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評制點評俄羅斯學界如何解釋蘇聯的解體

　　這是一篇一萬一千五百多字的學術論文，我相信絕大多數老百姓看完之后都會不知所云。所以，專家才稱其為“專家”，教授才稱其為“教授”。可理論說到底就是明白學，你講不明白怎么能叫理論呢？問題是他們都身居其位，有話語權！可以在報紙雜志上面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乙粋€普普通通的退休工人，你講的再明白，也無法在報紙雜志上面發表一篇文章?。?！還好，現在是互聯網時代，盡管還有屏蔽刪和腸梗阻，可畢竟時代不同了！實在不行，我可以，在我當版主的新加坡前衛政治普評制上面發表文章，雖然，讀者很少，但總比禁言強吧？還是毛主席講的好：

　　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　　睹珴蓶|文集》第7卷第71頁

　　系統地解決問題才叫做科學，不是系統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確的也不是科學的?！　　睹珴蓶|文集》第3卷第402頁

　　“六祖壇經”其中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白話云：地位卑微之人，也有過人之智慧；地位顯榮之人，常常迷失了心智。這句話和毛主席所說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幾乎分毫不差。

　　“高貴者”一般是指身份、地位高的人，比如專家、學者、領導、富人等等。俄羅斯學界作為當事國，作為身歷事件的當事人，他們談論蘇聯解體，理所當然，應該說是最全面的，最有權威、也最有說服力的。那中國學界，文章作者就有足夠的理由崇拜梅杜舍夫斯基說：“體制模式說”，是解說蘇聯解體瓦解原因的各種理論觀點的提高、深化和升華的集大成者。 只可惜

　　梅杜舍夫斯基卻說：匪夷所思的不是蘇聯解體，而是它竟存在了這么久。

　　應該說是最全面，最有權威、也最有說服力的，高貴的俄羅斯學界的專家學者，怎么就連自圓其說也都無法做到呢？真是應了那句中國老話——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啊！！！

　　毛澤東批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目的是：鼓舞很多小知識分子、很多工人和農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沒有這種大無畏的創造精神，迷信權威、迷信洋人，奉行洋奴哲學，爬行主義，肯定不行。有了這種大無畏的創造精神，沒有下真功夫，下苦功夫，沒有實事求是，沒有辯證法，沒有否定之否定的一個痛苦過程，要想取得成功，要想取得巨大的成績，那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所以，那些專家學者根本無法寫出像

　　【中華論壇】普評制論人類社會各統治階級護身符的歷史比較【重發】作者;普評制 發表于：2013-07-18 17:57:40 閱讀:1304 參與:30 回復:12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2/35/84/2_1.html

　　【中華論壇】普評制論大國崛起的根本原因（七一重發）作者;普評制 發表于：2013-07-18 18:06:56 閱讀:1100 參與:31 回復:11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2/35/86/8_1.html

　　這樣的理論文章，所以，他們根本就無法回答像蘇聯為什么能夠存在那么久？為什么會“呼喇喇似大廈傾”，自戈爾巴喬夫1985年上任以來短短幾年功夫就演變和解體了？只有普評制才能回答這個大難題，

　　2013年8月15日，我對埃及普選過后的亂與痛進行了再次點評，

　　【中華論壇】普評制再次點評埃及普選過后的亂與痛作者;普評制 發表于：2013-08-15 06:11:54 閱讀:1160 參與:30 回復:17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3/22/14/4_1.html

　　文章指出：古希臘、古羅馬留給我們兩個最高、最大、最直接、最廣泛的大民主：一個是全民公決，一個是全民直選，全都神圣無比，全都震撼人心，讓人深信不疑，結果全都慘不忍睹。第一個慘不忍睹是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被最高法院判處死刑，歷史管這種現象叫多數人暴政。第二個慘不忍睹是這樣一個實行高度民主的國家竟然被一個實行君主制的國家給消滅了？原來所謂的西方民主就是一個繡花枕頭——中看不中用。

　　恩格斯1871年4月11日就發現說：“在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領導的時候，事情進行得很好，而在選舉（指1871年3月26日所舉行的公社選舉。3月28日中央委員會就把全權交給了公社）以后卻是只講不做了。”（馬恩全集17卷672頁）這說明他確實看到普選制有弊端。正是這個弊端，讓巴黎公社在兩個月之后，走向徹底的失??；蘇聯在普選兩年半之后，走向徹底的失敗；南斯拉夫普選不到一年半就正式一分為五。教訓何等慘痛?。。。?/p>

　　其他東歐國家也大都如此，唯有羅馬尼亞是個例外，這還不包括非洲一些國家和臺灣也是如此。由此可見，普評制的總結結論是多么的正確，只是那些專家教授根本不懂什么是實事求是？什么是辯證法？什么是否定之否定這個客觀規律而已，所以，他們根本無法正確解釋那些歷史現象。你們看

　　英、法兩國，革命的大功臣是克倫威爾和拿破倫，盡管他們在執政期間，全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他們所實行的終身制和世襲制，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封建王朝的全面復辟。直到光榮革命和巴黎公社之后，他們英法兩國才在政治上安定下來，并走上中興之路。既然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那社會主義也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歷史過程，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問題是

　　那些身居其位，有話語權的專家學者，有的只是直線思維，根本無法理解否定之否定這個客觀規律，所以，梅杜舍夫斯基：匪夷所思的不是蘇聯解體，而是它竟存在了這么久就毫不奇怪了。下面請看，

　　俄羅斯學界如何解釋蘇聯的解體

　　馬龍閃

　　2014-05-09 07:19http://view.news.qq.com/a/20140509/010608.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摘要]梅杜舍夫斯基：匪夷所思的不是蘇聯解體，而是它竟存在了這么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蘇聯解體20多年來，我國學術界對蘇聯解體原因進行了大量研究；對這個問題，學界爭論激烈，社會上眾說紛紜，那么，俄羅斯學術界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人家作為當事國，作為身歷事件的當事人，對自己國家的這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又是怎樣評說的，我們應該仔細加以傾聽和研究。從人家當事者那里得到的信息、史實和評說，應該說是最全面的，最有權威、也最有說服力的。我國學術界和社會公眾，對來自俄羅斯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和觀點，大概是不無興趣的。

　　其實，我國學者在研究這個問題的過程中，自然也吸收了俄羅斯學界有關具體問題的不少資料和成果，但多是呈碎片狀的，支離破碎而非系統性的，且由我們自己做了“思想加工”。有些人甚至采取“我注六經”的態度，在關鍵問題上依據一些經不起推敲和檢驗，甚至于子虛烏有或捕風捉影的說法，來注解自己的觀點；更多的人，不是抱著冷靜的科學理性，而是以高度情緒化、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態度，來解說、“宣傳”這個問題。至于俄羅斯學界和輿論界從整體上怎么看待、解釋蘇聯解體、蘇共瓦解原因這個問題的，我國學術界則很少做過全面而深入的介紹和系統的研究。

　　俄羅斯學術界20多年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其實像我國學術界一樣，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和時間，進行了多方面深入而細密的探討；有關這方面的資料、文章和著作，可以說同樣是汗牛充棟。但是，對于俄羅斯學術界這方面研究的綜述文章，見諸我國報章雜志的卻比較少。主要原因是，這些年我們國家設置的有關課題，都操之過急，沒有人下足功夫去專注于此。國家規劃的、有資金保障的、人力充足的課題，不研究這個題目，作為學者個人或某幾個人，是不可能從事這類皓首窮經的項目的，因為我們中國人對俄羅斯來說，畢竟身處異域他邦，對人家在這類問題上的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的文本資料，了解起來相對是比較困難的，若不傾注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是難以勝任的。對于某些有點權、有點錢，又有相應物質資源的人來說，說實在的，他們也沒有多少可資利用的專深人才來致力于此，況且俄羅斯學界的解說與他們的觀點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他們對此避之而唯恐不及，哪還會去研究此類問題。

　　所幸，最近為研究俄羅斯當代史學史，筆者集全力翻檢了不少俄文報刊，看到由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主辦的、堪稱是俄羅斯國家史學權威刊物的《俄羅斯史》，刊載了由其主編А.Н.梅杜舍夫斯基教授撰寫的《從分析史學觀點，看改革和蘇聯崩潰的原因》一文。該文簡括而又精辟地概述了近些年俄羅斯史學界對蘇聯解體原因的研究。我們可以借助這篇文章，結合其他資料加以綜合，向我國學界介紹一下俄羅斯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總體研究情況。

　　一

　　梅杜舍夫斯基是在2010—2011年期間，為紀念蘇聯改革開啟25周年、蘇聯解體20周年，撰寫此文的。他說，過去“就這個問題所發生的爭論”，“與其說觸及的是事件過程的實質和對它的學術解說，毋寧說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是，在蘇聯開啟改革四分之一世紀、蘇聯解體也已過去20多年之后，對這一問題進行完全學術研究的時機已經來臨，因為這已為這一問題的理性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時間距離”。他就是抱著這一態度，從分析史學的視角，采取信息認知論的方法，來冷靜、理性地研究蘇聯滅亡原因問題的。

　　按照梅杜舍夫斯基在這篇文章中對蘇聯崩潰原因的概括，俄羅斯史學界近些年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歸納為七種理論，或者說七種觀點。但他并不完全認同這七種看法，他從分析史學出發，用信息認知論解釋蘇聯解體的原因，實際上可稱為俄學術界就此提出的第八種看法；加上我們中國學者都很熟悉的俄共主席久加諾夫提出的蘇共瓦解的“三壟斷說”，實際上俄羅斯輿論界和學術界對蘇聯解體原因的解釋，總共提出了九種理論或者九種觀點。

　　下面讓我們看看，解釋、評說蘇聯敗亡解體原因的這九種理論、九種觀點，究竟都包含了些什么內容。

　　先看看梅杜舍夫斯基依據現代俄羅斯文獻，對俄羅斯學術界解釋蘇聯崩潰原因的七種理論、七種觀點所做的概括。

　　第一，是帝國論。這種理論把蘇聯看作是同其他大帝國相類似的國家，其解體也與這些帝國瓦解有著相似的各種原因，主要是在現代化條件下發生的政治不穩定和民族沖突。按照這種觀點，帝國屬于一種特殊類型的國家，它區別于其他國家的不同之處在于，帝國必須靠維持世界政治格局中各種力量的平衡，一旦失去這種平衡，就會導致“帝國走向極端”并引致解體和滅亡。這一類型的國家具有三個基本特點：一是國家規模巨大；二是，國家在民族構成上具有非單一性，就是說，它包括相當數量的民族，具有國家管理的超民族結構；三是，帝國的所有部分都是靠強力來支撐。維系國家的基礎可能是各種各樣的，從經濟到軍事制度，從宗教到意識形態，各不相同，但相應的就是，一旦失去構成制度標志的其中之一，國家的解體就是不可避免的。提出這種觀點的西方和俄國學者為數不少，筆者作為中國學者，第一次聽到這一觀點是在1996年，那是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俄科院俄羅斯歷史研究所所長Н.薩哈羅夫應邀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時介紹的。

　　對這一理論持反對觀點的人認為，“帝國”是包含各種類型的國家，“帝國”這一概念本身就有不確定性，所以，很難劃清“帝國”與“非帝國”的界限。在他們看來，在現代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構成都有相似的特點，無非是表現得彈性大小而已。這些持異議者還有一個論據，認為蘇聯與傳統殖民帝國存在著一個基本的差別，就是其中央與各共和國之間的關系，并不能同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系相比擬，恰恰相反，它們之間不完全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出于這方面的原因，А.Н.梅杜舍夫斯基本人也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觀點。

　　第二，是民族主義理論。這種理論把蘇聯國家解體的原因看作是沒有形成具有明確價值觀和公民身份的民族，或者相反，認為是“主體民族沒能掌控國家局面”。而“就蘇聯的情況而言，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危機造成民族結構標志物的不穩定性，而形成民族精英之后，他們要求建立對本地區政權和資產所有權的監督和控制，并力圖把資產私有化”。同樣，俄羅斯民族主義也壓倒蘇聯的彌賽亞思想而占據上風，成為主要的破壞因素。持這種觀點的為數眾多，一度在俄羅斯學界曾風行一時，并曾在一段時期內影響我國。

　　不過一些俄國學者認為，這一理論雖然有其表面上的說服力，但實際上偷換了因果關系，是用國家解體的結果來解釋它的原因。就蘇聯的情況而論，倒是恰恰相反：是民族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現象產生了民族，并導致民族的分裂，而不是相反。否則，很難解釋，為什么多民族的俄羅斯帝國存在了那么長時期，而它瓦解后卻重新建立了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這些學者拿出的論據是，有相當數量的多民族國家，如西班牙、大不列顛、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等，它們都是按民族區域分配權力和財富的，至今這些國家也沒有解體。即便包括當今的俄羅斯聯邦和后蘇聯地區的一些國家，也是如此。

　　梅杜舍夫斯基大體認同這一觀點，并不同意民族主義是蘇聯解體原因的說法。

　　第三，是民族—人口理論。該理論把危機的原因“看作是對帝制國家起決定性作用的核心民族，遭到侵蝕而發生的民族關系的變化”，即，主體民族由占國家族群的多數轉變為少數，因此，國家“從帝國走向‘民族國家’”。

　　包括梅杜舍夫斯基在內的一些俄羅斯學者，也不認同這一觀點。在他們看來，這種觀點雖然如實地描繪了崩潰前夕蘇聯民族—人口形勢的變化，但沒能對其他一些帝國崩潰的邏輯做出解釋，因為那些國家的民族人口，并未發生上述數量上的變化。

　　第四，社會經濟理論。這種理論把蘇聯衰落的原因，看作是制度造成的缺乏經濟效力，而這種制度不是建立在市場經濟之上，而是以計劃經濟和強制勞動為基礎的。其后果是，社會發展停滯，政治制度斷裂、革命危機爆發和蘇聯解體。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蘇聯這種類型的國家，在這方面像停滯不前的具有東方專制制度或專制皇權制度的國家一樣，處于現代世界進程的不可解決的矛盾之中，而一當企圖擺脫計劃經濟的困境，就會導致解體和垮臺。按照這種理論，世界石油價格的暴跌就成了蘇聯不穩定的起爆器。這一觀點是經濟學家、葉利欽時期的總理蓋達爾在《帝國的滅亡——現代俄羅斯的教訓》（莫斯科2006年版）一書中提出的。

　　持異議的學者，對這種理論提出了三點駁論：一是，該理論沒能對這種制度這樣長期存在的原因做出解釋，因為該制度先前他也曾遇到過這些經濟困難，但卻能夠通過鎮壓的手段加以克服；二是，這種理論對下述問題也沒能做出回答：為什么這種制度不垮臺（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也是有過的）就不能使之適應新的經濟條件；三是，該理論沒能揭示出在國家激烈動蕩后，傳統的政權精英為什么能在事實上保存下來，因為其保存下來是造成他們接踵而來的專斷復辟傾向的原因。

　　第五，是現代化危機理論。“這種理論認為，蘇聯在有效實現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以后，卻沒能力在后工業社會條件下及時改革社會經濟制度。”蘇聯在這時雖然還保持著對外擴張的勢頭，但無力改革卻導致國家在技術和軍事上的落后。這樣，就在冷戰中表現出了失敗，也遭遇了意識形態的崩潰。于是，這種現代化的危機便轉化為帝國的危機。這種觀點，是由曾被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的俄科學院院士、西伯利亞分院院長В.В.阿列克謝耶夫等人表述的。

　　梅杜舍夫斯基對這種觀點的說服力表示質疑，指出：這樣說，“未必能解釋得通蘇聯現象的本質特點，因為技術落后早已存在（惟其為克服技術落后這一任務，才使共產主義制度在其整個存在期間合法化），而意識形態瓦解和國家解體則發生在蘇聯軍事強大的巔峰”。這就是說，用現代化危機理論來解釋蘇聯的崩潰，不完全符合蘇聯的實際情況。

　　第六，可以把這種觀點稱之為“陰謀論”。這種觀點認為，蘇聯的解體和瓦解，是“一種全然預謀策劃的行為”。這就是說，“是外部壓力和內部陰謀，或者是二者里應外合把蘇聯搞垮的”。這種說法，主要是在戈爾巴喬夫后期被撤職的蘇聯總理雷日科夫，在其《改革：背叛的歷史》和《大國的悲劇》這兩本書中提出來的。這兩本書多年前都已被翻譯成中文，其觀點為一些中國學者廣為傳播，所以，這一觀點不僅為我國學界，而且為社會大眾十分熟悉。

　　在傳統上，凡解釋革命和政變，往往都會提出類乎這種“陰謀論”的說辭。梅杜舍夫斯基認為，這種說法無法回答下述這個主要問題，即為什么像羅馬帝國這樣的國家，不能防范這類陰謀的發生，而同時，其他一些國家為什么又能成功地加以防范？在這位學者看來，每當一個國家被傾覆瓦解，與之有重大利害關聯的人物，特別是政治人物，往往“訴諸帶有濃重情緒色彩的論據，諸如‘背叛民族利益’等等的說法，這是不可避免的”。言外之意是，情緒終歸是情緒，代替不了理性的分析。梅杜舍夫斯基認同西方學者的下述觀點：盡管蘇聯解體瓦解的“外部因素無疑是存在的，但沒有理由將其絕對化”。這位俄國學者認為，這種“陰謀論”近乎個人決定論，事實上，這是把蘇聯解體歸罪于“戈爾巴喬夫因素”或者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兩個領袖人物的虛榮和沖突”。

　　這樣看來，這種“陰謀論”，是我國的一些學者，大多是半學者和半政治人物，從前蘇聯總理雷日科夫等人那里原封不動搬過來的。

　　第七，綜合論。這種理論以Р.Г.皮霍亞教授為代表，此人曾任葉利欽時期的國家檔案局局長，現任俄羅斯國家行政學院一個教研部的主任，他不同意用一種主要原因來解釋蘇聯的瓦解，認為“過去不存在，現在也不存在瓦解蘇聯的唯一主要原因”。因為“蘇聯解體不是歷史地決定著的，這就不是某一歷史規律的體現”。持這種理論的學者，還包括這一類觀點，認為國家垮臺的原因是文明沖突論的結果，也是上述所有一系列因素，特別是民族種族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交相結合的結果。

　　梅杜舍夫斯基認為，文明沖突論本身就缺乏明確性，這使人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式來運用這一理論，所以在他看來，這是缺乏說服力的；同時他也認為，列舉各種原因來解說蘇聯瓦解，意味著人們無法找到其中某一主要原因來準確診斷蘇聯的病癥和死因。

　　從上述可以看出，梅杜舍夫斯基對上面提到的這七種理論，或者說七種觀點，都一一提出了駁論。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集中論述了不認同上述一系列理論觀點的理由，他認為：“所有這些理論，只是說明了現象的個別方面，無法作為包羅所有方面的因素令人信服。這些用單一因素和多因素的解釋之所以缺乏說服力，其原因在于，它們無法揭示出危機各種變化情況的體制性關聯；它們沒有考量過程的各個不同階段，因為造成危機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可劃分為整體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這些解釋之所以缺乏說服力，原因還在于，它們通常具有宿命論的特點，因為它們是從國家崩潰的預設性出發的，在這個意義上也混淆了因果關系，沒有分析在各個階段存在的各個過程的變化，或者相反，它們也陷入了歷史唯意志論的對立的極端，把事態歸結為領袖人物的感情用事和失誤。這些解釋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與其他解釋不相容的，因為它們幾乎都可以歸結為整個專制權力體制的多民族大國。最后，這些解釋也顯得很不具體：假若蘇聯注定要解體，那為什么存在了這么長時間，而又為什么這解體又恰恰發生在20世紀末，而不是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或20世紀60年代？須知，那時上述所有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存在的。這些理論總的缺陷是，它們實質上重復著人們在解釋過去羅馬帝國和其他帝國崩潰時所提出的論據，從好的方面說，它們是企圖依據19世紀出現的理論，來解釋現代史上的現象，從壞的方面說，它們是為此利用了當年那個時代本身的術語，而同時又依靠從蘇聯意識形態中因襲來的思想觀念。在這個意義上說，就不能認為這些解釋是完備的。”

　　梅杜舍夫斯基關于上述七種蘇聯解體瓦解原因論的這段話，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一、他雖然不認同對蘇聯解體瓦解的這七種解釋，但他沒有把這些解釋同他的看法完全對立起來。他說：“這些解釋并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與其他解釋不相容的，因為它們幾乎都可以歸結為整個專制權力體制的多民族大國。”這就是說，“整個多民族大國”的“專制權力體制”才是根本的、決定性的因素，而其他因素都是從這個“多民族大國”的“專制權力體制”因素派生的，“它們幾乎都可歸結為”這個體制。

　　我國讀者中，可能會有人對此提出疑問：這怎么說得通，難道能把認為“戈爾巴喬夫因素”是蘇聯瓦解主要原因的觀點，同認為體制模式是蘇聯瓦解根本原因的看法協調起來嗎？其實在我國，早有學者講過，“戈爾巴喬夫現象”實質上是“斯大林體制的產物”，更確切些說，它是對斯大林體制“逆反效應的產物”：惟其曾有斯大林的專制獨裁，才引發戈氏提出的“民主化”；惟其有斯大林慘無人道的“大鎮壓”，才會有戈氏要求的“人道主義”。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和“人道”，是針對斯大林的“非人道”和“專制獨裁”而提出的；他提出的“民主的和人道的社會主義”，正是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逆反效應的產物”。所以說，“體制模式”是蘇聯瓦解的根本原因，并不排除其中這個“戈爾巴喬夫因素”；非但不排除“戈爾巴喬夫因素”，也不排除“葉利欽因素”、“赫魯曉夫因素”、勃列日涅夫因素、蘇斯洛夫因素、日丹諾夫因素，等等，因為所有這些人物及其活動，都無一不是斯大林體制的產物，無一不是蘇聯瓦解的或大或小的因素之一。

　　在我國學術界，有人太過強調戈爾巴喬夫個人因素對蘇聯解體作用的觀點，有“個人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英雄史觀嫌疑而遭到人們否定以后，最近兩年，這種觀點又演變為“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蘇共腐化變質說”，其實，“蘇共腐化變質”，或早一些變或晚一些變，不管在張三手里變，還是在李四手里變，這也無不與“體制模式”相關聯；因為蘇共本身就是這種體制模式的產物。

　　至于上述對蘇聯瓦解原因的其他種種解釋，也幾乎無不同蘇聯這個具有“專制權力體制的多民族大國”這樣或那樣地聯系著，因為它們都是由后者決定并派生出來的。

　　二、還應提請注意，梅杜舍夫斯基在這里把造成蘇聯危機的原因，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整體性原因”，一類是“短期性原因”。這種劃分極為重要，過去在蘇聯解體原因問題的研究中，還幾乎沒見人提出過這種劃分：所謂“整體性原因”，就是對蘇聯歷史發展全過程，幾乎在各個時期，在各個方面都發生著影響的原因；所謂“短期性原因”，顧名思義，是只在某一時期，某一時段，或只在某個局部方面發生短時間影響的原因。通過這種劃分，就可以在影響蘇聯瓦解的諸因素中，區分出輕重緩急和主次分量來，不至于對各種因素進行一、二、三、四，不分主次輕重地平行羅列，這樣，就能從造成危機的大量因素中，進行比較分析、過濾篩選，突出最權重者。把這位俄國學者的這種區分，放在中國的話語體系來說，就是毛澤東關于區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思想。不過用梅杜舍夫斯基的概念，在這里便于更具體、深入地理解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其實，為了更全面、更易懂地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在梅杜舍夫斯基這兩個概念和范疇的基礎上，再加以擴展，進一步劃分出下面一些范疇和概念，比如“全局性原因”和“局部性原因”；“長期性原因”和“短期性原因”；以及“全覆蓋性原因”和“點線性原因”，等等。這樣，就能把梅杜舍夫斯基提出的“多民族大國”的“專制權力體制”性原因，同經過信息篩選過濾，排除其信息雜質，吸取其合理成分之后的上述七種原因論，基本協調一致起來。所以，這位俄羅斯學者說，上述七種原因論解釋“并不是排他性的”，它們幾乎都可“歸結”，并統一于“整個專制權力體制的多民族大國”。這就是說，這種“多民族大國”的“專制權力體制”，是屬于“全局性原因”、“長期性原因”、“全覆蓋性原因”和整體性原因，而上述七種原因論所包含的各種因素，只屬于“局部性原因”、“短期性原因”、“點線性原因”和“個別方面原因”。總之，“多民族大國”的“專制權力體制”性原因，是可以覆蓋和涵括上述所有原因的。

　　梅杜舍夫斯基之所以對上述七種解釋不加認同，就是因為它們之中任何一種原因論解釋，都不能與“整個多民族大國”的“專制權力體制”性原因相比擬，因為只有這種“體制模式性”原因可對蘇聯歷史過程產生這么長久、這么深刻，這么多方面、這么全局性的影響，可以全面覆蓋蘇聯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軍事、外交和社會各個方面，對其各個時期的危機做出解釋；而其他七種解釋中，任何一種因素都不能起這種長期性、全局性的作用。而且，這位學者通過在后面的分析，進一步指出了這一體制模式性因素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又怎樣造成了蘇聯更大、更嚴重的危機。

　　在梅杜舍夫斯基看來，上述七種原因說之所以說服力不足，是因為它們大多因襲過往時代（19世紀）的舊說，來解釋一個全新時代的現象；或者因襲蘇聯時期僵化的意識形態，來解釋它自身的滅亡，這正像一個人自己來評價自己，用自己的話語來為自己辯解一樣，是顯得蒼白無力，無以說服人的。況且，它們只能對歷史過程做一個局部方面或某個時期、時段的說明，而不能進行全覆蓋式的、全局性的、長時期的、總體上的說明。

　　二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突破19世紀和蘇聯時期的思維框架及思維局限，依靠信息認知論的方法，從歷史分析的視角，用新的話語體系，對蘇聯瓦解的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釋。

　　信息認知論是在信息化時代條件下解決信息認知方式的一種理論。在信息社會，通訊工具多樣，計算機普遍應用，互聯網發達，人們從各種渠道都能輕易獲得或發布大量信息。這樣，就極大地方便了人們對信息的獲取權和發布信息的自由權，以至于不限于書刊就能獲得大量的知識和信息。然而同時，也產生了一個信息質量的問題，即所得信息是否經過了檢驗核實，是否確實可信可靠的問題。近些年在研究蘇聯解體瓦解原因問題時就遇到了這個問題，有些人拿出子虛烏有或虛無縹緲的材料，就來論證重大嚴肅的歷史政治問題，比如，用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戈爾巴喬夫在土耳其“美國大學的講話”來論證他的“背叛”：這個講話，后來經我國駐土耳其大使館查證，該國根本就不存在一所叫“美國大學”的高校，何來戈氏在這里的講話？！況且，經過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核實，標明戈氏該講話日期的那一段時間，戈氏就沒到過土耳其。就是這樣一件沒經核實，只是在一個研討會上被拋出的純屬子虛烏有的資料，就被我國某些學者到處引用。甚至在核實此材料為烏有的十年之后，不久前在我國被號稱為最有權威的學術刊物上還在傳播。近年，在談論蘇聯解體問題時，一些學者運用類似這類烏龍性資料尤多，在這里不能一一列舉。正是根據信息社會中信息爆炸、出現信息質量問題這一現象，信息認知論才應運而生。它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各種驗證方式保障信息及其來源的可靠性，以確保信息的質量可信度。

　　梅杜舍夫斯基正是依據這種理論和方法，對涉及有關蘇聯解體問題的信息及其來源，通過構建現實實在的認識動機，用信息可靠性標準對各種各樣的信息加以篩選，區分真實信息還是過手（虛假）信息，是學術創造型信息還是轉播宣傳型信息，是經過操控腐蝕而變形的信息，還是真實直接的學術信息，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對信息來源者的歷史意向和行為動機加以分析，就能鑒別、確定信息資源的質量來。這位嚴肅的俄羅斯學者，依靠這種嚴格的信息分析法和信息篩選法得到的資料，進一步通過歷史分析，得出結論認為：

　　“蘇聯是在俄羅斯帝國的廢墟上出現的，但與俄帝國不同，它是自然而平靜地滅亡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倒不是蘇聯的解體，而是它竟然存在了這么長時間（其長命的基本原因在于核武器的遏制作用），因為它既違背經濟規律，又與人類理智的本性背道而馳。蘇聯不是被居心叵測的人搞垮的，而是由于人們認識到（官方也承認）它的結構模式的反常規性和無效能性而瓦解的；這種模式從一開始就是建立蘇聯的基礎。它經受不住時間的考驗，就像一棟房屋，是匆忙草率搭建起來的，它的整體結構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失去任何支撐能力?？梢哉f明這個論斷的基本證據就是，在它垮塌之時，沒有任何人起來對它進行維護。與此同時，也喪失了用全新性質形式構建政治體制的機遇，因為，精英們在全球化信息過程的背景下，恰恰不懂得如何構建政治體制的真正機制，不懂得掌握制度性參數，不懂得如何穩步而有計劃地推進改革。這樣一來，由于離心傾向超過向心傾向，在20世紀末全球化條件下，這種體制的解體便成為不可避免。”

　　這段話言簡而意賅，有關蘇聯解體瓦解原因的重要論斷盡含其中。筆者盡量嚴格按其原義并用易懂的語言翻譯了出來。盡管如此，對于某些非專業讀者恐怕仍顯得不易理解，出于這一考慮，在此不妨再多費點筆墨，對其主要含義略作一些闡釋。

　　第一，這里主要強調指出，“這種”蘇聯“模式”是其解體瓦解的根本性的、也是主要的因素。這位俄羅斯學者特別強調：“這種模式從一開始就是建立蘇聯的基礎”，它是決定蘇聯解體瓦解的整體性因素，即起著全局性、長時期、全覆蓋影響的因素：因為“這種模式”作為“蘇聯的基礎”性因素，對蘇聯歷史發展的全過程，從一開國到其歷史的終結，在各個時期、各個階段，在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都發生著影響；它對蘇聯的作用無所不在，無所不至，無孔不入，超過前述各種原因論因素的權重和分量；前述七種因素都是由這個整體性因素派生出來，并由它所決定的。

　　前面曾經論及，在梅杜舍夫斯基看來，其他七種原因論解釋與他的“體制模式說”，并不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前者可“歸結于”后者，后者可涵括前者。這樣看來，梅杜舍夫斯基實際上是依靠信息認知論的方法，排除前者在學理和資料信息上的一些非理性成分、附加雜質和虛妄因素之后，在前七種原因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了對蘇聯解體原因問題的研究，同時也是對以前研究成果的提高、錘煉和升華。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對蘇聯解體的“現實原因”，也提出了較為獨特的解釋。在蘇聯解體的“現實原因”方面，梅杜舍夫斯基沒有責難個人，而是歸結為整個“精英集團”，歸結為他們不懂得“在全球化信息過程的背景下”怎樣進行政治改革，不懂得“如何構建政治體制的真正機制”，如何一步步“有計劃地推進改革”。而且，這個“精英集團”在改革問題上紛爭不斷，曾發生激烈的政治沖突和對抗，這樣就貽誤時間，喪失了改革的最佳機遇，最后造成了蘇聯的解體。這種解釋與我國學界的不同之處在于，沒有把蘇聯解體滅亡的責任歸結為戈爾巴喬夫個人及其在改革上的錯誤和失敗，而是將責任歸之于整個“精英集團”。這倒是別開生面，應該引以深入思考的。

　　從梅杜舍夫斯基的結論看，他關于蘇聯瓦解的“體制模式說”，倒是同我國俄羅斯問題研究者多數主流的觀點不謀而合；但客觀地說，他的論證更深刻一些，方法論顯得更嚴謹。不過，我國學界就“體制模式說”提出的時間，要比這位俄羅斯學者早得多；我國學者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下半期就系統而全面地提出了這種觀點，較之他在2010 - 2011年提出，要早了10多年時間。

　　就世界學術界來說，中國和俄羅斯學界，是對蘇聯瓦解原因問題研究最給力的國家，我們兩國投入的力量最大，對問題開掘得最深，因而取得的成果也最為顯著。就目前我們對俄羅斯學界研究狀況的了解，可以說我們兩國學者得出的結論，是殊途同歸，相當一致的。在兩國學術界，分歧和激烈爭論都存在，但這是表面現象。剔除一些學者在學理、動機上的非理性，以及在資料信息上的虛妄雜質外，總的來看，幾乎把蘇聯解體瓦解原因的所有因素都可以歸攏、統一于“體制模式說”這一總的結論中來。

　　為了說明整個問題，在這里筆者不妨舉出一個饒有趣味的例子。我國有一個學者，在對蘇聯解體原因的解釋上，他認為，是思想、組織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造成的；在這三大原因中，每一原因的現實因素和歷史因素，在他看來基本是各占一半。說實在的，這種看法較之“王小石”的觀點，更客觀一些，但基本屬于“王小石”觀點的范疇。這種看法可以說是他預先形成的定見，是“先入”的觀點。但在論證問題的過程中，他通過對“三大主要原因”的闡述，在做結論時說出了這樣一句話：“綜上所述，基于高度集權和僵化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和模式，在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三大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中，長期的思想理論混亂是基礎性原因，長期的組織政策失誤是關鍵性原因，而實行‘改革新思維’的政治上背叛是直接的致命性原因和首要原因。”這里明顯表現出了這位學者“先入論斷”與其“下意識”“邏輯結論”的矛盾：在該學者那里，是歷史邏輯的強大力量在一閃念之間占了上風，讓他得出了“蘇聯劇變和解體的（思想、組織和政治）三大主要原因”是“基于高度集權和僵化的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和模式”之上的結論；而這一結論正是同他在文章開頭，甚至同這句話后半句得出的“先入論斷”相矛盾的。從這個例子可以明顯看出，屬于王小石觀點范疇的一類論說，實質上是可以歸入“體制模式說”的，因為這一結論有強大的內在歷史邏輯力量。

　　我們從俄羅斯學界的研究聯系到了中國學界的情況，從俄國學者梅杜舍夫斯基的“體制模式說”，聯系到了中國學者的“體制模式說”，這似乎扯得遠了一些，但這樣聯系起來，會讓中國讀者感到更貼近我們自己，更容易理解一些。

　　三

　　上面我們集中談到的有關蘇聯解體瓦解原因的“體制模式說”，也就是梅杜舍夫斯基從分析歷史和信息認知理論出發，對蘇聯崩潰原因所做的解釋。這實際上是俄羅斯學術界和輿論界對蘇聯解體原因所作的第八種理論解釋。再加上俄共主席久加諾夫在蘇共亡黨十周年祭日提出的“三壟斷說”——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識形態壟斷，大搞一言堂；權力壟斷，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壟斷，大搞特權”。也就是說，是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管理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經濟利益的行政特權制度，造成了蘇聯的解體、蘇共的滅亡。這是俄羅斯對蘇聯解體原因所作的第九種理論解釋。這第九種解釋，實質上與梅杜舍夫斯基的“體制模式說”異曲而同工，只是更集中著眼于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方面，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而已。

　　這樣看來，綜合俄羅斯學術界、輿論界關于蘇聯解體、蘇共瓦解的解釋，總共提出了上述9種理論或9種觀點，而其最大的概括、最精的提煉、最高的升華，具有最大覆蓋面的結論，是“體制模式說”。因為正是這一原因論解說，不僅涵括了“帝國論”、“社會經濟論”、“現代化危機論”，而且覆蓋了久加諾夫的“三壟斷說”和“綜合論”的各個因素，甚至在篩除其情緒因素、信息雜質和不實因素前提下，也包括了“陰謀論”中某些合理的“戈爾巴喬夫因素”等?？梢?ldquo;體制模式說”，是解說蘇聯解體瓦解原因的各種理論觀點的提高、深化和升華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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