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增長動力轉換》是近日刊載在《光明日報》的一篇理論文章。筆者讀罷該文，認為文章的一些看法與觀點值得商榷。

　　文章開頭便說“總結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可以發現一國產出增長的變動規律”。從邏輯角度來看這個提法就存在問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所處的發展階段各不相同，怎能僅從發達國家的經驗，就總結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呢?這實際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這里的發達國家實際上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與我國實行的社會制度有著本質的差別，因此我們更不能簡單的套用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去解釋我國的經濟現象。

　　文章認為，美國是轉換經濟增長的動力上可以借鑒的的例子。文章說，上世紀80年代，美國進行了結構改革，使美國走向創新之路，經濟進入可持續增長狀態。筆者不是經濟學家，但也知道，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并不是一帆風順。特別是進入21世紀，美國先后發生了互聯網經濟泡沫破裂和次貸危機。文章的作者怎么能對此視而不見呢?

　　文章歸納了美國結構改革的兩個主要措施。一是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經濟結構由工業化主導變為服務業主導。二是大規模減稅。促進中產人群的擴張，從而促進國內消費的增長。筆者認為，文章所謂的兩大改革措施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主張。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都在反思新自由主義政策給經濟發展造成的危害，美國政府多次對外呼吁制造業回歸美國。既然美國都在逐步糾正原來的做法，那么我們為什么還將此作為金科玉律呢?我們學習借鑒別國經濟發展經驗，一定要多問個為什么。美國經濟結構之所以能夠由工業主導變為服務業主導，是由于美國的一批跨國公司將本國的一部分工業體系轉移到拉美、亞洲等地區。與之相比，中國企業走向海外才剛剛起步，還屢次受到歐美國家的阻撓。因此，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一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絕不是自說自話，一定要受到別國的制約。文中提到的減稅政策促進了中產階級擴張，今天看來也是一個值得懷疑的結論。近年來多份研究報告都認為，減稅政策在短期內可能會提高中產階級的收入，但從長期來看無助于縮小富人與中產階級的差距。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中心最新出具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最富有家庭與一般中產家庭的財富差距，從2003年的13倍擴大至2014年的24倍，而在此期間，美國政府實施了多輪大規模的減稅退稅方案。

　　文章又將日本作為美國的反面教材進行了對比。文章提到，日本在經濟下滑時，轉而用需求管理的辦法來處理，發行很多貨幣，資產價格不斷上升，最后演變成經濟危機。但文章作者卻回避了造成日本經濟下滑的禍首正是美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通過積極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美國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國。1985年，美國通過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升值，沖擊了日本出口貿易。在此情況下，日本政府才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手段刺激內需。筆者以為，美國的成功與日本的失敗就如同硬幣的兩面，很難說明兩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機制的孰優孰劣。

　　文章通過引用美日的例子，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一個經濟體想保持長期穩定增長需要有相應的激勵機制使人們發揮其主動性、能動性.”。筆者認為，這一結論必須建立在正確的價值導向的前提下。日美等國的發展道路已經證明，如果一個國家激勵機制不正確，導致實體產業空心化，虛擬經濟泛濫，則不可能實現經濟保持長期穩定增長的目標。

　　文章引用了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一句話：“企業活力的源泉，在于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當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業的各項制度中得到切實的保障，他們的勞動又與自身的物質利益緊密聯系的時候，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就能充分地發揮出來”。來說明我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要做的就是怎樣從過去的動員資源轉向動員聰明才智搞創新，其中人力資本的提升和有效利用是核心。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話。但時過三十年，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是否得到切實的保障呢?相信大家對此都有深刻的體會，由此看來，動員我國勞動者聰明才智必須從保障勞動者的主人地位做起。

　　文章最后提到了幾方面的改革措施。一是改革教育制度。在條件許可時，提高全民義務教育水平年限。鼓勵社會辦非盈利性教育。筆者認為，提高年限僅是數量的增長，不是對教育制度的改革。非盈利性教育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與引導，要靠市場調節自然出現不太現實。二是改革事業單位體制。要擴大現代服務業競爭，破除行業與行政壟斷。對于這一點，筆者也認為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別是科研類機構，更需要相互協作，發揮集體智慧，人為的拆散搞相互競爭有可能導致研究資源的浪費。三是完善鼓勵創新的收入分配、稅收、金融等制度。筆者認為這條建議雖好，但如果文章能提到一些更為具體的措施那就更好了。

　　縱觀全文，立意雖好，但無論是論點、論據還是論證，都存在比較嚴重的紕漏。文章作者出身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刊登該文章的又是中央級媒體，這讓筆者不得不對我國的經濟學界水平產生一絲憂慮。筆者今日所言的目的，也是希望中國經濟學界要端正學風，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多提有價值的建議，而不是坐而論道，人云亦云。

　　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增長動力轉換

　　劉霞輝 《 光明日報 》( 2014年09月24日 15 版)

　　總結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可以發現一國產出增長的變動規律。人均產量增長分為兩個階段：在人均資本存量處于較低水平的增長階段，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增加，人均產值呈加速增長之勢，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征，被經濟學界看成起飛階段;但加速經濟增長并不是永遠持續的，當經濟發展達到某一水平時，存在一拐點，高速增長到該點后，人均產出呈遞減的增長趨勢，其后遵循規模收益遞減。拐點處的經濟發展水平大概是人均產值1萬美元左右。與此相對應的是，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也出現變化，由加速增長期的二產為主逐步轉為三產為主。當然，上述觀察不是各國都整齊一致的，如以東亞為主的新興經濟體，因為工業化中明顯的學習效應，經濟增速高，投資大，動員經濟特征明顯，拐點非常明顯。其背后的原因是大量資源沉淀在二產，三產普遍發展不起來，尤其是與創新密切相關的教育科研系統大多停留在紙面，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效率低，造成的后果是人力資本不能高效利用，創新跟不上，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增長速度連下臺階。

　　我國經濟是否到了上述拐點，各方看法并不一致，但以下幾方面的觀察表明，可能已到了拐點區域：一是經濟增速放緩，與2007年的峰值相比下降近50%;二是工業部門資本收益率下降，增速放緩，投資下滑，產能不能有效釋放;三是實際工資上漲明顯;四是三產總量不斷加大但勞動生產率低且增速慢。總體看，經濟增速和結構都出現了明顯變化，應與拐點相關。

　　歷史表明，一個經濟體高速增長期的結束是客觀的，并不可怕。問題的關鍵是怎樣使經濟由高速增長有效轉入合理的平穩增長，而不是進入長期衰退或經濟陷阱中。所以，轉換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就成為核心問題。我們認為有兩個例子可供借鑒，一個是日本，另一個是美國。

　　美國在二戰后經歷了過度繁榮和過度工業化，石油危機一來經濟增速減半，出現十年左右的滯脹，勞動生產率因為工業不景氣和三產增速快也基本停滯。進入80年代，他們進行了結構改革：一是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大幅減少了管制機構，縮小了管制范圍，加大了市場競爭力度，鼓勵企業投資，使許多新企業、新行業出現，尤其是創新和人力資本相互促進，使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經濟結構由此順利由工業化主導變為服務業主導;二是大規模減稅。減稅快速促進了中產人群的擴張，使國內消費得以增長，而且使創業成為社會主流意識，經濟保持了活躍。以上改革使美國走向創新之路，經濟進入可持續增長狀態。

　　日本則出現了另外的情況。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所采用的經濟政策屬趕超型，增速快。但兩次石油危機并沒有對日本經濟造成重大傷害，雖然潛在增長水平有所下降，但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增長區間。當經濟下滑時，他們轉向用需求管理的方法來處理。結果，發行很多貨幣，財政赤字也不斷增加，到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再也無力承受過多的貨幣沉淀，資產價格快速上升，演變成為一場巨大的泡沫經濟危機。此后，日本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經濟陷于停滯。在經濟結構上維持著工業的主導地位，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創新跟不上。

　　上述兩國的情況表明，一個經濟體想保持長期穩定增長需要有相應的激勵機制使人們發揮其主動性、能動性，這一點經歷了幾十年計劃經濟的我們體會最深。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已提出“企業活力的源泉，在于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當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業的各項制度中得到切實的保障，他們的勞動又與自身的物質利益緊密聯系的時候，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就能充分地發揮出來”。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要做的就是怎樣從過去的動員資源轉向動員聰明才智搞創新，其中人力資本的提升和有效利用是核心。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為38788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為26779人。所以，從總體來看，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在提升。但人力資本積累不等同于有效利用，有研究顯示我國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總體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只有中低收入國家的1/4，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背離的程度趨向擴大。這就要求我們盡快完善勞動力市場，建立合理的激勵機制，使人力資本收益率提升，人盡其才。消除勞動力市場上的扭曲，允許個人的激勵機制發揮作用，同時大力發展為人力資本投資提供借貸的市場，這樣政府只要花很少的錢，就可以極大地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

　　具體來講，還需以下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調整：一是改革教育制度。條件許可時提高全民義務教育水平年限，使國民素質再提升;改革中、高等教育體制，鼓勵社會(尤其是企業)辦非盈利性的教育，人才培育方向面向社會需求，減少管制，使高等教育不是停留在紙面人力資本形成上。二是改革事業單位體制，破除行業壟斷，提升服務業的現代化水平和競爭力。研究表明，現代服務業是創新載體，而且創新源由過去的大機構向更專業的中小機構轉換，這就要求我們改革科研體制，鼓勵社會，特別是企業興辦科研機構，使研究隊伍擴大，層次多樣化;同時，要將一般事業單位市場化并破除行政與行業壟斷，減少管制，擴大競爭，真正按現代服務業發展特點來發展該產業。三是完善和建立激勵全社會創新的收入分配、稅收、金融、勞動力流動等方面的制度，使勞動者既可以各盡所能，又可以在行業、單位和區域間合理流動。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