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所謂‘自生能力’，我的定義是‘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預期這個企業可以在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的情況下，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在企業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論，如果一個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并未獲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則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問題、激勵機制問題或是產權問題，也可能有政府對企業經營的不正當干預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確實表現出了這些問題，在這個理論框架之下，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的成功，有賴于消除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妨礙企業正常經營管理的產權、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預問題，讓企業能夠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療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論基礎之上。” ⒁林毅夫在這里把企業的主體性歸結為所謂的“自生能力”，又把企業的“自生能力”歸結為“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的情況”下，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這是對企業主體性的片面膚淺的理解。所謂企業的主體性，是指企業的自組織能力;就是企業作為系統通過自組織同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流從而進行生產和競爭的能力，就是企業的創新-創造-創業能力，就是企業通過建立創業型組織優化企業資本結構提高公司價值的能力。主體性高低同自組織能力成正比，由系統的要素和結構兩方面決定。一個企業能靠自身能力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是主體性強的表現。而國有企業之所以沒有主體性，就是由于它們缺乏自組織能力。但如果為了提高國企的主體性，而把其廉價拍賣甚至送人，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則同樣是用他組織來代替自組織，因為主體改變了。提高企業主體性的基礎和渠道是創業，提高國有企業主體性的基礎是二次創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創業。改革開放以來的創業潮，使企業主體性大大增強。改革開放、體制調整對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過制度對企業的主體性的導向和催化來實現的。非創業型企業是平面型企業，創業型企業是立體型企業。創業型企業就是不斷改進自身的要素與結構、不斷提升自組織能力的企業;就是以創新能力為主導、以產權明確為基礎、以團隊精神為核心、以制度健全為保證的主體素質全面提升的企業;就是以知識運營為主導、以資本運營為核心、以資產運營為紐帶、以產品運營為歸宿的創業型組織。創業型企業肯定是創新型企業，而創新型企業要成為創業型企業，還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與非創業型企業只著眼于資本的擴展、生產的擴大、利潤的增加不同，創業型企業首先著眼于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企業整體功能的發揮、生產力與競爭力的增強，以取得可持續發展。企業創業和創業管理的核心是機會管理。企業在創業再創業過程中，通過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使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實現主觀與客觀、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統一。如果沒有企業自身綜合素質的提高、企業整體功能的發揮、生產力與競爭力的增強和以機會管理為核心的管理，僅僅靠“在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只要有著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預期這個企業可以在沒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護的情況下，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潤率”是不現實的。“正常利潤率”管理是工業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傳統企業的管理核心，高科技企業以機會管理為管理的核心，以超速發展為特征，而機會管理的根本，是企業家的主體性。蘇東“休克療法”之所以失敗，就在于欠缺國有企業創業基礎上形成的經濟主體性，特別是缺乏真正的企業家階層，認為只要“消除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妨礙企業正常經營管理的產權、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預問題，讓企業能夠有正常的管理”就可以形成企業“自生能力”，結果蘇東國有企業全部成了真正的“休克”，只好拍賣送人了事。蘇東“休克療法”不是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證，而是蘇東按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療法導致休克的失敗證明。實踐證偽了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的理論。

　　由于林毅夫企業“自生能力”不是建立在企業主體性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企業對比較優勢的認定、要素稟賦的選擇上，所以林毅夫的企業“自生能力”概念和企業主體性概念有本質區別;以這樣的概念為出發點，也必然造成對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定位錯誤。林毅夫：“從自生能力的概念出發，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定位在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因為要素稟賦結構提升了，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企業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須提升其產業、產品、技術水平。在每個國家的土地(自然資源)的稟賦是給定的前提下，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指的是每個勞動者所可支配的資本的量的增加，資本來源于剩余的積累，要最快地提升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這個國家就必須在每一個時點創造最大的剩余，并將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來作為積累。一個國家如果能夠在每一個時點上按其當前的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產品、技術，整個經濟就會有最大的競爭力，能夠創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資本的回報率會最高，積累的意愿會最大，要素稟賦結構提高的速度就會最快。”⒂林毅夫在這里是以保護企業“自生能力”為由，把通過資本積累實現從勞力密集向資本密集轉化看成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并把這樣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定位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把勞力密集和資本密集看成要素稟賦結構的不同層次是工業經濟時期的思維模式，在知識經濟時期已經過時。在知識經濟時期，勞力密集和資本密集可以統一。同時，社會主義國家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強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也是一種要素稟賦，通過政府推動可以形成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產業、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以高速路發展為基礎產業的中國的優勢產業——不是以某個產業為優勢產業，而是以整個產業結構為優勢產業。它不僅是優勢產業，而且是產業優勢;它不僅可以使中國經濟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機，而且可以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這樣的政府宏觀調控和保護企業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長方式、不同的發展模式，決定不同的企業“自生能力”，在這里，是主體決定客體而非相反。因此，市場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稟賦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稟賦不同基礎上的比較優勢、企業“自生能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而不是某個要素的功能。企業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作用，是實現國與國之間信息與知識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知識與經濟重新洗牌的過程，也是增強國家經濟主體性與核心競爭力的過程。因此，企業“自生能力”是必要的，但提升民族工業的產業結構也是必要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企業“自生能力”，不能成為“國際分工論”、“世界工廠論”、企業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依據，而應成為全球經濟技術“洗牌論”的理論依據。企業的“自生能力”和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不是也不應該是國際分工的結果;參與經濟全球化不是弱化而是強化我國的經濟主體性。只有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主體化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才會避免國與國之間的兩極分化，使經濟全球化的好處為全球各國人民共享。在知識經濟的全球知識重新洗牌、通過知識重新洗牌帶動技術重新洗牌的過程中，實現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產業技術結構與企業主體性的提升，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數量的后來居上并可持續發展，才是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

　　為了掩蓋其“比較優勢論”、“要素稟賦論”、“市場換技術論”只重要素分析不做結構分析的線性思維分析在經濟理論方面遇到的尷尬和實踐方面遇到的困境，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對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市場與政府之間的“結構”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變遷”關系做了一番“結構”分析，而他的所謂“結構分析”只不過是在原來屬于平面二維分析的要素分析的基礎上多了一層要政府順應他的“比較優勢論”制定政策的建議，似乎他的經濟分析也屬于經濟“結構”的分析而不僅僅是要素分析。但我們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把經濟結構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而不僅僅是看字眼，那么我們就會看到，林毅夫的所謂“新結構經濟學”并沒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疇而上升到結構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新’在何處 評價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的依據，應該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見解，以及由它引發的未來研究議題的相關性。”⒅這說明林毅夫自己也認為他的“新結構經濟學”不是新的經濟學范式，不是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甚至不是新的理論，而只是新的經濟政策。雖然他在新近出版的《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一書中開辟專章“流派之爭與范式的變遷”，但該章正文中只有“為人生賦予意義”、“增長的演進”、“破解財富之謎”、“收斂與發散的解釋”、“對發展的思考”、“新的戰略思考的必要性”，似乎沒有任何真正和“范式”、“范式的變遷”有關的文字⒆。他在本章的末尾提出“用一個更廣泛的理論框架來補充現有知識的時代已經到來。這一理論框架應該為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提供結構化分析——具體而言，就是識別出使窮國發展水平不斷上升，使富國能創造機會和財富的決定因素。”(同上)也只是提出建構新的“結構經濟學”范式的設想，而設想還不等于現實。是否提出新的經濟學范式要看體系本身的內容。林毅夫：“本書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主要圍繞三個要點來組織：第一.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一個國家擁有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的數量)——在每一個特定時期是給定的，且隨著時間推移是可變的——決定了它的總預算、相對要素價格和比較優勢，而且隨著發展水平的不同而演變。……第二，經濟發展的每一個水平都是一條從低收入農業經濟一直到高收入工業經濟的連續譜上的一點。……第三，在每一個給定的發展水平，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的基本機制。但是，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過程，要求在每一個新的發展水平上都有產業升級和多樣化以及‘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的相應改善。”⒇在林毅夫“結構經濟學”的三個要點中，只有客體的要素，沒有主體的要素;既沒有靜態的主體要素：國民素質和知識構成，也沒有動態的主體要素：文化傳承與歷史積累;甚至沒有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結構：需求與供給的對稱(“均衡”)關系分析。需求的后面是主體，供給的本質是客體，在結構經濟學中展開需求與供給的對稱關系必然離不開主體與客體的動態關系。林毅夫如果在經濟結構中承認主體的要素，他的“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就不能成立，因為在經濟主客體關系中，主體總是占主導地位，而林毅夫的“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卻是以否認人的主體性為立論依據。主客體關系是經濟結構中最基本的關系，也是結構經濟學的核心。由殘缺不全的“要素稟賦”組成的不成結構的“結構經濟學”實際上是林毅夫按圖索驥——按他一貫秉持的“比較優勢”思路量身定做，以給他的“比較優勢”理論貼標簽、提供支持的“結構經濟學”。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結構會成為一種循環論證：用“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論證“新結構經濟學”，然后又用“新結構經濟學”論證“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只是他的“要素稟賦論”和“比較優勢論”的“皇帝的新裝”。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結構經濟學，更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結構經濟學”。從思維方式來講，林毅夫之所以在他提出“新結構經濟學”這一新經濟學名詞的同時，卻不能對他提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提出新的結構經濟學基礎理論不是偶然的——林毅夫認為經濟理性就是選擇理性。創立新的基礎理論需要創造理性而不是選擇理性，選擇理性只能在現有理論框架范圍內選擇政策、提供政策支點而不能創造新的基礎理論。不過從科學學對學科名稱規范的意義上，不是新的基礎理論、僅僅新的政策見解是不足以在“學”前加“新”字的，正好像沒有自己的經濟學范式和以世界學科發展前沿為參照系的世界級的原創基礎理論、僅僅在世界最高級別經濟機構擔任最高級職務、在國外最高級別刊物發表論文、在國外最高級別論壇上發表演講、有最廣闊的國際化視野、享有國際最高級別聲譽不等于就是“世界級經濟學家”一樣。不要說僅僅新的政策見解，即使有某些理論上的新觀點就在學科前加“新”字，恐怕科學史上的新學科會多如牛毛。這對認識科學發展規律、把握學科發展脈絡沒有好處。從嚴格的科學學意義上，只有新領域才有資格稱為新學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資格稱為學科發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礎理論才有資格在舊學科前加“新”字成為原范式發展的新的階段。按此要求“新結構經濟學”必須在結構經濟學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結構經濟學的新的基礎理論。所以沒有新的基礎理論、沒有新的理論、甚至沒有新的理論觀點只有新的理論設想和新的政策建議的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有在“世界級經濟學家”頭銜光環照耀下自我拔高、自我炒作、標新立異、過度包裝、強力推銷之嫌。這不是嚴謹的學風，更不是嚴肅的科學態度。但這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真正關鍵在于，林毅夫以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效率分析為杠桿，硬是把他所謂的“舊結構經濟學”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結構分析”肢解、還原成了線性平面分析。沒有結構的“結構分析”，是“新結構經濟學”的悖論。林毅夫：“就政府干預的目標和方式而言，新舊結構經濟學卻有著深刻的差異。舊結構經濟學倡導的經濟政策是違背比較優勢的，它建議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來優先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認為政府應該解決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以幫助企業進行產業升級。……新結構經濟學的結論是，政府在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作用，應被限制在提供關于新產業的信息、協調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的關聯投資、為先驅企業補償信息外部性，以及通過孵化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來培育新產業。……政府還必須在改善硬件和軟件基礎設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導作用。”(21)如果我們把市場看成立體的結構，那么政府就是市場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場之外而就在市場之中。而林毅夫在這里顯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場之外只能處理市場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場是不包括政府在內的二維平面的“結構”。這實際上是披上結構分析外衣的平面線性分析。知識經濟時代所謂的“舊結構經濟學”“建議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優先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從新古典邊際效率分析來看是“價格扭曲”，從邊際效益原則上是正確的，林毅夫只會邊際效率平面分析的“新結構經濟學”相對于“舊結構經濟學” 從結構分析的方法論角度而言不是前進而是后退。

　　為了理解什么是結構經濟學，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什么是結構。什么是結構?結構就是事物作為系統的內部要素與要素之間的空間關系。所謂結構就是空間結構。在愛因斯坦相對論出現以前經典力學占統治地位時期，所謂結構是三維空間關系;在愛因斯坦相對論出現以后所謂結構就是時間一維加上原來的三維空間成了四維空間關系，自從本人的五度空間理論出來后所謂的結構就是原來的四維加上層次一維成了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的五維空間關系。“時過境遷”所以人的觀念必須“與時俱進”，“士三日不見當刮目相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五度空間結構存在;這五度空間的結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時間、空間、層次維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轉化的，事物就是通過這五度空間的相互轉化來實現發展的。因此，如果說認識事物離不開對對象的結構分析，那么可以說結構分析離不開五度空間結構分析——時間、空間、層次相互轉化的對稱分析。五度空間結構的對稱分析方法是認識事物必備的基本方法，更是打著結構分析旗號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要求。人類的經濟活動是復雜系統，對人類經濟活動的分析離不開結構分析即五度空間分析的方法;對人類經濟復雜系統用二維的、三維的“結構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就像用牛頓定律對量子現象進行分析，是方法和對象的不對稱，根本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但林毅夫帶有“結構”字眼的“新結構經濟學”在對市場經濟進行結構分析時，竟然沒有做到五度空間分析;其對經濟結構的分析是平面二維的，甚至沒有達到三維空間的要求。這樣平面的、片面的“結構分析”只能得出片面的結論，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如果說簡單系統在其所屬的復雜系統中只不過是要素，那么二維空間、三維空間在五度空間整體框架中也只不過是要素，構不成完整的結構，因此從本質意義上對社會經濟現象這一復雜系統的二維、三維空間分析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結構分析，而仍然屬于要素分析。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不是真正的結構經濟學，只不過是要素經濟學，或打著“結構經濟學”旗號的要素經濟學、解構經濟學。解構經濟學就是線性經濟學，滲透在線性經濟學后面的是線性思維方式，也就是他自己講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式。

　　林毅夫之所以把結構分析變成了平面線性分析，根源在于，在他的“結構分析”中，沒有時間、空間、層次的對稱分析;在他的“結構分析”中時間維、空間維、層次維是脫節的。林毅夫：“舊結構經濟學倡導的經濟政策是違背比較優勢的，它建議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來優先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認為政府應該解決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以幫助企業進行產業升級。”(22)林毅夫在這里把政府直接的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劃等號，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和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對立起來，是小商品經濟的思維方式。在小商品經濟時期，市場和政府是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預”確實會扭曲價格。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市場本身已經立體化、整體化，政府客觀上已經成為完善的市場體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前期投入大、見效周期長、風險系數高，如果沒有政府扶持民間創新—創造—創業，只能靠市場來換技術。而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市場換技術的結果，就是市場丟掉了而技術卻沒有換回來。因此林毅夫歷來主張的“市場換技術”這套路行不通;而要走自主創新這條路，離不開政府政策、資金、行政扶持。這時政府的行政支持不是扭曲價格，而是社會創造價值的必要環節。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而不是價格機制。在小商品經濟時期，“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通過“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格機制”近似表現出來，但并不等于市場的核心機制就是價格機制。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由于市場的立體化、整體化，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得到直接表現。此時如果再秉持“市場的核心機制就是價格機制”的過時觀念讓價格自由放任，只能放任投機者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興風作浪，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甚至全球經濟危機，政府控制市場、“扭曲”價格就是價值機制的必然表現，也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轉的必要環節。這里“扭曲”的是投機產生出來的不正常價格，維護的是價值及價值正常表現的正常價格。如果說，在小商品經濟時期把政府排除在“市場”之外有近似的真理性，對小商品經濟的結構分析大體可以把政府作為外部因素來考慮，那么對現代知識市場經濟的結構分析把政府打入市場外部性的“冷宮”就有點不合時宜。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若想發展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是不可能成功的，這是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對于發展中國家競爭性市場中的企業來說，資本的稀缺、軟件和硬件基礎設施的落后，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重新配置無利可圖。”(23)在這里，林毅夫根據新古典方法以“有利可圖”作為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提升的必要條件，以“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作為發展中國家“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然后得出結論發展中國家必須以“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作為產業結構提升的必要條件。林毅夫的這個三段論推理，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錯的，所以結論無疑是錯的。首先大前提錯誤。產業結構提升的后面是技術的提升，技術提升的后面是科學的發展。人類歷史上任何大的科學革命都會帶來技術的發明創造、社會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提升，而科學家、發明家的發明創造絕大多數不是出于狹隘的金錢利益動機，而是出于好奇、興趣愛好和自我實現的追求。愛因斯坦的質能關系式把人類帶入原子能時代，電視臺記者要求愛因斯坦發表講話答應每講一分鐘酬金1000美元，愛因斯坦卻拒絕：“我的話根本不值那么多錢。”記者問：“您不愛錢嗎?”愛因斯坦：“噢，基金會寄來一張1500美元的支票，我把它作了書簽，連同那本書一起丟了。”“那太可惜了!”“一點也不!依我看，每份財產都是一塊絆腳石。”瓦特發明蒸汽機及因此帶來的人類工業革命，其動機也不是出于林毅夫的“有利可圖”——人的好奇心和自我實現的追求是人的主體性的表現，是人類發明創造的最深層的原動力。人的主體性確實是科學的結構經濟學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正是對人的本性缺乏深層次的分析、主體性的缺位導致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得出錯誤的結論。其次小前提錯誤。即使根據新古典邊際方法，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也顯示出主體的缺位與時間維的缺失。知識經濟時代的邊際效率規律與工業經濟時代的邊際效率規律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形式。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的邊際效率規律以平均利潤率為參照，那么知識經濟時代的邊際效率規律往往是以常態化的超額利潤率為目標。如果說，平均利潤率建立在“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之上，那么，超額利潤率只能靠整體創新——知識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其中知識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是有機整體，認為僅僅靠技術創新就能提高產品附加值是不現實的。整體創新靠什么?靠人的主體性，靠國民創新體系，而不是靠比較優勢!由整體創新產生的、常態化的超額利潤率雖然也符合利潤最大化的企業家的行為取向，然而卻是一般均衡論無法解釋、新古典經濟學無法兼容的。所以，即使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企業要獲取最大化利潤也不一定非要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企業獲取利潤最大化的邊際主義原理也必須在主客體對稱的經濟學范式框架中才能得到充分展開。如果說，發展中國家企業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獲得平均利潤使發展中國家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那么靠整體創新使企業獲取超額利潤，發展中國家就能獲得超速發展。因此，即使按照林毅夫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也不是靠“比較優勢”獲取平均利潤的資本積累，而是靠整體創新獲取的超額利潤。林毅夫根據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能靠“要素稟賦”、“比較優勢”逐步積累資本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說明其觀念仍然停留在工業經濟時期，他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無法與時俱進對知識經濟和傳統經濟作出統一說明。這說明了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歷史局限性，說明了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基礎上的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的歷史局限性，說明了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基礎上無法建立真正科學的結構經濟學。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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