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我們認為，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是一種非典型性通貨膨脹，即它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出現的成本推動型的、發源于局部產品同時又是部分地從國際原材料和糧食價格輸入的通貨膨脹。這種非典型性通貨膨脹將于未來十年內持續地存在中國經濟中。傳統意義上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指的是由于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政府主導的投資性活動失控所導致的、產品市場相對短缺而引起的通貨膨脹。”（24）李稻葵的成本推動型和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論源于一般均衡論基礎上的總需求與總供給理論，總需求與總供給理論源于簡單商品經濟時期，那個時候產品與需求結構簡單，消費者對特定產品的需求剛性強，產品與需求結構失衡、某一主要產品供不應求或成本上漲就有可能造成物價上漲。當今時代產品多樣化、產品可替代性強，很難想像某個產品、構成生產成本的諸多要素中某個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就會推動產品價格的整體上漲。如果說某個要素成本真的能推動產品價格總體上漲，那只能是經濟學家 “成本推動型”上漲理論形成的通脹預期造成的，而不是成本本身推動的。當今社會通脹的根源只能是GDP增長方式造成的配置型經濟、泡沫經濟。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應對通貨膨脹？李稻葵：“貨幣政策適宜中性，匯率政策應當靈活 我們認為，傳統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不見得是最佳應對方式。這類政策強調提高利息率、控制銀行信貸，可以避免由于長期真實利率過低導致資金大量由銀行儲蓄流向消費（小部分）、投資品（大部分）的局面。但必須看到，緊縮性貨幣政策往往對生產成本上升的企業有血上加霜的作用，它會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并傳遞到產品市場，無助于將成本上升的壓力消化在企業內部。因此，面向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不應該采用過分緊縮的貨幣政策，而應該轉向中性（頂多為中間偏緊）的貨幣政策。更重要的是，面對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以采用靈活的匯率政策，適當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適當的人民幣升值（如以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進口原材料的成本，從而減少成本上升的壓力。同時，這樣的匯率政策也可以減少企業的出口（包括農產品出口），促進產品（包括農產品）的進口，化解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應對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壓力的另一個重要政策是，有針對性地鼓勵投資，對于原材料依賴型行業和農業，政府可以使用適當的補貼性政策，政府補貼的一個來源可以是國家投資公司從對國外原材料企業的股權投資中所獲得的收益。……總之，新一輪通貨膨脹已經到來，這一輪通貨膨脹的成因不是全面的需求高漲，而是成本推動，應對這樣的通貨膨脹壓力，中國需要需求新的對策，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25）“總之，中國經濟的轉型需要改革財政理念的轉型，中國的公共財政需要由現金流平衡轉向資產負債表平衡，應該為促進社會和諧和提高居民消費率而服務，應該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和成熟資本市場的建立而服務。”（26）對通貨膨脹的因果分析決定了應對通貨膨脹的對策，而這兩者都取決于分析者所屬的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范式以一般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是過時的理論，使之無法找到當今時代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西方經濟學無法容納真正的宏觀調控，使之無法從真正的宏觀調控中找到應對通貨膨脹的方案。李稻葵從一般均衡論的總需求、總供給概念出發，把新一輪的通貨膨脹歸因于所謂的成本推動型，而不是從經濟增長方式上找原因，可以說是舍本求末；他擬從貨幣中性、匯率靈活、人民幣升值、政府補貼企業進口原材料成本方面控制通脹，把政府公共財政轉型由現金流平衡轉向資產負債表平衡“為促進社會和諧和提高居民消費率而服務”，“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和成熟資本市場的建立服務”，而不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引導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可以說是本末倒置。在政府宏觀調控中，控制貨幣總量、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對稱的兩個輪子，是控制通貨膨脹、保證經濟對稱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輪子。財政政策同所謂的貨幣政策的作用屬于此消彼長的關系，但資本流動性大小同財政政策作用大小的關系，則要看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學范式。在配置經濟與配置經濟學中，資本流動性同財政政策的作用成反比關系；在再生經濟學中，資本流動性同財政政策的作用成正比關系。本國貨幣是增值有利還是貶值有利，也取決于經濟模式與經濟學范式。在配置經濟與配置經濟學范式看來，本國貨幣貶值，有利于出口增加、就業增加，因而有利；在再生經濟與再生經濟學看來，本國貨幣增值有利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并促進提高本國商品的技術含量，從而促進產業更新換代和再生能力。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隨著直接投融資比重越來越大，創業型直接投融資的比重越來越大，資本流動性越來越大，財政政策的作用也勢必越來越大，而所謂貨幣政策的作用將越來越小。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同樣，各國貨幣政策有無獨立性、匯率能否穩定、資本能否自由流動，以及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自由流動性能否統一，并非取決于所謂的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作用的大小，而是取決于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學范式。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流動性同各國經濟的再生性成正比，配置性成反比。

 

                                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大

再生型經濟與經濟學范式

 

                                匯率的穩定性

 

配置型經濟與經濟學范式

                                資本的流動性            小

 

經濟發展模式與金融政策模型

 

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流動性三者之所以得不到統一，是由于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學范式是配置型的。舍本求末乃至本末倒置離開經濟基礎與經濟增長方式談利率高低匯率浮動貨幣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蘆冒起瓢，其作用是有限的，從長遠來看是無效甚至負面的。在配置經濟學范式內，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緊縮性還是擴張性，都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兩種結論，也就是陷于悖論。走出悖論的唯一途徑，是用再生經濟學代替配置經濟學、再生型經濟增長方式代替配置型經濟增長方式。實際上，在實踐中，也不可能按照配置經濟學所提供的模式來實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因為經濟活動本身是再生的而不是僅僅是配置的；只能是實踐支配理論而不是理論剪裁實踐。但配置經濟學的模型對經濟決策的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只有再生經濟學，才能使經濟決策由自發上升到自覺。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既不是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也不是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而應實行同經濟增長速度與水平相對稱、使貨幣逐步增值的對稱政策。由于資源是再生的、生產是不斷發展的，幣值是不斷上升的，因此匯率利率也必須浮動；匯率利率浮動的水平與幅度，應該同幣值增值的水平與幅度相對稱。這是鼓勵儲蓄、通過鼓勵儲蓄來鼓勵投資、通過鼓勵投資來促進生產、促進資源再生與可再生消費的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匯率浮動、利率高低，不是出于權宜之計，不是出于某種政策需要；因為離開了再生之本，任何“貨幣政策”都是一把雙刃劍，都會在實行中陷于悖境。在配置經濟學范式內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永遠不能自圓其說，根源即在于此。因此，在“貨幣政策”問題上，只能“無為而治”。政府真正有為的，只能是財政政策。再生是本、配置是末，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系也是本和末的關系。從歷史上看，隨著市場的主體化，知識經濟逐步取代傳統經濟，再生經濟逐步取代配置經濟，財政手段將逐步取代貨幣手段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宏觀調控手段。“干預”把貨幣政策當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手段，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是以不變應萬變，這是宏觀調控與政府干預在“貨幣政策”上的本質區別，李稻葵上述用“靈活的”貨幣政策治理通脹的玩法屬于政府“干預”而不屬于真正的宏觀調控，其長遠效果已經被中外實踐所否定。

 

再生經濟      財政手段       宏觀調控手段

                                的邏輯與歷史進程

配置經濟    “貨幣手段”

 

貨幣交換價值與價值的對稱是絕對的，不對稱是相對的。實現貨幣交換價值與價值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低級對稱向高級對稱轉化的源泉與動力，不是 “貨幣政策”而是財政政策——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再生型經濟不斷發展，貨幣不斷升值，推動幣值與價值從低級對稱向高級對稱發展。在這整個過程中，發展才是硬道理，生產才是硬道理，再生性生產才是硬道理。出口也好、內需也好，都是配置；相對于再生這一硬道理來講，配置只是“軟道理”，軟道理服從硬道理。硬道理是綱，軟道理是目，綱舉目張。而舍本求末，只能形成泡沫經濟，陷入經濟困境，釀成經濟危機。周而復始的經濟周期，就是這種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結果；而每折騰一次，都要給經濟造成極大損害。西方經濟學家繆爾達爾雖然看到了貨幣政策的局限性，看到了貨幣政策在穩定價格和消除經濟周期上的矛盾，但他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僅僅是通過把預期引入到經濟過程的分析中、把均衡看成是動態的均衡是不夠的。因為使均衡由靜態轉變為動態、暫時轉變為長久，不是靠“事前”的計劃與“ 事后”的計算，也不僅僅是靠儲蓄等于投資，而是靠價值的產生、再生與實現。要使幣值同價值對稱，就要避免掌握貨幣發行權的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而把“貨幣手段”看成宏觀調控手段之一的“貨幣政策”論，則恰恰為政府貨幣發行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通道。所以，要杜絕政府貨幣發行機會主義行為，就要拒絕把靈活的“貨幣手段”作為政府干預手段之一，就要使貨幣發行法制化。如果說，一定要使“貨幣手段”成為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那么它的實現方式，只能通過法律手段，使幣值永遠保持同價值的對稱。在日常運行中，政府通過微調，使幣值同價值之間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只要永遠保持幣值同價值的對稱，就會從源頭上消除經濟不穩定與通貨膨脹。從這個意義上，與其說貨幣是宏觀調控的手段，還不如說是宏觀調控的內容與對象。幣值穩定、穩步上升是經濟穩定、根治通脹的牛鼻子；政府要用財政手段來保證幣值穩定、根治通脹，而不是用貨幣手段來填補通脹缺口。

 

              國家：行政        執法

 

貨幣所有權

 

              人民：人大        立法

 

貨幣發行法制化模型

 

國家擁有貨幣所有權，政府擁有貨幣發行權，說明政府宏觀調控是完整的市場體制的一環。西方經濟學家哈耶克從自由主義邏輯兼容性出發，否定政府貨幣發行權，結果走上不能自圓其說的不歸路。哈耶克的貨幣中性理論有點接近于對稱貨幣理論，但怎樣保持 “貨幣的中性？”哈耶克開出的藥方，是“自行調節”，“國家干預顯然是多余的”。這實際上是使“貨幣中性”成為空中樓閣，中看不中用，理論上正確，實際上不可行。“貨幣中性”論同自由主義不對稱。要使“貨幣中性”，只能通過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通過行政手段實現的“貨幣中性”，就是幣值與價值對稱的“貨幣對稱”。“貨幣對稱”是對稱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模式的內在環節，也是對稱經濟學范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積極的財政政策

保持對稱                         幣值控制     內部平衡

發展的國      穩妥的貨幣政策                

家經濟政策                       價格控制     外部平衡

        開放的產業政策

 

              自由的貿易政策

 

屬于宏觀調控的政府經濟政策模型

 

保持幣值穩定，既不是采用金本位制，也不是采用盯緊美元的辦法，而是貨幣發行量同本國價值增長量相一致的方法。貨幣發行量同價值掛鉤而不是同價格掛鉤。把幣值同黃金儲量、美元、價格掛鉤的辦法，是把大廈建在沙灘上，不穩定的結論已經包含在不穩定的前提之中。只能以當年的價值為基數，根據新增價值量按同比來增加貨幣量。

 

新自由主義把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真正的宏觀調控與自由市場看成此消彼長的關系，而不是相輔相成的對稱關系，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的思路。市場經濟是主體化的，政府與企業都是其中的環節，宏觀調控與微觀活力相輔相成。不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計劃經濟不矛盾，而且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也不矛盾。市場經濟中，有企業的計劃，也有國家的計劃；二者不但不沖突，而且互為前提；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計劃與企業計劃的對稱。傳統計劃經濟與自由主義各走一個極端，共同點就是企業計劃與國家計劃的不對稱，從而造成了計劃與市場的不對稱。沒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沒有自由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真正的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就不能有效控制通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