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彥太郎先生因膀胱癌，不幸于2009年10月27日在東京逝世。當時，我正在臺灣政治大學訪問，沒有得到安藤逝世的消息?；鼐┑囊惶欤狡较壬f他要去東京，我才知道他和張海鵬先生將專程赴東京吊唁。

　　安藤先生已經(jīng)92歲高齡了，多年來，他雖然精神不減當年，但畢竟一直被被疾病困擾。他的逝世，可以說是油盡燈枯，并不讓人十分意外。但是，我得知他逝世消息的那天，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時隱時現(xiàn)。

　　安藤先生是我們研究所的老朋友，但我認識他卻很晚。那還是1996年的6月間，海鵬先生從日本訪問歸來，說他在東京見到，安藤先生特意說你們研究所聞黎明寫有關(guān)于西南聯(lián)大教授會的論文，他已復印下來，希望能和我取得聯(lián)系。從海鵬先生那里，我知道安藤先生正在研究西南聯(lián)大，而且寫了一些章節(jié)，陸續(xù)發(fā)表在日本《日中學院院刊》上。我沒拜讀過安藤先生的著作，但知道他是日本著名的中國現(xiàn)代史專家，他對我的關(guān)注，讓我即興奮又不安。于是，我找了一本《日本的中國學者》，里面介紹他生于1917年，原為早稻田大學教授兼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部主任，1946年參加中國研究所創(chuàng)建，1952年發(fā)起創(chuàng)辦中國語學研究會，參加《毛澤東選集》一至三卷日譯。書中還介紹到，安藤先生原為日本共產(chǎn)黨黨員，1966年與宮本集團決裂，1976年5月至1978年10月來華任專家，參加《毛澤東選集》五卷及中共十一大及五屆人大有關(guān)文件翻譯。說來也巧，那年研究所安排我去日本慶應(yīng)大學訪問，由于我是第一次去日本，劉大年先生特為我寫了三封介紹信，一封給慶應(yīng)大學法學部學部長山田辰雄教授，一封給東京大學東洋文研究所所長濱下武志教授，一封給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狹間直樹教授。大年先生還說，安藤先生就不用寫了，他不久要來北京，屆時帶我一起去會面。

　　8月26日，我接到海鵬先生電話，說安藤已到北京，明晚約我們吃飯，要我到所里乘車同去。27日下午，我和大年先生、海鵬先生，還有當時的科研處長徐輝琪先生，一起乘車到友誼賓館。安藤先生接受中共中央邀請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翻譯與校訂后，就住在友誼賓館。后來，他回國了，但友誼賓館一直為他保留著一套房間，他們夫婦每年都要來一次到北京，每到北京就住在那里。參加那次會面的，還有時任院科研局局長助理、亞非處處長孫新。

　　友誼賓館的一間餐廳里，大家熱情地敘著舊。我初次見到安藤先生，且是座中小字輩，不免有些拘謹。但安藤的和藹面容，那么平易近人，很快就把我解脫了。海鵬向安藤、岸陽子夫婦介紹我時，他們都露出高興的神色，說我長得像祖父。孫新則向他們介紹我去日本的經(jīng)費來源等。

　　當時，我正在參加大年先生主編的《中國復興樞紐》一書的寫作，我送給他一本我寫的《聞一多傳》，于是大年先生要我把這本書也送給安藤先生。岸陽子笑著說不用了，她不僅買了這本書，還買了我的另一本《聞一多年譜長編》，只是還沒來得及寄給安藤(岸陽子那時正在北京大學東語系教書，已在北京八個月了)。她還說，安藤寫的西南聯(lián)大史已陸續(xù)發(fā)表，登至南開大學被炸一節(jié)。

　　岸陽子的消息很靈通，竟然知道早稻田大學鈴木義昭教授正在翻譯《聞一多傳》，還說鈴木為人很好，只是擔心他力不勝任。說到日本做聞一多研究的學者，岸陽子如數(shù)家珍，說有一個人在北海道，他的學位論文寫的就是聞一多，我到日本后，她會給那人打招呼，要我去北海道見他。這位先生和岸陽子是京都大學的同窗，也是竹內(nèi)實先生的及門弟子，竹內(nèi)先生對他的論文評價很高。我問這人是誰，岸陽子說是奧平卓。我一聽就笑了，因為我和奧平卓很熟悉，直到現(xiàn)在，每年新年都收到他的賀卡。我女兒考入北京語言大學那年，奧平先生還托人送了她一個最新型號的索尼數(shù)碼相機。

　　共同的話題，縮短了彼此的距離。岸陽子說，她的博士學位論文本來想寫聞一多的莊子研究，但竹內(nèi)先生說難度太大，這才改莊子研究，后來還把《莊子》譯成日文出版。

　　那次晚餐，點的是中國菜。岸陽子說，本想請我們吃日本料理，但友誼賓館的和式料理都是從日本運來的，而日本正在鬧什么病毒，所以改吃中國菜。那天還說到日本生魚片，我說沒吃過，安藤聽了，就叮囑岸陽子，說我到日本后，要她帶我一起吃生魚片。臨別時，安藤夫婦要我到東京后，一定給他打電話。

　　安藤先生那次到北京來，帶著一項重要任務(wù)。一年前，村山富士出任日本首相，為了對侵華表示歉意，由國會通過了一項36億日元的中日歷史研究議案。這項工作分三個部分，一是資助日本高中歷史教師到中國進修考察，二是建立專門收集十五年中日戰(zhàn)爭史資料的圖書館，三是資助中國和日本學者進行十五年中日戰(zhàn)爭史研究。這項工作，日本已經(jīng)啟動，中國有關(guān)方面雖已表示同意，決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窗口，具體牽頭由近代史研究所負責，不過，似乎還有些問題還不免猶豫，希望日本能把這筆款項一攬子交給中國。安藤先生來北京，就是為了強調(diào)日本國會有這項資助不會受政治因素影響。他還說，日本國會通過的這個議案規(guī)定十年完成，按照日本的財政制度，需要每年進行核算，希望中國方面不要誤解。后來，海鵬先生說，日本為了落實國會議案，計劃成立兩個機構(gòu)，一是日中歷史研究會，安藤為會長;一是負責審查課題的評議會，安藤任副理事長。實際上，安藤先生是這項工作的重要主持者，因為負責課題審查的評議會通過的決議，最終還要交給日中歷史研究會具體執(zhí)行。

　　這次見面后，我數(shù)次到日本訪問，每次都得到安藤先生的關(guān)照。1996年11月中旬，我離開慶應(yīng)大學前，接到安藤先生的電話，說要請我吃飯。19日下午，我如約來到早稻田大學大隈會館。安藤先生退休前是早稻田大學教授，退休后授予名譽教授，岸陽子也是早稻田大學教授，因此他們特意選擇了早稻田大學校園里的大隈會館。岸陽子一見我面，就問王丹梅怎么沒來。王丹梅是我的表妹，我姑姑的女兒，當時正在東京大學教授小島晉治指導下攻讀研究生學位。安藤先生知道表妹在東京，就邀請我倆一起來，不過那天丹梅正好趕上一件急事來不了。岸洋子說安藤先生也臨時有事，要晚一點來，囑咐她陪我一個小時。那天，我送給他們幾本書，一本《聞一多傳》，一本《聞一多年譜長編》，盡管岸陽子說她已經(jīng)買了，但我還是要送給他們的。另外一本，是中國攝影出版社新出版的《詩人·學者·斗士：聞一多》畫冊。我還送了特意帶來的文房四寶、毛澤東像章，以及西南聯(lián)大研究目錄。岸陽子也送了我她翻譯的《莊子》一書，并送給大年先生一盒筆，托我?guī)Щ厝?后來大年先生高興的接受了這盒筆，說要給他們?nèi)バ胖轮x)。

　　我們在大隈會館喝紅茶，邊喝邊談。我那時正在做“抗日戰(zhàn)爭時期第三種力量”的研究，便向岸陽子介紹了這項課題的進展情況。岸陽子認為這項研究很有意義，建議我申請中日歷史研究基金。其實，這項課題已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不過由于岸陽子的鼓勵，我后來向中日歷史研究中心提出了另一項申請，這就是《抗日戰(zhàn)爭與中國知識分子――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抗戰(zhàn)軌跡》一書的起因。

　　下午近6點鐘時，岸陽子把我?guī)У酱筅駮^的另一個房間，安藤先生已在那里等候我們了。那次他們請我吃的是日式燒烤，開始是一位青年人操作，后來廚師長親自操刀。廚師長當著我們的面，把一塊牛肉放在不銹鋼板上，不時翻來復去的燒烤，再一塊一塊地切開，送到我們面前。我們一邊吃，廚師長一邊做。烤的東西很多，除了牛肉，還有魚、蔬菜等。這種方式我還不曾見過，整個過程如表演一般。餐廳里只有我們?nèi)齻€人，那氣氛仿佛是為我們特設(shè)的專場。 飯后，安藤夫婦又請我喝咖啡，岸陽子再次建議我向中日歷史研究中心提出申請。安藤則在一張紙上畫了圖，向我解釋說日本的體制與中國不同，說日本的都、市、町等都是自治體，它們與政府的關(guān)系只是上交70%的稅收，而地方政府成員都是本地區(qū)自行選舉的，可以不聽中央政府的話，最近發(fā)現(xiàn)的沖繩事件就是一例，由于沖繩知事向中央政府讓步了，選民下次可以不選他。安藤先生進一步說，日本的地方政府并不是與中央政府同進同退，內(nèi)閣倒臺，地方政府并不隨著倒臺?，F(xiàn)在國會已經(jīng)通過了議案，政府不能再過問這筆錢怎么用，因此中國方面也不要擔心拿了日本的錢就會替日本說話。岸陽子插話說，考慮到兩國學者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不盡一致，所以特規(guī)定兩國學者各自研究，不進行合作，但可以交流、訪問，到時各自出各自的成果。岸陽子還說，國會這筆錢實際上由安藤掌握，雖然他們請了幾位知名學者，但主持其事者仍是安藤，中國方面由劉大年先生負責，張海鵬是主要成員。末了，岸陽子說我的申請如遇到困難，可以寫信給她，由安藤出面向中國方面說明，這樣會起些促進作用。 安藤夫婦對我的關(guān)照還有許多，一言難盡。1998年，我第二次赴日本，仍然在慶應(yīng)大學法學部訪問。那次訪問，因為計劃父母和妻子、女兒也去一段時間，山田先生特向?qū)W校預定了麻布十番的一座小樓。房間很大，占了整整一層，房租自然也不低，每月21萬日元，學校為我出10萬日元，余下11萬日元由我支付。那次訪問，是國際交流基金資助的，時間六個月，我想延長半年，需要節(jié)省經(jīng)費，因此父母離開后，我想搬到專門接待中國訪問學者的后樂寮去，那里價格很便宜。但是，后樂寮規(guī)定只接待月收入10萬日元以下的學者，而我每月的經(jīng)費差不多是它的四倍，由于這個原因，后樂寮不同意我入住。我有些著急，請安藤先生幫忙。我想，安藤先生是日中學院院長，而日中學院與后樂寮同屬中日友好會館，以安藤的地位，應(yīng)該不成問題。安藤先生的確為我做了很大努力，后來教育部派駐后樂寮的代表陳曉光告訴我，這件事甚至提到日中友好會館的會議上討論過，但最終還是因為突破規(guī)定，沒有通過。但是，安藤先生為我排憂解難，讓我銘記在心，終生難忘。

　　2001年我在櫻美林大學工作了一年期間，再次受到安藤先生的熱情款待。還是在早稻田大學那所環(huán)境優(yōu)雅的大隈會館，還是一天的晚上，他們請我吃飯。那天，岸陽子的母親也來了。這是位和藹可親、有著深厚中國情結(jié)的老太太，可惜她的話不多，只是默默聽我們交談。還有一次，安藤先生除了請我外，還請了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潄瑜教授。我和陳潄瑜相交多年，但都沒想到會在東瀛同作安藤夫婦的客人。記不得是哪一次，安藤先生請我吃飯時，還送給我十多冊《日中學院院刊》，上面連載著他寫的《西南聯(lián)大史》。安藤先生說，文章還沒寫完，以后結(jié)集出版，再送我一本。

　　2002年11月1日，西南聯(lián)大建校65周年校慶在北京大學舉行，安藤夫婦受邀參加了這次活動。那天，作為西南聯(lián)大校友會理事的父親也參加了活動，回家后，父親就興沖沖地來電話，說他在北大見到了安藤夫婦，是別人引見的。安藤夫婦聽說他是聞一多的兒子，便問是否認識聞黎明。父親說聞黎明就是我的兒子，他們感到既意外又高興，分別時還特意和父親合影留念。

　　我和安藤先生的最后一次見面是2007年9月5日。那時，我即將結(jié)束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部的訪問，離開東京前，我在電話里向安藤夫婦辭行，但他們堅持請我共進晚餐。岸陽子解釋說，安藤先生的腿不好，不能走遠路，所以選擇他家附近的JR荻窐站內(nèi)一家名叫“京嵐山”的餐館。荻窐離我住的都心區(qū)有一段距離，我沒有去過，岸陽子怕我找不到，電話里反復說明位置。后來，他們還請我在早稻田大學的合作教授齋藤泰治先生帶我一起去。

　　晚上，我們?nèi)缂s到了荻窐。見面后，我送給安藤先生一瓶菓酒，是去長野考察時一位日本朋友送給我的。我還送給他一本我編寫的通俗讀物《聞一多畫傳》。安藤先生也送給我他的最新譯作《近代中國儒學思想史》，這部書是大年先生撰寫的，安藤帶著齋藤等人把它譯成日文。岸陽子也說她最近出版了一部論文集，因為太重，下次帶到中國再給我。 這次，安藤夫婦的獨生子安藤潤一郎也來了，但岸陽子的母親沒有來，她于一年前逝世了，享年97歲。岸陽子說，母親去世時給她留下一千萬日元，她把這筆巨款全部捐給日中友好會館，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專門獎勵從中國東北到日本留學的研究生，每年舉行一次論文比賽，每篇2千字，已經(jīng)舉辦一屆，第一名獎勵20萬元，第二名獎勵10萬元。岸陽子還說，她和安藤先生都是評委，評委中還有早稻田大學的前任校長和東洋英和女學院院長衛(wèi)藤沈吉教授。衛(wèi)藤先生也是我們研究所的老朋友，是日本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他從東京大學退休后，到亞細亞大學擔任校長，后到東洋英和女學院任院長。衛(wèi)藤先生的父親做過岸陽子父親的老師，由于這層關(guān)系，他們的關(guān)系一直非常密切。

　　潤一郎和母親一樣，也很健談。這位在北京大學幼兒園里渡過童年的青年，已是東京大學博士四年級生，導師是與我們研究所關(guān)系很深的濱下武志教授，只是濱下先生經(jīng)常不在學校，于是岸本美緒教授也指導他撰寫學位論文。潤一郎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日本在華北淪陷區(qū)的回民政策，這個選題很讓我吃驚。潤一郎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同時，還在東海大學、武藏大學、櫻美林孔子學院三所學校做兼職教師。在武藏大學，他教的是中國的國企改革，他謙虛地說，因不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只好每次上課前都要從網(wǎng)上尋找材料。此外，他說還有一份工作，為自衛(wèi)隊士兵升軍官考試出題，是文化方面的。

　　當時，安藤先生得了膀胱癌，已經(jīng)做了兩次手術(shù)，但不是外科開刀，只是把導管伸進體內(nèi)，把病灶挖除。現(xiàn)在雖然出院了，但每兩周還要往膀胱里打一種藥，三個月做一次檢查，尚未發(fā)現(xiàn)病變。

　　這次見面前，我曾寫信給安藤，說年底云南師范大學將召開一次有關(guān)西南聯(lián)大的學術(shù)研討會，希望他們能夠參加。安藤先生愉快地接受了，因此見面時他說這次去昆明，準備提交的論文是日本人為什么研究西南聯(lián)大。岸陽子解釋說，安藤認為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接受的是同樣教育，但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思考，即為什么到國外去的人比留在國內(nèi)的人成就大些，他認為原因在于國外鼓勵個人發(fā)展，國內(nèi)強調(diào)集體主義。我說，這話可以在這里說，也可以在會下說，但不能在昆明說。，岸陽子、潤一郎聽了都笑了，表示同意我的意見。 那天的菜肴十分豐盛，全套和式料理，一道一道的上菜，小碟小碗擺了一桌，每道菜都有與時令有關(guān)的別致名稱。餐后已經(jīng)很晚了，安藤在岸陽子的攙扶下，緩緩離去，我望著他們的背影，目送他們直到匯入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我后悔起來，忘了應(yīng)該和安藤全家拍一張合影。我和安藤夫婦往來十多年，竟然沒有一張合影。齋藤寬慰我，說以后還有機會?？墒?，誰能想到，這個機會再也不會有了。

　　我是2006年10月中旬回到北京的，回國后便馬上趕到昆明，準備參加11月11日在云南師范大學召開的“西南聯(lián)大與現(xiàn)代中國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二十多年來，北大、清華、南開、云南師大組織過不少紀念西南聯(lián)大的活動，但作為專題性的學術(shù)研討會，這還是第一次，因此我一直以為安藤夫婦能夠參加這次盛會。但是，我到昆明后，云南師大宣傳部部長張瑋告訴我，說安藤先生不能來了，原因是安藤先生的腿行動不便，而東京沒有直飛昆明的班機，要在上海轉(zhuǎn)機，這些都是安藤先生健康不能允許的。我聽了很感遺憾，惋惜失去與安藤先生見面的機會，但也能夠理解他的困難。

　　安藤先生沒有參加他渴望的這次會議，但仍寫了一封長信，請齋藤泰治教授帶到會上宣讀。那封信的內(nèi)容，和他在JR荻窐站“京嵐山”餐館里對我講的基本相同，文字經(jīng)過字斟句酌，語氣中透露著學者的思考。不知出于什么考慮，后來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沒有把這封信收進去。

　　安藤先生走了，我想，他是帶著遺憾走的，他多年耕耘的《西南聯(lián)大史》不知是否完成，他想在這部書中表達的愿望，也不知道能否由后人再現(xiàn)。安藤先生走的時候，正是我的《抗日戰(zhàn)爭與中國知識分子――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抗戰(zhàn)軌跡》一書剛剛問世的時候。這部書是我在臺北時出版的，2009年年底當我回到北京看到它時，安藤先生已經(jīng)合上了雙眼，我連告訴他這個消息的機會都沒有了。盡管步平先生赴東京吊唁前，我請他代我向岸陽子和潤一郎表示慰問，岸洋子見到步平時，也問到我的情況。這些，更讓我懷念安藤先生，而這種懷念豈是只言片語能夠述說的。

　　2010年1月25日草于北京慈云寺寓所

　　2010年3月16日改于昆明云南師大靜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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