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西方崛起”這樣的問題，依舊聚訟紛紜。多數西方學者對于歐洲變革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而對東方世界則尋枝摘葉，不在氣象。再加上西方學者慣有的傲慢，也就自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卡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都持“西方中心論”。

　　馬克思認為，古希臘羅馬時期、文藝復興時期、19世紀工業化時期，西歐國家經歷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或階級關系模式;而中國沒有經歷奴隸和封建社會的發展，階級關系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因此始終是一個龐大而停滯的帝國。韋伯說，中國是一個善于保持技術胚胎的國家。

　　在中國2000多年的歷史中，社會危機導致二十幾次的改朝換代，而且還有兩個外來政權(蒙、滿)，說階級關系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聊復爾耳吧。西方崛起的一個參坐標就是東方的沒落。一個帝國的沒落是一項浩大工程，不可能因為東方人的“早婚早育”就把一個帝國給毀了。

　　不過，就有學者如約翰·哈伊納爾認為，亞洲婦女(15-20歲)要比歐洲女人早婚(20-25歲)，這種積極的人口生產抵消掉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當然，和約翰·哈伊納爾不同意見的人說，亞洲人也有控制人口增長的辦法，比如寡婦不能再婚。亞洲寡婦的“之死靡他”居然與“歐洲崛起”扯上了關系，真是雅論粲如春花。

　　西方人似乎不太能理解亞洲寡婦的“之死靡他”。公元1000年的歐洲，教會認定“不守貞操、失去貞潔”是“僅次于殺害罪的最嚴重的罪孽”，不過，處罰也多是禁食、吃面包或喝生水之類，相比中國人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來說，馬虎得很。比如，一個已婚男人去引誘一個女人，會受到兩天的齋戒處罰;如果是一個單身漢去誘奸一個婦女，僅僅受到一天的處罰，而在這件事中，女人是不被治罪的。這種“開明”讓一些已婚女人成為歐洲婚姻愛情故事的主角。公元988年，17歲的羅貝爾是法蘭西國的王子，他向一位拜占庭的公主求婚，因為門第觀念，求婚信沒有寄出。不管怎樣，羅貝爾同蘇珊娜結了婚，她是佛蘭德伯爵阿努爾新近遺孀。但是，這位新娘不再年輕，一年之后，羅貝爾王子就休了她。就在擺脫蘇珊娜不久，羅貝爾又墮入情網，這一次還是一位已婚的女人，她是勃艮第的貝爾特夫人。也許在公元1000年的那個時候，男女愛情還沒有達到典雅的境界，后來的騎士愛情就流溢著“貴夫人”們的優雅了。公元1580年的“第七次宗教戰爭”實際上與天主教派和胡格諾派之間的沖突并無多大干系，只是由亨利之妻“馬爾戈王后”的風流韻事引起的小插曲，所以史稱“情人戰爭”。

　　文藝復興時期，相當多的意大利人的愛情往往不是在夫妻之間，而在情人之間。一方面，在有文化的階層中，對男女純潔的愛情推崇備至。但丁對貝亞特麗絲的情感可謂一見傾心，一寸丹心。但丁年輕時候偶遇貝亞特麗絲，當時也只是一面之緣;數年之后再次邂逅，這就讓但丁銘心刻骨。他為貝亞特麗絲特別寫了愛情長詩《新生》，又在他著名的長詩《神曲·天堂篇》中把貝亞特麗絲作為他的引路人(后來笛卡爾的心形線r=a(1-sinθ)可以看作但丁的再版)。另一方面，男女之間的愛情更多的表現在男子和已婚女人之間的私情上。公元1455年，佛羅倫薩城里發生過一樁婚姻訴訟案，原告是一個35歲的寡婦吉羅拉莫·盧薩那，被告是她12年的情人、一個公證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喬萬尼·卡薩。盧薩娜的申訴引起佛羅倫薩全城市民，包括大主教、督政、執政團和上層人士的關注，雖然教皇裁定喬萬尼與盧薩娜的婚姻無效，盧薩娜卻也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

　　15世紀中后期，城市上流社會追求奢靡享樂，生活日益精致化，“藝妓”應運而生。16世紀著名文人馬泰奧·班代羅給了藝妓一個簡單明了的定義：“有六至七名貴族情人，每一周的每個晚上，她與他們當中的一個共進晚餐并上床。”有史可考的第一位藝妓出現在1479年的羅馬城，名叫菲亞美塔，相傳她是教皇西克斯圖斯四世的情婦。16世紀上半期，羅馬城中最有名的藝妓是英佩里亞，傾城傾國，教皇朱利烏斯二世的宮廷里迷戀者甚多。英佩里亞的仰慕者中還包括畫家拉斐爾、人文學者薩多萊托、貝羅亞爾多、英吉拉米和科羅奇，以及朱利奧·德·美第奇(即后來的教皇克萊芒七世)。

　　1581年，法國文人蒙田到羅馬游覽。《蒙田全集》中這樣寫道：“羅馬人最常見的習慣是在街道上溜達，通常離家外出的目的只是在街道上漫無目的地閑逛，一些街道專門為此目的而設立。說真的，在街道上溜達的最大收獲就是觀看那些窗邊的女士，尤其是藝妓。她們通常以撩人心魄的技巧展示自己，以致我常常驚嘆：這些技巧如同她們本人一樣挑逗我們的眼睛。”對于那些名流顯貴們，閑逛實在有失體面，于是“沙龍”出現了。一些藝妓的家成為文學社團活動的場所，通常是在藝妓的客廳，進行各種高雅的討論和詩歌朗誦。

　　盧梭，這位“巴黎沙龍的寵兒”，一生與多位女性有染，其中之一是華倫夫人，她在盧梭早年扮演了保護人、朋友、情婦、精神上的母親等多重角色。熊彼特，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也是風流倜儻，自詡“維也納最好的情人”。

　　如果說藝妓們的客廳里撒播了文藝復興的風流種子，似乎也不為過。公元1546年，當圖利亞·達拉格娜移居佛羅倫薩后，佛羅倫薩名流便匍匐在她的裙擺之下，包括比薩大學的哲學教授西莫內·波爾齊奧、當時的文壇巨子貝內代托·瓦爾基。她還寫了一部論柏拉圖愛戀的著作《論愛的無限》，一部詩集《Rime》，多是她寫的彼特拉克式的愛情詩，很有點“俠女出風塵”的意思。

　　不獨有偶，中國北宋時期，身為宰相夫人的魏玩魏夫人(曾布之妻)，一代風流，就自辦文化沙龍，招待男性文人。她的詞作《系裙腰》(燈花耿耿漏遲遲。人別后、夜涼時。西風瀟灑夢初回。誰念我，就單枕，皺雙眉。 錦屏繡幌與秋期。腸欲斷、淚偷垂。月明還到小窗西。我恨你，我憶你，你爭知。)、《武陵春》(小院無人簾半卷，獨自倚闌時。寬盡春來金縷衣。憔悴有誰知。)就相當煽情。晚唐五代以來，皇權受到削弱，社會動蕩不安，倫理綱常松弛，環境艱難，物欲橫流。溫庭筠及西蜀詞的綺艷柔媚，可做此證。

　　“蜀中百姓富庶”，“都人士女傾城游玩”，歌樓妓館林立，北里娼風日盛，新聲艷曲流行，士大夫狂游狎妓，樂而忘返，連蜀主王衍也“好私行，往往宿于娼家”。

　　如果說意大利的情人沙龍燃起團團文藝復興的香夜篝火，北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技術的最高峰，是否也與宋朝的香艷有關，不過北宋的香艷也導致了南宋朝廷的委屈偏安?

　　早期基督教神學家圣·奧古斯丁認為，賣淫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可以幫助良家女子免受男子淫欲的誘惑和玷污。中世紀晚期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也認同這一說法。然而，15世紀晚期，藝妓便扯去了“體面社會”的體面，有時還讓體面社會神魂顛倒。那些年輕的藝妓被教導要“盡情展示動人的歌喉，巧妙地插科打諢，彈奏單弦琴和魯特琴，還要讓人們看到她在閱讀《瘋狂的奧蘭多》，身邊的桌子上擺放著彼特拉克的詩，薄伽丘的小說。”這種風氣影響深遠，名士的書籍成為歐洲貴婦人的必備的裝飾品。而名士們為博紅顏一笑，又需春誦夏弦了。文藝復興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15世紀的歐洲，藝妓情人挑撥著一個城市的神經，當年圖利亞進入費拉拉城時，萬人空巷。不過，能夠成為圖利亞沙龍座上賓的只是達官顯貴，風流才子。對市井小民來說，也只是“張公吃酒李公醉”了。但是，這種“醉酒”的欲望激發著城市中下層的努力，從家庭工業者到工廠主，就是“革命性的勝利”。彼得·加斯克爾在他著作《英國的工業居民》(該書初版于1833年)中說，這些工廠的“新主人”都是放蕩的壞蛋，狂喝暴飲、追逐廠里的姑娘，借此消磨自己旺盛的精力。

　　家庭工業，就勞動者的地位看來，是制造業的黃金時代。他(或她)在自己家里進行所有的工序，保持著個人的尊嚴，不和可能危害自己道德品質的人發生關系。這種農村家庭工業依然保有鄉村的古樸自然——規矩體面、簡單娛樂，但《被遺忘的苦難—英國工業革命的人文實錄》上說，這種小村子“在一個方面卻是無效的——這就是防止性欲的放縱，它一度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許多地區的農村居民道德上的污點。”在家庭工業者轉變為工廠主后，這種“污點”反而光亮起來，貞潔成為一種笑柄。他們接二連三地在工廠里尋找“獵物”，被選中的大多是最漂亮的姑娘，她們居然一個個地屈服了。相比貴族情人，這些工廠主們沒有那份風度與優雅，也難能崇論閎議，經天緯地，但他們懂得生產技術和商業技巧，這同樣可以幫他們得到“工廠情人”。西方人常說：女人是男人的第一頭牲口。家庭勞動制度下，婦女一向織布紡紗，隨著工廠制度的確立，大批的婦女和女孩子第一次被雇傭離開家庭，接受那些同她們只存在雇傭關系的男人的管理。

　　15世紀時，城市上流社會日益精致化生活的需要，那些才貌雙全的妓女成了貴族情人。面對這樣的人間尤物，自己又無法“承包下來”，這些名流顯貴們確實需要一種奇特的心理均衡。而這種“奇特的心理均衡”正是科學事業所需要的(懷特海)。貴族們的這種“精致化生活”鼓舞了中下層市民立志成為他們的后繼者。這些中下層的市民則另辟蹊徑，發展工商業，投資辦廠，因而那些漂亮的女工進入他們“工廠情人”的序列。因為這些暴發戶們粗鄙、吝嗇，因而“在19世紀的英國，一個瀕于破產的貴族比一個暴發戶贏得更多的尊敬。”

　　歐洲的崛起自有它的邏輯。如果西方學者把亞洲的寡婦扯進這樣一個難解的歷史問題，西方的情人也應該是歐洲崛起的不能忽視的紅粉力量。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