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多核心政治與超政府組織

　　夜海藍煙

　　2014年5月9日，俄羅斯副總理羅戈津對拒絕其過境的羅馬尼亞揚言，“要坐圖160回來。”俄國領導人自普京、梅德韋杰夫和如今的羅戈津，在他們的政治魅力中總洋溢著青年人才特有的熱情張力，讓你有眼前一亮的感覺;即使他們表現出街霸、沙文主義和前宗主國一樣的蠻橫，但這種持續迸發的勇氣和執著，的確可以沖淡日暮、老朽和陰霾的國際氛圍;老成持重的政治家說，俄羅斯必將付出代價，但那又有什么可懼怕的呢，那是青春的代價。

　　這個戰斗民族，自沙皇400年開始，始終不安分地在東歐草原上馳騁著，慷慨激昂著，這種血火熔煉的精神早已浸入他們的文化。我們為不老的俄羅斯文化精神喝彩，為始終年輕的俄羅斯民族鼓掌。我們確信，對于理性和精神的樸素認識，使它們的共同持有者，無論是朋友，敵人還是對手，都會對其惺惺相惜并保持謹慎地尊重。這樣的民族還有日耳曼人、還有盎格魯，薩克遜人，還有美利堅，還有很多。

　　誰將成為普京之后的俄羅斯政壇核心并不重要，我們看到的是在普京執政團隊中，總有一些這樣或那樣具有鮮明個人風格的伙伴成員，極具特色的政治面貌均成為他們的核心影響力，施政過程中的團隊特征反倒處于其次，后者其實屬于政治家必備的一般成熟度。

　　國家元首，他的團隊構成體現著更多的主觀能動性而非意識形態教養和服從意識，這一點已經成為現代國家領導人團隊成員的主要標志。美國自開埠以來，其領導層中的國務卿，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參聯會主席、美聯儲銀行主席、經濟顧問、國務秘書、兩院議長、甚至艦隊司令，源源不斷的專業人力資源構成美國領導層的多層次多核心政治;美國如果沒有這種多核心體制的長期存在，就不會有年輕的總統經濟顧問奧古斯特.別利蒙特，也不會有國務秘書修阿爾德，沒有他們的力排眾議，固執己見，美國就會錯過19世紀最好的戰略機遇，購買阿拉斯加。

　　國家政權運作，是政治團體意志的總體表現，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具體的人和具體的行為構成，不是模仿、模式和替代，而是特立和同一，由這樣一群具備切實精神力量的成員所組成的團隊，構成社會各個階層的領導群體。政治家除了儀表堂堂，儒雅睿智，深諳關系機鋒，平衡拿捏之外，其實別的面貌更加重要，那就是理念與意志中的純粹、單純和執著。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卡斯特羅最親密的戰友切.格瓦拉-----時任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65年，切，格瓦拉在他個人政治生命最輝煌的時候告別卡斯特羅，重新投入拉丁美洲民主解放運動的叢林游擊戰，直至犧牲。每一個政治家的個體修為是獨一的，排他性的，期間具有政治環境因素所給予的一般素養，個體修為恰是在這種一般素養上得到展現，而不是相反;一般素養如果僅是同一副照片，同一句話，同一個發式，同一個勛章和同一個表情，那么一般素養與個體修為在整個演化為機械鏈條傳動的產品制造空間內，將共同湮沒;作為破壞性的結果，個體會發生很自然和必然的逆反扭曲成為惡性循環的肇始，直至孕育更大的破壞。1898年，大清光緒皇帝的個人悲劇，源于其青少年時期受到的高壓管制和思想禁錮;戊戌變法，光緒在慈禧放權過程中的縱情激烈所導致的失敗，使他成為近現代中國最不成熟的政治家和領導人，并給中華社會留下累世遺憾。現代中國，在強硬集權之下的個體意志空白和迷失，與到達權利后的弄權專權，也屢屢給社會發展造成巨大地障礙。

　　馬爾庫塞認為，現代社會的工業化造成人類放棄批判意識并退化那種質疑的能力和行為;其實，任何發展程度的社會，當政權階層在內部排斥這種能力的時候，我們曾以為的精英政治家早已經頹廢成單向度的普通人;政權體系內部充斥著砍頭、抄家、滅門，進一步是按鈕、電路和機器，誰是那個按電鈕的人，是任何人，也不是任何人。這個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扭曲已經讓按電鈕的人無從把握自身。列寧、斯大林留下的后遺癥需要單級政體自我挽救，但卻無法避免蘇維埃政權內部的最終裂解，這是遲早發作的自然中的必然。美歐戰略推手的被神化，不如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秘密報告，一切發端于此。

　　溫家寶曾解釋過水桶原理中的短板效應，另一個角度看，政治體制上，一棵原木不能用來解決水桶問題，政治運作過程中的損耗交替，往往被如同一根原木的單極化政治氛圍所掩蓋，誰不需要新舊交替，升級換代呢，而一旦單極化政體內部發生權利更替，政治單極化就否定了自身，它需要決定另外一根原木上位，來決定它的命運，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短板效應的政治視角是，當許多優質板材被組裝到位環圍共同利益的時候，水桶始終能夠保持最好的功效，交替選擇不適合的木板，不用拆散整個木桶，這才是短板效應的終極意義，多核心政治就是維護國家共同利益的最有效的木桶。

　　多核心政治，是市場經濟國家的必然走向，它通過與超政府組織的相互運作來實現;在經濟學中，一般資本可以在滾動借貸中達到其自身8倍以上的資產膨脹，那么每一個擁有這些國家核心資源的個體所代表的組織，是不是在每一個產業升級階段，都創造了超過這個國家該方向當期實有資本8倍以上的巨量財富呢，答案是肯定的;美國不斷涌現的巨型跨國公司、英國的老牌能源企業、日本的影子帝國、德國的技術巨頭、韓國三星;這種正向互動，競爭發展，自然壟斷而非計劃壟斷的組織，構成各國的超政府組織形態。

　　超政府組織與多核心政治集團的歷史沿革，得益于叢林法則而被迫達成的廣泛地契約文明的建立，因為它實在不能負擔收益與損失的相互抵消;它還得益于個體意志與宗教精神的妥協和司法建設的完善，最終修成自由市場經濟的正果;當然，僅將其作為一般性基礎，并不排除它其中包含的規模經濟的計劃性。

　　這個時代當文明呼喚貴族精神的時候，封建社會中的城邦與貴族文化的復現正在彌合人類文明的一段空白;在某些地域，這種文化和政治經濟現象還現實存在著，共濟會、杜邦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摩根家族、后起的IBM沃森家族、默多克集團。對于國家間政治，從積極的意義看，他們是熱情的觸角，是融合緩沖的力量，但從反面看……………..。

　　當現今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所謂聯盟，要策略以這種形態為主的政體的時候，他會同時面對幾組對手，有來自于國際聯盟的、政府間的、學術團體、民間自發的、行業協會的、社團議會的，宗教組織、黑社會組織，第三方組織，而在他們的后面，你真正感受到的，其實都是超政府組織的運作，而且是在不同方向的有目的的運作，目標就是你，這取決于與你對抗的規模，變形金剛可以分散獨立作戰，也可以組成巨無霸，就是這個道理，而這些組織的脈絡又可以向上追溯到多核心政治中去。

　　日本學者曾說，日本跨國企業有脫離日本本土的意愿，這是他們的國際化所決定的。超政府組織帶有一定的國民性質作為它的初級階段，當國家政治需要對抗或者平衡的時候，它以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為國家或國家間聯盟的政治服務;當該政治超越其本身的時候，它以政治為工具不斷自我壯大以準備為未來的國家間政治需求服務。這是初期帶有國家性質的超政府組織，隨著這種組織的進一步發展，組織也將超越國民性，進入另一種狀態，也許是國際的，也許會有星際的。

　　中國軍旅作家用《貨幣戰爭》揭示全球爭霸戰中的一個經濟側面，將其引申得到的概念就是超政府組織及其代表，多核心政治及政治體系，這兩者互為工具。安德烈•費爾切克在他的專欄中關于西方策略如何攻擊中國，實際上也是這兩大工具的完美配合。因此，中國的《超限戰》指明應對戰爭或威脅的主要辦法，就是不惜一切手段的反擊。所有這些觀點的意義都在于，他們將多核心政治與超政府組織推向了裝備敵人的一方，卻為自己造成了空前的危機。

　　老生常談的說，中國政體改革進入深水區。單級體制如何變革與市場經濟如何配套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既得利益與市場公平，專權分權與濫用職權，民生民權與過分民主，司法環境與政黨威信，這每一項頂層規劃似乎都涉及體制根本。在一切尚無定論的時候只能刮骨療傷。那么、也許，從體制內部對多核心政治與超政府組織進行建設是一條捷徑。用強力取消一種政治規則，與建設一種新型的政治規則之間，只有廣大的民意基礎可以過渡，這其中的代價是絕不相同的，因為多核心政治本身就是民意基礎，而超政府組織又在不同方向能夠有效協助達成一致的民意。它施行的原則是諒解、合作與共贏，以盡量避免攻訐、對抗和傷害。

　　201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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