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為了改善宏觀調控，有必要澄清三個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觀調控，(2)如何進行宏觀調控，(3)宏觀調控與改革及民生的關系。目前在媒體上、政策部門甚至學界中，“宏觀調控”的含義被隨意延伸，概念的混亂幾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①因此許小年認為必須為宏觀調控正名，以澄清“混亂幾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地步”的宏觀調控的概念。怎樣正名？許小年：“誰說央企是宏觀調控的工具？這話連凱恩斯也沒有說過，經濟學上有理論依據嗎？②“目標與手段的對應也意味著‘一石一鳥’，即一項政策只能實現一個目標，例如貨幣政策顧了通脹就顧不上匯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鳥’的原理不僅符合常識，而且有著經濟學理論的嚴格證明，它在代數學中的表述就是一個方程只能解一個未知數，要想確定n個未知數，就必須有n個方程。貨幣政策怎么可能同時兼顧通脹、匯率、經濟增長、股市、房價、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顧房價和糧食安全這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政策多目標的最可能結果就是一只鳥也打不到。”“確立‘一石一鳥’的原則，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個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緊縮銀根以防止經濟過熱，放開土地供應以降低房價，民生問題則主要靠財政補貼解決。由于沒有更多的手段，穩定匯率的目標不得不讓位于抑制通脹的需要，人民幣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經濟政策永遠是成本和效益之間的權衡，不存在馬兒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萬全之計。”許小年：“最后，宏觀調控還要處理好與改革的關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為改革是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的長遠和根本保障。宏觀形勢可以影響改革的時機，但不能動搖改革的決心，例如不能因通脹抬頭就放棄成品油市場化定價的改革，也不能因經濟過熱就擱置投融資體制的改革。誠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所強調的，改革開放不能停頓和倒退。”③這里許小年提出給宏觀調控正名的標準有三條：1、經濟學上有理論依據，而他所指的經濟學就是西方經濟學，最起碼凱恩斯有說過；2、一項政策只能實現一個目標；3、宏觀調控以不影響改革的大方向為前提，而他所指的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逐步擺脫政府任何“干預”也即取消政府宏觀調控的經濟自由化。而本人認為，許小年給宏觀調控“正名”的三條標準均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其中蘊涵的思維方式錯誤。這說明，要給宏觀調控“正名”，首先要解決給宏觀調控“正名”的方法論問題。

給政府宏觀調控“正名”的方法論

給宏觀調控“正名”的方法論是什么？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復雜系統工程，所謂給宏觀調控正名就是用復雜系統論的方法給政府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復雜系統中合理定位，明確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宏觀調控的性質、宏觀調控的要素、結構與功能。復雜系統論方法就是給宏觀調控“正名”的首要方法。

市場經濟發展本身是復雜系統工程。社會是一個系統，市場經濟社會也是一個系統，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經過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不是系統化減弱的過程，而是系統化強化的過程。宏觀調控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從來就有也非一成不變的。在商品經濟早期，宏觀調控的作用并不明顯；這時自由競爭的作用占主導。這也就是為什么這時期自由主義經濟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隨著經濟的主體化、系統化，迫切需要用上層（包括國家、制度、法律、規則）的作用來整合下層，使無序的經濟活動有序化，分散的經濟活動全息化、規模化，這時宏觀調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導。宏觀調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產方式的變遷。如果看不到宏觀調控必然性背后的生產方式變遷，把宏觀調控凝固，是用非歷史的方法研究經濟制度變遷。這既非規范方法、也非實證方法，無法給宏觀調控正名。

通過空間展示的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層次和時間上的不同階段，由經濟社會系統的性質所決定，而經濟社會系統的性質，由系統中的各個要素整體共同決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單獨決定。因此，同樣是商品經濟，東方的特別是中國的商品經濟處于人身依附關系的四面包圍之下，因此本質上屬于農業性商品經濟；而西方的商品經濟則大部分擺脫了人身依附關系而獨立發展，因此性質上屬于純商品經濟。前者由于整體上受制于人身依附關系，所以隨著政治關系的變動而隨生隨滅，難以發展到工業經濟社會；后者則有著相對獨立的發展，所以一般比較容易持續地發展到工業經濟社會。當然，除了政治關系外，宗教意識形態、地理環境、生活方式、道德風俗習慣等都對能否進入工業經濟社會起了較大的作用。可見，決定經濟社會的性質是農業還是工業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經濟一個要素，而是經濟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在這里，生產力作為經濟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它的標志不等于生產力本身；經濟社會系統中的任何一個要素都可以作為生產力的標志（根據系統的協同律、相關律），其中生產工具可以直觀地、典型地作為經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志，但也僅僅是標志而己，而不是生產力本身，更不是決定生產力的根本因素。決定生產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這兩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場經濟是以主體為主導的、主客體統一的系統發展過程，而不是“自由市場”的平面發展過程。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轉型的中國市場經濟只有放在世界經濟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準確定位、合理解釋與科學重建。中國市場經濟是世界經濟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國市場經濟的綜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會復雜系統，建構中國市場經濟是典型的復雜系統工程。市場經濟發展本身是復雜系統工程說明，給宏觀調控“正名”離不開復雜系統論方法。

建構新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是復雜系統工程。人類經濟增長方式從信息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市場經濟從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發展，也就是從無序經濟向有序經濟、不規范經濟向規范經濟、自由經濟向法制經濟轉變的過程。在信息經濟時代，信息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學是實證的；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學是規范的。規范經濟學要求用知識主導信息，用宏觀經濟主導微觀經濟，用對策主導博弈，用對稱主導均衡，用人的主體性主導客體性，用人的積極的主動的理性行為來引導、化解不確定性。這是實證經濟學向規范經濟學轉變、政府成為經濟主體、宏觀調控成為市場經濟必然環節的時代背景。知識經濟發展觀是全球發展觀。知識經濟帶來的全球經濟重新洗牌，通過全球金融體制的重新洗牌來實現；全球金融體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標志，是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徑。美元為主導的世界金融體制崩潰、世界多元化經濟體系形成，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邏輯前提；世界經濟一體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現實展開。應該通過金融危機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必然性。工業經濟時期生產的社會性與占有的私人性之間的不對稱引起的經濟危機，與知識經濟時代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不對稱引起的經濟危機，無論在量上還是在質上都不可同日而語。在量上，前者的不對稱是算術級數，后者的不對稱是幾何級數；在質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費不足造成生產與消費結構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過度消費、透支消費造成生產與消費結構失衡。從后果來看，實體與實體的不對稱只要幾經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與實體的不對稱，由于給社會造成誠信危機、給人造成信用恐懼，不可能短期修復。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們對經濟前景失去信心，必將引起連鎖反應。要重整旗鼓，用老辦法只能捉襟見肘；只有另辟蹊徑，才有望重振雄風。這期間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輕松度過；只有政府宏觀調控的系統工程才能使預期過度造成的主客體的不對稱復歸對稱。建構新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是復雜系統工程說明，給宏觀調控“正名”離不開復雜系統論方法。

市場化改革是復雜系統工程。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把社會系統從不對稱到對稱的轉化落實到實處，在宏觀上靠的就是轉型；轉型：從生存創業到生態創業的轉型，從工業經濟到知識經濟的轉型，從一元到多元的轉型，從規模到超速的轉型，從外延到內涵的轉型，從封閉到開放的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從價格到價值的轉型……不但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要轉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要轉型。轉型并非單向、直線的，而是傳統社會主義與發達資本主義的雙向互補融合。融合是空間時間層次的融合。空間:通過中國來展現世界。時間:通過現在來展現未來。層次:通過特殊來展現一般。中國經濟就是通過空間時間層次的轉型與融合實現建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與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揚棄，這種市場體制轉型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兩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結果，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綜合了兩大體制的優點。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這個融合是持續不斷的過程。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是對稱的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既是歷史也是邏輯，既是過程也是結果，既是層次也是結構；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人類實踐模式、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增長方式、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轉變的“全息元”。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系統工程，將使中國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建構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雙向運動的對稱過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無序化、個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既全球化又區域化。社會的調節機制越來越簡單：從超經濟強制（暴力、戰爭、人身依附關系、計劃安排）到市場，從人治經法治到法制,市場從價格機制到價值機制。許小年認為只有自由化、無政府主義才符合改革的目標，政府強化宏觀調控背離了改革方向的論斷沒有歷史的與邏輯的依據，只是一種預設前提或把結論當前提的范式偏見。市場化改革是復雜系統工程說明，給宏觀調控“正名”離不開復雜系統論方法。

既然復雜系統論是宏觀調控“正名”的首要方法，那么給政府宏觀調控正名要求整體論、全息論即“一石多鳥”、“多石一鳥”相互滲透，“月映萬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維方式，而不是還原論的“一石一鳥”、“一個方程只能解一個未知數”的線性思維方式。只要運用整體論、全息論的思維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強政府宏觀調控、把政府宏觀調控看成系統工程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內在統一的。政府宏觀調控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宏觀調控的性質、宏觀調控的要素、結構與功能必須放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背景條件下來把握，政府宏觀調控的“正名”必須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中國經濟學發展的邏輯、經濟對稱發展的邏輯與經濟人性發展的邏輯、中國發展的邏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邏輯的碰撞、揚棄與融合的結果，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哲學發展的邏輯結論。這就是宏觀調控正名的實踐依據與理論依據，其中也包括經濟學的理論依據，因為經濟學的發展如果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整體發展將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論依據”。

政府宏觀調控的“正名”不但不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依據，而且政府宏觀調控和凱恩斯主義有本質區別。作為系統工程的政府宏觀調控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的本質區別在于：理論基礎不同：國家干預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價格經濟學，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是價值經濟學。經濟基礎不同：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私有化，政府宏觀調控的經濟基礎是共有制。運用手段不同：國家干預主義熱衷運用貨幣手段，政府宏觀調控側重運用財政手段。調節目標不同：國家干預主義的調節目標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質；政府宏觀調控的調節目標是對稱，具有可持續發展性質。調節過程不同：國家干預主義的調節是非常態，具有即時性；政府宏觀調控的調節過程是常態，具有穩定性。社會定位不同：國家干預是宏觀經濟微觀化，宏觀調控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調整與控制，是國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經濟的手段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進行引導、結構進行調整、以保證國民經濟有序可持續發展的職能。宏觀調控既是微觀經濟范疇，也是宏觀經濟范疇；是使國家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得以聯接的紐帶。宏觀調控是一個系統工程，宏觀調控的主體——國家是系統，宏觀調控的客體——國民經濟是系統，宏觀調控的主客體的結合過程是系統的運動過程。以上不同決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個叫國家干預，一個叫宏觀調控。“調控”是積極的，“干預”是消極的。把政府“調控”定位于“干預”，正好像把“對策”定位于“博弈”一樣，錯誤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定位錯誤，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的爭論的根源。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于消極的“干預”，由于本質上不能解決經濟失衡問題，所以只好走向另一個極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觀調控。而另一方面，經濟周期波動又似乎確實離不開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條件下，政府“干預”又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時宏觀經濟學又占了上風，凱恩斯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交替，說明政策“折騰”、政策危機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經濟職能定位于“干預”而不是經濟職能本身。必須把政府“干預”上升為政府宏觀調控，而不是否定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

經過“正名”的政府宏觀調控不但不同于凱恩斯主義的“干預”，而且也不同于歐美的“救市”。信奉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政府在這次次貸危機中直接介入微觀經濟、用7000億美元救市的行為，與其說是政府宏觀調控還不如說是把政府降為微觀經濟主體，既違背市場經濟原則也同所謂“向社會主義靠攏”根本不沾邊；與其說是解決金融危機，還不如說是抱薪救火，用納稅人的錢為投機分子買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和作用本來就不應該體現在救市上。所謂“救市”，就是由于投機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破滅，造成投機者利益受損，要政府出來買單扶持。在美國這樣的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一直不能、也無必要區分投機與投資二者的本質區別，任由投機泛濫；那些投機者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機會和他們嫻熟的投機技巧，利用金融創新工具，大搞金融投機。贏了是自己的，輸了讓別人買單，從而形成了無限制的、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如果泡沫小，他們可以運籌帷幄、勝券在握、得心應手、手到擒來；如果泡沫大到失控的程度，一旦泡沫破滅，他們才發現，在拖別人下水的同時，也連累自己整個國家的信用和國際地位，有可能危及自己整個國家經濟體系的基礎。這時國家政府不得不出來為投機者擦屁股。這是自由資本主義完全自由市場發展的必然惡果，政府救市只是事后補救，以挽救國家經濟體系不致崩潰而不得不采取的應急措施，與正常的國家調控有本質的區別。但這客觀上揭示了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的必然性，因此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破產。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本來一開始就不應該讓投機泛濫。而且事實上就我們國家目前的投機規模來講，投機形成的泡沫即使破滅，也不至于到了威脅國家經濟安全、造成國民經濟崩潰的地步。這時如果股市下跌房市下降就要求政府出面“救市”，簡直是開市場經濟的國際玩笑。真正屬于政府宏觀調控范疇的“救市”，是從根本入手：1、重新定位中國股市、房市，杜絕任何投機行為，并規范配置措施。股市和房市本來就不是投機、圈錢的平臺；投機者通過股市和房市圈錢，只是市場經濟的異化。填補投機者虧空的所謂“救市”、“托市”，只能是慢慢失去誘惑力的釣餌；可以一時起作用，不能常久起作用。目前的股市、房市冷暖是老百姓覺悟程度的晴雨表，而不是經濟狀況的晴雨表，也不是企業經營狀況的晴雨表。所有對于股市、房市的預測都只是一種炒作手段，對于大多數人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實際“參考”價值，中國政府沒必要隨風起舞。2、提供政策資源，扶持創業工程，疏通民間再生型直接投融資渠道與游資通道，改變游資與投資渠道不對稱狀態，根除股市、房市投機、圈錢賴以滋生的金融土壤。3、大量發行國債。在農村土地收歸國有、清除農村基本建設產權瓶頸的前提下，大力投資農村基本建設包括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知識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各級公路、信息高速公路、農村城鎮化建設。由國債投資的“新農村”建設，其收益通過項目直接收益、調整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比例來保證。這些國債可以由銀行、保險公司、社保基金認購，也可以由民間認購。大量發行國債搞基本建設，不但本身即可解決大量游資出路問題，而且可以創造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為民間創業工程順利開展、吸納大量游資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桿。國際金融峰會與其動員各國政府幫助美國政府救市買單，遠不如讓各國領導一起研究制定國際金融新規則、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進行國際范圍的“宏觀調控”。

既然政府宏觀調控的“正名”不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依據，那么給政府宏觀調控“正名”的理論依據、通過對政府宏觀調控正名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為系統工程的理論依據是什么？

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為系統工程的理論依據問題，首先是經濟學范式問題。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能否統一、怎樣統一的問題，是經濟學范式、以及經濟學范式后面的哲學范式的問題。無論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抑或馬克思的經濟學，決非在舊的范式中進行“補丁”或采用某種數學模型就可以使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得到統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完善、更先進的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環節，必須有比西方現代經濟學更先進的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使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真正得以有機統一的，是對稱經濟學范式；對稱經濟學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的理論依據，也是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經過揚棄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對稱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不同的經濟學范式產生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語境決定同一個名詞會有不同的內涵，使之成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場化”、“國家調節”、“宏觀調控”、“市場經濟”、“自由市場”，等等，如果不能把它們放在不同的范式語境中定義，而是望文生義，就難以完整把握對稱經濟學，難以準確把握對稱經濟學同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區別、政府宏觀調控同國家干預主義的本質區別，難以正確把握宏觀調控正名的理論依據，難以正確把握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為系統工程的理論依據，也就難以真正對宏觀調控正名。而許小年的所謂“對宏觀調控正名”，實質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范式框架中“對宏觀調控正名”，這樣的正名只對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范式語境有效，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參照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對稱經濟學范式語境無效。

市場經濟是復雜系統；對稱經濟學，就是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對稱的視角、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的視野，建立起來的對稱的、整體的、系統的、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市場經濟學。對稱經濟學，既是特殊的經濟學，也是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應該成為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統一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基礎、給政府宏觀調控正名的理論依據。對稱哲學與對稱經濟學范式通過對稱的視角、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的視野，來定位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關系，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方法論依據。

對稱的視角，就是與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本質不同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的視角。對稱，就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發展方式轉型與制度轉型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對稱的過程。社會主義的經濟系統是資本主義經濟系統從不對稱轉向對稱的必然結果。如果說資本主義（包括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宏觀經濟落后于微觀經濟，因而不足以實現對微觀經濟的有效調控，那么傳統社會主義則是用宏觀經濟來否定微觀經濟，造成對微觀經濟的過度控制。只有對二者的揚棄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的最本質特征，不是系統中的某一個要素，而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改革就是變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不對稱為對稱。

五度空間觀的視野，就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視野。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傳統馬克思主義等政治經濟學的時代背景是工業經濟，對稱經濟學的時代背景是知識經濟。知識經濟帶來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使經濟發展的五度空間屬性得以充分展示。經濟全球化是空間概念，經濟一體化是層次概念。一體化意味著本原化、高層化、穩定化。全球化是一體化的基礎，一體化催化全球化。根據五度空間方法論，知識經濟是知識與經濟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時空層次相對稱的五度空間的模式；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的重新洗牌帶動經濟的重新洗牌，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落后國家可以通過經濟與政治的轉型使自己后來居上，但這種后來居上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終點為起點，而不是重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因此中國的市場經濟不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模本，中國市場經濟要不要宏觀調控、怎樣調控不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經濟學為理論依據。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解釋不了中國經濟，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轉型經濟的發展是典型的五度空間的，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與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現實相對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化經濟背景下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是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是知識經濟、轉型經濟、智慧經濟、融合經濟、回歸經濟、共有經濟、時間經濟、空間經濟、層次經濟、再生經濟等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統一；含政府宏觀調控在內的中國模式——通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建構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離開五度空間觀的視野無法理解這個過程。

復雜系統論的視野，就是市場經濟有序與無序、不確定性與確定性相統一的視野。社會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經過商品經濟發展到市場經濟，社會越來越具有量子場特征。但市場經濟的量子化過程與市場經濟的系統化過程是雙向同步過程，市場量子論并未否認市場系統論，正好像量子論并未否認系統論與牛頓力學一樣。市場經濟是一個量子場不是否定了市場經濟社會是一個系統，而是促使社會系統由簡單系統轉變為復雜系統，促使系統論與量子力學結合。系統論與量子力學相結合的結果，是使系統論演變為復雜系統論——由只有有序結構一個層面組成的簡單系統論，發展成有序與無序兩個層面組成的復雜系統論；使量子力學演變為系統論量子力學——在無序中尋找有序、把無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統提升為系統的系統論量子力學。量子力學與市場經濟學在科學性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都是復雜性科學，都是在無序中包含著有序。區別在于：前者的有序無序關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為的，人可以通過自覺活動，化無序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無序。對稱，本身就是蘊含在量子力學、復雜科學中的根本方法論原則。所以妄想用經典力學的思維方式去定位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相互關系，切割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是方法與對象的不對稱。由于市場經濟的量子力學特征，所以市場經濟學的是什么、為什么與怎么樣是統一的，實證性與規范性是統一的，真善美是統一的；是什么通過為什么、怎么樣表現出來，操作性是其內在環節。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不可分離，政府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的內在環節。

對稱哲學、五度空間觀與復雜系統論，就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對稱經濟學，就是政府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根據上述政府宏觀調控的方法論與理論依據，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可以給“宏觀調控”下這樣一個定義：政府宏觀調控是以政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通過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實現以經濟主體為主導、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系為核心、經濟結構平衡、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行為。由于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設計與政策安排，經濟手段包括財政投融資與貨幣手段，且行政手段與經濟手段相互交叉，所以政府宏觀調控是系統工程。政府宏觀調控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必要組成部分。在對稱經濟學范式框架中給政府宏觀調控作這樣的“正名”，是我們對宏觀調控具體內容“正名”的前提。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