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解決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從國內的角度看，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現階段面臨的基本矛盾是高儲蓄率導致的日益增長的生產能力與相對不足的國內需求（尤其是最終消費需求）之間存在差距。根據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這一矛盾將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因為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家庭的儲蓄率比較難以在短期內下降，中國的資金供給面相對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的基本格局也難以改變，畢竟，就業壓力在上升，國內人口結構相對還比較年輕，不大規模投資，經濟難以發展，就業壓力也難以化解。如何解決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這一基本矛盾？過去十幾年來，我們依賴的是國外市場，而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內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內需，靠最終消費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終消費需求畢竟是由上億家庭和機構分別獨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會、文化根基，制度變遷難以在中短期內改變國民的消費觀念，政策推動更是乏力。比較現實的方案就是，以投資推動內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資推動內需的同時不能帶來新的產能擴張。怎么辦？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須投資于現有的生產能力，即對現有產能進行更新改造，既讓投資不轉換為新的凈生產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儲蓄，帶動內需的上升。換言之，現有的產能是資本的存量，投資是流量，根據以上的分析，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產能力不劇烈上升的前提下，讓投資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資，另一方面要淘汰舊的產能。綠色產能革命，其本質就是這樣的過程。”⒇李稻葵認為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資以保持高增長、高就業率，又要使生產能力不會劇烈上升，以和國內低消費市場保持平衡。李稻葵把這種模式稱為“綠色產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資全部投到淘汰舊的產能上面。李稻葵這種建立在一般均衡論基礎上的“綠色產能革命”是一種消極的平衡觀，其本質仍然是一種“經濟過熱論”，只不過比一般的“經濟過熱論”多了一個解套的方案——“綠色產能革命”，但這個方案在理論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總供給”的提法相悖，在實踐中則會陷入“滯漲”的悖境，所以不能作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首先，我國經濟發展的“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從直接現實性上看，我國確實存在著“產能增長與消費不足”矛盾，但“產能增長與消費不足”和“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這兩者的區別很重要。“需求”是主觀范疇，“消費”是客觀范疇。消費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強烈，但不敢消費造成。如果是前者，“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這一矛盾的假說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就是一個假命題。實事求是講，中國目前“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只是假象，“產能增長與消費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拖了經濟發展的后腿。問題的關鍵，造成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費而不是沒有需求。“內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們的消費預期危機。所謂消費預期危機就是廣大民眾長期有效消費能力評估值低下，普遍、長期不敢消費、自我抑制消費需求，造成消費市場低迷、制約經濟發展。有效收入預期與物價預期都會嚴重影響人們的消費預期，消費預期會嚴重影響人的消費水平并進而影響經濟發展。而造成廣大民眾長期有效消費能力評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預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預期的根本途徑，在于轉變出口導向型與外貿依賴型、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經濟增長方式，完善經濟發展模式，提高產業結構與產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資水平，停止教育、醫療、住房、公共品產業化政策，擴大政府對社會公共品的開支，扶持創業，建立健全公平分配與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產能增長與需求不足”，解決矛盾的途徑定位于增加投資的同時降低生產能力，是削足適履，舍本求末。

 

生產資料投資     長線

           投資                   

 

基             消費資料投資     短線

本                        生產資料投資需求

結

構                                                長期

關            投資需求

系

                          消費資料投資需求

需求

                               潛在需求：消費預期

 

消費需求                            短期

                               現實需求：消費

投資—需求—消費關系模型Ⅱ

那么，我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國經濟發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資與需求的矛盾。從邏輯上看，投資與需求的矛盾是比產能與需求的矛盾更深層次的矛盾；從現實上看，投資與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會形成產能與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經濟學才會把投資和形成直接產能劃等號，發展經濟學中的投資有著比形成直接產能更廣泛的視野。消費需求只是需求的一個環節。如果說，投資和消費可以從量上平衡，投資和需求則只能從質上對稱。在質上對稱的前提下，投資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費需求拉動投資需求，需求拉動供給，供給推動消費，消費推動需求，是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與基本結構。發展中國家更應該把投資需求的滿足放在消費前面。為了使知識經濟時期需求和投資這一基本的結構關系對稱，政府不但必須用內需導向型來代替出口導向型，而且要用知識密集型來替代勞動密集型，用幸福目標來代替GDP目標。如果說投資為主導與消費為主導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那么投資主導與需求主導則是內在的統一。需求首先是主體對客體的需求，其次是客體對客體的需求。需求未滿足就是不對稱，對稱，就是需求的滿足。符合發展經濟學對稱要求——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投資，永遠不會形成產能與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論基礎上的投資，才會形成產能與需求的矛盾。

其次，產能既有消費品的產能，也有生產資料的產能；既有生產消費品的生產資料的產能，也有生產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的產能。把產能狹隘地理解成消費品產能是片面的。淘汰舊的產能必然是用新的產能來代替，這照樣會使生產能力上升，只不過這里的生產能力是生產新的產能——生產資料產能的能力，而不是生產消費品的能力。生產新的產能屬于基本建設的范疇；投資任何基本建設都會產生既要增加投資以保持高增長、高就業率，又要使生產消費品能力不會劇烈上升的結果。這與其說是投資生產能力問題，還不如說是投資方向問題；與其說是所謂的“綠色產能革命”，還不如說是把投資方向定位于基本建設投資，而所謂的“綠色產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納入基本建設的范疇。這與其說是所謂“綠色產能革命”，還不如說是產業結構的設計——產業結構必須根據對稱經濟學原理來設計，對稱經濟學的主客體對稱原理是對一般均衡論包括馬克思兩大部類生產理論的揚棄。

                            知識經營    

                                      資本經營

               主導產業：知識運營     資產經營

                                      產品經營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設 社會

                                                    教育科研 保障

                                                    醫療養老 體制

                                                    新農村建設

                                       保障性糧食生產

                                       交通

                            能源與信息輸送    主導

推動    支柱產業：基本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 水利

                            綠化

                                  集約化

土地 綜合化

生態化

                                         能源開發            可再生開發

基礎產業：高速路建設

 

國民經濟基本產業結構：主導產業、支柱產業、基礎產業及相互關系模型

根據上面投資、需求、消費關系模型Ⅰ和Ⅱ（Ⅰ見第12章），我們可以看出，要解決投資與需求這一我國經濟發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資又不增加生產能力的“綠色產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的產業觀和結構設計。在全球性金融危機條件下，與其搜腸刮肚研究中國尚存那些優勢產業，還不如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產業結構與產業關系作一番整體梳理。通過梳理偶然，借以認清必然，樹立符合時代要求、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產業觀和發展觀。產業觀，就是通過產業政策體現出來的產業結構觀。產業觀的后面是發展觀。不同的產業結構與產業政策，體現了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什么樣的增長方式，有什么樣的產業結構與產業政策；什么樣的產業結構與產業政策，體現了什么樣的增長方式。不同的基礎產業、支柱產業與主導產業的構成與相互關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與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這是我們考察什么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矛盾、確定解決中國經濟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徑的前提。在對稱經濟學看來，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是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

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須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產業。知識運營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方式，通過知識對其他生產要素的滲透和整合，使知識在生產系統中占主導，使知識產業成為其他產業的先導與主導，使人類由一次創業轉變為二次創業，使人類社會發展成為可持續發展。知識運營就是用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用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用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用產業結構升級帶動產品更新換代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是使知識產業成為其他產業的龍頭產業的經營模式。知識運營的實質，是使第五次產業革命形成的信息產業、第六次產業革命形成的知識產業同傳統產業之間從分離走向以知識產業為中心的統一。只有知識產業的龍頭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識產業同傳統產業走向統一，而且使傳統產業走向統一。知識是傳統產業統一的橋梁和紐帶。而只有知識產業龍頭化，才使這種橋梁和紐帶現實地滲透到傳統產業的各個領域中，使它們各自得以升華和超越。對于工業上落后的國家來講，這種統一使它們可能不再重復那些污染工業、高耗能工業和剝削性經濟，借助知識文明盡快直接達到工業文明的繁榮，使之后來居上——既保持回歸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業文明。知識運營就是用高層的經營活動統馭低層的經營活動，就是以知識產業為龍頭，以對人類第一次創業的成果——傳統產業——按生態原則重塑改造為途徑，以人與環境的協同為基礎，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歸宿。主導產業上升和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產業，體現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移、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和經濟學范式的轉換。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如果說全球性金融危機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既是危機也是機遇，中國是被金融危機逼出來的大國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國率先實現這樣的轉移、轉軌與轉換。通過這樣的轉移、轉軌與轉換，使中國積極、主動地以優勢地位參與全球性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的重新洗牌，為中國經濟后來居上創造了有利條件。國內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產業既實現了產業結構提升、產品附加值提高，為國內工資提升、國內消費能力提高奠定了經濟基礎，又不增加直接消費品生產能力，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徑之一。

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須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知識經濟時代的基本建設概念和工業經濟時代的基本建設概念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工業經濟時代的基本建設指的是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知識經濟使社會經濟化、經濟社會化，基本建設是指社會的基礎設施建設，除了包括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外，法制建設、教育科研、醫療養老、新農村建設、綠色環保工程（其中當然也包括李稻葵的“產能革命”）都屬于基本建設的范疇。把這樣的基本建設作為支柱產業，都可以在增加投資需求、增加投資、增加消費的同時，不增加直接消費品生產能力。把這樣的基本建設作為支柱產業同樣會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當年GDP，而且為GDP的可持續提高打下基礎。傳統的房地產業由于在增加投資需求、增加投資的同時，也增加直接消費品生產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產與消費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產只是GDP總量的短期增長點，由于不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性增長點，所以不是GDP總量的長期增長點。各地之所以把房地產業作為地方經濟支柱產業，是由于房地產是各地GDP短期增長的支柱產業：可以通過開發房地產出賣土地資源，出賣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總量；房子是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過“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價只升不降”這一符合人的直觀的神話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資金，快速增長GDP總量；房地產業低技術含量、高資金流動的特點，可以為大小官員們權力尋租提供最大的空間。所以房地產是短期GDP總量的支柱產業、各地政府政績的支柱產業、各級官員追名逐利的支柱產業，但決不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就整個國民經濟來講，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法制建設、教育體系、醫療體系、新農村建設、綠色環保工程基本建設，交通、水利、綠化、能源與信息輸送、保障性糧食生產、土地集約化綜合化生態化可再生開發，能源開發、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產業。“房地產”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產開發”的要害在于用房產開發帶動地產開發而不是地產開發帶動房產開發，造成權力壟斷、權力尋租與兩極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開發的異化。把房地產定位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是舍本求末，與基本建設的要求背道而馳。一旦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發達，人們完全可以在家里辦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蓋在遠郊山上，享受空氣清新、鳥語花香、亭臺樓閣、花前月下、夜夜聞啼鳥、春眠不覺曉、幽靜浪漫的田園詩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產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是一個錯誤的戰略決策。就整個國民經濟來講，應該是基本建設引導房地產，而不是房地產引導基本建設；正好像應該用地產引導房產，而不是房產引導地產。土地集約化綜合化生態化可再生開發屬于基礎設施建設，是基本建設的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種支柱產業，但房產開發只能算是一種一般的產品經營，和汽車、玩具生產經營無本質不同，不能算是支柱產業。現實上作為房地產業組成部分的地產業由于受房地產商利潤驅動而失去土地集約化綜合化生態化可再生開發功能，而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基礎設施建設，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產業。以房地產業為支柱產業、宏觀經濟微觀化的結果，就是助長投機、形成泡沫、構成周期，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是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還是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不僅僅是概念之爭，而是體現了產業鏈之間邏輯的與歷史的關系，也體現了不同的發展戰略。如果以城市化為發展戰略，就必須以房地產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為發展戰略，就必須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城市化是與工業化相伴隨的發展戰略，與后工業時代的發展要求似乎不大對稱。把房地產作為優先考慮的龍頭項目，試圖以此來帶動GDP的增長，是貨幣經濟學而非發展經濟學的產物。房地產導向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產物，理論基礎是配置經濟學；基本建設導向是加強宏觀調控的結果，理論基礎是再生經濟學。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是對不同產業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經濟學范式的檢驗；一旦把基本建設作為支柱產業，多少錢都可以放進去，何來流動性過剩？一方面陷入所謂“流動性過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經濟過熱”要急剎車，是一個悖論。此悖論通過宏觀調控不力、決策失誤、結構失衡而轉變為“滯脹”的悖境。走出“滯脹”這個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資又不增加生產能力的“產能革命”，而是投資基本建設；通過投資基本建設，既能增加投資，又能延緩直接消費品生產能力，同時擴大就業、提高消費信心指數與擴大消費，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徑之二。

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須把高速路發展作為基礎產業。如果說，基本建設是支柱產業，那么基本建設中的高速路建設是基礎產業——支柱產業與基礎產業本來不是兩張皮，基礎產業也是支柱產業的組成部分。人類社會的發展，本來就是從農村到城市，又從城市到農村，從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過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樸歸真，而是人類社會的否定之否定，是歷史發展的螺旋式。因此，發展高速路——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縮小城市與農村、東部與西部、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差距的根本途徑，是開發中國時間、空間、知識資源的根本途徑。城市農村化與農村城鎮化是雙向互動的過程，把這雙向互動統一起來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設是我國的基礎產業、支柱產業與樞紐產業。就高速路對我國經濟的全方位牽動作用來講，用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來進口幾百條京津那樣的高速路并由此牽動城鄉互動、經濟全方位發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謂“過熱”。進口高速路的外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除了進口必要的技術與設備以外，其他的可由國內自行解決，這又可以形成產業鏈延伸，大量解決就業與內需問題。必須把高速路建設提高到“反城市化”與二次創業的高度來定位，把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鄉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涼地區，而不是僅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滬這樣的城際之間。可以說，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礦產等資源就開發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創業的基礎，是使農村城市化、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是支柱產業、主導產業的基礎，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高速路建設既能增加投資，又能為增加其他基本建設投資和創業投資提供基礎設施，同時擴大就業、可持續提高消費信心指數與擴大消費，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徑之三。

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須以政府財政投融資為主導。李稻葵：“根據以上的陳述，財政開支必須堅持三個原則：財政開支應該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產性的，財政開支不應與民爭利，不應帶來擠出效應，而應該有帶動其他社會開支的效應。財政開支的方向應該是消費型而不是生產性的，消費型的投資是提升國民消費的重要舉措，而不是增加過剩生產能力。財政開支的方向應該是促進社會和諧，為將來社會的持續發展奠定基礎，如節能減排、環境治理、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等，而不是生產性的，更不應該是政府自身開支的盲目擴大。當然，適當提高公務員的工資，促進公務員廉潔自律，也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總之，中國經濟的轉型需要公共財政理念的轉型，中國的公共財政需要由現金流平衡轉向資產負債表平衡，應該為促進社會和諧和提高居民消費率而服務，應該為人民幣國際化和成熟資本市場的建立而服務。在目前的條件下，適當提高中央財政的赤字和債務比重是應該的，也是能做到的，這一公共財政理念的轉變值得大力提倡。”（21）這一段話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對西方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中所謂“服務型政府”的經典描述，同時也是他的“綠色產能革命”思路的邏輯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財政開支模式，上面的國民經濟產業結構模式根本無法建立起來。同時，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財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產性經濟職能、財政投融資和公共財政對立起來。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政府是市場的內在環節，政府公共財政包括財政投融資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組成部分，屬于政府宏觀調控范疇的財政投融資包括生產性財政投融資主導產業結構平衡是建構合理的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必要環節，是避免虛擬經濟演變為虛幻經濟的必要實體經濟保證，是用長線投資拉動短線投資、扶持中小企業創業、扶持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必要基礎，是解決失業、消費不足問題的有效途徑，也是打破民間壟斷、保證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充分競爭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場經濟體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發展，必須強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經濟職能包括生產性職能，建構生產性為主的財政投融資體制。但政府生產性經濟職能包括財政投融資不是政府部門賺錢職能；財政投融資的政策制定的過程不是政府同公眾、民間企業博弈的過程,而是因勢利導、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的過程。財政投融資形成的國有企業應該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是國家建立幸福經濟的基石，對整個社會市場經濟起價值導向作用。如果說，私有企業采用效率標準，國有企業應該采取效益標準。如果說，私有企業用利潤定義效益，那么國有企業應用價值定義效益。如果只講財政投融資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那么必將出現政府和國有企業與民爭利，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演變為權貴資本主義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以在強化政府經濟職能的同時還必須強調政府的服務職能，但也不能因為強調政府的服務職能而否定政府的經濟職能包括財政投融資等生產性經濟職能。能把政府經濟職能包括生產性經濟職能與政府服務職能統一起來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要的組成部分。如果沒有法制，即使財政開支的方向是消費型而不是生產性的也同樣會帶來權力腐敗和與民爭利；但只要把政府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政府經濟職能包括生產性經濟職能就是政府服務職能的組成部分，強化政府經濟職能與建設服務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統一。以政府行為法制化為中介，強化政府經濟職能與建設服務型政府不是對立的，而是對稱的。所以，避免公共財政與民爭利與其說像李稻葵設計的限制中國公共財政的職能范圍，把財政投融資和公共財政對立起來，還不如把中國的財政投融資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把中國的公共財政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本身屬于基本建設范疇。以政府財政投融資為主導是通過宏觀調控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證。

                                環保

                                交通         

產業化      能源

 房地產

政府投資

的基本建設

 

                                 醫保：人的身體素質基本建設

 

                    非產業化     社保：人的社會素質基本建設

 

                                 教育：人的知識素質基本建設

政府經濟職能模型Ⅰ

 

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須以人民為經濟發展的主體，以人民的幸福為經濟發展的目標。李稻葵：“不夸張地講，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是一個落后的窮國在人類歷史前所未有地迅速進入軌道的最佳實踐。過去三十年中國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遠遠突破了中國百姓自己的預期，而且事實上也遠遠超過了西方人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幾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經歷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2）我不知李稻葵得出這個結論的依據是什么？擅長數據分析的西方經濟學家，不知得出這個結論的數據是什么？是依據GDP增速推論，還是名義工資增長，抑或購買力平價計算？可以說，過去三十年來中國人民的名義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沒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還下降了。特別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義工資本身的增長速度也遠遠低于其他處于同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國家的水平。據統計資料顯示，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平均工資增長速度追上美國用了30年，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30多年，平均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0%不到。這根本上是由于，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是以極低工資和不可再生性資源的浪費來維持低附加值出口產品競爭力的，靠這樣的“競次”出口導向型戰略積累起來的外匯又拿去購買美國國債，由于沒有相應的商品供應國內市場，與幾萬億美元外匯對沖的人民幣演變成國內的通貨膨脹，低工資加通貨膨脹造成國內市場萎縮，只好又把GDP增長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導向型經濟，從而形成惡性循環。作為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國內產業結構難以升級，產品附加值難以提升，實際工資水平難以提高，GDP與人民的實際生活水平、產業結構水平、產品附加值水平、資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長。名義工資不等于實際工資，實際工資不等于有效收入，財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據幸福經濟學原理，只有幸福指數提高才能稱之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財富是幸福的必備條件，但財富無論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只追求財富不可能給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的全面發展二者又互為前提。同時，FDI（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40%，資本的貪婪本性決定了它的行為方式就是把財富帶走，留給中國的就是相當數量的低工資就業人員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資源、污染的環境；也就是說，由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這部分GDP增長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幾乎無關。因此，GDP不但在質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與人民的生活水平劃等號。籠統地根據GDP增速就推出“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又根據這個“奇跡”推出“一個落后的窮國在人類歷史前所未有地迅速進入軌道的最佳實踐。過去三十年中國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遠遠突破了中國百姓自己的預期，而且事實上也遠遠超過了西方人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幾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經歷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結論，既無數據分析也無邏輯分析，是武斷的和不負責任的。經濟分析的參照系是GDP增長還是人民的幸福，可以決定對同一經濟現象的經濟分析的不同結論，也可以決定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為經濟發展的主體，以人民的幸福為經濟發展的目標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須以國內市場與國內直接投融資為中心。李稻葵：“對于今天的中國經濟而言，總需求膨脹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今天還遇到了一個新的問題，這個新問題可以概括為總供給沖擊，即經濟中的大部分生產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種因素引發的成本上升的壓力，而這些成本上升的壓力又導致了社會上大部分生產者生產意愿下降的現實。用經濟學術語來講，就是宏觀經濟中總供給曲線的回縮，即在同樣的出廠價格下，生產者愿意提供的產品數量下降了。這種總供給曲線收縮所帶來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給下降帶來的價格上漲（通貨膨脹）或者整體經濟活動的萎縮，當然也可能是兩者的結合……也就是公眾話語體系下的‘滯漲’。”（p188）李稻葵接下來用勞動用工成本的上升、國際市場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上漲、環境保護和節能減排的壓力、企業稅負成本的上升等幾個方面，說明“在以上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況下，總供給曲線無疑是在回縮。企業減產、停產、破產的例子越來越多”。（23）且不說李稻葵這里的“總供給沖擊”、“總供給曲線的回縮”、“總需求膨脹”和同一本書中“現階段面臨的基本矛盾是高儲蓄率導致的日益增長的生產能力與相對不足的國內需求（尤其是最終消費需求）之間存在差距”之間的自相矛盾，他對“總供給曲線的回縮”及其導致“滯漲”的因果關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牽強附會的。事實證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決定價格的定律，總體上是需求決定價格而不是價格決定需求，任何時候產品成本整體上漲的結果是整體價格上漲，整體價格上漲的結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而不是“總供給曲線的回縮”。認為價格上漲會造成“總供給曲線的回縮”是西方價格經濟學對“需求定律”的曲解——價格會決定需求，價格上漲造成需求萎縮，需求萎縮又反過來造成“總供給曲線的回縮”。這樣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經被實際情況所證偽，只是價格經濟學為了掩蓋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認。真正造成“總供給曲線的回縮”并因而引起通貨膨脹的，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和外匯的單項流出，把產品運到國外，對沖人民幣留給國內。企業開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漲，而是外貿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一旦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國外訂單減少，企業只好關門。間接投融資為主的資本運營方式也是企業開工時斷時續的重要原因，一旦銀行緊縮銀根資金鏈斷裂，企業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謂“滯漲”，就是生產和消費的悖境；而只要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利潤最大化原則搬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理論上出現生產和消費不兼容的悖論、實踐上出現生產和消費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差、產業結構層次低、產品附加值小的情況下，靠極力壓低工人工資來維持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是竭澤而漁，自斷國內市場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國外市場，從而造成惡性循環。當經濟增長方式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資為主體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而社會金融體制仍然以間接投融資為主時，社會大量游資不能轉變成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轉變成投機和無序運動，并演變為周期性金融危機，必然產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資和需求、生產和消費脫節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價本身就是泡沫。股價溢價上市，股市投機比重高于投資；股市泡沫是盤剝中小投資者的陷阱，是大企業圈錢的渠道，是兩極分化的平臺，照樣蘊含金融危機。這說明直接投融資中，創業投融資必須占主導。所以，在大量游資存在的今天，政府應該適時地引導創業投融資，而不是鼓勵股市投融資，也不是鼓勵高消費。利用直接融資這一融資現代化手段，可以解決一方面企業資金緊張、開工不足，另一方面社會又有大量游資急于尋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脹，另一方面高儲蓄；一方面高通脹高儲蓄，另一方面勞動者高失業高閑置；一方面有事沒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沒事干；一方面銀行儲蓄資金膨脹，另一方面緊縮銀根的“二律背反”即經濟悖境，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發展生產力這一現代企業制度的根本目標；同時可以通過增量改革促存量結構調整，用新建股份制企業帶動現有企業的股份制建設。在目前國內經濟整體發展水平、社會整體發展水平、人民整體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礎上，鼓勵消費甚至鼓勵浪費，自以為是地把消費需求看成是經濟發展的動力，鼓勵高消費、超前消費，鬧出“買房就是愛國”、“消費就是愛國”、“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話，甚至推出鼓勵超前消費的消費信貨，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須把鼓勵高儲蓄和鼓勵扶持國內創業型投資統一起來；在不斷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與有效收入預期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費水平，擴大國內市場，用國內市場來扶持本國企業的競爭力，形成良性循環。以人為本不是口號，而是任何產業結構設計中最根本的環節。以人為本，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產業、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產業、以高速路發展為基礎產業，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機條件下中國的產業模式與發展戰略——不是以某個產業為優勢產業，而是以整個產業結構為優勢產業。它不僅是優勢產業，而且是產業優勢；它不僅可以使中國經濟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機，而且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投資與需求這一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外向型經濟和間接投融資主導的金融體制是產生和激化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國內市場與國內直接投融資為中心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投資與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基礎。

                                          觀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會價值體系     輿論     人才價值取向

                                          行政

                     投資

         財政投融資

                     融資

 

                     法律環境

政府     創業環境    政策環境

扶持                 產業導向

創業

工程     創業培訓

                          投資銀行

         社會直接投融資   創業板

                          銀行小額貸款

         社會保障制度

 

政府經濟職能模型Ⅱ

通貨膨脹的根源與治理通脹的根本

李稻葵：“我們認為，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是一種非典型性通貨膨脹，即它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出現的成本推動型的、發源于局部產品同時又是部分地從國際原材料和糧食價格輸入的通貨膨脹。這種非典型性通貨膨脹將于未來十年內持續地存在中國經濟中。傳統意義上的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指的是由于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政府主導的投資性活動失控所導致的、產品市場相對短缺而引起的通貨膨脹。”（24）李稻葵的成本推動型和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論源于一般均衡論基礎上的總需求與總供給理論，總需求與總供給理論源于簡單商品經濟時期，那個時候產品與需求結構簡單，消費者對特定產品的需求剛性強，產品與需求結構失衡、某一主要產品供不應求或成本上漲就有可能造成物價上漲。當今時代產品多樣化、產品可替代性強，很難想像某個產品、構成生產成本的諸多要素中某個生產要素價格上漲，就會推動產品價格的整體上漲。如果說某個要素成本真的能推動產品價格總體上漲，那只能是經濟學家 “成本推動型”上漲理論形成的通脹預期造成的，而不是成本本身推動的。當今社會通脹的根源只能是GDP增長方式造成的配置型經濟、泡沫經濟。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應對通貨膨脹？李稻葵：“貨幣政策適宜中性，匯率政策應當靈活 我們認為，傳統的緊縮性貨幣政策不見得是最佳應對方式。這類政策強調提高利息率、控制銀行信貸，可以避免由于長期真實利率過低導致資金大量由銀行儲蓄流向消費（小部分）、投資品（大部分）的局面。但必須看到，緊縮性貨幣政策往往對生產成本上升的企業有血上加霜的作用，它會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并傳遞到產品市場，無助于將成本上升的壓力消化在企業內部。因此，面向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不應該采用過分緊縮的貨幣政策，而應該轉向中性（頂多為中間偏緊）的貨幣政策。更重要的是，面對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可以采用靈活的匯率政策，適當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適當的人民幣升值（如以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進口原材料的成本，從而減少成本上升的壓力。同時，這樣的匯率政策也可以減少企業的出口（包括農產品出口），促進產品（包括農產品）的進口，化解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應對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壓力的另一個重要政策是，有針對性地鼓勵投資，對于原材料依賴型行業和農業，政府可以使用適當的補貼性政策，政府補貼的一個來源可以是國家投資公司從對國外原材料企業的股權投資中所獲得的收益。……總之，新一輪通貨膨脹已經到來，這一輪通貨膨脹的成因不是全面的需求高漲，而是成本推動，應對這樣的通貨膨脹壓力，中國需要需求新的對策，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更加靈活的匯率政策。”（25）“總之，中國經濟的轉型需要改革財政理念的轉型，中國的公共財政需要由現金流平衡轉向資產負債表平衡，應該為促進社會和諧和提高居民消費率而服務，應該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和成熟資本市場的建立而服務。”（26）對通貨膨脹的因果分析決定了應對通貨膨脹的對策，而這兩者都取決于分析者所屬的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范式以一般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一般均衡理論是過時的理論，使之無法找到當今時代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西方經濟學無法容納真正的宏觀調控，使之無法從真正的宏觀調控中找到應對通貨膨脹的方案。李稻葵從一般均衡論的總需求、總供給概念出發，把新一輪的通貨膨脹歸因于所謂的成本推動型，而不是從經濟增長方式上找原因，可以說是舍本求末；他擬從貨幣中性、匯率靈活、人民幣升值、政府補貼企業進口原材料成本方面控制通脹，把政府公共財政轉型由現金流平衡轉向資產負債表平衡“為促進社會和諧和提高居民消費率而服務”，“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和成熟資本市場的建立服務”，而不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引導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可以說是本末倒置。在政府宏觀調控中，控制貨幣總量、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對稱的兩個輪子，是控制通貨膨脹、保證經濟對稱發展、可持續發展的輪子。財政政策同所謂的貨幣政策的作用屬于此消彼長的關系，但資本流動性大小同財政政策作用大小的關系，則要看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學范式。在配置經濟與配置經濟學中，資本流動性同財政政策的作用成反比關系；在再生經濟學中，資本流動性同財政政策的作用成正比關系。本國貨幣是增值有利還是貶值有利，也取決于經濟模式與經濟學范式。在配置經濟與配置經濟學范式看來，本國貨幣貶值，有利于出口增加、就業增加，因而有利；在再生經濟與再生經濟學看來，本國貨幣增值有利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并促進提高本國商品的技術含量，從而促進產業更新換代和再生能力。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隨著直接投融資比重越來越大，創業型直接投融資的比重越來越大，資本流動性越來越大，財政政策的作用也勢必越來越大，而所謂貨幣政策的作用將越來越小。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同樣，各國貨幣政策有無獨立性、匯率能否穩定、資本能否自由流動，以及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自由流動性能否統一，并非取決于所謂的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作用的大小，而是取決于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經濟學范式。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流動性同各國經濟的再生性成正比，配置性成反比。

                                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大

再生型經濟與經濟學范式

 

                                匯率的穩定性

 

配置型經濟與經濟學范式

                                資本的流動性            小

 

經濟發展模式與金融政策模型

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流動性三者之所以得不到統一，是由于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學范式是配置型的。舍本求末乃至本末倒置離開經濟基礎與經濟增長方式談利率高低匯率浮動貨幣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蘆冒起瓢，其作用是有限的，從長遠來看是無效甚至負面的。在配置經濟學范式內，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緊縮性還是擴張性，都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兩種結論，也就是陷于悖論。走出悖論的唯一途徑，是用再生經濟學代替配置經濟學、再生型經濟增長方式代替配置型經濟增長方式。實際上，在實踐中，也不可能按照配置經濟學所提供的模式來實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因為經濟活動本身是再生的而不是僅僅是配置的；只能是實踐支配理論而不是理論剪裁實踐。但配置經濟學的模型對經濟決策的消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只有再生經濟學，才能使經濟決策由自發上升到自覺。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既不是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也不是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而應實行同經濟增長速度與水平相對稱、使貨幣逐步增值的對稱政策。由于資源是再生的、生產是不斷發展的，幣值是不斷上升的，因此匯率利率也必須浮動；匯率利率浮動的水平與幅度，應該同幣值增值的水平與幅度相對稱。這是鼓勵儲蓄、通過鼓勵儲蓄來鼓勵投資、通過鼓勵投資來促進生產、促進資源再生與可再生消費的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匯率浮動、利率高低，不是出于權宜之計，不是出于某種政策需要；因為離開了再生之本，任何“貨幣政策”都是一把雙刃劍，都會在實行中陷于悖境。在配置經濟學范式內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永遠不能自圓其說，根源即在于此。因此，在“貨幣政策”問題上，只能“無為而治”。政府真正有為的，只能是財政政策。再生是本、配置是末，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系也是本和末的關系。從歷史上看，隨著市場的主體化，知識經濟逐步取代傳統經濟，再生經濟逐步取代配置經濟，財政手段將逐步取代貨幣手段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宏觀調控手段。“干預”把貨幣政策當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手段，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是以不變應萬變，這是宏觀調控與政府干預在“貨幣政策”上的本質區別，李稻葵上述用“靈活的”貨幣政策治理通脹的玩法屬于政府“干預”而不屬于真正的宏觀調控，其長遠效果已經被中外實踐所否定。

再生經濟      財政手段       宏觀調控手段

                                的邏輯與歷史進程

配置經濟    “貨幣手段”

 

貨幣交換價值與價值的對稱是絕對的，不對稱是相對的。實現貨幣交換價值與價值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低級對稱向高級對稱轉化的源泉與動力，不是 “貨幣政策”而是財政政策——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再生型經濟不斷發展，貨幣不斷升值，推動幣值與價值從低級對稱向高級對稱發展。在這整個過程中，發展才是硬道理，生產才是硬道理，再生性生產才是硬道理。出口也好、內需也好，都是配置；相對于再生這一硬道理來講，配置只是“軟道理”，軟道理服從硬道理。硬道理是綱，軟道理是目，綱舉目張。而舍本求末，只能形成泡沫經濟，陷入經濟困境，釀成經濟危機。周而復始的經濟周期，就是這種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結果；而每折騰一次，都要給經濟造成極大損害。西方經濟學家繆爾達爾雖然看到了貨幣政策的局限性，看到了貨幣政策在穩定價格和消除經濟周期上的矛盾，但他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僅僅是通過把預期引入到經濟過程的分析中、把均衡看成是動態的均衡是不夠的。因為使均衡由靜態轉變為動態、暫時轉變為長久，不是靠“事前”的計劃與“ 事后”的計算，也不僅僅是靠儲蓄等于投資，而是靠價值的產生、再生與實現。要使幣值同價值對稱，就要避免掌握貨幣發行權的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而把“貨幣手段”看成宏觀調控手段之一的“貨幣政策”論，則恰恰為政府貨幣發行采取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通道。所以，要杜絕政府貨幣發行機會主義行為，就要拒絕把靈活的“貨幣手段”作為政府干預手段之一，就要使貨幣發行法制化。如果說，一定要使“貨幣手段”成為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那么它的實現方式，只能通過法律手段，使幣值永遠保持同價值的對稱。在日常運行中，政府通過微調，使幣值同價值之間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只要永遠保持幣值同價值的對稱，就會從源頭上消除經濟不穩定與通貨膨脹。從這個意義上，與其說貨幣是宏觀調控的手段，還不如說是宏觀調控的內容與對象。幣值穩定、穩步上升是經濟穩定、根治通脹的牛鼻子；政府要用財政手段來保證幣值穩定、根治通脹，而不是用貨幣手段來填補通脹缺口。

 

 

              國家：行政        執法

 

貨幣所有權

 

              人民：人大        立法

 

貨幣發行法制化模型

 

國家擁有貨幣所有權，政府擁有貨幣發行權，說明政府宏觀調控是完整的市場體制的一環。西方經濟學家哈耶克從自由主義邏輯兼容性出發，否定政府貨幣發行權，結果走上不能自圓其說的不歸路。哈耶克的貨幣中性理論有點接近于對稱貨幣理論，但怎樣保持 “貨幣的中性？”哈耶克開出的藥方，是“自行調節”，“國家干預顯然是多余的”。這實際上是使“貨幣中性”成為空中樓閣，中看不中用，理論上正確，實際上不可行。“貨幣中性”論同自由主義不對稱。要使“貨幣中性”，只能通過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通過行政手段實現的“貨幣中性”，就是幣值與價值對稱的“貨幣對稱”。“貨幣對稱”是對稱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模式的內在環節，也是對稱經濟學范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積極的財政政策

保持對稱                         幣值控制     內部平衡

發展的國      穩妥的貨幣政策                

家經濟政策                       價格控制     外部平衡

        開放的產業政策

 

              自由的貿易政策

 

屬于宏觀調控的政府經濟政策模型

保持幣值穩定，既不是采用金本位制，也不是采用盯緊美元的辦法，而是貨幣發行量同本國價值增長量相一致的方法。貨幣發行量同價值掛鉤而不是同價格掛鉤。把幣值同黃金儲量、美元、價格掛鉤的辦法，是把大廈建在沙灘上，不穩定的結論已經包含在不穩定的前提之中。只能以當年的價值為基數，根據新增價值量按同比來增加貨幣量。

新自由主義把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真正的宏觀調控與自由市場看成此消彼長的關系，而不是相輔相成的對稱關系，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的思路。市場經濟是主體化的，政府與企業都是其中的環節，宏觀調控與微觀活力相輔相成。不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計劃經濟不矛盾，而且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之間也不矛盾。市場經濟中，有企業的計劃，也有國家的計劃；二者不但不沖突，而且互為前提；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國家計劃與企業計劃的對稱。傳統計劃經濟與自由主義各走一個極端，共同點就是企業計劃與國家計劃的不對稱，從而造成了計劃與市場的不對稱。沒有計劃的市場經濟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沒有自由的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真正的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就不能有效控制通脹。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