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妒，人類的致命傷

　　我們人類進化的外形，除了盲腸是個多余的之外，一般來講還是比較完善的，但其內心來講那就是人的嫉妒心理，由于其存在，就形成了人的一大痼疾，或者說是一個致命傷。

　　在我們人類中，嫉妒心理人人有之，但其程度來講卻是不同的，其嫉妒心理的輕重又受教育程度、環境的影響等各方面的約束，而有的人嫉妒心理就極其地嚴重，這和從小所受的環境或者是說不公的待遇在其心理種下了嫉妒的種子有關，抑或者是自身的素質有關。

　　嫉妒所導致的最大后果能使其變成仇恨，這是嫉妒的最大危害。

　　在古代，我國著名醫學家扁鵲因給秦武王治好了病，這就遭到了秦太醫令李醯的嫉妒而把其殺害了。另外，隋煬帝因嫉妒司隸大夫薛道衡寫了一句比自己更好的詩句，就把他殺了，臨刑前，隋煬帝還妒火中燒地說：“看你還能寫‘空梁落燕泥’的句子嗎!”由于嫉妒所帶給人類的傷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對人才的傷害和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是那些妒才嫉能之人心態的真實寫照。

　　君子要成人之美，這是針對其“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言，不欲成人之美，仔細的想來就是嫉妒在作怪，你的好事我就不去成全，你好了我就不痛快。由此，在我國的日常生活中，由于嫉妒所帶來的惡果比比皆是，從我們的語言上就可以看出，所謂的“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這些都是讓人們去防范那些嫉妒所帶來的傷害，其實，這是消極的應對，是對自己和事業沒有一點好處的，定會妨礙社會的發展。

　　在我們中國的官場，一些人為了不受嫉妒的傷害，更重要的是為了自己的前途(仕途)便采取消極的辦法，即中庸之道，與其受嫉妒之擾，官位不保，不如碌碌無為，明哲保身，安身立命，一切不“出頭”，惟命是從。其結果是：先其之路沒人去開踩，出人意料的建議不出爐，一切看著著領導的臉色想辦法，領導五八咱四十;領導的辦法才是辦法，別人的辦法只是想法，是想法就有不成熟的地方。為此，下屬給領導提建議時總是說：有個想法，看行不行。千萬不能說“有個辦法”，以免讓領導一錘定音：此人狂妄!不可用。

　　在我們的官場，有些領導干部確實存在嫉賢妒能的現象，(越是平庸的領導其嫉妒心越重)對那些有思想、有“點子”的人，輕者不支持，不保護，重者就是打擊、挖苦，千方百計把你擠兌走，在我的一畝三分地上用不著你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當年伊利創始人之一牛根生出走伊利，這里頭不就是讓一些人容不下、受人嫉妒的結果嗎?是龍你得盤著，是鳳你得臥著，俊鳥不得登高枝，其危害可見一斑。

　　嫉妒的危害還體現在，真正的人才便不好涌現出來，而那些人才因有這樣或那樣的的缺點，嫉妒者就抓其一點不計其余，把人才消滅在“萌芽中”，讓人才流血又流淚，傷其心，滅其志，成為一個“普通人”后，才心甘氣消。

　　嗚呼!嫉妒也!傷人害己，與誰有利乎?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灘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眾，人必毀之。”這也是對現實的一個真實的反映。為此，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要時刻提防著嫉妒對自己的傷害，同是，自己也要有坦蕩蕩的胸懷，開闊自己的胸襟，抑私欲，弘正氣，大膽地工作，藝術地工作，策略地工作。

　　“雞能警旦，馬能帶行，犬能守御，牛能力耕，人稟天地，萬物之靈，嫉賢妒能，不如不生。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能親，雖生世上，不能謂之人。”(邵康節《戒子吟》讓那些妒賢嫉能的人看看先賢的教誨吧。

　　嫉妒是人類社會的大敵，是社會發展的反作用力，讓那些不干工作，嫉妒心又重的平庸之人從領導崗位上走下來;讓那些笑你無、氣你有的市井小人無處可樂，嫉妒之塵掃除之日就是一個和諧的人際關系。我們每個人一定要共同努力，拭目以待吧!

　　吹牛的中國人

　　在我國，下至部分老百姓上到各級官員，都有一個愛諞、愛夸大其詞的毛病，說白了就是愛吹牛，這是因為吹牛沒有壞處反而在一定的時期還會得到好處，老百姓說反正吹牛又不上稅，正因為“吹牛”沒有于己害處，于是乎，不吹白不吹，尤其是在官場，夸大自己的政績，吹噓自己的功勞，往自己治下的各種經濟指標里摻水，拔高或是虛高經濟的繁榮，這樣的人反得到了提拔，吹牛之風能不盛行乎?

　　在我國的，有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或是達到自己的目的，經常靠吹牛過日子。但是，吃吹牛也分三種：一是坊間那種吹得不亦樂乎，云山霧罩，沒邊沒沿，就像是明朝嘉靖年間朱載堉寫過的小曲中《說大話•山羊坡》里的故事：我生平好說實話，我養了個雞兒，賽過人家的馬價;我家的老鼠，大似人家的細狗;避鼠貓兒，比猛虎還大。頭戴一個珍珠，大似一個西瓜;貫頭簪兒，長似一根象牙。我昨日在岳陽樓上飲酒，昭君娘娘與我彈了一曲琵琶……。這是一種吹法。

　　而另一種吹法便是吹的隱晦，看起來不顯山不顯水，有時還吹得相當的藝術，這種人吹牛有術，一替人吹，二是吹自己，牛皮吹得相當藝術，讓你聽著好受又不會讓你起雞皮疙瘩，這是高級的吹牛，就像是妓女之中也分高級低級一樣;但也都是蒙騙人的招子。

　　而第三種就是阿Q精神勝利法似的吹牛：村上的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阿Q便說自己也姓趙，與自己也很光彩;趙太爺不許他姓趙后他到處吹噓：我們先前比你們闊多了。

　　這三種吹法要說對社會的危害那要是第二種了，在古代，這種吹法就從沒斷絕過，先說替人吹，朱元璋一次與著名才子解縉在一起釣魚，好長時間也沒釣到一條魚，朱元璋就命才子作詩一首，以活躍氣氛，才子吟道：“數尺絲綸落水中，金鉤拋去永無蹤，凡魚不敢朝天子，萬歲君王只釣龍。”這活脫脫就是一副吹牛的嘴臉;古代、現代那萬歲不離口，或是萬壽無疆的時代你不感到可笑嗎?試問，世上誰能長生不老?這純粹是一種吹牛的把戲，這是我們人類的悲劇。

　　尤為一提的是，在我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躍進”，這是我國人民的一種悲劇、更是一種吹牛加蠻干的悲劇，什么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上美國(所謂“超英趕美”)。更有甚者，提出一步跨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口號;也還有民間吹噓的：

　　《大花生》

　　花生殼，圓又長，兩頭相隔十幾丈，五百個人抬起來，我們坐上游東海。

　　不光如此，還有的吹牛說畝產已達到上萬斤。

　　這種集體吹牛、全民糊弄的把戲是集吹牛三種形態之大成耳。

　　那時代必定過去了，然而，吹牛之風就在我們現代消失了嗎?我看沒有，吹牛的各種形態還是存在著，比如，我們有的官員，在自己的任內不是老老實實地做官而是千方百計地往自己統計報表中注水，如清代初年的思想家顏元在諷刺宋儒之學時說：如吹膀胱，以渺小為虛大。他們把自己的政績無限夸大，失業率低、可支配現金有大幅地提高、物價保持平穩等等，老百姓看了后并不感到自己的收入有了增長，反而物價是漲了，以至于，百姓不認同其數據，就像老百姓說，要對瞎吹的之人的話：二八折扣，還要再刨潮兒一樣。不信服，這就是現代官員在吹牛，明明是治安惡化，大案要案不斷，卻偏偏說是我們這里的百姓安居樂業，這就是我們現代的一部分官員在吹牛，在吹自己的官帽，想讓其無限的大起來。

　　假如，吹牛要上稅的話，我們可以想象，誰還敢去吹牛，無利不起早的呀!為什么我們的百姓不認同你報表上的數據?為什么百姓不愿想信你的承諾，關鍵是你的數據百姓不認可，你的承諾又常常不去兌現，你承諾辦幾件好事，可到頭來你不抓緊實施就又升官到另一地去了，百姓們幾經這樣的事情還能信你嗎?

　　有的官員年年上報種樹的面積，如果你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其種樹面積早已遠遠超出自己所轄市縣的面積，其糧食又從哪里來?其樹種在了那里?為其他的市縣做嫁衣去了嗎?笑話也。

　　真的是練歌不如練曲，練話不如練嘴嗎?說實話，百姓吹點牛皮無傷大雅，要是我們的官員還在吹牛，還在誰吹牛皮誰得利的話，我們的百姓就要遭殃，社會前進的步伐就會慢下來，我們要的是腳踏實地的官員，而不是耍嘴皮的官員，這是百姓的呼聲。

　　從趨之若鶩考公務員說開去

　　零九年底的公務員考試在一片火爆熱鬧中結束了其筆試部分的考試，據說創歷屆公務員考試人員的新高，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值得我們去思考哩?一方面說明我國人才濟濟，各類人才應有盡有，另一方面不得不讓我們思考和憂慮，為什么?試想：人們對這一種職業的追捧就說明該職業和我國的其他行業相比有其較大的優勢，包括：工資待遇、升遷機會、工作環境優越等等，同時還有該工作在人們心中的地位的因素。

　　就目前我國公務員的待遇是不是超出了其他行業的一大截哩?單就其社會資源的管理職能就在人們心中產生了一種歆慕的心理，這是顯而易見的，這才造成了人們對其職業的趨之若鶩?其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

　　我國社會各行業的收入存在著不小的差距的，還在人為地拉大，這與倡導的社會均富的理念是相悖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是要讓全民眾都能享受到，也是政府近年來所倡導的，收入人為的拉大更與我國歷來賢哲所提出“雨露均沾”的理念背道而馳。

　　公務員的隊伍是龐大的，而且還在龐大著，一方面這和社會的發展有關，而重要的是人們都在打破腦袋往政府的各個機關部門里鉆，有門路的能調進政府部門，就是不按公務員待遇也是高興的，這里工作穩定，事務性工作少，工資待遇不低，(還有一些灰色收入)。

　　世界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實行公務員財產公示制度，而在我國又遲遲不能推廣，(據說公務員不樂意實行)阻力太大，而制定政策者又不愿拂其之意，只好把這一制度束之高閣，說是要探索，總結經驗，可問題是河上明明有了橋梁，還要“摸著石頭過河”，(世界各國都有成功的經驗可循;如說水土不服，香港和自己是一個國家吧，可去參照呀)如此，只能讓公務員高枕無憂，工作有保障而又不會有下崗之虞，且升遷的幾率要大的多，就是這些優厚的待遇，造就了一支龐大的去考公務員的隊伍——如同古代秀才趕考般的壯觀局面，而且是有過之而不及的。

　　這讓我想起了古代的太監制度，大家知道，當太監就要“凈身”，即把男人的那物件連同陰囊一同割掉，這是一個在現在看來極其殘忍的、不人道的制度，據資料顯示：官方的名字叫“凈身房”，每當有人要凈身時，“刀子匠”和兩名助手，用白色的繩子將其下身和腰部捆住用熱辣椒把陽具周圍洗三遍，然后用一根細絲系在陽具的盡頭，另一端系在房梁上，“刀子匠”感覺一下陽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連陰囊一同切除，而后，用白蠟的針形栓插入尿道，傷口用浸過冷水的紙包起來，手術后被兩人扶著在室內走動近三個小時，然后才允許躺下，三天內不許喝開水，過了三天把栓拔出，如果尿水像泉水似地涌，這就是手術成功了。這其中的疼痛可是沒有麻藥和杜冷丁來減緩的，這對現代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然而，就是這樣的殘酷的辦法，還是讓許多貧困家庭的男丁趨之若鶩，(也有不少富裕家庭的男丁)為什么會這樣吶?就是能升官發財，這一現象在明朝尤其為烈。

　　大家知道明朝往往是宦官當政，出了一系列像嚴嵩之類的閹人把持朝政，因此，明朝太監地位是相當的高，于是，就出現了爭相當太監蔚為壯觀的局面。據《弇山堂別集·中官考十》記載南海一個村子凈身男童就達970多人;天啟三年，朝廷招募宦官3000人，應征者到了2萬人之多，有的一家兄弟全部自宮，就為進宮當太監，升官發財，改換門庭。據資料，太監最鼎盛時期達十萬人之眾。

　　如此多的人員朝著一個行業聚集，說明這個行業有其獨特的區別于其他行業的優勢，即大大超出了其他行業的收入，否則，就不會出現這么多的人員“攀高”一種職業的現象，而不愿去低就其他的行業，這就需要我們的決策者調整其政策走向，對產業群體中的知識分子，有一技之長的員工在政策上有一定的傾斜，(從某個層面上來說我國是靠政策運行的體制)尤其是對中小城市群體中的勞動者進行“雨露恩澤”。

　　在我們這個大家庭中不能形成貴族群體，(職業)“優親厚友”是制度的缺陷，是制度的制定者再給自己的群體謀利益，這就等于剝削了其他群體的利益。

　　在一些中小城市，往往會發生這樣的怪現象：上著班的工人都急著鬧著退休，因為退休后要比上班時拿的工資多。

　　嗚呼!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政策的缺陷是顯而易見的，勢必造成不少產業工人改檔案，跑病退(因病退休)以期盡快在家去修養，這和急著去當太監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是愛往高處行走的，行業的差別不應人為的制造出來，要有適當的法規來約束，同是一個社會大家庭中，做為家庭中的父母就要盡量保持感情投入的均衡，不然這個家庭就會分崩離析。當然了，絕對的公平是沒有的，也不可能完全的保證公平。有差別，但要看差別有多大，社會財富的分配要有其合理性，一個行業的工資不應高于產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比如一個地區產業工人的工資低的可憐，而其公務員按照所謂的政策不斷地漲工資，勢必造成特殊的貴族群體，而一些產業工人要飽受低工資的困擾，這是政策的缺陷，是決策中的官僚主義。

　　富裕的社會就應是：兩頭少中間多，即富翁少，貧困人少，中產階級多，這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應要達到的。

　　個別行業的優勢要靠政策來調節，取消了公務員的種種特權，做到正常、合理，某個職業只是社會的分工，我們的和諧社會就大有希望。

　　文壇的憂思及文人的操守

　　當今中國文壇，作家給社會和歷史能留下多少值得自豪的作品?每一位公正的讀者、有思想的評論者都會有自己的認識，在中國的文壇活躍著許許多多的作家，但她(他)們在忙什么，說白了在討巧——大多在像炒股的人一樣盯著市場的起落——思忖著如何迎合受眾的口吻，來決定自個筆端的走向，即如何能賺錢，如此快餐文化應運而生，多少作家轉向了寫電視劇本，第三者、包二奶、離婚、婚外情......充斥著，泛濫著，其內含——思想性便蕩然無存。

　　你看我們的出版家，眼睛盯著我國那可憐——而又數量不菲的那些“名人”，在書店，各種作品“琳瑯滿目”，但都是眼熟的，大都不是原創，而是選集，各個作家的東西這個出版社選幾篇湊的挺厚出版了，那個出版社又選幾篇印刷了，這造成了出版業的虛假的繁榮。于是乎，重復選用，讓讀書者不好買書，買吧，這里面有好幾篇幅是讀過的。這樣重復這選用對誰有用?只有讓作家的稿費源源不斷地流入腰包，這如同一女多聘，老丈人坐收彩禮。這樣還常常聽到一些知名作家眼熱其他行業的“財源滾滾”，傷感自己的“貧窮”，真是不知足哉!眼睛向下看看普通的百姓吧!

　　中國需要的是文豪而不是作家中的富豪，中國富豪每年在以百分之三十的增長著，如果作家的其作品只能說是一個寫匠寫出來的作品，這就像是一個木匠每天在做著一件結實漂亮的家具，日復一日，沒有創新，改動就是把方腿換成圓的之類的所謂創造。時間長了，可以說是在依葫蘆畫瓢。

　　我倒不是提倡作家都向曹雪芹“食粥”而寫紅樓夢，現成的例子，魯迅先生在當時就是過得相當的富有，有一百多萬的收入，(據資料)可他老人家的的鋒芒直指人的靈魂深處。而不是像當時所謂的“蝴蝶鴛鴦派”和“閑適派”，那樣去做文。

　　出版家和作家為了利潤，在反復地、傷透腦筋而又不去觸動一些事實地編織著自己的盈利夢，而對新的萌芽不去扶持澆水，怕的就是傷了筋骨，勞作苦呀!新的萌芽無法出土，只有老枝在“茁壯”著。跑馬圈地，真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的地盤我做主，百花園里都是已經“盛開”的花朵，“年年歲歲花相似”，漂亮!美哉!好一個百花迎風展。

　　春秋戰國時有諸子百家的崛起、漢賦、唐詩、宋詞、而我們現在有啥哩?記得王蒙談到有一個干部說到這個問題時還自豪地宣布說：我們現代有小品和短信。這是冷幽默還是愚昧中的的無知，抑或是無奈中的孤傲，更像一個老姑娘對影自戀?

　　我們不少的人在寫用身體寫作，而不是用靈魂寫作;玩文學，而不是在寂寞中勇于去摸索思想中的哲理，屈原的憂憤及“吾將上下而退求索”的“世人皆醉吾獨醒”的愛國情愫蕩然無存。文人就要有“憂患意識”，而不應是“憂錢意識”;還有不少人在在寫“美文”，把自己的隱私當做炫耀的資本，否則，不能成其文，把散文的靈性糟蹋得只剩一個外殼。

　　如今的文壇“齊喑”如何辦?斷層又如何處理?只見寫手的富豪在增長，而不見文豪的誕生又如何面對?哪個作家寫出了“震撼于世”的作品?誰又是我們時代的文學大師?這不僅僅是一個青黃不接就能概括的，其深層次里面的問題值得我們三思。

　　我們的作家熱衷于做官，熱衷于金錢，而不熱衷于作品“流芳百世”，這是我這個時代的悲哀，也是作家們的恥辱。

　　毋庸諱言，我們國度里的作家“多如牛毛”，恐怕是全世界無法比擬的，大都吃著“皇糧”，而再加上自由撰稿人，這隊伍的龐大是可想象到的，如何給作家“斷奶”、如何使作家思想的翅膀變得不再負重?如何讓作家及文人的憂患意識充斥自己的心靈，而不是讓銅臭熏染文人的筆端?印度的泰戈爾說過：給鳥兒的翅膀綁上黃金，它也是飛不遠的。

　　作家要有獨立人格，要敢于描寫人性中的光芒，不要千篇一律，文學即人學，文學中沒有人性的閃現，我們的作家永遠是短視和“瘸腿”的。

　　我們的出版家更不要僅僅為了金錢而對一部作品去取舍，要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繁榮和傳承而高瞻遠矚。

　　但愿不久的將來能有震撼于世的作品橫空出世，我想這會的，我們的文人有幾千傳統文化的熏陶，會挺直自己思想的腰桿，去掉金錢和世俗的桎梏，文人及作品的流芳百世是可及可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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