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長輪流坐莊的所謂“大國崛起”不是真正的大國崛起，也不是中華民族騰飛與中國人民幸福所需要的大國崛起。靠GDP增速第一帶來的“大國崛起”只能是曇花一現，把經濟規模超日趕美看成是被美國金融危機逼出來的“大國崛起”只能是被表面現象所迷惑的自我陶醉，只有靠變增長為發展帶來的“大國崛起”才有穩固的基礎。要變增長為發展、真正實現中國的大國崛起必須首先根本改變價格經濟學、配置經濟學
李稻葵：“金融危機逼迫著中國經濟在世界崛起。我們看到，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火車頭。美國這個增長的火車頭還在熄火，歐洲、日本也在重復美國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雖然出現了可喜的增長的苗頭，但是增長的力度和速度遠遠比不上中國。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最遲在明年年中，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盡管中國人均產出水平還遠遠低于日本）。我們看到，在各種國際場合，中國得到了應有的重視。……總之，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它事實上也是一個機遇，它已經逼著中國經濟由過去三十年逐步地改革發展，到迅速地崛起。我們的任務是在被逼出來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鞏固我們崛起的基礎，站穩腳跟，讓中國真正成為屹立于世界的經濟大國和強國。”（27）李稻葵在這里是把所謂的“大國崛起”看成是金融危機中中國和美日歐等國的經濟規模的此消彼長，即借美日歐等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衰退而使中國GDP增速領先，經濟規模趁機坐大，而不是從金融危機中總結經驗教訓根本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變增長為發展。這是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如果說，金融危機的根源是泡沫經濟，那么，泡沫經濟的根源是折騰經濟，折騰經濟的根源是GDP增長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宣告了全球性GDP經濟增長方式的破產，宣告了GDP經濟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增長經濟學的破產。因此，真正的大國“崛起”，是變增長為發展。要用生產力發展代替GDP增長，用知識運營增長方式代替資本運營增長方式，用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代替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用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經濟發展模式，用價值機制代替價格機制作為市場核心機制，用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代替國民產業化體系，用福利型國民經濟系統代替貨幣型國民經濟系統，用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范式代替主客體對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用對稱代替均衡、對策代替博弈作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而要使中國避免金融危機，根本的、也是唯一的辦法，就是果斷停止以GDP增速、經濟規模擴大為經濟增長目標的做法，以生產力發展為參照，對理論范式、發展模式、增長方式進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觀調控措施建立在對稱經濟、再生經濟的基礎上。無論是GDP增長率、經濟規模還是就業率，都只不過是經濟增長的指標而非目標。如果不是從根本指導思想與發展模式轉變方面解決問題，而是仍然以經濟規模擴大為目標，以提高GDP增長率為參照，想通過采取某項拔苗助長的具體措施以保證經濟規模趕美超日，保證當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為經濟規模而經濟規模，只能是竭澤而漁、飲鴆止渴。金融危機本身就是泡沫經濟、透支消費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機不是消費不足，而是供給不足。通過鼓勵消費、超前消費、泡沫經濟、配置型經濟來拔苗助長、刺激市場、保證GDP增長率、擴大經濟規模，只能使美國的金融危機即將在中國重演；這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長輪流坐莊的所謂“大國崛起”不是真正的大國崛起，也不是中華民族騰飛與中國人民幸福所需要的大國崛起。靠GDP增速第一帶來的“大國崛起”只能是曇花一現，把經濟規模超日趕美看成是被美國金融危機逼出來的“大國崛起”只能是被表面現象所迷惑的自我陶醉，只有靠變增長為發展帶來的“大國崛起”才有穩固的基礎。要變增長為發展、真正實現中國的大國崛起必須首先根本改變價格經濟學、配置經濟學、均衡經濟學——增長經濟學范式。
李稻葵大概也知道僅僅靠GDP增長速度和經濟規模還不足以成為名符其實的大國，所以他又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補充條件：“要成為名符其實的大國，三個必要條件我們尚未完全具備。一是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穩固的社會基礎。我們還必須努力完成中國經濟崛起的結構調整的重任，內需必須擴大，但是內需的擴大必須產生經濟效益，而不是為了產生內需而進行盲目投資。……改革尚未完成，中國經濟還有大量低效率、無效率的不符合市場經濟基本運行規律的制度。國有企業改革尚未完成，還必須堅持國家進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讓中國的大型企業更加充滿活力，達到它們應有的國際競爭力。……做大國的第二個必要條件是軟實力和軟技能的提高。這方面我們的差別是非常大的。我們在重要國際場合的發言權、話語權、影響力遠遠不如一些中小型國家，更不用說大國了。一個核心問題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當。……做大國的第三個必要條件是道德號召力。中國有優勢也有短板。我們的優勢必須發揚光大。當今世界，我們最大的道德優勢就是節能減排，節能減炭！”（28）問題是這三個必要條件全部補齊，再加上前面的GDP增速和經濟規模擴大趕美超日，就具備了中國作為被美國金融危機逼出來的大國崛起的充分條件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既沒有因為這三個必要條件的補齊，就使GDP增速和經濟規模擴大的增長方式轉變為發展模式；也沒有因為這三個必要條件的補齊，就使GDP經濟學——增長經濟學范式轉變為真正的發展經濟學。
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是價值的發展不是金錢的增長。經濟是人類創造、生產、實現價值的活動；價值規律而非價格規律才是經濟學的核心規律。以經濟為中心是以再生生產力為中心而非以錢為中心，經濟發展是價值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再生生產力的發展、中國人民創新能力的發展而非僅僅經濟效率的增長。“效率”（李稻葵的“經濟效益”實際指的是效率）是增長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是發展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是客觀存在的，但這發展絕不應該是所謂的GDP（“經濟效益”）數字增長。把GDP數字增長等同于發展，不是科學的發展觀。從現象看經濟發展是社會財富快速增加；從本質看經濟發展是先進生產力快速發展。社會財富快速增加不僅是高樓林立，先進生產力快速發展應落實為社會資源可再生能力、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與人民生活狀況確實改善：科學發展觀要求透過現象看本質。所謂“先進生產力”，就是再生生產力。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保持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是變增長為發展，自覺把“先進生產力”——再生生產力放在首位；而改革開放發展的根本目標，就是提高、進一步提高、再進一步提高“先進生產力”——再生生產力。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是社會的全面發展不是經濟效率的增長。再生生產力不能歸結于生產率——再生生產力是質和量相統一的范疇，而效率、生產率只是量的概念。生產率概念產生于工業經濟時期，再生生產力則屬于知識經濟。是把“先進的生產力”放在首位，還是把“生產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還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發展”與“增長”的根本區別，也是再生經濟學與配置經濟學的根本區別。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是全面的發展不是片面的增長。作為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的經濟是整體范疇而不是層次范疇，知識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是立體經濟而不是層次經濟。知識市場經濟沒有外部性，經濟發展就是社會整體的發展。國有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國有企業活力的標準本來不是效率而是效益、不是經濟效益而是社會整體效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強化政府經濟職能，但只有把政府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才能使政府經濟職能成為服務型政府、創業型政府的內在環節。先進的、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對稱的社會制度，對生產力發展起推動作用。“一切向錢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心理，與拾金不昧、舍己為人的社會心理，對于社會GDP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同的意義和價值。人的行為方式導向是積極還是消極、是主體性還是負主體性，將促進或阻礙社會財富增加與社會發展。因此軟實力不僅僅是道德優勢，道德優勢不僅僅是節能減排、節能減炭，國家核心競爭力不僅僅是軟實力和軟技能的提高，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穩固的社會基礎不僅僅指社會財富總量或社會有效經濟總量的增加，而是社會福利總水平或社會總的幸福指數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強與人的全面發展。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是辨證的發展不是線性的增長。社會總的幸福指數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強與人的全面發展是思想、政治、經濟相統一的社會系統工程，經濟發展是主客體對稱的、時空層次相統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辨證發展過程，通過金融危機表現出來的經濟全球化是中國經濟在發展模式上后來居上的契機而不是中國重演西方經濟增長史此消彼長的平臺。優勢固然要發揚，短板也要補上，中國經濟的發展不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比較優勢”發展而是以中國為主體的全面發展，中國經濟的發展邏輯不是西方經濟的增長邏輯、均衡邏輯的中國化而是體現了五度空間相互轉化的人類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對稱邏輯。經濟發展是政府執政能力與民間活力、國富與民富、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民族主體性與開放性、物資財富增加與人民幸福指數提高的對稱發展，只有這種對稱發展才能真正做到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社會可持續發展。對稱經濟學就是發展經濟學，也只有對稱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必須以發展經濟學而不是增長經濟學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
李稻葵認為，要成為名符其實的大國的社會基礎，“更多的功課需要我們去完成。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我們的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還未完成，其最大的障礙不僅是利益格局的盤根錯節，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改革居功至偉，但是什么是現代市場經濟，市場與社會基礎、社會福利的關系這一系列現代市場經濟的重大課題需要我們深入分析，重新認識。尤其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東西方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現代市場經濟的形態是有可能不同的。以住房市場為例，以市場為主導的美國是一種模式，以政府干預為特征的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又是一種模式，不能說美國模式是唯一正確的，是我們必須向它靠攏的樣板。最近筆者反復呼吁，中國經濟需要‘二次房改’，目標是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場的發展模式必須與中國的基本情況相適應。”(29)李稻葵在這里通過“思想解放”、深入分析重新認識“什么是現代市場經濟，市場與社會基礎、社會福利的關系這一系列現代市場經濟的重大課題”后，用“現代市場經濟”這個概念來模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從他的以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為中國大陸“二次房改”的目標模式來看，他在骨子里是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看成現代市場經濟，是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模仿的目標模式。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本質的區別，這個區別不是什么東西方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造成的現代市場經濟的形態不同，而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完善的、全面的、沒有外部性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完善的、不全面的、有外部性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兩者的理論基礎、經濟基礎、核心價值、發展方向與目標不同。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也不同：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是“政府干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府宏觀調控。真正的現代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是本，東西方歷史文化傳統的不同造成的市場經濟的形態不同是末。從實踐上看，只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建構中國成為名符其實的大國的社會基礎。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目標是建立宏觀與微觀相對稱、效率與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福利型國家，而不僅僅是經濟總量最大、GDP數量最高的國家。如果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那樣，把經濟總量與GDP數量作為經濟增長的目標，靠掠奪資源、通貨膨脹、兩極分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犧牲民族尊嚴與民族凝聚力來提高GDP增長率和經濟總量，其結果就是把我國搞成經濟總量與GDP數量的巨人、經濟實力與國家競爭力的侏儒，從而使中國的“大國崛起”建立在沙灘上。
我們的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還未完成的最大障礙，既不是利益格局的盤根錯節，也不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而是福利經濟學后面的經濟學范式。社會主義福利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不同。社會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幸福經濟學，資本主義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貨幣經濟學。以幸福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福利經濟學，與以貨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福利經濟學分屬不同的經濟學范式。我把以幸福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幸福型福利，以貨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稱為金錢型福利。社會主義福利是幸福型福利，資本主義福利是金錢型福利。分屬不同的經濟學范式的福利經濟學，有不同的福利經濟學原理。由于不同的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不同，什么是福利國家在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讀。在貨幣經濟學看來，福利就是可計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國家就是國家總的效用的增長，在此基礎上以社會保障制度為主體，政府保證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標準的收入、營養、健康、住房、教育和就業機會。“全民保障”、“全民醫療”、“人民福利”，是西方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福利經濟學的核心范疇；通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現國家總的效用增長；二次分配，是實現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實現福利的主要方式。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向錢看，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住房產業化、社會公共品產業化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與本質表現，福利是市場經濟的外部性和對市場經濟的固有缺陷的某種補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生產的目的本來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教育、醫療、住房、社會公共品等福利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與內在的組成部分。在幸福經濟學看來，福利是在再生生產力發展基礎上，人們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與非收入效益的增長、幸福指數的提高。人們不僅享受免費的基本醫療與教育、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等生存權保障，而且有發展權保障；把生存權與發展權統一起來的核心是公平與效率的一致、民主與法制的統一，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因此，“效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福利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一次分配，是實現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幸福指數的提高，是實現福利的主要方式。從歷史上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福利，首先要經過完全自由競爭你死我活弱肉強食經濟周期波動的血與火的洗禮，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對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種程度的補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實現福利，一開始就應該和諧競爭平等競爭充分競爭，通過貢獻與索取的對稱來實現人的需要的滿足與經濟可持續發展。造成二者邏輯與歷史、理論與現實差別的根源，在于市場核心機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樣改頭換面，都萬變不離其宗，改變不了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本質。后者的邏輯與歷史是價值規律的展開——人的幸福感的增強，才是最大的效益與最大的福利。每個人福利最大化的國家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福利國家。以市場原教旨主義與金錢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化改革方向與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住房產業化、社會所有公共品產業化政策是我們的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無法完成的最大障礙；把市場化改革定位于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用幸福經濟學代替貨幣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才有可能真正完成我們的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
要使我們的住房、醫療、教育等一系列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得以完成，夯實我國大國崛起的社會基礎，不但要改變福利經濟學后面的經濟學范式，而且要改變福利經濟學后面的經濟發展模式。李稻葵：“大國發展戰略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從現在開始，中國的發展將面臨一個發展中大國所面臨的基本困惑，其中包括國際貿易環境的惡化，也包括資源、能源和技術的難題。作為大國，必須開發自己潛在的統一大市場，必須合理地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必須在關鍵的技術領域里取得應有的突破。作為大國，從現在開始中國的發展必須走一條新型現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以人為本，讓中國民眾過上現代化生活，過上不以大量的資源和能源消耗為代價的現代化生活。一旦中國的發展模式在這方面取得了突破，將是中國對全人類的貢獻，尤其是對那些目前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及落后發展階段的窮國的貢獻。”（30）李稻葵在這段論述中雖然以“大國發展戰略”為開場白，也出現“中國的發展模式”的字眼，但他對什么是大國發展戰略和大國發展模式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他的大國發展模式是現象學意義上的，而模式之所以是模式，就是因為模式是本質、規律、結構、現象的統一，在現象后面蘊含本質、規律和穩定的結構。因此，經濟模式的形成不是自發的，而是經濟主體在特定的理論指導下自覺形成的；對經濟模式的闡述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蘊涵著深厚的理論功底與思維方式的，在經濟模式的背后，是經濟模型、經濟發展戰略、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范式。有什么樣的經濟學范式，就有什么樣的經濟學理論；有什么樣的經濟學理論，就有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戰略；有什么樣的經濟發展戰略，就有什么樣的經濟模型；有什么樣的經濟模型，就有什么樣的經濟模式。因此對經濟模式的不同表述的區別不是語言學意義上的，也不是形式邏輯意義上的，而是對稱邏輯意義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是偶然的，中國作為大國的發展模式是必然的，被金額危機逼出來的大國崛起是通過偶然表現出來的必然，所以我們要研究中國作為大國的發展模式需要把視野放在中國作為大國發展模式的必然性上，而不是局限在金融危機的偶然性上。研究中國作為大國的發展模式需要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李稻葵所屬的西方經濟學范式、所滲透的線性思維方式，使得他不可能對中國這樣的轉型大國的發展模式形成一個完整的概念。西方經濟學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經濟模式就是GDP增長模式；當GDP增長模式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遇到外部金融危機、內部供需矛盾等困境后，作一些局部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正，但永遠無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大國發展模式。西方經濟學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模式就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根本對立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不過是過渡形態，因此在西方經濟學指導下根本無法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經濟發展模式是由經濟主體和經濟客體及其相互關系組成的穩定的結構。經濟主體包括主體的構成、主體的素質、主體的行為方式、經營方式，經濟客體包括經濟環境、可開發的資源、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經濟主客體關系包括社會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活動所要實現的目標、社會經濟有機體中主體要素和客體要素的關系。在對稱經濟學看來，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主客體對稱發展模式、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發展模式、五度空間發展模式、再生經濟發展模式、和諧經濟發展模式、幸福經濟發展模式、穩定型經濟可持續發展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在知識經濟時代，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對稱經濟發展模式。對稱發展模式用對稱代替均衡作為經濟發展的一般平衡方法，對稱不僅是客體與客體的均衡，而且是主體與客體的“均衡”；主客體均衡的結果必然帶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控制經濟與自由經濟的對稱、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對稱、法制與民主的對稱、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對稱、社會有機體中各個要素的對稱、全球化與國家民族主體性的對稱。在對稱的社會有機體中，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產的一個環節，商品生產不能歸結于商品流通；商品生產只是發展生產力的一個方面，發展生產力不能歸結于發展商品生產；物質生產力只是社會生產力的一個部分，發展社會生產力不能歸結為發展物質生產力；物質財富只是社會財富的組成部分，不能把社會財富歸結為物質財富；財富增長只是人的幸福的途徑之一，不能把財富增長看成人的幸福的唯一途徑。生產力，無論是個別“生產力”還是社會生產力，都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而不僅僅是某個生產領域、某個生產要素的功能。要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除了要提高個別生產力以外，還要協調我國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的關系，使個別生產力之間形成最佳結構，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生產力。國家調節是核心，國民素質的提高是根本，政府和國民綜合素質都是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就是主體的發展模式。通過用對策代替博弈作為經濟主體的一般行為方式，強化主體的創造性、主客體關系的和諧性，強化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的對稱與統一，使知識主體化、個性化、功能化、價值化、增值化，使主體和客體、主觀與客觀、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的統一具體化、微觀化；通過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使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使企業和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政策環境對稱、和社會法制環境對稱、和社會信息環境對稱、和社會心理環境對稱、和市場競爭環境對稱，從而擺脫經濟運行的困境，消除經濟危機的根源，使企業和社會經濟結構協調有序可持續發展。只有從主體的角度來定位經濟體，才能理解企業主體、區域主體、民族主體、國家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國際經濟關系、區際經濟關系。要從主體的角度來定位經濟體，就必須以價值機制作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機制。民族與國家的經濟主體性，既是價值的主體，也是價值機制的前提與組成部分。以價格機制作為全球經濟的核心機制的要害，是帝國主義借全球化來推行他們的新殖民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擴大貧富差距與對立的經濟學理論工具。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五度空間發展的模式。五度空間模式是知識經濟（層次）、全球化與多元化（空間）、超速發展（時間）、合作主導競爭與雙贏發展（性質）的對稱關系模式。既然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的重新洗牌將帶動經濟的重新洗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區域化是雙向同步過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有可能跨發展階段并后來居上；既然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經濟時代的產業結構、特別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就應該是以創新業為先導、知識業為主導、制造業為核心、農業為基礎、服務業為配套的再生型→循環型→生態型→穩定型→和諧型→對稱型結構,以取得可持續發展與超速發展。在知識經濟時代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不僅僅是資本與勞動的二維（國內）、三維（國際）的投入產出，而是知識、資本、勞動相互結合的動態結構；因此，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五度空間的，而不是平面二維與三維空間的。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資源優化再生的模式。優化配置資源，只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發展生產力則是優化配置資源的目的。再生型經濟的微觀邏輯：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再生型經濟的中觀程序：知識運營→資本運營→資產運營→產品運營，虛擬經濟→實體經濟→再生經濟；再生型經濟的宏觀架構：國民創新體系為主導，國民創業體系為基礎。知識運營的落腳點是產品運營，虛擬經濟的落腳點是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的落腳點是再生型實體經濟。資源優化再生，就要開發知識資源，用知識的增值功能帶動知識的創造與認識功能，使社會的經濟增長范式由資本運營上升到知識運營，運用市場手段和現代信息手段開發知識這一精神資源，促使知識成為生產為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劑”和充分發揮作用的“催化劑”，促使知識由潛在的生產力要素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要素，由生產力中的非主導要素轉變為主導要素，使知識產業成為龍頭產業；通過提高人的整體素質，提高人的創新、創造、創業能力；通過建立健全國民創新、創造、創業體系，強化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主體地位；用經濟學科學范式主導經濟模式，用經濟模式主導高新技術產業區，用高新技術產業區輔射區域經濟，使經濟個性化和社會化同步增長，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相輔相成。再生型經濟在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的雙向互動中，人流、信息流、物質流三者之間相互對稱與相互轉化，使資源再生→資源優化再生→資源優
經濟周期化，是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轉變過程中，缺乏相應的宏觀調控的配套措施而導致的現象，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管理不對稱的產物。經濟周期化發展，是與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穩定型經濟相對立的經濟增長方式。一旦建立起有效的與宏觀經濟相對稱的宏觀調控手段，經濟周期將會消除；那種把經濟周期常態化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也將休矣。穩定型經濟把生產力看成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不但可以處理好個別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的關系，而且可以處理好社會生產力的近期發展和長遠發展的關系。破壞社會系統的平衡，例如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破壞式的利用，可以使個別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甚至可以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暫時發展，但不能使社會生產力得到長久發展。要使社會生產力得以長久、穩定發展，就必須處理好社會系統的平衡關系，包括生態平衡、和平的國際環境、社會安定團結、寬松的政治環境、有利于人才成長的環境。穩定型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五度空間模式的本質特征，是綠色經濟、對稱經濟的本質特征，與伴隨著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西方經濟學屬于不同的經濟學范式。
化再生的邊際效益遞增。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就是完善的市場經濟模式，就是規范與實證對稱、控制與自由對稱、公平與效率對稱的市場經濟模式。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發展模式和一般國家的發展模式的區別在于，以人為本，以政府宏觀調控為主導，以平等為核心價值，以價值機制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限定了金錢的作用范圍，為真善美騰出空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是生產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實體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財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僅僅“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GDP數量”與“經濟總量”的增長。人的要素本來是生產力的主體，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目的本來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產業結構設計離開了以人民為主體，以人民的幸福指數提高為核心目標，都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陷于生產和消費的“二律背反”之中而不可自拔。中國經濟發展的主體是人民，其成果本來屬于人民而不僅是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中國改革開放不是領袖人物的扭轉乾坤而是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其成果本來屬于廣大人民群眾而不只是與人民分享。中國作為人口眾多、國內市場巨大、產業結構齊全、各地區經濟結構互補性強的大國，其發展模式就應該是在把出口導向型轉變為內需導向型、外資依賴型轉變為內資創業型的同時，大幅提高國內工資與社會福利水平，擴大國內市場。在國內生產和消費的良性循環中，逐步提高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產業結構與產品附加值，在此基礎上逐步提高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一步步走出國門，在有尊嚴的條件下參與全球化競爭。從以人為本在產業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社會主義不僅是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是經濟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強的生命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有著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更強的競爭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相結合的模式。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之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的發展模式，就是以主客體的對稱運動過程為基礎，以建立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為途徑，以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公平與效率的一致為方向，以再生型與福利型國民經濟系統為目標、以提高先進生產力——再生生產力為系統功能的經濟形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中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應該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感的增強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增長方式、建立經濟結構的最高指導思想。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和諧經濟的發展模式。博弈論主張經濟主體——“經濟人”之間的競爭性，經濟發展與人性發展、道德發展是對立的；對策是主觀與客觀、規范與實證、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范疇，主張經濟主體間合作主導競爭，經濟發展與人性發展、道德發展是對稱的。在資源優化再生的基礎上，使人類社會具有不同文明程度、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的民族、區域、國家、企業、個人實現優勢互補、雙贏合作，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能促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后來居上，從而縮小南北差距、貧富差距，走向人類共同富裕、和諧發展。和諧經濟發展模式中合作機制而不是競爭機制是市場經濟的動力機制。合作以平等為前提，以誠信為基礎。人格平等、平等前提下的合作不僅體現在個人之間，而且體現在民族與國家之間。“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民族的平等問題，在個人和國家的平等問題之間，起承前啟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場體系不可跨越的中間環節。和諧社會，不僅僅是人際和諧、國際和諧，而且是族際和諧；這種和諧是平等前提下的優勢互補、雙贏合作。基于要素稟賦不同基礎上的國際貿易，不僅僅是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優勢互補，而是通過貿易，實現國與國之間信息與知識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知識與經濟重新洗牌的過程，也是增強國家經濟主體性、使羊變成狼、使羊能和狼共舞的過程。經濟全球化不能成為“國際分工論”、“世界工廠論”、民族不平等的理論依據，而應成為“洗牌論”的理論依據。只有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主體化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才會避免國與國之間的兩極分化，使經濟全球化的好處為全球各國人民共享。如果打著經濟全球化、全球市場化、用價格機制“優化”配置全球資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價格機制來吞掉國家與民族的經濟主體性；在全球“價格”機制的基礎上，把西方“價值”觀念、霸權主義、貧富兩極分化通過“顏色革命”推廣到全球，把經濟全球化演變成世界單極化、擴大民族和國家不平等的理論基礎與理論工具，那就無法做到和諧經濟。和諧經濟，就是要在國內以平等為核心價值，以價值為核心機制；在國際上建立世界經濟新秩序，通過全球性經濟與政治經濟組織的干預和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縮小而不是擴大全球南北貧富差距。和諧經濟就是以合作為主導的完善的、充分競爭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弱肉強食、奉行叢林法則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幸福經濟的發展模式。幸福經濟不是僅僅把福利和人的滿足感看成是個人效用總和的函數，而是把人與物的價值關系、社會倫理與道德觀念等人與人的價值關系引入經濟分析，把人的幸福指數看成經濟發展的根本指標。幸福經濟最根本的是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經濟的核心機制，而不是用價值機制補充價格機制。幸福經濟把主客體價值關系看成是基本的經濟關系，把人的全面發展看成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標。中國的大國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是立體發展、平衡發展、全面發展、系統發展。市場是立體而不是平面的；因此，交易自由必然產生優化配置，國際貿易可以帶來世界經濟的重新洗牌。經濟全球化與民族經濟主體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是雙向同步過程。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以犧牲民族的與企業的經濟主體性為代價，那么其發展將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一國的貨幣升值就會使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就會引發國內經濟不景氣，那只能說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本身就有問題。全球化對不發展國家是有利還是不利，關鍵在于不發達國家的主體性發展程度。可持續發展用系統經濟代替要素經濟作為經濟發展的整體結構，國民經濟是一個復雜系統；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關系，是這一復雜系統中不同層次之間的關系，或者是同一個系統中系統和要素之間的關系。經濟全球化中的產業發展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的過程。價值，不但是企業系統的整體功能，而且是產業系統的整體功能；只有系統經營、規模經營，才能主體經營、永續經營。僅僅靠“世界工廠”進行 “中國制造”，不但“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產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利潤只能被國外非制造領域所截留，因而不具備可持續“制造”能力。所以，要提高產品附加值，首先要提高產業附加值，讓非“制造”、非直接生產領域，企業、產業的系統整合產生出更大的價值。可持續發展模式，是綠色經濟發展模式，綠色經濟發展模式是和諧經濟發展模式、幸福經濟發展模式、穩定型經濟發展模式、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的統一。可持續發展模式，以人權為基石，以對策為經濟主體的一般行為方式，以對稱為經濟發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經濟為經濟發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統經濟為經濟發展的整體結構，以價值機制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以合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機制，以社會綜合效益為經濟發展的根本指標。可持續發展模式：創造性是起點，再生性是基礎，主客體對稱是核心，平等是動力，社會和諧是途徑，人的幸福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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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昆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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