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他自己生活的時代，笛卡爾就被人正確地指出他的學說的自然/泛神論傾向。例如，與他同時代的科學家帕斯卡說：“我不能原諒笛卡爾;他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著上帝了”[1]。克魯包特金也很準確地歸結到：“笛卡爾用經過精確的數學研究的物理現象來說明宇宙的生活這一企圖得到了‘笛卡爾主義’的美名----如此斬釘截鐵地排除了教會的一切交易，以致笛卡爾哲學不久便成了把知識從信仰之枷鎖中解放出來的一件有力的武器，”“笛卡爾學說的科學部分卻是組織得如此謹嚴，他排除了造物主的意志的干涉。笛卡爾的上帝和后來的斯賓諾莎的上帝一樣，乃是整個大宇宙，乃是大自然本身”[2]。這些評價固然不錯，但只揭示出笛卡爾主義的一個方面特征。

　　在中文世界里，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集》(包括反駁和答辯)由龐景仁翻譯、1986年編入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出版;笛卡爾用樸實法文寫成的短小精悍的Discours de la méthode以《談談方法》[3]為名由王太慶翻譯、2001年編入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出版。從英譯版Discourse on Method[4]、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es & Spinoza[5]和日譯版『デカルト』[6]，可以大致感覺中文的翻譯也很專業性。遺憾的是：《談談方法》書前的“笛卡爾生平及其哲學(代序)”[7]，除了以上引用的自然/泛神論傾向評價，還加入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可以看作是中國哲學界對笛卡爾認識的可憐狀況。如“法國的資產階級比英國和荷蘭的資產階級幼小，但并不是軟弱無能活怯孺退縮。這個初生之犢滿懷希望，躍躍欲試，已經看出封建制度日薄西山的頹勢了。在笛卡爾身上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點”，甚至導致“我國某些作者…認為只有他的物理學有點價值，其他部分不是這樣荒唐，就是那樣反動，因此整個看來笛卡爾哲學是一種畏首畏尾的、自相矛盾的、錯誤百出的末流思想”[8]，反映了現代中國的政治條件下利用笛卡爾哲學的功利主義背景，令人不安。

　　以創立解析幾何聞名于世的笛卡爾(1596年3月31日-1650年2月11日)除了數學，在物理學、心理學等方面的貢獻也被廣泛肯定。作為身心二元論的代表，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思考是唯一確定的存在)以“絕不承認任何事物為真、對于我完全不懷疑的事物才視為真理”的普遍懷疑的方法，奠定了西方現代哲學思想理性主義的基礎。讓我們來看看笛卡爾如何試圖從此方法證明上帝存在的：不完全的“我”能思考、能懷疑，就說明“我”的頭腦里具有對完善[9]的清楚、清晰的概念，而賦予不完善的“我”得到完善的概念的這個完善的物體就是經驗哲學教給“我”的上帝[10]。這個推理非常簡單有力，盡管后世的咬文嚼字的哲學家(如羅素)從不同的邏輯規則上很容易批駁它，但這已經無關緊要了，因為笛卡爾“創新”的神已經不再是耶穌會、羅馬教皇的上帝了，它今后要服從繼承笛卡爾主義神髓的斯賓諾莎或康德的“自然神”[11]或理性[12]的法規了。與此同時，除了近代上帝的創新，具有自由意志的思考著的“我”也誕生了[13]。

　　從笛卡爾在本身不長的《第一哲學沉思集》中收錄的數倍長篇幅的七個著名人物的反論和自己的答辯[14]，可以看出笛卡爾對培養自己的耶穌會、羅馬教會[15]的尊敬，以及當時思想交鋒的激烈。如果對比笛卡爾在《幾何》中表露的創新、優美和自信[16]，我們更可以感受笛卡爾在哲學上的革命不只是對傳統的直線型反叛、斷絕，而更是螺旋形的辯證輪回、維新restoration、復興和最終的超越(亞里士多德)。其實，Arendt就指出：所謂哥白尼的“天文學革命”revolution的原意就是輪回[17]。更進一步看，所有宗教改革的動力也都是從“回到原點(耶穌)”的召喚啟航的。真正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也不是打倒對手、換一個權威。沒有能夠給笛卡爾生前提供工作條件的祖國產生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把推倒上帝的笛卡爾主義運用于對人類事務的解釋鼓吹社會革命，但法國社會還沒有進化到如何對待解放了的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這體現在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原則的崇高理想與踐踏自由的暴力橫行的沖突中[18]。

　　笛卡爾晚期開始專注于倫理和醫學這兩門關于人的身心的研究，但因為他的早逝，“笛卡爾極少注意道德問題及道德與宗教的關系”[19]。這導致了西方主流Cartesianism笛卡爾主義[20]只是簡單地重復已經脫離社會內容的哲學形式，幾乎被人遺忘了。這樣的清高狀態也好，免得不必要的歧義，使我們可以容易回到笛卡爾的出發點：“一到年齡容許我離開師長的管教，我就完全拋開了書本的研究。我下定決心，除了那樣可以在自己心里或者在世界這個大書本里找到的學問以外，不再研究別的學問”[21]。Fontenelle等人總結道：“笛卡爾教會了我們理性的方法。正是用這種方法，我們知道他的哲學的許多內容是錯誤的或有疑問的。他的方法比內容本身更令人敬佩”[22]。笛卡爾主義的神髓就在于它的方法與對象--自我和世界：對于外界/宇宙用近代數學那樣的科學方法去思考研究，同時，思考的個體具有選擇善的自由意志[23]，包括相應的權利和責任。我這里特意加上“相應的權利和責任”，是鑒于中國文人階層完全被剝奪了相應的權利同時也放棄了相應的責任這個的可悲、可恥的現實[24]。沒有人來實踐帶來西方數世紀科學和思想革命的笛卡爾主義，中國文明復興和進一步開化只能停留于夢想[25]。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8月21日]

　　[1] 轉引自維基百科。

　　[2]克魯包特金著《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巴金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譯文全集》第10卷，第240頁。

　　[3] 一般的譯名是《方法(序)論》，因為后面的三文講幾何學等方法。如果考慮到第一人稱的記敘性體裁，“我并不打算在這里教給大家一種方法，以為人人都必須遵循它才能正確運用自己的理性;我只打算告訴大家我自己是怎樣運用我的理性的”(中譯版第5頁)，譯為《方法談》更合適。

　　[4] Discourse on Method，trans. Arthur Wollaston, The Penguin Classics, 1960.

　　[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6]野田又夫、井上莊七、水野和久、神野慧一郎訳，中央公論新社昭和53年。

　　[7] 復印譯者1984年發表于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四卷的文章‘笛卡爾’。

　　[8] 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i頁.

　　[9] 英文perfection，來自于拉丁語“完全”，被笛卡爾賦予“全能”、“無所不在”、“完美”等含義，被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康德等借用，變成“理性”的特征。“A Note on Cartesian Terminology,” D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Arthur Wollaston, The Penguin Classics, 1960. p.191.

　　[10] D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Arthur Wollaston, The Penguin Classics, 1960. p.22.

　　[11] 趙京：“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再考”，2001年5月20日。

　　[12] 趙京：“康德先驗體系實踐理性的社會實踐”，2012年12月31日。

　　[13] 文藝復興已經從感性(藝術)上喚醒了個體，現在由笛卡爾從理性上闡明它。

　　[14] 這本身又是所謂“peer review同行評價”科學方法的開端。不過，在中、日、美等國度為權力和資本服務的學術機構里，整個同行都腐敗墮落，還有什么可評價的?

　　[15] 歷史上，除了歐洲，耶穌會和天主教對世界教育的推行，例如在美洲建立學校、派遣利瑪竇來華等，也功不可沒。它們近來對人權的保護也頗為重視，2010年，我曾經與耶穌會美國組織合作，成功向雪佛龍公司提交股東會議提案推動其人權政策的轉換。趙京，“推動Chevron雪佛龍公司改進人權政策”，2010年3月31日。

　　[16] 結論：“我希望后人會滿足于我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同時我也有意略去一些問題，讓別人去享受發現的樂趣”。The Geometry, trans. David Eugene Smith and Marcia L. Latham.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31 Descartes & Spinoz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2. p.353.

　　[17]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63.

　　[18] 哲學功底不足的文學家伏爾泰沒有看到笛卡爾、斯賓諾莎和康德的哲學等已經改造了上帝，高呼要新造一個上帝來挽救人類道德。

　　[19]克魯包特金著《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巴金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巴金譯文全集》第10卷，第240頁。

　　[20] 例如，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tesianism的簡要列舉。

　　[21] 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9頁。

　　[22] 引自Will & Ariel, The Age of Reason Begins,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MJF Books, 1961. p.645.

　　[23]野田又夫『デカルト』，巖波新書，1966。p.178.

　　[24] 25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悲劇，導致日本政府和中國駐日機構幕后交易，把不肯放棄人權原則的中國留學生趕出日本的學校和國門。中日之間至今不存在所謂“學術自由”，何談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友好?例如，研究中日關系的中國文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殺死了30萬人”是政治口號，卻沒有人敢發表不同于此數目的自由研究結論。

　　[25] 笛卡爾的身體與觀念的二元論，也來自于夢想，但他沒有象同樣做夢的莊子那樣，只停留于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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