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不能不承認，毛不是神，他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因為那些方法都得通過官僚集團實行。即使是被稱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還是想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最終他發現，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樣不可能，官僚集團不可能真對自身動刀。

　　毛只有尋找另外的力量對付官僚集團。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他最終找到的辦法是甩開官僚集團，直接向民眾發布號召，指揮民眾行動。他不再通過組織系統傳達和貫徹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門城樓，面對民眾直接表達，授權民眾不服從官僚集團。毛在發動文革過程中的舉動──接見紅衛兵、寫大字報、支持造反、鼓動串聯、發布“最高指示”等，都是為了實現跨過官僚集團指揮民眾的目的。

　　這種史無前例的超越不僅使官僚集團不能再阻擋毛的意志，連官僚集團自身也被造反民眾打得落花流水，并且為曾經“對抗毛的革命路線”受到懲罰。事實證明，一旦像文革那樣“放手發動群眾”，即使沒有政治強人，打倒官僚集團也易如反掌。民眾之所以比最強勢的領袖都有效，就在于民眾與官僚集團的關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認為，領袖繞過官僚集團與民眾直接聯手，利用民眾力量改造官僚集團，是毛的一大發明，也是文革提供給后人的寶貴遺產。

　　官僚集團由成千上萬有自我意識的活人組成，每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當他們發現頭腦的意志和自身利益沖突時，會不約而同或共謀地采取陽奉陰違的手法，利用貫徹執行的權力將頭腦意志扭曲變形，使其議而不決、無法落實、不了了之。這就是所謂的“扛著紅旗反紅旗”。從根本上說，官僚集團是一個實際上進行決策、領導和統治的階級。領袖只要是失去了官僚集團的歡心，則必敗無疑，即使是偉大如毛也不例外。

　　其實當年毛就說過，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事實也是如此，任何陰謀詭計都是見不得陽光的。“扛著紅旗反紅旗”，雖然搗鬼有術，卻也有限。

　　然而，為什么毛不能把左派扶上馬呢?不在于官僚集團的小動作，也不是毛一時心軟，錯信了“永不翻案”。我想毛知道，只要權力源頭保留在專制者手中，對社會的統治便不能離開官僚集團。即使一時摧毀官僚集團，也不得不馬上重建。在那種體制中，無論專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終還是要在不可改變的以少制多劣勢中落入官僚集團的羅網。

　　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和歷史根源的。為了實現工業化，需要官僚政治這一有效的階級強制工具。官僚政治不僅是作為強制力量，而且是作為現代管理方式取得歷史的委任狀的。現代工業社會分工愈來愈細，組織愈來愈龐大，行政事務趨向復雜化，需要設立集中管理的官僚組織，需要特殊的官僚階層擔當此任。

　　從這個角度看，毛似乎是被懲罰的普羅米修斯，他的一切努力都注定是白費力氣。毛不是不知道這個結局，他在寫給江青的信中說過，歷史會倒退，右派會上臺，會把他打得粉碎。后來說“文革要七八年來一次”，自己就承認文革失敗了，否則為什么要再來幾次?無非是經濟程度未足，民眾積習太重，因而缺乏大民主的前提，只能夠把政權交給官僚集團。

　　“文革要七八年來一次”，還有另一層意思，即通過不斷的沖擊和積累，促進新的階級結構的形成，促進階級意識的覺醒，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民眾的意志。到了那時候，就可以把權力源頭轉給民眾，整合社會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團為前提，而是通過自治和自組織的方式自下而上進行整合。經過逐層推舉新產生的官僚，也會始終處在民眾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在后毛時代，官僚體制對領袖的制約比過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領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識形態的神圣;另一方面，在文革吃盡苦頭的官僚集團決心防止再出現類似文革那種“劫難”，形成了一整套以“黨性”、“組織性”、“紀律性”進行審查的機制，保證各級升遷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產生毛那種領袖。文革連這一點點政治遺產都不能保全，可謂是慘敗了。

　　雖然當局對文革的態度是“打倒在地，還要踏上一支腳”，讓文革永不得翻身。然而，歷史畢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塵埃落定的三十年之后，民眾和知識分子驚訝地看到一個新的現實中國向市場資本主義道路的全面轉變。毛生前所曾預言的和試圖遏止的“新生資產階級的興起”，“官僚與資本的結合”，“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以及美帝國主義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國內資產階級和買辦與跨國壟斷資本的合流”，“工人階級以及貧農下中農社會地位的急劇下落”，“右派上臺千百萬人頭落地”等等;所有這些，當時很少人真正理解，大家認為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神話，甚至覺得主席老糊涂了!但這些大部分在今天則都已成為鐵一般的現實!

　　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給江青的信中，他預言右派在臺上不會太久：“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而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實現民族復興、社會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沒有第二條道路。1968年7月28日毛召見韓愛晶等造反派領袖時，韓愛晶問了一個“有關中國前途的大問題”：“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局面那我們怎么辦?” 毛回答說：“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

　　當年蘇聯工人農民眼看著蘇聯紅旗落地，沒有誰說一句話。但是現在他們都已經受到教訓了……當統治集團倒行逆施造成民眾左轉時，他們馬上就想起了毛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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