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渾噩噩中，一年的時光又悄然而逝了。面對不同以往的經歷，我內心的煎熬比之前更進了一步。我的思想是有潔癖的，因此我選擇了一次又一次的逃離。但現在我要堅持下去，只有這樣我才能更全面的認識自己、認識社會。我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變化，也學著去理解人生中不同的狀況。

但這種理解是種妥協嗎？可能是吧，我真的說不清。人活著活著就忘了人活著的意義，就會用一個又一個的謊言欺騙自己，那時候人就不單是行尸走肉的問題，可能變得更加暴虐。現在人們把一切的行為都歸結為自利的行為，孤獨也是種自我保護。這樣的判斷對大多數人是適用的，但卻否認了人的追求可以永無止境的現實。這種沖突就會上升為文化沖突，就需要文化革命來解決。

最近《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對毛澤東和鄧小平有個評價，晚年的毛澤東是孤獨的，而鄧小平多次因為家庭的原因四處求助。進一步的結論不敢茍同，但這篇文章卻很敏銳地指出了兩人的不同。

毛澤東是哲學王，他的憂慮無處不在，他的責任感驅使他終生與天奮斗、與地奮斗、與人奮斗。實現共產主義是他不曾改變的信仰，但當經濟地位變化后，人是會變的，因此他提出了不斷革命的命題。對于中國人來說，就是怎樣解決好家、國、天下的關系。但在儒家體系浸染下的中國，這是個根本無法完成的命題。遠古時代有一個西方國家的經驗可以借鑒，那就是斯巴達。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父母，由公共機關撫養，接受嚴酷的鍛煉，最終成為國家合格的接班人。上山下鄉可能就是個中西合璧的模式，讓祖國的建設者們親近基層的鄉親們，在心中種下為誰辛苦為誰甜的種子。但能教育過來的還是能教育過來，不能教育過來的終歸也是無用功。

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的規律就是王朝周期律，突出特點是“天下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其實是儒家政治的頑疾所在，無法根治。《紅樓夢》很唯美的揭示了這條規律。王朝越往后發展，利益集團就越盤根錯節，也就越是寸步難行。“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孔尚任的這句判詞一語中的，幾乎是封建王朝無法擺脫的宿命。歷代王朝也一直在改革，從門閥制度到科舉制度，中國也迎來了大唐盛世。但最終殘陽如血，五代十國的慘烈令人心驚肉跳。后來就變成了上層安享富貴的“杯酒釋兵權”模式，胥吏之害開始在中華大地上蔓延，上層昏庸、下層無知，中華巨艦逐漸沉淪。心學是為數不多的創舉，但卻只能解燃眉之急，無法持續推動中國發展，曲高和寡，令人唏噓。

馬克思的布爾什維主義給中國提供了挽救危亡的良方，但在如何建設國家上卻沒有令人信服的方案。中國又回到了歷史的老路中。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市場經濟、將問題留給后代解決的思想，都是儒家思維。這代人只想這代的事，讓一切按部就班的進行，用計劃生育控制局面，中國又在以術治國，這是一套內耗模式，是沒有前途的。改革也變成了不斷添加新鮮原料的大雜燴，讓人無法預知了。各種各樣的思潮有了一試身手的機會，都想抓住歷史機遇，中國的政治生態變得空前混亂，稍有不慎就有翻船的危險。

我是相信歷史的宿命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挺立，真的如馬克斯韋伯的判斷，是與新教的興盛密不可分的。還要加上幾百年來在孤獨中醞釀，持續不斷地個人奮斗。五四時期，中國經歷了一場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批判孔夫子，信仰德先生、賽先生。但袁世凱被更多的北洋軍閥取代了，繼承孫中山的也成了四大家族。如果沒有更為先進的思想，一個國家的升級換代是不可設想的。這也是商鞅之后，歷代王朝的改革難有成功的原因。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初期階段更多的還是政治層面的，只是9.13事件過后，才真正的進行批林批孔運動，他真的把希望交給了未來。他也成了他的信仰的殉難者。

如果說，切格瓦拉的遺容堪比耶穌的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把他提升為一代宗師的地步。現在有無數的人們想要在思想上追隨他的腳步。我也有幸與這樣的人們接觸過，雖然他們現在很不成熟，甚至有些自以為是。但他們是些思想者，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中執拗的孤獨前行著。他們會把思想的火花灑遍世界，讓現代的中國重新擁有思想流派，他們是中國的希望。但這也會是個漫長的旅程，很多人看不到勝利的那一天，但每個行走在這條路上的人都是偉大的。就像孔子與他的弟子周游列國那樣，雖然備受冷遇，卻也充滿自信。“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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