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社會主義論”的爭論,本質問題是如何認識毛澤東思想。盡管在左派中肯定毛澤東思想占了主流,但是不同的人對毛澤東思想的有著不同解讀,這造成了包括“新社會主義論”在內的各種爭論。因此只有通過進一步解讀毛澤東思想,將毛澤東思想進一步系統化為毛澤東主義,“新社會主義”才有真正的價值。當然毛主席本人并沒有對“毛澤東主義”進行系統的論述,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甚至反對過“毛澤東主義”,主要原因是他認為自己的思想還不成體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毛主席認為“四個偉大”中未來最終可以保留“偉大的導師”稱號,因此可以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思想開始轉變為毛澤東主義的標志。不過由于時間和精力的限制,毛主席本人并沒有進一步對毛澤東主義展開論述。所以這里筆者提出對毛澤東主義研究的一些基本要求,供大家討論和批評。
由于毛澤東主義是一個科學的理論,所以毛澤東主義的研究者首先要信仰真理,有一個服從真理的真誠態度。毛主席說,“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決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所以作為左派,要扎扎實實學習,老老實實做事,要知道真理是精微的,只能通過長期艱苦細致的探索才能得到。所以研究毛澤東主義不要不研究而妄議,脫離實踐而想象,以情緒的發泄代替理論思考,更不能嘩眾取寵,自以為是。古人說,至誠無物,實際上是要求我們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超越個人狹隘的思想和情緒,要“為道日損”以不斷克服自己偏見,才能認識真理。否則就會和毛主席所批評的 “即好議論,能推斷是非,下筆千言,世之譽為有才”,不知“彼其有所議論,皆其心中之臆見,未嘗有當于宇宙事理之真。” (《致黎錦熙信》,1917年),要知道偽而不真的學問是經受不住歷史的考驗的。
第二,要超越語言文字來把握毛澤東主義的精神實質。語言文字是人們表達思想、描述世界的工具,但是由于語言文字本身實際上是孤立的、靜止的、割裂的一些概念,它只能作為引導真相的指南,并不能代表無限變化和互相聯系的世界本身,也并不能完全表達人們的精神世界。所以毛主席曾經引用古人的話說“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后或用之”。因此如果從文字上機械地理解毛澤東主義,只能脫離毛澤東主義的精神實質,導致理論的僵化,使毛澤東主義喪失活力,最終脫離時代的需求。
第三,要正確理解毛澤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學說是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是西方文化的思想高峰,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中還原論思維方式的影響,例如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就指出:“馬氏學說受人非難的地方很多…蓋馬氏一方既確認歷史的原動力為生產力;一方又說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就是說階級競爭是歷史的終極法則,造成歷史的就是階級競爭。”在這個問題上,毛主席用中國人“大道至簡至易”的方式,緊緊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化繁為簡,“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是造反有理”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避免了從抽象理論出發所導致的唯生產力論、唯制度論等“見物不見人”的弊端。青年毛主席放棄了留學法國或者俄國的機會,主要是他并不盲從西方的思想,認為世界文明分成東西兩支,東方文明是以中華文明為代表,“吾意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所以毛主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用中國文化改版過的“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而且毛主席成功的地方都打破了馬克思主義文字上的教條。所以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應該象毛主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書不可不讀,但不可多讀,而要觀其大略,悟其要旨,既要讀得進把握其精神實質,又要跳得出不受其思維模式的限制,更不要因為個別詞句而陷入教條。
第四,要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毛澤東主義的關系。毛主席的著作中往往大量引用中國古代的典故,并且他本人在歷史、詩詞、書法等方面的成就都表明他是一位在中華文化土壤中孕育出來的思想巨人。但是毛主席也提出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甚至講“儒學名高實粃糠”“儒法斗爭”,如果從抽象靜止的概念和個別詞句上出發,似乎毛主席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但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這個詞描述的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從蒙元以后,中國傳統文化的真精神已經喪失殆盡,正所謂的“崖山之后再無華夏、明亡之后再無中國”,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清朝統治者 “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說明清朝的統治者從來沒把中國最廣大的人民視為自己的子民,而視為奴才,這和唐朝皇帝“吾貌雖瘦,天下必肥”的政治是完全不同的。蒙元以降,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尤其是文化落后的異族統治者,大肆進行思想鉗制,大興文字獄,不斷歪曲儒學、佛學和道家的真正精神,導致中華文明的浩劫,造就了漢奸文化、奴才思想、阿Q精神和吃人盛宴。所以毛主席反對的是他所直接面對的滿清封建腐朽文化,而他本人則真正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原初的真精神。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他嚴厲批判作為腐朽封建禮教統治符號的孔子,但是對作為思想家的孔子,毛主席則是十分尊敬的,他甚至參考《論語》來給自己女兒取名字。
第五,要重視對“大本大源”的研究。毛主席認為,改造社會需要“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反對從“議會、憲法、總統、實業、教育”等局部枝節入手,認為盡管這些枝節不可少,如果本原未得,“則此等直接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向大本大源處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致黎錦熙信》,1917年)。開展“大本大源”的研究,要分析毛主席“大本大源”思想的演化歷程,并通過跟蹤西方科學和哲學的最新成果,總結東方文化的優秀成果,進一步挖掘和完善毛主席“大本大源”理論,才能建立起以一貫之的 “毛澤東主義”。
第六,要通過對東西方圣賢對比來理解毛主席,完善毛澤東主義。作為一個人類導師,毛主席同時是一位政治家,所以在政治上的論述較多,但他和其他人類導師的精神是相通的,這些圣賢通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語言文字討論了人類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毛主席教誨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不就是耶穌所說的“悔改”嗎?毛主席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與默罕默德“一手持劍,一手持書”難道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毛主席所說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難道不是佛家所說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菩薩精神嗎?毛主席站在被剝削、被壓迫人民的立場上“”打地主,分田地”,不就是老子 “損有余以奉不足” 的天道嗎?在儒家看來,毛主席不就是一位善于學習思考,一位窮理正心修身治國的君子嗎?實際上,毛主席青年時就認為這些東西方圣賢是既得大本者,希望以這些人榜樣來成就一番事業。當然毛主席和東西方諸圣賢一樣,在去世后其學說都受到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歪曲,因此通過對比毛主席和東西方諸圣賢學說,不僅有助于理解毛主席,也更有助于正本清源,恢復東西方諸圣賢的絕學的真面目,以完善毛澤東主義。
第七,要結合對社會實踐和人生體驗來感悟和運用毛澤東主義。毛澤東主義將“觸動到人們的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一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因此它并不是一個空洞抽象的理論,而是一個存在于社會生活和每個人人生體驗中的真理,所以國家命運的浮沉乃至小人物的悲歡離合都提供了我們感悟毛澤東主義的素材。例如如果我們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分析越南針對華企的暴亂,可以看到越南走資派將階級矛盾轉嫁為國家矛盾的伎倆,而新疆暴恐事件背后是社會貧富分化,階級矛盾日益突出的社會現實;另外我們在實際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對勞動的剝削,對公平正義的漠視,公民道德品質的敗壞,邪教的橫行,社會環境和生活環境的惡化,無不使人們“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起毛主席”,也更能理解毛澤東主義。
毛主席說“凡是要推翻一個階級,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因此要在中國建設新社會主義,就需要開展一個類似“五四”運動的思想文化運動,這需要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發揚新民學會 “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傳統,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精神,尋求人間大道,用新文化的眼光重新審視哲學、宗教、歷史、政治、文化、經濟、教育等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重新構建毛澤東主義,以影響和改造人們的思想。只有這樣,新社會主義才可能真正從空想變成現實。
筆者愿與那些關心人的價值和人類命運的人們,共同構建毛澤東主義以重鑄人類的精神世界,為人類社會達至“春風楊柳千萬條,六億人民皆堯舜”萬世之太平之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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