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學習《道德情操論》？
——學習《道德情操論》的體會（1）
為人類的解放做出巨大理論貢獻的是：亞當·斯密，黑格爾，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為人類解放做出實踐貢獻的是，列寧，毛澤東。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為人類解放指明了精神領域的道德標準。在《國富論》中為人類解放指明了在個體化生產階段向社會化生產階段，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國民財富增加的原因。黑格爾為人類解放提供了認識社會的辯證認識論，盡管是唯心主義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為人類解放提供了空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態。馬克思則站在這些巨人的肩膀上，為人類解放提供了社會化生產階段，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偉大理論！列寧和毛澤東則為東方農民在解放以后，指明了要實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利用資本主義成果，為實現人類的最終目標——社會主義提供了實踐的經驗！
既然，《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在人類解放的歷史上處于如此高的地位，而且可以說亞當·斯密是黑格爾、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克思的啟蒙老師，那么學習這兩篇著作就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自從人類的生產由個體化生產階段轉入社會化生產階段以后，一切資產階級，一切庸俗的政治經濟學家們，卻完全背叛了亞當·斯密的人類解放的理論，以賺錢為目標走上了反人類的資本主義道路！其表現如下：
第一，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于富國裕民。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就要增加國民財富。國民財富就是一切生活資料，一切生產資料，一切金銀貨幣。國民財富就是物質產品！但是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濟學家，卻把國民財富變成交換價值，變成貨幣！國民財富的生產就是產品生產！但是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學家，卻把產品生產變成商品生產！國民財富的交換，是為了獲得物質產品的交換，而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學家卻把交換變成為了貨幣的交換！這里特別重要的是亞當·斯密的金銀貨幣，是和一切要交換的商品一樣都是勞動的產品，作為交換的媒介或者手段，它的購買力或者交換價值，在確定商品的價格時是幾乎不變化的或者很少變化！就是金銀貨幣的代表紙幣，也是同金銀的交換價值一起變化！但是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濟學家，利用國家的權力一方面對金銀貨幣進行人為地減輕重量，從而使金銀貨幣貶值！另一方面，由國家任意地發行紙幣，特別是脫離了金本位以后，大量發行紙幣，從而導致了物價的不斷上漲！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濟學家就完全背叛了《國富論》的生產和貨幣理論！
第二，無論在《國富論》還是在《道德情操論》中國民財富的增加主要靠增加生產性的勞動者和提高勞動的生產力，或者說產品生產是中心！而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學家卻把國民財富即他們認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主要靠的是商品交換，或者說商品交換是中心！因此，亞當·斯密主要闡述的是產品的生產過程，或者說產品的生產是經濟發展的中心！交換只是為生產服務的手段！但是，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學家卻反其道而行之，把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作為經濟發展的中心！由此可見，亞當·斯密的經濟不是商品經濟，因而也就不是市場經濟！而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硬是把市場經濟的帽子扣在亞當·斯密頭上，是對亞當·斯密的陷害和侮辱！
第三，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用“看不見的手”來證明《國富論》就是市場經濟是不正確的！在《道德情操論》中，他寫到富人為了滿足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起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這只“看不見的手”被描述為對財富的追求或獲取欲。這種獲取欲是從榮辱之心一類的私利出發的，是受人們的個人感情和愛好驅使的，但是，人們在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狹小的私人目的時，卻始料未及地實現著增進人類福利的更大的社會目的。在《國富論》中，斯密談到，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這種利益，他所盤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在這里，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爭過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卻被用來說明另外的問題，即對財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由此可見“看不見的手”，是一種對從利己出發的活動進行調節、從而使私利與公益協調的力量。而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學家理解的“看不見的手”是市場經濟交換的內在的規律即競爭的規律，這個規律決定資本家在市場中的虧盈或者成敗！因為，亞當·斯密是產品經濟不是市場經濟，所以，把看不見的手這個競爭的規律強加在亞當·斯密頭上是不正確的！
第四，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研究道德世界的出發點是同情心”，而“他研究經濟世界的出發點”則“是利己主義”。這種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其實是出于對斯密著作的誤解，尤其是對《道德情操論》的誤解。《道德情操論》所闡述的主要是倫理道德問題，《國富論》所闡述的主要是經濟發展問題，從現在的觀點看來，這是兩門不同的學科，前者屬于倫理學，后者屬于經濟學；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無論怎樣，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證“經濟人”的出發點，和《國富論》是相同的，一致的，即都是從人的利己主義的本性出發的。例如，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看作“人生的偉大目標”。這種論述在《國富論》中發展成為表述自利行為動機的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可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在論述的語氣、論及范圍的寬狹、細目的制定和著重點上雖有不同，如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為了弄清資產階級和庸俗政治經學家對亞當·斯密的背叛！有必要學習《道德情操論》！
勞動者2014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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