽地區有的村莊人都餓死光了。后來揭發出信陽餓死百萬人，震動全黨。

　　張欽禮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燈，開始給周總理寫信。他是用農民慣用的順口溜寫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橫禍，現在向總理反映河南的實情。他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省委領導壓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好干部好黨員橫遭批斗，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聽說信陽的群眾餓死很多，這使他這個當縣長的徹夜難眠。他指責河南省委犯了掠奪農民的錯誤，呼求總理快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間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這封信揣在懷里，不敢貿然從郵局里發出。他的顧慮不是沒有根據的。后來揭發出信陽餓死人的大悲劇，是因為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封鎖了各條反映真實情況的通道，僅郵局就截住一萬兩千封反映饑餓和餓死人的信件，而吳芝圃與秘書長戴蘇理又千方百計包庇路憲文。固始縣的縣委書記楊守績冒著殺身之禍，繞過路憲文和各種障礙，把固始縣征購透底餓死人的情況寫信給省委;有一個村的支部，二十三個黨員餓死了二十個，余下三個寫了血書，千難萬難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來救救村上的群眾。以上這些信件都被戴蘇理扣下，并要查處嚴辦。

　　后來真相敗露，中央的李先念，中南局的書記陶鑄、王任重等在吳芝圃、戴蘇理的陪同下來到信陽，當著這些領導的面，吳芝圃倒打一耙，企圖把餓死人的責任推給因敢說實話敢開倉放糧救濟饑民而倍受他們和陸憲文迫害的專員張樹藩。張樹藩想為自己辯解，剛說幾句就被中南局的陶鑄制止了。為了殺人滅口，領導同志來信陽的第二天，吳芝圃、戴蘇理不經過任何部門，任何法律手續，來到固始，召開萬人大會，宣布縣委書記楊守績是反革命分子，當場逮捕判刑。我記述一九九八年《百年潮》第六期張樹藩遺作：《信陽事件的教訓》中的一段情況，是想說明：戴蘇理對張欽禮以后的命運是關鍵人物，再就是當真理和邪惡正在較量還沒有結果的情況下，深陷絕境的張欽禮，決心為民請命，赴京向周總理反映河南蘭考的實情，需要怎樣的勇氣和膽識啊!

　　一天夜里，一群饑民來到張欽禮的草庵里，為他準備路上吃的干糧，偷偷把他送到火車站，千叮嚀，萬囑托，叫他到北京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來。

　　幾經周折，周總理先看到張欽禮的信，并立即接見他。總理第一句話就說：“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看著衣服破舊，面黃肌瘦的張欽禮，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的干糧還沒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現在只想和你多說說話。”總理叫他拿出干糧，看看群眾都吃些什么，張欽禮從一個布袋中掏出一個菜團子，總理說：“給我嘗嘗!”伸手接時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總理彎腰拾一塊放到嘴里，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說著流了淚，張欽禮在一旁也泣不成聲。

　　后來中組部的同志告訴張欽禮，吳芝圃已經停職反省，中央派劉建勛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劉建勛。

　　張欽禮在省委大門口遇到已經停職的吳芝圃，吳問張：“你爹現在可好?”張說：“我爹不好，餓得浮腫。”吳芝圃一時語塞，稍后又問：“你有什么事?”張說：“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現在來見劉建勛。”

　　劉建勛為張欽禮準備了簡單的飯菜，又斟滿了兩杯酒，舉杯說：“我代表省委正式給你平反。”張也舉杯，兩人一飲而盡。張放下酒杯說：“這飯菜我不能吃，蘭考的群眾正在挨餓要飯……”說時哭了。

　　他回到蘭考，把三年勞改中補發的1264元工資，全部捐給縣救災辦公室。

　　(四)

　　張欽禮在北京見到周總理回來，震驚了省、地、縣的某些領導，但他們都保持沉默。這時主持蘭考縣委工作的副書記王金碧，他辦有兩千多基層干部參加的“民主補課”學習班，由于上面的口氣有些松動，已經放走差不多了，還有140多名，他堅持他們都是“敵人”不能放。這場大冤案是由信陽餓死百萬人引起的。是誰向毛主席匯報了信陽的問題，我不能推測，只知道毛主席作出了錯誤的決斷，認為：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基層民主革命不徹底，需要組織力量“民主補課”。一時間，大批基層干部被集中起來“民主補課”，實際上都當成敵人，失去自由，批斗審訊，逼使他們交待如何向農民征購透底，致使農民逃荒要飯和餓死的慘狀。實際上是把一個錯誤路線造成的惡果，推給基層干部。我并不是說，基層組織中沒有壞干部，哪一級黨政組織中沒有好干部壞干部呢?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不少基層干部在這些類似監獄和集中營的地方被斗死餓死。我不知道全國全省集中了多少干部，只知道信陽地區就集中了縣、社、隊干部二十多萬，蘭考一個小縣就集中了兩

　　千多。張欽禮勸王金碧放出剩下的一百四十多人，他對王說，真正的罪魁禍首吳芝圃都停職反省了(實際上吳原職原薪調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你再不放人，餓死了你要負人命責任，王才放人。這些人被關押半年多，出來時蓬頭垢面，衣服襤褸，餓得不死不活，他們互相攙扶著才能走出牢門，有人餓得站不起來，爬著出來，有位姓程的隊干部，爬到回家的半路，還是餓死在路邊。全國有多少基層干部受到這樣的摧殘?至今沒有一個數目，沒有一個說法。

　　王金碧不僅很左，他不顧群眾的死活，命令村干部為他劃出一塊自留地，打的糧食，養的雞鴨送到他家。群眾對他意見很大。此時的張欽禮，已經證明是一位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受到群眾擁護，受到周總理表揚的好縣長，接替王金碧已是順理成章的事。上級不這么看，匆匆忙忙又調來一個因貪污糧票在群眾中影響十分惡劣的劉某任縣委副書記，協助王金碧工作。也許有人會問，劉建勛為什么不說一句話?他剛剛在廣西解決了餓死人的問題后，臨危授命又來河南解決同樣的問題。他深知河南人事關系復雜，都沒有敢讓他的夫人——一位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大學的地下黨員出來工作，讓她在家休養。此時他不可能介入一個縣級干部的升降問題。幸好，不久焦裕祿來到蘭考縣。

　　1962年冬，焦裕祿調到蘭考任縣委書記。由于當時的各種局限，這篇通訊并沒有挑開蘭考問題的實質。焦裕祿面臨的不是自然災害帶來的無法想象的困境，而是人禍使千千萬萬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狀態下的生靈：因大辦鋼鐵把樹砍了大半，風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以糧為綱，適宜在沙地種植的花生、芝麻、西瓜等連種子都沒有了，而這些經濟作物又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七千多頭牲畜餓死病死六千多;大躍進前，年產近兩億近的糧食，這時下降到只有七千萬斤，人口負增加十幾萬，幾萬群眾餓死，大批饑民偷偷外出逃生……干部隊伍被傷害得更慘，五七年三分之一被打成右派，五八年因反對浮夸風、共產風和受張欽禮株連的有二分之一的干部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處罰。前面提到的那件涉及兩千多基層干部的大冤案，幾乎使基層組織癱瘓。

　　焦裕祿是帶著中央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的精神來到蘭考的，他做了什么?這很重要。首先，他沒有和主持縣委工作的王金碧結合，而是和一貶再貶的張欽禮一見如故，一拍即合，成為親密的戰友，這對以后張欽禮和蘭考這一大冤案有著直接間接的關系。焦裕祿的仕途之道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讓上級看看他在短期內的政績，他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親自帶領干部去火車站把處在饑餓狀態下的數以千計萬計的饑民送上火車外出逃生，這在當時是不允許的，過去不允許，重提階級斗爭更不允許;更大膽的是，根據八屆十中全會的精神，要把前兩年有些地方借給農民的“保命田”全部收回。焦裕祿認為，對于最貧窮的村子的群眾，當前仍是“保命”問題，不能收回;當他了解了到張欽禮雖然平了反，但縣委還給他留有“尾巴”時，極為憤慨，宣布為張欽禮徹底平反，怕以后再有反復，還發了紅頭文件;對那些抵制共產風、浮夸風的干部，焦裕祿說這是蘭考的精英，恢復原職原薪，有的提拔重用，還有的越級提升。焦裕祿還提倡魏征精神，要直言敢諫、不怕說真話。

　　蘭考有四個村子，在那樣貧困、饑餓甚至于餓死人的年代，支部書記帶領群眾尋求各式各樣的生存門路，使群眾少受煎熬活了下來，這在當時就是最大的業績。焦裕祿把他們看得無比珍貴，封他們為四桿旗(村)。他們是：“秦寨的決心”、“雙楊樹的道路”、“趙垛樓的干勁”、“韓村的精神”。

　　焦裕祿聽說有兩個來自廣東和湖南的技術員魏建章、朱里楚正在蘭考搞農桐間作實驗。由于這項科研成果適宜在沙地試驗推廣，所以他們選在蘭考。他們住在一片沙地的兩間草房里(也算實驗室)，吃的又是粗糧野菜，加上風沙干旱，使這兩位南方的年輕人，口鼻流血，大便拉不下來，多次生出撤走的念頭。焦裕祿立即通知糧店全部供應他們大米。現在說起來覺得可笑，可在當時不僅是饑餓的年代，也是知識和知識分子被貶值的年代。，一個廳局級干部是沒有資格供應全部細糧的。焦裕祿向兩位剛走出大學大門、對一項課題研究還沒有出成果的年輕技術員，提供超級別的細糧待遇，這不僅是向極左思想挑戰，也是向特權思想挑戰。后來這項研究成果不僅在蘭考、在豫東在全國部分沙地大面積推廣，聯合國都派官員來豫東考察。這是后事，那時焦裕祿已經去世幾年了。

　　正是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的積累形成了蘭考不同思想傾向的干部對焦裕祿不同看法。他的前任，在他剛來不久就向省委寫誣告材料，說他一到蘭考就申請了60元的救濟款，并捏造了焦裕祿寫的申請報告。特別是從新華社發表焦裕祿事跡的通訊到粉碎四人幫河南的清查工作，地縣一些干部的斗爭，幾乎都圍繞著對焦裕祿這一典型形象的看法上而生出許多是是非非。

　　焦裕祿解放后大部分時間在大工廠工作，他不知道極左路線，特別是三面紅旗大辦鋼鐵對農村工作破壞這么嚴重，幸而他遇見張欽禮，使他很快了解了真實的情況和癥結所在，并得到他的鼎立相助。

　　假若焦裕祿仍然是一個大企業里默默無聞的處級干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零三個月，也許他的才智、膽量、奉獻精神和與生俱來的人道主義精神，不會在蘭考這個特定環境中，撞擊出如此耀眼的火花，達到光輝的頂點。當然，如果沒有張欽禮對焦裕祿懷著那么深深的敬意和難以忘卻這段情誼，也不會在焦裕祿去世后，能如此詳實地把那些感人肺腑、催人淚下的事跡，向世人傾吐。

　　焦裕祿的素材大部分來自張欽禮，沒有張欽禮，焦裕祿這位真正的共和國的優秀兒子，就會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張欽禮說過，焦裕祿來蘭考是反左的。這話現在聽起來多么簡單，但在極左路線肆虐的年代，農民餓死在屋里都沒有逃出去尋個生路的自由。“救群眾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懸”，這就是焦裕祿這一形象震撼人心的力量。焦裕祿和張欽禮都具有高度的人道主義精神，這不僅是中國的傳統美德，也是全人類公認的道德標準。許多共產黨人，包括許多領導干部缺少的恰恰就是這種精神。在現實生活中本來就有好干部壞干部，有品質高尚的干部有品質惡劣的干部，并非前者都源于毛澤東思想，后者都推給資產階級。新華社記者的通訊，把焦裕祿這一形象，提煉成“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焦距沒有對準。如果真是這樣，后來就不會因他而使許多干部群眾付出巨大代價。

　　凡是在極左路線、特別是大躍進中像瘋子一樣的干部，在三年困難饑餓年代，大都持消極態度，甚至于放棄領導，蘭考如此，全省亦然。他們對群眾逃荒要飯、或者一天供應幾兩原糧、維持不死不活的生存狀態無動于衷。前面提到的副書記劉某，他在群眾饑餓的時候貪污糧票，當焦裕祿多次昏倒在風里雨里、為了怕增加群眾負擔，走了一天，忍受著肝部疼痛，不肯在群眾家吃頓飯的時候，他和其他縣領導卻躲進縣醫院小病大養吃小灶。在這類干部心里，路線斗爭反復無常，說不定那一天他們又是正確的，焦裕祿張欽禮又要倒大霉。說也奇怪，現實生活往往對他們的判斷驚人的靈驗。

　　焦裕祿來蘭考的時間，是在饑餓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前。這兩個時期都是共和國歷史上的兩座險峰，兩峰之間有個低谷——極左路線的低潮期。當時，雖然毛主席重提階級斗爭，因為當時饑餓的情況沒有根本好轉，就我所知，下邊很難執行。這就給焦裕祿一點時間、一點空間的活動環境。使他能在這一小片天地里醫治極左路線帶來的創傷，施展人道主義精神。焦裕祿在蘭考只有一年零三個月，沒有人知道他來蘭考已是癌癥晚期。他死在水利工地。蘭考人說他是累死的。如果焦裕祿不是早逝，他在文革中會和張欽禮有同樣的命運;如果新華社不在他逝世后寫了他的事跡，張欽禮又在這些事跡中占了一席地位出了名，使張長期和這般“左爺”們的潛在矛盾在一定的條件下進一步激化，張欽禮也許會是另一種命運。

　　張欽禮對焦裕祿通訊的三名作者，特別是穆青，長期獨享這篇通訊的榮譽，對蘭考這一大冤案不聞不問，無動于衷，極為憤慨。

　　(五)

　　焦裕祿去世后的兩個月，四清運動開始了，真是“冤家路窄”，地委派來宣傳部長秦一飛任團長、某局周化民為副團長、包括兩千多名團員在內的四清工作隊。周化民在反右運動中，是地區直屬機關抓右派的負責人。我們將會看到這兩位“左爺”的出色配合。他們一到蘭考，就全面奪權。當時四清運動的主要對象是大小隊干部，而秦一飛、周化民的四清對象首先是縣委縣直機關干部。再具體地說，首先對準張欽禮。他被清查批斗了半年多，什么問題也沒有查出。但是，周化民卻不讓張欽禮等解脫出來工作。這時新華社記者來蘭考采訪焦裕祿，按照慣例新聞干事劉俊生要請示當時有實權的周化民，并請他介紹焦裕祿的事跡。周說，我不了解焦裕祿，叫張欽禮介紹。我在這里說明這個情況，是有人說新華社記者到蘭考采訪焦裕祿時，只找張欽禮，不找周化民。這正說明，當時蘭考領導干部中對焦裕祿有不同的看法。而秦一飛、周化民到蘭考把焦裕祿調整配備好的各級領導班子，特別是他重用提拔的一批干部，一網打盡，都成了“四不清”對象。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新華社發表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長篇通訊。通訊發表前，周原把定稿先拿到開封地委經多位領導審查，沒有人對事實提出異議;后又到蘭考，在縣委常委會內逐字逐句念完通過，周化民也參加了會議，也沒有提出不同意見;秦一飛沒有參加會議，周原又把通訊送他審閱，他對事實也無異議，只是說對焦裕祿評價太高，周原說如何評價新華社負責。這時蘭考正在召開二千多人的三級干部大會，縣委宣傳部長卓興隆在大會上念了一遍通訊，全場一片哭聲，都說焦書記的先進事跡寫得遠遠不夠。我寫這幾行審查過程的文字，同樣是有人在這個問題上造謠生事。

　　這篇通訊像一顆精神原子彈爆炸了，周化民氣急敗壞地說：“早知道采訪焦裕祿的周原是個摘帽右派，當初就該把他轟出蘭考。”四清運動進入尾聲，四清對象還沒有解放，按照當時中央精神，四清工作組應該全部撤走。蘭考卻例外，不知什么人指示：四清工作隊就地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秦一飛、周化民一變成為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當權者，還沒有解放的四清對象也立即轉變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像以往一樣，首先拿張欽禮開刀。有人說周化民是焦裕祿的當然接班人，我下邊寫的就是周化民等如何往死里整治焦裕祿提拔重用的一批干部，直至把他們打進監獄。

　　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人民日報》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秦、周給張欽禮戴上兩頂帽子：一是“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是“五七年的漏網右派”，給他打上花臉，當牛鬼蛇神拉到蘭考大街上一天游斗數次。運動來得如此突然、兇猛，張欽禮還沒有弄清什么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先被秦、周二位扣上“反對”的帽子，至于“五七年的漏網右派”，那是周化民、秦一飛手中的緊箍咒，隨時隨地都可以給張欽禮套上。前邊說過，反右斗爭時，張欽禮受到了“降級內部控制使用”的處分。在這些“左爺”的眼里，張欽禮始終是“異端”，是有“前科”的人。

　　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桿旗(村)的干部和群眾以及其他的干部和群眾，知道張欽禮十七年中屢遭迫害，現在并沒有因為焦裕祿通訊的發表而幸免于難。于是，他們來到縣委，造了秦一飛、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張欽禮。這個反造的好，造的對，為什么同情張欽禮的群眾不能造反于施暴者。這時以四桿旗的干部群眾為主立即成立了“保衛焦裕祿司令部”，宣稱：“捍衛焦裕祿精神，繼承焦裕祿未竟的事業。”秦一飛、周化民也成立了“衛東林司令部”，誓言是：“誓死捍衛毛澤東林彪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因為秦一飛、周化民大權在握，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加上開封軍分區受地委領導，介入文化大革命后在蘭考一直支持秦一飛、周化民和他們支持的“衛東林司令部”，張欽禮雖有群眾支持，也難逃厄運。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張欽禮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連同縣委七名常委、十個公社黨委書記、四桿旗的干部群眾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監獄;全縣六千多名黨員有四千名被開除黨籍，農村被開除黨籍的黨員大都在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先進基層組織中;他們幾乎把焦裕祿紀念館砸毀，把館內全國捐贈的幾萬冊書籍和宣傳焦裕祿事跡的有關資料付之一炬;焦裕祿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清字文，新華社記者寫的那篇通訊被列為禁書;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設備也都被砸爛;把焦裕祿生前調整好的能帶領群眾除三害的各級領導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積極力量一網打盡。

　　秦一飛、周化民這樣做并非偶然。遠在焦裕祿通訊發表時，全國幾百名記者、作家云集蘭考，參觀學習者不計其數。因為通訊中多處寫了張欽禮，他經常被采訪

　　者包圍，詢問有關焦裕祿的種種工作生活細節。作為蘭考一把手的周化民很少露面。張欽禮很警覺，寫了一張紙條塞到周原手里，我當時也在蘭考采訪，也看到這張紙條，大意是：有一股冷風在陰暗處流動，但它暫時還抵擋不住來自北京的東風。張欽禮在最風光的時候，都心存驚懼。

　　焦裕祿的骨灰由鄭州遷回蘭考那天，有幾萬農民自發到火車站迎接，那哭聲真是驚天地泣鬼神，而秦一飛、周化民命令他們帶來的兩千多名四清工作隊員都不準到車站，秦一飛也沒有去。

　　焦裕祿來到蘭考，并沒有批評誰指責誰，只是他的所作所為深深地刺痛了“左爺”們的神經，使他們心里不是滋味。他們等待時機下手，現在時機來了。他們不光要清除死去的焦裕祿精神，還要扼殺活著的焦裕祿精神的繼承者。把張欽禮作為這一仗的突破口，極具爆破力，不僅他是焦裕祿精神的代表，還因為可以新賬舊賬一塊算，置他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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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張欽禮在獄中耳朵被打聾，牙被打掉，手被打殘，腰被打傷;他們有時候還把他拉出去游斗，兩手朝后捆綁，從卡車上猛推下來，摔得鼻青臉腫，滿身流血;他們還用一條涼席，把他卷住捆起來，頭朝下倒豎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復多次，慘不忍睹。張欽禮在監獄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據說蘭考有位老貧農跑到北京天安門前長跪不起，為張欽禮喊冤，引起了警衛的注意，驚動了中南海，周總理知道張欽禮正遭受迫害，指示當時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要保證安全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時，把張欽禮送到他面前。因為是夏天，張欽禮在獄中只穿了一條又臟又破的短褲，半夜從獄中拉出上了吉普車，他以為是對立面要槍斃他，車到城外，他吵鬧不愿走，說死也要死在生他養他的蘭考這片土地上。幾個解放軍說，你再拖時間，明早我們幾個都要掉腦袋。先期從河南到北京的省委書記處書記紀登奎看到張欽禮，立即命人拿來一套軍裝給他穿上，才帶他去見周總理?？偫砜吹綇垰J禮半晌說不出話來。八年前他見到的是一位餓得面黃肌瘦為民請命的縣長張欽禮，現在見到的是一位步履艱難、鼻青臉腫(不是軍裝遮住還是遍體鱗傷)剛剛出獄的“囚犯”張欽禮?？偫眈R上命身邊的工作人員，先把張欽禮送到醫院檢查身體，治傷治病。

　　張欽禮從北京回來，周總理對他有三條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要緊跟;部隊是國家的長城，他們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會，抓革命促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張欽禮回到蘭考被委任為蘭考縣革委會主任，這是他從抗日戰爭到現在第一次成了蘭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眾，恢復了四千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焦裕祿紀念館，然后著手繼續實施焦裕祿生前制定的除三害(風沙、內勞、鹽堿)規劃。他帶領群眾，利用黃河水引黃淤灌出十幾萬畝鹽堿地為良田，制定了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的條例。以上這一切，日后，都成了張欽禮再次被逮捕判刑的依據。

　　當時，省委副書記王新說：張欽禮在蘭考搞劉少奇的生產黨，派人到蘭考批斗他。王新原來是河南軍區政委。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他派到蘭考的干部，批斗張欽禮個把月，又撤了張欽禮革委會主任的職務，把他送到信陽大別山軟禁起來。

　　這是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號軍令發布不久。張欽禮在信陽并沒有投入監獄，在一個單位掛了個虛職，由押送他的幾個人日夜監管，實際上是軟禁。后來，張欽禮才知道押送監管他的幾個人中，有一名是省公安廳副廳長。張欽禮到信陽后，他們數次查抄張欽禮在蘭考的家，高音喇叭對著家門口，歷數他的種種“罪狀”。最后，他們竟然把宣傳車開到了張欽禮的家門口，堵著門口叫喊他的“罪狀”，張欽禮的老母親—— 一位為了革命出生**的老前輩，經受不起這樣的折磨，活活被氣死。張欽禮倍受刁難才允許回家安葬老母親。秦、周二人為此還出了一期“敵情簡報”報告給王新。為了使張欽禮不與外界接觸，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個叫靈山寺的古廟里幾個月。張欽禮在大別山被軟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發生了林彪事件。

　　周總理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張樹芝，在三天內把張欽禮和領導修建紅旗渠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送到北京交給他。周總理一見到他倆就哭了，一旁的工作人員立即遞給總理一塊手絹。周總理再三追問王新等人：為什么要迫害他們?一個在平原治沙治堿很有成績;一個在山區治山治水很有成績，為什么要迫害他們?

　　張欽禮從北京回來，被提升為開封地委副書記兼蘭考縣委書記。楊貴被提升為公安部副部長。但張欽禮很少去開封主持地委工作，主要時間精力放在蘭考，因為他要實現和焦裕祿一起制定的除三害規劃。

　　林彪事件以后，王新很快被捕。捕前在批斗他的會議上，周總理指示張欽禮、楊貴必須參加。張欽禮這時才知道王新是林彪的死黨。張欽禮不理解的是，他與林彪并不沾邊，和王新也不認識。秦一飛、周化民的旗幟上還寫著：誓死捍衛毛澤東林彪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只捍衛焦裕祿的精神。更為荒唐的是，粉碎“四人幫”后，他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條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

　　張欽禮曾多次對我說過，他始終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直到現在他甚至于也不明白，他這一生坎坷遭遇的根子在哪里?為什么會是這樣?

　　這里需要交代一個背景。文革開始不久，毛主席巡視大江南北時說：大局已定二七必勝。“二七”是指河南鄭州的“二七公社”造反派組織，在開封則叫“八二四”。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半，周總理在北京京西賓館代表中央接見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隊要支持保護河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新華社當天播發了新聞，中央廣播電臺當天廣播，《人民日報》第二天一版頭條刊出。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書記處書記登奎首先表態支持這兩個造反派組織。“衛焦司令部”聲明支持開封的“八、二四”，張欽禮自然而然地成為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干部，成為文革后的清查對象。

　　河南有成千上萬的老干部在周總理指示后，紛紛貼出大字報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說句老實話，當時在一些老干部心里，能相信的只有總理了。

　　張欽禮第三次被周總理解救后，特別是王新被捕，他深感問題復雜，眼前一片迷霧。他請求總理幫助他調離河南。他回憶當時的心情時說：“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種身在險境苦掙扎的感覺，不知道哪一天摔得粉身碎骨，這不是已經摔了三次了嗎?雖不是粉身碎骨，也折騰得少皮沒毛，死去活來。運動一來，他們湊水和泥，說你是圓的團團，說你是長的拽拽，說你落后保守，工作沒跟上，這些話都不論斤兩，輕的批判斗爭，重的撤職罷官、開除黨籍，甚至蹲監坐牢。官大一級，壓死泰山，他們都是上級，都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沒有理。俗話說，樹移死，人移活，免得低頭不見抬頭見，老成見老印象，運動一來都起新作用。”總理接受了張欽禮的申請，答應一定幫助他。之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張欽禮的這個愿望沒有實現，接著是總理病逝，接著是粉碎四人幫，接著是河南的大清查……

　　文革八年，張欽禮和秦、周在蘭考各支持一個對立的群眾組織，大方向都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是中央的決定。雙方在這兩個口號下都說過錯話，犯過錯誤，辦過錯事，誰也無權清算對方。雙方斗爭的實質，用張欽禮的話說：是捍衛和砍倒焦裕祿這面旗幟為焦點的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句話說的是實際情況，即使說錯了，也不犯法。張欽禮的判決書上寫：張犯在蘭考捏造了一個所謂“兩線一點”的反革命謬論，致使周化民同志遭到殘酷迫害。說到周化民遭到迫害，和張欽禮比較是小巫見大巫。張欽禮被總理解救翻身后，他不能完全控制他所支持的群眾組織不批斗秦一飛、周化民，但他們始終受到蘭考支左部隊的保護，是有限度的。秦、周在文革中既沒有進過監獄，也沒有遭過軟禁。

　　粉碎“四人幫”后，周化民因鎮壓“衛焦司令部”和張欽禮有功，被提升為商丘地委書記管政法，不知為什么此時的蘭考縣卻劃歸商丘管轄，這樣，蘭考的清查工作，就由周化民一手運作了。周化民清查張欽禮得到當時省委戴蘇理和趙文甫的支持。前邊我說過，五七年反右時張欽禮敢為一張大字報上的二百多名右派鳴冤叫屈全省出名，趙文甫是知道的。一九六零年戴蘇理對張欽禮去北京向總理反映河南的實情，并指責省委掠奪農民一事恨之入骨。最近，在中央工作的楊貴同志告訴我：“最后給張欽禮定案的就是戴蘇理。”楊貴在文革中，任公安部副部長時，曾作為中央特派員多次來河南視查，對戴蘇理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十分了解。當時的戴蘇理已經由信陽事件時的秘書長提升為省委書記，趙文甫則由抓“右派”時的組織部部長提升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他倆負責河南的清查工作。張欽禮被捕前，戴蘇理把他叫到省委，逼他揭發劉建勛、紀登奎。張欽禮說：“劉、紀在上層活動我不了解，文革八年，我只在蘭考和秦一飛、周化民斗爭，揭發他倆如何迫害我，我有材料。”戴蘇理威脅說：“你不揭發劉建勛、紀登奎，就是沒有站過來，站不過來矛盾的性質就轉化了。”

　　幾天后，張欽禮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登一條新聞，大標題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命分子張欽禮。且不說這個標題之荒唐之違法，但它說明一個問題，張欽禮一案由秦一飛、周化民提供“罪狀”，省委決定。省委是誰?是戴蘇理、趙文甫。

　　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刑警給他戴上手銬時，他放開嗓門，對著蜂涌而上的幾百民工高喊著：“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天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記住這個日子，這是個暗無天日、人妖顛倒的日子……”開始，工地上一片哭聲，稍后，大家冷靜下來，他們立即推出了張傳嶺、閻協崇、史占卿三位代表，為張欽禮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些吃的，趕到鄭州監獄外面等候。當張欽禮帶著手銬從刑車上被架出來時，三人哭著涌上去，要塞給張欽禮一些油餅花生仁。刑警攔住不讓他們靠近，他們苦苦哀求著：“老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刑警允許了。隨后，三人在獄墻外面轉圈，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圈、流了多少淚……

　　張欽禮在獄中關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張欽禮不服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因張欽禮一案和“焦衛司令部”組織所涉及的清查對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四千人開除黨籍。在這四千人當中或開除公職，或開除黨籍，或降級下放，或兼而有之。

　　張欽禮的主要罪名：

　　一、逮捕時的罪名是“扒開黃河大堤淹蘭考人民”，指的是用黃河水淤灌二十六萬畝堿地為良田;

　　二、判刑的前提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

　　三、迫害老干部。指的是秦一飛、周化民;

　　四、刑滿釋放證上寫：“張犯因文化革命煽動罪”被判刑。“煽動”指的是“四桿旗(村)”的干部群眾到縣委造了秦一飛、周化民的反，支持了張欽禮。

　　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四桿旗的干部命運更慘。文革中，他們隨著張欽禮起伏多變的命運而沉浮而最終慘遭迫害。

　　秦寨的支部書記趙新貞，第一次從獄中出來，直奔九孔閘工地。不知情的妻子挎著籃子去監獄給丈夫送飯，半路聽說周總理派人把老縣長救出來了，趙新貞也出獄去了工地，她轉身往家跑，把喜訊告訴了婆婆。婆婆命她用架子車拉她去工地，趙新貞看見媳婦拉著老娘來了，“撲通”跪在地上，哭著說：“兒不孝，讓娘擔驚受怕!”他娘說：“你踩著焦書記的腳印，跟著老縣長，娘不擔驚，不害怕，你出來了就沒事了，好好干吧，娘走了。”工地上的民工圍得里三層外三層哭成了一團。

　　趙新貞被判刑十年，他在獄中得了“水腫病”(老百姓叫氣鼓病)，肚子浮水，后來渾身腫得不能動彈，第十個年頭，才允許保外就醫，出來就死了。

　　雙楊樹的支部書記王發祥因“罪證”不足不能宣判，在隔離室審查十年，第十個年頭死在隔離室。

　　趙垛樓的支部書記李運祥判刑六年，在獄中癱瘓，刑滿出獄不久就死了。

　　韓村的支部書記楊素蘭是位女性，聞訊逃跑了。她在外受盡千辛萬苦流浪了四年，撿了一條命。

　　他們在文革中既沒有殺人放火，也沒有組織人馬武斗。當焦裕祿的墓碑展覽館遭破壞時，他們自帶干糧、鋪蓋，吃住在墓地，日夜看守，免造破壞，他們最大的罪狀就是：反革命分子張欽禮的保皇派;他們是農民，進城造秦一飛，周化民的反，就是反革命。他們在獄中都受盡酷刑。同案的一百二十多人中，有人因受不了酷刑，把口袋里僅有的幾毛錢交了黨費自殺了。

　　文革前夕，在秦、周的操縱下，曾泡制出一份材料，說新華社寫的通訊焦裕祿是一株大毒草，到處散發。當時的省長王維群組織開封師范學院師生四人，由楊捍東任組長到蘭考調查，主要核實通訊中素材的真偽。楊等在蘭考三十三天，走訪縣、社、隊干部二百多，記錄了十三本原始資料，由楊捍東執筆寫出調查報告，證實通訊中的材料都是真實的。文革中楊捍東來蘭考串連，正碰上部隊介入蘭考，他當夜就被抓捕入獄，后又陪張欽禮在全縣輪回批斗四十天，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整個文革期間，他的命運就和張欽禮的戰船一起沉浮。從被捕到判刑所有審訊的主要內容就是他為什么要搞那份調查，陷害縣委書記周化民。他在獄中受盡酷刑。清查時，被判刑五年。刑滿釋放后，在蘭考一個小村種幾畝地維持生活。他現已六旬，曾數度上訴中央，述說他的冤情，但都杳無音訊。

　　蘭考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和蘭考文化大革命開始第一次把張欽禮投入監獄所涉及的人員姓名、數量幾乎相同相等，等于說，斗爭了八年，又回到了當初。不過斗爭雙方的命運卻有了天壤之別。如果更精確計算，應該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斗爭了二十多年，同樣的原班人馬、對立的雙方，一方的人卻步步高升，而張欽禮從一九五七年的“控制使用”到一九五八年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再到文革中被投入監獄，粉碎四人幫后成為一名“囚犯”。由此看來，蘭考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這派和那派之間的派性斗爭，而是十七年斗爭的繼續，是上上下下一批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能得心應手的“左爺們”向焦裕祿、張欽禮等優秀干部的大反撲。這些“左爺們”的權勢根深蒂固，盤根錯節，他們也可能在斗爭對手時擦傷一點皮肉，但動不了根本，一有機會他們必然置張欽禮于死地。

　　如果順著這一問題深究一下，還能悟出黨內慣性的邏輯思維：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上下的當權者以為五七年又來了，先把十七年被他們整下去的牛鬼蛇神和那些還沒有戴上帽子而在他們心目中也屬于“異端”的人揪了出來;當運動陡然轉向揪“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又把對立的雙方捆在一起戕害;粉碎四人幫落實政策時，卻把二者分開了：所有大小當權者，官復原職，補發了工資，滿足他們所有的要求，包括他們子女的要求。而耀邦同志領導的對十七年的冤假錯案的改正者(還不叫平反)，按當時總管財政大權的官員說，“要錢沒一文，要命有一條。”為什么那些被大小當權者苦害了二十多年尚能活下來的同志，為他們落實各項政策，特別是補發工資，難道不是首先應該考慮的嗎?如果說，當時財政有困難，補發當權者的工資就不困難了嗎?實際上，十七年被歷次政治運動命定為各類反革命的同志，大都是中國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政治上至今仍然是我們社會的弱勢群體。所以說，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極左路線的延續和發展，而且發展到登峰造極。

　　蘭考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顛倒了。

　　張欽禮也許永遠翻不了案，因為堆積在他上空的陰霾太濃重。他用正確撞擊錯誤，在錯誤的年代他也被歷史顛倒了。他現在年近八旬，健康狀況亦如他的命運都快走到盡頭。

　　(七)

　　我現在記述的卓興隆，是大躍進時在蘭考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一位優秀的基層干部。他不僅被焦裕祿欣賞器重，從公社提拔到縣里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兼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還被文革中去蘭考視察工作的中央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中，認為卓是個人才，建議陪同他的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提拔重用他。后任商丘地區柘城縣縣委書記。周化民抓住他在蘭考支持張欽禮、支持《衛焦司令部》、宣傳焦裕祿精神，用鈍刀子割肉的辦法，一點點把他割死。他的死觸目驚心，我曾為他寫過內參，內參不知通過何種渠道，在河南廣為流傳。這是十年前的事。

　　卓興隆不僅是焦裕祿和張欽禮的得力助手，他還是焦裕祿提倡農桐間作的狂熱推廣者，在蘭考如此，到柘城由于大面積推廣農桐間作，促進農林大發展，商丘地區也推廣了柘城的經驗。文革期間中央有關部門曾在商丘召開過全國綠化和農桐間作會議，我參加了這個會議，也專門采訪過卓興隆，為《人民日報》采寫組織過整版商丘地區農桐間作的文稿。卓興隆只讀過小學，但很聰明，很有悟性。他受焦裕祿的影響，不但愛泡桐 ，也懂得尊重知識，用心讀書，練一手毛筆字，加強一個中層領導干部的文化素養。焦裕祿逝世后，曾寫過三四千字的懷念文章登在《人民日報》上。他發明一種土辦法專治桐樹上的“布袋蟲”，商丘地區的農民至今還流傳著：“看見布袋蟲，想起卓興隆。”他因為喜歡泡桐，臨終前寫了一首小詩《桐花贊》：“桐花啊!桐花，你串串粉紅，圣潔溢清，你勝過八月的桂，臘月的梅;桐樹啊，桐樹，你木質潔白，昂首擋風，所有的詩都該把妳贊頌。”

　　河南清查工作開始時，商丘地區兩任黨委書記孫玉尊、李景堂都保卓興隆，并在群眾大會上宣布：卓興隆在文革中沒有實質性的問題，繼續留任。后來，主管政法的書記周化民，先把卓興隆從縣委書記拉下來，任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不久，又拉下當一般干部，最后，又開除了他的黨籍。卓興隆咽不下這口氣，再加上種種壓力最終因肝癌英年早逝。得知卓興隆病逝，蘭考的群眾乘滿六輛卡車，在商丘市卓興隆的平房前搭個大靈棚，供蘭考、柘城和商丘地區的群眾吊唁。許多群眾帶著干糧從農村來到卓興隆靈前日夜守靈。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捶胸頓足，離休的水利局局長王昭奇半癱瘓，他邊爬邊哭在靈前叫喊：“老卓，你死得冤啊!”當卓興隆的靈車開住公墓經過市區大街時，后邊跟的大車小車洋車土車有二里長，街兩旁的行人止住腳步，目瞪口呆地看著商丘地區解放以來從未見來的如此悲壯隆重的送葬隊伍。有人問死者是哪一級干部?地區電視臺有位大膽者自愿為這個葬禮拍了錄像。由于警察干涉，很多更動人的群眾場面沒有拍下來。

　　卓興隆開除黨籍一事，他生前沒有告訴妻兒老小，怕影響他們對黨的看法。喪事過后，他的女兒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他病中寫的申訴書和《桐花贊》。申訴書上說：他本來沒有什么問題，突然之間逐步升級，原因是六十年代他同開封地委個別領導(指周化民從地委來蘭考搞四清——作者注)，在宣傳焦裕祿的問題上，發生原則分歧，他現在借清查之名置他于死地。他在申訴書中要求：公正審查他的問題、平反、恢復黨籍。

　　焦裕祿在蘭考雖只有一年多，他的人格力量不僅在群眾中產生巨大影響，同時也影響了張欽禮卓興隆等一批干部。卓興隆在柘城任縣委書記時，頗有焦裕祿的風范，連他的葬禮都如此悲壯，如此轟動。

　　周化民第一次把張欽禮投入監獄時，卓興隆跑了，沒逮住;第二次張欽禮被軟禁大別山時，卓興隆已經離開蘭考去了柘城。不從六十年代宣傳焦裕祿時他倆的斗爭時間算起，從文革開始，到周化民去商丘任職，他們已經七八年沒有見面來往，況且，卓興隆這時已經是他屬下的一位優秀的縣委書記，即便如此，周化民也不會放過。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導端的權利》一書中說：“宗教和政權結合，會變成法西斯。”極左思想也是周化民、戴蘇理等人的宗教信念，一旦這種信念和權力結合，使他們變得特別偏執，特別殘忍。

　　(八)

　　張欽禮在鄭州監獄受審后給他的老伴兒劉秀芝寫了一首順口溜：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們今天提審我，編造謊言一大片，逼我簽字我不簽，當場把臉翻，拳打腳踢，砸鐐帶拷，法西斯暴徒真兇殘。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們提審我到中午十二點，牢房落了鎖，我在門前站，一站站到一點半，我犯了餓傷癥，冷汗濕衣衫，頭昏眼花，栽倒在鐵門前，幾乎一栽要長眠……”

　　張欽禮后來轉到新安縣監獄。一天，監獄來了一位領導，他很想目睹一下這位曾被周總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戶曉、焦裕祿親密戰友的“尊容”。提審張欽禮的兩名監管人員很想討好這位上級，滿足他的好奇心。他們喝令張欽禮跪下，張欽禮站在這位上級面前，不動聲色，不理不搭。張欽禮說：“他們打掉了我的門牙，順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腳鐐。還故意往腳脖子上砸，一錘下去，砸掉一塊肉耷拉下來。我忍住滿腔怒火，不吱聲，不下跪!”

　　一九八四年正月十六日，按照當地民間習俗是個燈節。新安監獄在這天舉行燈謎會，出了一百道題目，根據謎語的易難，猜中者獎勵糖果若干。張欽禮從頭到尾瀏覽過一遍后，選了一道最難的題目，它是“青綿綠袍一英雄，繩捆鎖綁下獄中，各種刑法都用盡，臨死又用大火烘，誰能猜出其中意，賞他太白酒三盅。”張欽禮解答：“英雄家住許昌城，陽春三月破土生，陽光雨露身軀壯，草木一秋問斬刑。英雄一生遭殘害，冤氣不消沖天宮，玉帝準了他的本，帶領兒郞下凡中，不知帶兵有多少，車載斗量數不清，各個身穿白戰袍，新式武器尼古丁，誰敢與他來交戰，管叫你破家產、喪性命，新被褥燒個大窟窿。不是西，不是東，煙葉便是他的名。英雄雖死英名在，煙草公司留其名。”

　　張欽禮獄中猜謎，激怒了上至省城下至新安，說他借題發揮，眼中無法，對自己判刑不滿。省里派人來追查，輪番對張欽禮審訊批斗七天，命他逐句解釋。他解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后不了了之。他得了二斤糖果，全部分給了犯人。他回到囚室，，躺到床上，閉目細想，那冤氣和怨氣真是直沖天宮。不一會竟然入睡，冥冥中感到耀邦同志來到河南，輪番轟炸嘎然而止，是耀邦同志有指示。繼周總理之后第四次解救了他。這是他在回憶錄中寫的一件事。我查了一下報紙，燈謎節的前幾天，耀邦同志確實來過河南，新安監獄的犯人能夠聽到有線廣播。我不知道張欽禮說的“指示”是否有無，但在張欽禮強烈的憤懣和期盼中產生的幻覺是可能的。

　　他愛人劉秀芝也是老干部老黨員，解放前坐過國民黨的監獄，為了掩護張欽禮，差一點國民黨活埋。因為張欽禮是一縣之長，怕影響不好，總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張欽禮判刑時，劉秀芝是縣供銷社的干部，月工資只有四十六元，要養活五個孩子和她自己，每月探監時還要為張欽禮帶吃的。張欽禮先在鄭州監獄服刑，后又改到新安縣。新安縣離蘭考七百里。每年除夕這天，劉秀芝帶一塊揉好的白面和一碗肉餡，從蘭考乘火車到鄭州，再轉乘長途汽車到新安，再步行幾里天黑趕到監獄?？粗煞虺酝晁娘溩樱瑸榈氖亲審垰J禮得到些許安慰，熬過漫長的十三年鐵窗生涯。幾十年來，為了張欽禮，數不清的威逼恐嚇，批判斗爭，她只有一句話：“欽禮是個好黨員好干部。”在難以想象的困苦和坎坷中，她教育兒女們發奮成才的事跡可以寫一本大書。她有一個兒子在外語學院畢業后，東渡日本留學，研究日本文學，成為大學教授，但他向往日益崛起的祖國，毅然回國辦教育;她的其它子女們都是很有成就的私人企業家。張欽禮一家上下幾代，都是共和國肌體里最活躍最健康的細胞，這種細胞受到無端的侵襲，壞細胞就會滋生蔓延。

　　張欽禮在新安監獄服刑時，蘭考的干部、群眾、勤雜人員、小商小販及機關食堂的炊事員等，他們很不容易湊夠路費，費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張欽禮。東壩頭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全村人湊錢，選出了兩位代表，買了幾斤糖果，去探望張欽禮。他倆對張欽禮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這里坐牢，選縣長時，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為生的蘭考農民，相約在同一時間去探望張欽禮。他們能為他帶的禮物就是各自買了兩個燒餅，每個燒餅里夾兩根油條。監管人員問他們要介紹信，他們說沒有，又問他們和張犯是什么親戚關系，他們說也沒有任何關系。“那你們為什么來探望他?”監管人員不準他們進來。四位農民一起跪在監獄門口，不走也不起來。他們說，張欽禮是他們的老縣長，他為蘭考人民坐監獄，他在蘭考時，他們不會向他跪下，現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禮。這位監管人員被感動了，把張欽禮叫了出來。張欽禮看到這四位素不相識的農民，每人手中捧著兩個夾油條的燒餅，也立即向他們跪下。五個人說不出一句話，只是相對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監管人員也泣不成聲。

　　張欽禮成為共和國監獄里的一名“囚犯”，這是我國司法的黑暗和恥辱。

　　× × × × ×

　　我這篇申訴，是寫張欽禮和有關人的冤情，不是寫他的先進事跡。全面寫他的自傳將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我只說兩件事，可以看出張欽禮在最風光時和在監獄時所表現出的品格和風貌。文革中張欽禮第一次被總理解救，成為蘭考一把手的時候，省里、地區給蘭考兩輛吉普車，張欽禮轉手賣了，為什么?當時蘭考有七千七百多個生產小隊，還有四十二個小隊七千群眾的口糧不足。張欽禮用賣車的資金，為這些小隊各打一眼機井，每眼機井配一臺八匹馬力的柴油機，又派技術員指導這些小隊各整出一百畝旱澇保收田，爭取一年千斤糧，萬斤菜。機井柴油機旱天澆地，不澆地時磨面、扎花、打油搞副業，讓群眾手中有些零用錢。按當時的低標準叫一年翻身。四十二個生產小隊果然一年翻身了。

　　前邊說過，劉建勛陪姚依林來蘭考視察工作時，各人都帶有自己的小車、隨員。張欽禮每天卻擠進劉建勛的車子里。劉問他，省里地區不是給蘭考兩輛吉普車嗎?你為什么不用?張說：“都賣了，”“什么?你具體說清楚，”劉建勛在驚訝中帶著溫怒。張欽禮把四十二個生產小隊的事說了一遍，最后說：“建勛同志，學習焦裕祿不能只掛在嘴上，我一個縣委書記坐上小汽車開到吃不飽肚子的群眾面前，我臉上發燒，心里不是滋味，群眾當面不敢說什么，背地里搗共產黨的脊梁骨。”劉建勛連聲說：“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姚依林激動得大聲說：“應該通報表揚，應該通報表揚，我回北京立即向總理匯報，讓他對蘭考的事放心。”

　　另一件事發生在新安縣監獄。一天，監管人員通知犯人去公社醫院檢查身體，半路碰見一條公路被夜間暴雨沖斷，來往車輛受阻，行人多有不便，時有傷人翻車事情發生。張欽禮從醫院回到監獄，給新安縣的縣長寫了一封信，請他快快派民工來修路。這封信先后給兩名監管人員請他們轉交，他們都喝令道：“張欽禮!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嗎?你是一個囚犯。”張欽禮壯壯膽子找到監獄張鈞祥政委，張看看信，點點頭，立即派人送到新安縣。送信人回來說：“縣長看完信感動得直掉淚，說張欽禮都到這個份上了，還關心群眾利益，我們還能說什么，走!他扛起鐵锨，帶領干部民工直奔沖斷的公路上。”據說是三天三夜修好了公路。幾天后，一名監管人員對張欽禮說，那天檢查身體你只想著修路的事，沒有檢查就回來了，我再帶你去一次，張說，我沒有病不去了，那位同志說，不檢查身體出去放放風也好，這是張政委的意思。張欽禮和他一起來到修好的公路上，平平坦坦，車水馬龍，張欽禮好激動，一下子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跳到路邊的一個土堆上，向行人大叫：“新安縣的縣長是個好縣長，他能為群眾辦實事。”我倒覺得這位縣長很偉大，他不唯書、不唯上，不管來自什么人的建議，即使是一名“囚犯”，只要對群眾有利，就誠懇采納，身先力行。可惜我沒有記下這位縣長的大名，但我知道張欽禮寫這封信的時間是1985年7月15日，一查便知。這就是張欽禮。

　　河南清查工作嚴重違法亂紀和擴大化的問題，二十年前我就寫過內參。因為事關重大，我帶著稿子來北京總社，內參部叫我只能手抄一份真接送耀邦同志。河南省清查工作是保守派清查造反派，完全不考慮毛主席、周總理當年曾支持造反派的事實。即便沒有這個事實，也應該是所有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清查壞人。因為，下邊的文化大革命很復雜，情況各異，更不同于中央。一派清一派，等于用派性指導清查工作，必然導致冤假錯案。

　　河南的清查工作，它涉及的人數，開除黨員的人數，對干部判刑的人數，占全國百分之六七十。全國在清查工作中，據說，有十三萬黨員開除黨籍，河南省就占了十萬零七千名。對干部的審判，全部秘密進行，不開庭，審訊時，既不出示人證物證又不準本人上訴(個別上訴也無用)。有人根本沒有起訴書，有的沒有罪行材料。張欽禮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被判刑的，他對所有的指控都不承認。審訊人員對他說，法律服從政治，我這里是過個手續，你在申辯，要加判。有人對主管清查工作的趙文甫說：“某某不能夠判刑!”他說：“先判了再說，錯了以后再改。”趙文甫深知中國的冤假錯案難改，即便改了，個人也不負任何責任，這是歷史的經驗。

　　整個文革期間戴蘇理基本都在臺上，支持派性，和年邁多病正在受冤受審的妻子(她曾任地區專員、省婦聯主任)離了婚，和一名年輕漂亮的女教員結了婚。人們無權指責他喜新厭舊，卻有權指責他左得失去人性，并在領導了一場大規模的清查工作后，又榮升為遼寧省委第一把手。

　　耀邦同志主政時，曾當面指示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楊析宗解決河南清查工作中擴大化和違法亂紀的問題，楊雖作過努力，因阻力太大，終無結果。焦裕祿通訊作者之一周原曾給楊析宗寫過信，保張欽禮監外就醫。楊在信上批示：相信一個老共產黨員的保證。其實，也只是提早半年釋放。

　　耀邦同志逝世前，曾出臺過一個文件，大意是：文革中的斗爭，是中央的事，不要過于涉及下邊的同志。這個文件到省里就壓下了。凡是偷偷傳抄這個文件精神的干部，有的被開除黨籍公職，有的逮捕法辦。蘭考縣委副書記王啟德，已經開除黨籍，降級下放，因為偷偷傳抄這個文件精神被逮捕法辦，判刑三年，出獄后患癌癥死了。實際上他在獄中已是癌癥后期。這位在焦裕祿時代被提拔跟著苦干、文革中跟著張欽禮幾進幾出監獄之門的硬漢子，最后也沒能虎口余生。

　　河南省一些黨、政、軍離休的老領導、老紅軍、中央委員，如周總理曾兩次指示找到張欽禮送到北京的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還有省長王維群等，曾聯名上書黨中央，指名道姓批評戴蘇理、趙文甫在領導清查工作中的違法亂紀和擴大化問題。王維群已經過世，他在彌留時的遺言，是懇求中央為河南這些老干部平反。

　　我在整理這份材料時，腦中時時出現如下觀點：長期的極左路線和人事制度的弊端，在我們生活中大量存在是非曲直不分，好人壞人不辨。這兩種痼疾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互相糾結，惡性發作，把整個國家民族推向破產的邊緣，推向險惡的頂峰。當我們從邊緣上被拉回，從頂峰上跌落下來時，整個國家遍體鱗傷。我們只把摔傷的皮肉包扎下，沒有探究痼疾的根源。耀邦同志領導的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的討論，像矗立在改革開放大門兩邊的兩座豐碑，它警示后人：不要再制造新的冤假錯案，不要一個人說了算數;前者是法制問題，后者是體制問題，都是根本問題。

　　2002年1月寫

　　(此文收入香港出版的《法制大手筆》一書中)

　　補記：張欽禮已經過世五年了，最近某某人一變過去的提法，說文革中張欽禮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奪了縣委縣政府的黨、政、財大權，搞打砸搶，他判刑是罪有應得;同時提出：新華社的通訊“把焦裕祿到蘭考花費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長、費的心血最多的事情丟掉沒寫”。什么事情呢?“抓階級斗爭”。且不說這“精力”、“心血”、用什么尺子能丈量出來。其目的卻和過去一樣：否定焦裕祿，否定大通訊，張欽禮永無翻身之日，證明秦一飛、周化民是正確的，當然，也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1) 蘭考對我并不陌生。七年前，我是為張欽禮寫冤情，有些情況沒有寫進去。多少年來，有人對張欽禮和這篇通訊肆意歪曲和誹謗。我在這里想做些說明。我是《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通訊的作者之一周原的愛人。由于周原在勞改中積累多種宿疾，老來身體多病不能提筆。我曾根據當年他在蘭考采寫焦裕祿的采訪筆記和口述寫過詳細的采寫經過，交由新華社黨組織。

　　這篇通訊發表后，因為影響很大，新華社又圍繞這篇通訊發表了一百三十多篇新聞、通訊和文章。我參加了這一戰役性的報導，有些重要新聞、通訊是我采寫的。那時我在蘭考兩月有余，深入到生產隊和廣大基層干部和群眾中，了解了很多通訊中難以寫進的材料，特別是張欽禮的先進事跡，他比焦裕祿的要多得多，因為張家幾代人都戰斗在蘭考。我本打算有關焦裕祿的報道結束以后寫張欽禮，接著四清運動、接著又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這篇通訊被秦一飛、周化民宣判為《修正主義的大毒草》，理由是沒寫階級斗爭，并出資印發至全國。這篇由三人署名的通訊，這時“罪名”都集中在周原身上，因為他是摘帽右派，使他受到殘酷的迫害。他偷跑到蘭考，蘭考的群眾一家一戶輪流把他保護起來。由于農民口糧有限，干部是定量供應糧票，所以我必須經常偷偷去蘭考為周原送糧票和換洗衣服。蘭考的文化大革命我太了解了。張欽禮被周化民投入監獄，折磨得奄奄一息時，周總理指定專人在指定的日期把他送到北京，此時，我正在蘭考。蘭考不少的干部群眾知道這個消息，也知道當天夜里把張欽禮從監獄中搶出來必有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我和許多蘭考人這天夜里整宿沒有合眼。

　　(2) 這篇通訊沒有寫階級斗爭，作者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并不是“偶然”碰上張欽禮并由張欽禮安排“他的人”向記者介紹了焦裕祿抓生產的事跡。好像“歪打正著”，使這篇通訊“僥幸”保留至今仍有存在的價值。記者們冒著極大的風險不寫階級斗爭，主要原因一是焦裕祿在蘭考主要抓了生產，四十年后的今天，當時的地委書記張申向鳳凰衛視的記者談話時也認同這一點。通訊中大量寫了焦裕祿生產活動和對嗷嗷待哺的群眾的無限同情和關懷，也沒有人(包括某某人)提出過任何異議。這正是這篇通訊的主要內容。另外，從建國到文革結束，一直貫徹了一條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極左路線，全國餓死的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死的人大概是幾千萬吧。人人恐懼階級斗爭、厭惡階級斗爭。一個資深記者，應該知道群眾需要什么，痛恨什么，他們懂得根據采訪的主次材料取舍提煉，這是一個寫作人的基本常識。但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寫作的人敢這樣寫，要冒著批斗、坐監之罪的。穆青嘗試著把通訊拿給彭真審查，竟意外的通過批準了。不僅記者們松了一口氣，連參與編輯此稿的編輯們也松了一口氣。穆青這才命周原立即帶著稿子去蘭考審查。

　　焦裕祿為什么敢在毛主席重提階級斗爭時把主要精力用來抓生產?我在申述報告中寫過，那些在大躍進中像瘋子一樣的干部，三年饑餓年代，或甩手不干、或多吃多占、或住進醫院小病大養吃小灶，對農民群眾在沒有任何副食供應的情況下，每天靠國家供應幾兩原糧，維持著不死不活的生存狀態無動于衷。蘭考的縣級領導干部中，這三種情況都有，全省亦然。焦裕祿看到這種現象卻十分難過。他首先想到的和要做的頭等大事，就是使饑餓中的群眾填飽肚子。這樣，他有意無意地就和一條極左路線造成的惡果相撞擊。當時國家也窮，不能靠國家多給一粒糧食，必須生產自救?？紤]到農民經過大躍進的日夜奮斗而無果，接著是三年的饑荒，群眾體質很差。他一方面把成千上萬的饑民送上火車外出逃生，同時在全縣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的口號，而他自己又身先力行。群眾在他的感召下，用“蠶啃桑葉”的精神，開展生產自救。一些外出逃生的群眾也被吸引返鄉。焦裕祿和張欽禮此時是從人性的角度來抓生產的。

　　張欽禮是縣長，按照黨內分工主要抓生產。因為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而他又一貶再貶，長期被“控制”使用，他一直想成立一個“除三害”辦公室，終不能如愿。焦裕祿來到蘭考，立即采納了張欽禮的建議，成立了“除三害”辦公室，并一眼識別卓興隆是個人才，從公社調到“除三害”辦公室任主任并兼宣傳部副部長。焦裕祿到蘭考，可以說在抓生產上，他和張欽禮、卓興隆形成了“三駕馬車”。焦裕祿有不少個性化的閃光的語言，其中就有：“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干部不領水牛掉井”。他在蘭考一年零三個月，他和張欽禮、卓興隆領導的120人的調查隊，行程五千里，查清了全縣大小風口、大小沙丘、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洞以及全縣的千河萬流，都編了號、繪了圖，他們又共同制定出詳細的“除三害”規劃。焦裕祿在蘭考這一年中，摘掉了連年吃國家救濟糧的帽子，達到了自供自給。這篇通訊從第一個字到最后一個字也沒有實寫(我說的是“實”寫)焦裕祿到蘭考改變了蘭考面貌。通訊中所指的改變是“三害”，并非指蘭考縣。一個農業縣的改變，需要綜合因素，是一個系列工程。焦裕祿在蘭考做的是除三害的基礎工作，這也是張欽禮長期想做卻無能為力的。焦裕祿不知道自己害的是癌癥，他是長期打算，他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個更科學更扎實的基礎上。焦病故后一年多，張欽社向新華社記者介紹焦裕祿的事跡時，很難把當前的工作和這項基礎工作以及在這項基礎工作上制定的規劃截然分開。農業生產不僅有周期性，更有連續性，這也是有人長期攻擊張欽禮把一年的成績算在焦裕祿身上，為他涂脂沫粉的一項罪狀。張欽禮很委屈但不辨解。

　　秦一飛、周化民否定焦裕祿的理由，就是焦的精神沒有變物質;新華社宣傳焦裕祿給蘭考捅個大窟窿;張欽禮捏造了一個“假典型”。

　　文革中，周總理第一次從監獄中，第二次從軟禁在大別山的張欽禮救了出來，每次都指示他“回去要下大力氣抓革命促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張欽禮每次倒霉時，當年跟著焦裕祿、焦過世后又跟著張欽禮的一些各級領導干部和群眾，也倒霉或投入監獄。張欽禮解救后有了權把他們解救出來，帶領他們甩開手腳日夜在工地奮戰。春節時，很多干部群眾干到除夕之夜，初一早上又去了工地。張欽禮前后兩次在蘭考掌權，按照他和焦裕祿 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規劃，引黃淤灌出二十六萬畝沙荒鹽堿地為良田;種植了五六十萬畝農桐間作地(區);建立了六十個縣、社工廠，填補了蘭考歷史上沒有工業的空白。僅縣辦的十六個工廠，年產值四千多萬元，稅利八百多萬元。糧食產量由焦裕祿來時的年產七千多萬斤增加到三億兩千多萬斤，人均八百斤，是解放后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僅酒廠年創利稅二百萬。蘭考也由老缺糧縣，到一九七五年，已上繳給國家三千萬斤糧，一百萬斤皮棉，八十萬斤油料。就連當年來蘭考視察工作的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到蘭考在文革的混亂中，竟如此生氣勃勃，十分興奮。他不經意地對張欽禮說，大慶缺少副食，黑龍江省過年只能給他們五百頭生豬。張欽禮立即派當時的副書記楊捍東給大慶送去一千頭生豬、六十噸粉絲、一百二十噸酒。張欽禮說，不能讓鐵人的大慶工人缺肉菜。有些基礎設施，蘭考人至今還在受惠。張欽禮經常說“人家大亂我們大干。”

　　周化民這時在干什么?他抓住張欽禮制定的一份獎勵勞動模范的文件報告給省委二把手王新(有實權的支左部隊)，說張欽禮在蘭考搞“劉少奇的生產黨”。搞獎金掛帥，搞物資刺激，把群眾往邪路上領，這就是我在申訴報告中敘述的張欽禮第二次受到迫害，軟禁到大別山。

　　秦一飛、周化民在蘭考否定焦裕祿、迫害張欽禮、卓興隆的斗爭究竟是什么性質?誰對誰非，一目了然。長期以來，有人在這個問題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頑固地站在秦一飛、周化民的立場上，對待蘭考這一場涉及幾千干部群眾政治命運的大搏斗。

　　某某人在有關的所有文章中，都說新華社記者在蘭考只采訪張欽禮或者說由張欽禮“安排他的人”談焦裕祿。新華社記者去一個陌生的地方采訪，沒有任何偏見。周原去蘭考首先是請周化民介紹焦裕祿的事跡，他不談，他讓張欽禮談。他不談并不是因為他不了解焦裕祿，他帶了兩千多人的四清工作團，在蘭考抓了半年多的階級斗爭，他怎么會不了解焦裕祿在蘭考一年多的時間里做了什么呢?只是他和焦裕祿、張欽禮走的是兩條道。他并不看重生產，他和秦一飛是抓階級斗爭的老手，而新華社的記者當時恰恰需要有針對性地、像焦裕祿這樣積極奮進、勇抓生產、體貼群眾疾苦的典型。

　　焦裕祿這篇通訊中，因為沒有寫階級斗爭，而是寫了焦、張聯手抓生產，寫了焦、張的人性情懷而為千百萬讀者贊揚、感動。這篇通訊當時所以有這么大的影響是時代的呼喚，正如張欽禮的葬禮有十萬群眾參加一樣，也是時代的呼喚。

　　某某人有關系在蘭考縣委的機密檔案中，摘抄焦裕祿在某某黨委會議上關于階級斗爭的片段講話，卻舉不出一個例子說明焦裕祿在實際工作中如何抓階級斗爭。我也相信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焦裕祿不可能不在這個問題上說些套話、廢話、空話，正如新華社記者在活學活用的年代，不可能不在新聞報導中寫些套話、廢話、空話一樣。關鍵在于焦裕祿實質上做了什么，新華社記者在通訊中實質上寫了什么。這種套話、廢話、空話的遺風，到現在不是也沒有斷了香火嗎?

　　一個主要抓階級斗爭的打手，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還有什么存在的價值?無怪乎秦一飛、周化民說張欽禮捏造了一個“假典型”。因為張欽禮等人介紹的焦裕祿和秦、周是對立的。多少年來，某某人終于不用拐彎抹角說出了真心話：否定焦裕祿，否定寫焦裕祿的通訊。

　　先期去蘭考采訪焦裕祿的周原無數次說過：“如果我在蘭考采訪焦裕祿時，有一個人告訴我焦裕祿如何如何抓階級斗爭，我扭頭就走，用不著周化民轟我。”

　　周原勞改四年后回到河南分社，并沒有立即采寫稿子，他一頭扎進豫北黃河故道老災區幾個縣，調查研究七個月，摸災情，主要摸干部隊伍的思想狀態和精神狀態。在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過后，面對饑餓的災民和被破壞的生產條件，干部普遍持消極態度，很多基層干部多吃多占(主要是糧票和口糧)。他想在災區最窮的地方找出積極的典型，反差大更具震撼力量。他沒有找到。相對來說他最后找到了比較富裕的七里營公社劉莊大隊，采寫了支部書記史來賀。七里營公社很有名，毛主席來這里視察過，史來賀也因此在全省出名。《河南日報》也多有報導，大都從人民公社優越性做文章。周原有針對性地寫了史來賀的廉潔奉公、積極領導群眾生產，安排好群眾生活，特別是把多余的糧、棉、油賣給國家，不去農貿集市賣大價，史來賀知道那時國家也窮。這篇長通訊一沒有寫階級斗爭，二沒有寫人民公社優越性。它登在《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并配有社論。這使史來賀一下子名聞全國。他后來成為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多次參加國慶大典、參加由中央領導主持的中外記者招待會。

　　劉莊也有四清運動(是中央黨校派去的工作組)，文革中造反派也批斗史來賀，卻沒有一個人和一個口號提出使史來賀聞名全國的這篇通訊沒有寫階級斗爭。

　　周原帶著同樣的指導思想，向路過河南分社去陜西分社的副社長穆青匯報了豫北老災區的情況和他的指導思想。那時史來賀的通訊剛發表不久，穆青立即命他去豫東老災區(穆青的家在豫東)物色線索、物色典型。有人問，焦裕祿的通訊和史來賀的通訊為什么遭遇不一樣?因為焦裕祿這篇通訊一誕生就碰到了一個強大的抓階級斗爭的陣勢或者說對立面。四十年來這場斗爭仍在繼續。這場斗爭說白了很簡單，焦裕祿、張欽禮、卓興隆等一批干部，為了讓群眾能吃飽穿暖，有個最起碼的生存條件，拼命抓生產。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就對張欽禮說過：“你們這批干部，從工地上被捕，從監獄中出來，連家都不回就直奔工地，不要命啦!”秦一飛、周化民從四清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再到粉碎四人幫后清查三種人，一路過來就是抓的階級斗爭。斗爭對象也是當年跟著焦裕祿、焦過世后跟著張欽禮的這批干部，連基層干部和農民大致都這樣分了界限。什么叫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就是揮舞著一柄極左的利劍，大殺大砍，是整人的、傷人的斗爭。焦裕祿當年在蘭考主要做的是這些工作嗎?

　　我一九四九年在河南分社任記者直到粉碎四人幫后離開。我摸著一條規律，越窮的地方，文化教育越落后，極左思想越容易在這些地方肆虐，一些積極的事物和優秀的人物，很難在這里生存立足。

　　(3) 某某人在有關的文章中都說：張欽禮在文革中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搞打砸墻，奪了縣委、縣政府的黨、政、財大權，得到四人幫的支持，他坐牢判刑是罪有應得。這個問題我在前邊的申訴報告中已基本說清，現在再進一步點明。

　　河南省委1966年12月決定在縣一級開展文化大革命。大中城市開展早幾個月。一些外地的紅衛兵來蘭考串連。那時蘭考的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張欽禮等大批干部被剝奪的一切權利也沒有解放。秦一飛、周化民借助外地紅衛兵的時機，提早在蘭考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由領導四清運動，轉入領導文化大革命，這種轉變不知經過誰的批準。我知道河南省委不會批準。當時中央決定所有派駐各地的四清工作隊全部撤走。秦、周當時的所做所為都是違抗中央和省委精神的。

　　首先，秦一飛、周化民借助外地紅衛兵并以他們的名義編造了一份新華社記者寫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是修正主義的大毒草，理由是沒有定階級斗爭，并出資印發至全國各地。接著成立的三個戰斗隊：一是揪斗張欽禮;二是砸爛焦裕祿展覽館;三是揪斗通訊的三名作者。到北京揪斗穆青不那么容易，因為總社已經軍管。周原是河南分社的記者，離蘭考最近，又是摘帽右派，是周化民心目中的“階級異已”。他派出揪斗作者的戰斗隊和新華社河南分社的造反派配合，殘酷地迫害周原(我另有文章作過敘述)對張欽禮的迫害，我在申訴報告中也詳細的寫了，但在對張的一百多場的批斗中，都逼他承認他為新華社記者提供的焦裕祿的材料都是“捏造”的。

　　當時在蘭考的另一件大事，是1967年1月28日夜，受開封地委領導的開封軍分區由副司令員李地山領導介入蘭考文化大革命，當夜就開始在全縣大逮捕，到2月13日共逮捕1260人，蘭考的監獄和周圍幾個縣的監獄都塞滿了蘭考的“犯人”，這時的蘭考，一片腥風血雨，城鄉路上到處是披枷帶鎖、五花大綁的干部、農民……直到1967年7月26日張欽禮在獄中100多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時，由周總理指定河南軍區負責人把他送到北京總理面前為止。幾十年來，某某人都把支持張欽禮的周總理說成是四人幫的支持。

　　蘭考的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創造了全省乃至全國的三個第一：一是焦裕祿過世兩個月，只有一千脫產的黨政干部的小縣，竟派出2400多人的四清工作團，從縣委、縣直到公社大隊全面奪權;二是四清工作團轉入領導文化大革命，斗爭對象也是四清的對象;三是部隊夜間介入蘭考支左，在同一時間內在全縣大逮捕，并血腥鎮壓被捕者。

　　(4) 某某人說，通訊的作者們在蘭考只采訪張欽禮，只采訪了三天就寫出這篇通訊，根據何在?先期去蘭考采訪的周原，不僅廣泛地采訪了最了解焦裕祿的干部，甚至《河南日報》駐開封地區的記者薛慶安都向他提供了四桿旗這樣重要的素材;他在生產隊吃住在農民家里，廣泛聽取了農民口中的焦裕祿。有些精彩的細節是農民提供的。周原從鄭州到開封向穆青等總社來的同志，詳細回報了焦裕祿的事跡后，穆青等這才去了蘭考。

　　(5) 張欽禮的葬禮如此壯烈、轟動，河南的省、地、縣各級黨政領導，默認了這個自發性的群眾葬禮，還不說明一切嗎?

　　現在，張欽禮的墳墓周圍，有來自山東、河北、河南、主要是蘭考人立的石碑、大理石碑有四十多塊，成了一片碑林。每塊碑上都刻有幾百人、上千人的名字。那些誣陷張欽禮幾十年的人，見過幾個共產黨人有這么悲壯的葬禮、這么多群眾的愛戴。

　　張欽禮彌留時，焦裕祿的大兒子焦國慶去醫院看望他，因為過度悲傷，血壓升高住進醫院，沒能參加葬禮;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在追悼會上一定要和張欽禮的子女們站在一起，表示自己是張的女兒，后因哭昏在靈前送醫院搶救;焦裕祿的小女兒焦守云在張欽禮病危時來北京活動，也見到了某些要人，他們都說，清查運動中的問題是某某權威定案，現在不能解決。守云給張欽禮的子女的信上說：“沒有張叔叔，就沒有我們一家的今天，這個世道能多些善良的人該多好啊……”。

　　焦裕祿夫人和她的孩子們背道而馳。她是被人當槍使。使槍的人認為和她結盟陷害張欽禮最具說服力。她的子女們現在有些都是地方、部隊的中層領導干部，卻視張欽禮為父輩，關心他的命運，堅信“張叔叔的冤案終會大白于天下。”

　　(6) 某某人謊稱張欽禮和焦裕祿不合作，他舉例說張欽禮拒絕參加焦裕祿的葬禮。實際上在焦裕祿葬禮那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權縣召開一個沙區造林會議，張欽禮是縣長，又主抓除三害，必須參加。在葬禮現場，縣委宣傳部長卓興隆寫了一幅挽聯掛在靈堂兩側：“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愿化宏圖”。地委一位領導看見了，喝令拿下并說：焦裕祿并不是什么“壯士”，你們也化不了“宏圖”。卓興隆拿下挽聯去找張欽禮，張說：“掛上，我負責任”。說罷才急匆匆趕到鄰近的民權縣參加會議。會議由省長王唯群主持。張欽禮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災干部和省里的負責人，聲淚俱下地講述了焦裕祿在蘭考除三害累死在工地上的事跡……

　　某某人為了進一步說明張欽禮和焦裕祿不合作，焦裕祿來蘭考后，要求上級調走張欽禮，以證明張欽禮“咬群”。相反，是地委想調張欽禮到某縣當縣長，被焦裕祿頂住了。焦說：“他是本地人，熟悉情況，對我幫助很大，不能調走。”焦提出調走副書記孟照芝。孟就是某某人的繼父，這是當時縣委許多同志都知道的。

　　(7) “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不是張欽禮自封，這是作者們根據他倆的關系所做的評價;

　　(8) 《人民日報》從來沒有先于新華社寫過焦裕祿的任何事跡。

　　(9) 張欽禮葬禮期間，某某人就住在蘭考人大賓館，他目睹了葬禮的全過程。不知是因為心虛，還是不甘心誣陷張欽禮幾十年，當張欽禮的家人和親朋好友還沒有從悲痛中解脫出來，他急忙忙蒙騙《百年潮》的同志，繼續在該刊上發表文章侮辱張欽禮，說張為了想在蘭考當一把手，不惜造謠說謊(駁斥他舉出的說謊一例要用很多文字，不值一駁)。某某人的家就在蘭考，繼父是蘭考的縣級干部，他明明知道張欽禮不被重用是因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受迫害受處分，長期被“控制”使用。張欽禮一九五四年就當縣長，以他的家庭背景、他的資歷、他的工作能力、他和群眾之間的魚水之情，不要說當一個縣的一把手，就是當一個地區的一把手也綽綽有余。做人還有個做人的底線，在張欽禮那樣的葬禮過后，在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受盡極左路線的迫害而剛剛入土時，還要往他身上捅刀子。無怪乎焦裕祿的小女兒焦守云發出了撕裂人心的感嘆：“這個世道能多些善良的人該多好啊!”

　　(10) 張欽禮二次遇難軟禁大別山時，他最要好的戰友王志新從漢口偷偷來看他，勸他帶著老婆孩子回家種地，也比現在的日子好過，張欽禮拒絕了。他說，入黨宣誓時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現在還沒有實現，不能當逃兵。其實，張欽禮并不知道什么是共產主義，連鄧小平都說他也搞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張欽禮的文化水平不高，我想他也沒有讀過馬列主義的原著，加上蘭考又是個窮縣，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樸素、簡單、實際。他經常掛在嘴邊的理想信念就是“讓干部安安生生領著群眾搞生產，讓群眾有吃有穿，住上寬敞亮堂的瓦房，無憂無慮的過日子，為什么達到這個目的這么難!”不管是什么主義，張欽禮的這一信念是他和焦裕祿來蘭考不謀而合的思想基礎。抓生產不是為了顯示“政績”往上爬，而是為了提高群眾的生活質量。張欽禮無數次對我說過：“焦裕祿是我所見過的對群眾的饑餓和貧困最有同情心和憐憫心的人”。

　　(11) “他心里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這是周原根據他所掌握的焦裕祿的材料，概括提煉出的兩句話，成了這篇通訊的思想靈魂。有人說，這兩句話現在過時了，我不認為。這兩句話是對各級黨政官員說的，不是對普通群眾說的。不僅在貧困饑餓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是正確的，在現今貪污腐敗成風、追求個人名位不擇手段、大部分群眾還不富裕、大批群眾失業的歷史條件下，仍有現實意義。

　　(12)最后我想說的，是某某人說謊造謠的本事已經使人難以想像，他辱罵誣陷張欽禮的書，竟拿到蘭考兜售。一位與張案沒有絲毫關系的小學女教員何巧真，偶然看到這本書，發現捎帶著連她也沒放過。她不是“囚徒”，不怕他，就來到北京西城區以“造謠誣陷罪”把他和出書的出版社告上法庭。這位小學教員面對的是“大人物” 、“大出版社”，不知經歷了多少艱難坎坷，打贏了這場官司，這位倒霉的“大人物”，輸了官司卻“失蹤了”。這是蘭考縣的同志告訴我的簡單經過。隨后，月工資只有四百元的女教員帶著幾歲的小女兒，在法院附近一個小旅社住下，每天去法院門口“堵截”這位失敗者。一年以后，某某人終于出現，并于2007年5月30日在《中國青年報》第七版和這家出版社同時向何巧真登出賠禮道歉的聲明。

　　七年前，我寫給我所在的黨組織關于張欽禮的冤案時，因為文字太長，前面附了一封簡短扼要的信，在這封信上，下邊的話都說到了，但點的還不透，我寫道，焦裕祿到蘭考碰到的不是自然災害而主要是人禍，新華社把他定格在‘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里，焦聚不準。他到蘭考是救群眾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懸，他是典型的人道主義者，要是從這個角度詮釋焦裕祿更會具有久遠的歷史價值。話又說回來，如果當時真寫“人禍”寫“人道主義”，通訊也發不出來。直到現在，我每每翻閱這篇通訊時，依然是止不住熱淚，因為它實質上寫的是人性、是人道主義精神。這也是這篇通訊的真正魅力所在。

　　要說明的問題太多，要批駁的問題也太多。就此停筆。從現在起，有關張欽禮和蘭考一案的事情我一字不寫了。我年已八旬有余，老伴周原在勞改中積蓄多種疾病，現在生活不能自理，我要照顧他。我還有其他的事情在行將告別人世時做完。

　　2009年1月 陳健

　　(此文來源:2010年3月13日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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