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摘錄：復雜的日本人

　　摘錄的最新背景：5月15日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授意設立的私人政策咨詢小組“關于重新建立安全保障法律基礎的懇談會”，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向安倍提交一份報告書，建議政府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當天晚些時候，安倍召開新聞發布會，表達尋求解禁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意思。

　　關于日本，關于日本人，張承志先生寫有一部書《敬重與惜別——致日本》，還有一些散文，比如《日本留言》。

　　《日本留言》(1994年《花城》第四期)：

　　日本是一個古怪的國度：數不清的人向它學習過，但是后來都選擇與它對立的原則;數不清的人憧憬著投奔它，但是最終都厭惡地離開了它。它像一個優美的女人又像一個吸血的女鬼;許多人在深愛之后，或者被它扯入滅頂的泥潭深淵，或者畢生以揭露它為己任。

　　百年以來，兩度侵略戰爭過后，盡管那么多的親日派還活著，盡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養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作為中國的基本輿論和心態的一個外現，是人們對日本的普遍的反感。今天，簡單地說，我欣賞中國人對日本的這種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氣。這不科學，也不認真，但是多少有著一點正義。

　　日本政府審定中學教科書時，把對中國等國的侵略一詞，改為一個漢字寫作“進出”的詞。這個詞很曖昧，只能譯為“進入、擴展、挺進”之類的意思。當然，修正不僅如此一處而已，從用語到史實，日本政府的文部省竭盡了掩蓋、否認、粉飾戰爭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屆屆地教他們有點傻的學生。東京教育大學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義，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訴，這就是長期以來，久久震撼著日本的教科書訴訟案。這樁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約30年。真正驚人的，我覺得還不是家永三郎的勇氣學識;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讓的頑強態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識，但日本政府卻堅決要把它從課本上改掉。事實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學生在學校學著的歷史是：他們的前輩曾經“發展”到中國和半個亞洲。此事在八十年代初曾釀成以韓國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臺灣、中國大陸的聲討日本的風暴。

　　《敬重與惜別——致日本》(2009年1月，中國友誼出版社)：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言說，……更娓娓闡述了滿腹的歧視。那樣露骨的他者歧視，在今天假惺惺的文明氣氛中讀來，人會不敢相信白紙黑字。但是無疑：這位日本式帝國思想的集大成者所謳歌的，就是吞噬弱小的殖民主義。

　　日本學到的陽明儒學，是簡化和偏激的知行合一。

　　從西日本的福岡或長崎港出航，艦船對著兩個方向：北有朝鮮遼東，南有琉球臺灣——地緣政治是一種帝國主義喜歡的理論，日本算計于這種地理，并給自己選擇了國策與戰略。

　　比起中國“唇亡齒寒”的古代政治地理思路，英吉利-日本式的腦子完全不同。島國帝國主義不會寬容——那些位于它出海口的民族與國家。尤其主動探身過來的朝鮮。那個半島，簡直是天之犒賞，是一餐美食，是搭上鳳凰丸的船舷板，是鋪向大和國的石臺階!

　　橫須賀的碼頭上，鳥海和簇擁它的日本宙斯盾軍艦編隊，與數百米開外的美國第七艦隊組成一個序列。宛如一個寓言或象征：日本政府又選擇了當美國的“伴隨艦”。

　　大江健三郎(在《廣島筆記》中)盡管也執著于批判，但諸如頹廢、屈辱、威嚴、自殺等概念的闡釋，更像是曖昧的作態。……它以一副深刻的面孔，回避了揭露的義務。它對1964年中國的第一次核試驗憂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國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沒說出一句世界共識的大白話：想冒天下之大不韙使用核武器的最兇惡的嫌犯，就是蠻橫的美國。……彎饒的敘述，堆砌的哲理，掩藏著一絲是非的妥協。

　　日本的右派總想說：鄭成功并非大中華的正統國軍，他占領臺灣不過是割地自保，而且他還是個日中混血兒。歐美的紳士們更是苦口婆心，宣講殖民，耐心地描繪西方的神話。他們懷著鄉愁，鍥而不舍，說白人帶來了文明，臺灣是由荷蘭人“發現”的、荷蘭給臺灣帶來“荷蘭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實就在荷蘭人盤踞不久，以菲律賓呂宋島為據點的西班牙人，也嘗試染指臺灣。……鄭成功的艦隊，對它們實施了一場鐵帚掃海。

　　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他們的血跡斑斑的東印度公司，都被鄭成功的艦隊一掃帚掃進了汪洋大海。盡管今天他們乘著資本主義的話語優勢、在中國奴才的幫腔下隔海聒噪，但是已然無用;他們的臺灣夢，已經真的葬身魚腹，已經永遠退出了歷史。

　　如果沒有鄭成功的掃蕩，東海的形勢不堪設想。不能想象臺灣是一個歐美帝國主義的移民島，如一個東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脅著朝鮮、日本、中國。

　　但也必須說，是日本首先挑起了、五十年如一日地擴大了這場錯誤的戰爭，這場日本帝國化道路的盡頭，招致了原爆的悲劇。所以，錯誤不再重復，更是不能重復日本的帝國主義。

　　原子彈悲劇的責任，不僅在美國，也在日本。這一罪惡的兇器，揭露和質疑了所謂正反兩面。美國的態度，就像杜魯門的榧子。日本的態度，曖昧恰如靖國神社。

　　(對于1945年3月東京轟炸)日本人在網上述懷：“筆舌都難以表述，我們心底深處刻著的苦痛和絕望……犯下歷史上最大級的戰爭罪行的，是美國……”作者掙扎的靈魂，躍然紙上。

　　但那位網上作者——他若想獲得別人的信賴就必須記住：朝鮮、中國、東亞被日本帝國強加的恐怖、屈服和絕望，同樣筆舌難述，甚至罄竹難書。他還必須知道——當年大日本帝國的手，并非在“核”字上那么干凈。在帝國的某一個死角，核氣味曾相當刺鼻。雖然國家對此三緘其口，真相如石沉大海。

　　由于第九條的存在，這部憲法在六十多年里，以嚴厲的違憲否決，限制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它勒著日本拼命向右扭的馬頭，給反省戰爭罪行的、希望成為亞洲一員的、反對敵視中國反對給美國當幫兇的、珍惜和平的日本民眾以強大的支撐。

　　但是，一百五十年以來，一個國家的強烈的運動趨勢，不會因為兩顆原子彈一場失敗而煙消云散——所以日本在戰后作為一個國家的步伐，依然是新車舊道，結盟列強、排斥中國，循著脫亞制亞的古老熱望。

　　這執著了一百五十年的心情，一定要突破憲法第九條——這條緊緊束縛著政客，以及舊軍國信徒的捆妖繩。日本的走馬燈政壇，已走過幾代的政客。他們鍥而不舍，以靖國神社試探，以國際貢獻造勢，一步步走向廢棄第九條還原國權、拒絕一國允諾和平的目標。左翼思想的全球退潮、讀中國崛起的警惕和不信、一百多年的狹隘民族主義，都助長著日本政客的運作。

　　不曾有過一個國家如日本。它有一部美國占領軍替它制定的憲法，但正是美國，今天竭力慫恿它違憲、修憲，毀棄這部憲法。

　　而日本民眾的一切奮爭，不論是群眾的運動或是孤膽的奇異變質，都是對憲法九條的防衛。日本憲法因染上的淋漓鮮血，完成了它的奇異質變，如礦石在烈火中煉成了金。它早已蛻盡了底色，蕩滌了美國占領軍的涂抹，變成了一種世界的追求。哪怕有一天九條離開憲法，日本已不可能后退到昔日。

　　本多勝一那驅使龐大知識、排除一切曖昧、直逼問題要害的氣概和文筆，擁有一種掃蕩的氣勢。默默讀著，我見識了日本的骨氣。

　　何止越南，包括對南京大屠殺，他的鮮明，他的雄辯，那些激烈的句子，那些嚴肅的考據，在龐大的文章之海之中塑造了作者。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主動救援苦難的人，從不轉向的人。

　　我讀得較細的，除了最早的政論集《被殺戮一側的論理》之外，只有他的《南京大屠殺》。這是最使他招致惡毒咒罵的一本著作。但對中國讀者來說，作者遭受的咒罵愈惡毒，愈說明他勇敢地沖決了禁錮日本人思想的民族主義，站到了當年被屠戮、今日被歧視的中國人一側。

　　在日本的知識分子中，尤其是他，擺脫了曖昧的日本病。他攻擊體制豢養下群儒的言動，是由于對日本思想平庸的憤慨——正如他自己所表白，是由于對日本的熱愛。

　　他說：日本歷史上沒有革命，所以很難期待。日本人的基因，百分之九十是順從的，不會干革命。這也是讓人絕望的原因。日本人的基因，很像羊。

　　美國人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與刀》，是作者在下列條件下寫成的：目的是為軍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與否的戰略估計，著者從來沒去過日本、只靠對全體被美國拘禁的美籍日本人進行調查獲得資料。

　　她對幕府時代四十七士的敘述，反復使用了一個日本文化概念‘義理’，并以之替代所有‘忠、義、信、仁、行’等浸透日本精神的中國古典思想。她的這一概念，再從英文回譯成中文時，幾乎又都譯成了‘情義’——這樣出現了多種簡單化。

　　東京的泉岳寺供養著以軍人為主的、據說有二百四十萬柱的遺骨亡靈，長野善光寺則祭祀著明治以來日本國家的犧牲者。在中國，雖然語焉不詳但凡人盡知靖國神社：而善光寺，或許即便是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若嘗試通俗地說明，大概是這樣的：亡者在靖國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兩處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國家體制內的、日本的亡靈。但這種神佛魂祀，侮辱著苦主的心靈，蔑視著他者的苦難。它們雖然固執于宗教的形式，卻與宗教的初衷存在相悖之處。簡言之，兩者都與“帝國”一語糾纏，缺少宗教的超越國家，甚至反體制的原色。反正，善光寺和靖國神社好似帝國主義的宣傳部和民政局，為飽受屠戮侵害的中韓等國所不喜。四十七士不入靖國神社或善光寺的名簿，而選擇了泉岳寺安魂。偏踞東京一角的這座寺廟，仿佛埋著一股造反精神，使人們不禁喜愛。

　　日本的“士”，先是榮譽的名分，二是效忠的武者。他們可以壯烈舍命，但他們并不犯上。明治以來，它漸漸被戴上了“武士道”的帽子，與帝國、右翼、侵略等語結緣。武士道，漸漸與中國古典的士道，分道揚鑣。

　　暢銷歐美的、博士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寫于1899年的《武士道》一書，表面上以日本武士道比較英國的“紳士道”，用心深處，卻是為了謀求西方價值體系對自己的接納，為了脫亞入歐的政治大計。換言之，那位啟蒙思想家是在淺說士道，阿諛洋流。

　　1956年，24歲的大學生石原慎太郎，以他的小說《太陽的季節》獲得日本最高的文學獎芥川獎。很快，小說拍成的電影也流行一時。用評論家四方田的概括是：這是一部描寫“廝混在日本相模灣一帶的資產階級家庭的青年們日常生活”的作品。

　　它再也不是執著于亞細亞主義的舊式日本人。當然它更不是追求自由與快樂的新生一代。它是一個法西斯的遺腹子，發泄著尚未洗凈侵略和驕橫的污痕，卻又為滾滾財富蠱惑的內心欲望。它用夸張的野性描寫，貌似沖決傳統和道德，為朦朧中新的蠢動作準備。

　　芥川獎評委之中，發生了罕見的分歧。贊賞它的如川端康成，說我喜歡推賞如石原那樣特別的年輕才能。井上靖則云，這是候選作品中出色的一部，那熟練和新鮮使我不能移目。但是否定它的評委更加言辭激烈。宇野浩二指出：此小說即使假定是新奇之作，也是低下的通俗小說，作者刻意寫入新奇的、獵奇的、淫靡的東西。而作家佐藤春夫的尖銳發言，則在文學史上成為事件。

　　佐藤春夫的評語，如一個宣言：“我并非一味排斥反倫理的《太陽的季節》。只因為此風俗小說即使作為文藝，也是最低級的東西。作者佯裝敏銳的時代感覺，其實未出媒體人及演出商的框子，而絕非文學者之作。又從作品可見作者對美欠缺節度，尤不知害羞喋喋強詞之態度更屬卑劣。如此無端可取的《太陽的季節》被多數表決選中，于我而言心感可恥，因而我作為評選者，對其當選不負連帶責任。”

　　兩位作家雖就作品而發言，但都表達了對石原慎太郎的人格的蔑視。意猶未盡，佐藤春夫更在報紙上發表他的心情：“不單只識得生命力的蠢動，正因懂得了人尚還有與其他動物稍微不同的羞恥之情和倫理觀念，所以才開始能夠擁護人性。對那種認定只消破壞良風美俗即是新文學的、簡單至極的搗蛋鬼惡作劇文字給予承認送去喝彩——讓諸位掃興，我于文選上了年紀，且良識有之過多……要滅亡的就任其滅亡罷。”

　　近50年后，日本重新思考那次文學評獎了。1999年4月，石原慎太郎以1662票當選為東京都知事(市長)，這一結果背后，當然有作家名氣的因素。他的惡劣政績，引起評論界檢討他的言行，若《世界》雜志的專欄《檢證石原慎太郎問題》就因此而生。

　　專欄的最后一期終于追溯文學，因為人們發現：當年錯送了大獎，喂養了危險的野心。不意得逞的文人，從此便出言無忌。在核武器、和平憲法、民族歧視等一切政治領域，取代了幼兒期的性冥想——如今的石原放肆于右派言論，尤其對中國朝鮮，極盡挑釁敵視。

　　為時晚矣——與追究他的文學根子的文章發表的同時，2003年4月他再次當選，其后又于去年(2007年4月)，兇險的政客石原慎太郎第三次當選為東京都知事!我無心更多議論石原。那是一個“連提及都覺得厭惡”的名字(本多勝一語)。

　　我視佐藤春夫對石原慎太郎的怒斥，為他對自己在舊時代敗筆的反省。因為挺身時代的大義，永遠高于文人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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