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調整是宏觀調控的目標的邏輯結論，就是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是政府宏觀調控、結構調整的根本目標與落腳點。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導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導，而是國家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從而能反對各種民間壟斷、保護和促進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競爭，使效率與公平相互促進。
許小年：“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它壟斷資源，壟斷經營，沒有效率，政策飯、壟斷飯吃得很舒服，誰還會費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賺錢，但有多少是壟斷利潤？如果放開競爭，它還能賺錢嗎？它壟斷了，別人就沒機會，這就破壞了社會公平。既沒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國家安全啦、支柱產業啦，種種為央企壟斷辯護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經營就不能保證國家安全，民企不能發展支柱產業，從根子上和源頭上歧視民企。” “房地產政策等因此都不屬于宏觀調控的范疇，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體行業的供給。”“大蒜、綠豆漲價，是要成立國有大蒜公司和國有綠豆專業戶嗎？”⑿許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壞公平效率劃等號，因此認為“市場經濟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范式偏見，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由于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是最基本的經濟結構，所以生產與分配是統一的，經濟結構調整是宏觀調控的目標的邏輯結論，就是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是政府宏觀調控、結構調整的根本目標與落腳點。社會主義公有制占主導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導，而是國家掌握國民經濟的命脈，從而能反對各種民間壟斷、保護和促進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競爭，使效率與公平相互促進。土地、礦山、河流等重要資源以及自然壟斷的產業必須由國家掌握并有計劃開發、使用、經營。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來看，政府投資的產業并非是能在金錢創造利潤的產業，而是能給社會帶來效益（公共品只是社會效益的一種，不是全部）的產業；國有企業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來不是價格經濟學范疇中的利潤，而是價值經濟學范疇中的效益。把所有東東包括公共品都拿去產業化以使利潤最大化，比如教育產業化、學術產業化，搞得學校不像學校倒更像企業，破壞了社會機會公平原則，以致央企成為政府與“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爭利的手段，本來是經濟微觀化與貨幣經濟學的產物，也是機械照搬照套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結果，與真正的宏觀調控無關，反對這樣的“產業化”或把部屬高校演變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觀調控的內容，所以不能因為這些“產業化”給社會帶來消極影響而整體否定央企、否定宏觀調控。事實上，正是許小年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極力鼓吹社會貨幣化、社會產業化、教育產業化、社會價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華這樣的部屬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許小年們反對央企和他們宣傳的理論對立。從房價越高市場消費越火、政府越調控樓盤賣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產是高度自然壟斷行業；而且由于其自然壟斷的是人的基本必須品，因此出現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產作為高度自然壟斷行業民營化為官商勾結提供了溫床，也成為老百姓個人財富的盤剝機。用這種辦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能造成兩極分化。房地產投機是民營和自然壟斷相結合造成的目前中國最大的投機，房地產投機已經快速催化中國兩極分化，危及中國的經濟安全與政治安全。所以房地產監管與金融監管一樣，都必須納入宏觀調控的范疇。這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決定的，因此不需要凱恩斯的批準。為了促使和鼓勵各地政府對開發進行科學規劃、有效監管，促使和鼓勵開發商開發荒地、山地、邊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房地產企業只能國有國營，但產品價格不能隨行就市，而只能根據上述標準進行聽證后制定。只有這樣，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轉變為現實，房地產業才能真正回歸理性，GDP增長數據才能擠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樂業。而大蒜、綠豆由于不是自然壟斷產品，其投機漲價完全是由民間投機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即可處理，沒必要成立國有大蒜公司和國有綠豆專業戶來打壓。許小年把“房地產”和“大蒜綠豆”混為一談，說明他頭腦里沒有“自然壟斷”與“人為壟斷”這兩個概念的區分，因此他無法給央企以合理的定位、無法給宏觀調控正名也就不足為奇了。為了限制間接投融資的發展、避免貸款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炒家利用熱錢制造金融危機，禁止私人、民間、外資在中國開辦或參股銀行和保險公司是必要的；商業銀行和保險公司應全部國有國營，不得上市融資，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圍，使其不致成為投機的工具；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購買國庫券外，嚴禁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參與直接投融資業務；鼓勵與支持私人、民間、外資創辦或參股投資銀行。投行與銀行的最本質區別，就在于投行通過直接投融資為實體經濟服務。必須嚴禁投行開辦間接投融資業務，投行的虛擬直接投融資必須落實為實體直接投融資。中國的外匯儲備只能拿來進口國內再生型直接投融資、特別是再生型基本建設所需要的緊缺物品，而不應購買國外投機性極強、風險性極大的金融產品。整體上，在宏觀調控中，應該淡化銀行功能、強化財政功能，并把提高財政能力作為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只有從資金源頭上堵住金融投機、特別是國際金融投機的漏洞，才能防范虛擬經濟演變成虛幻經濟。要抑制配置型“創業”，從數據源頭擠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經營權為中心同所有權統一的經營體制、國內市場為中心同國外市場相統一的市場體制；要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運作中國外匯儲備的中國投資公司，其資金運作只能是在進口產品上作中國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的補充，輔助國內產業政策，彌補中國出口導向造成的國內產品的空缺，而不是拿來炒股。用國有企業的資金來炒國有企業的股，實際上是政府投機，其結果是助長股市泡沫，增強國企圈錢力度；在國有企業的錢從這個口袋到那個口袋轉移的過程中，一方面中飽個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戶的錢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來就是來自用增發人民幣收購進口企業美元而來，如果不能在實物進口上彌補市場空缺，將使國內通脹持續，使全體國民財富受損。出口導向型經濟能否使全體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貿盈余怎么用。必須使中投掌握的兩萬多億的外匯盈余運作置于全體人民的監督之下，而不是成為少數人“全體一致通過”的玩錢游戲。玩錢、投機，只會使原來的出口導向、掏空國內市場、貨幣虛高造成的通脹雪上加霜。央企的作用應該是提高企業、民族與國家經濟體系的主體性，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防火墻，保障國內國際效率與公平的統一與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確、準確、明確，那么央企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保證效率與公平統一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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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昆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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