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國強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①與《經濟學的思想與方法》②中，通過他的“一個行為假設， 二個注意事項，三個制度安排，四個基本原理，五個分析步驟”展開了在他看來所有現代經濟學“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本人認為，田國強的經濟學“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是對西方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經典概括，對其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解剖西方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準確定位西方現代經濟學范式，理清中國經濟學與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范式差別，吸收西方現代經濟學方法論的合理因素以作為中國經濟學的養料，確立中國經濟學范式的邏輯與歷史的必然性。

 

 

田國強：“1、一個行為假設 一個行為假設指的是，任何一個社會學科都需對人的行為作出某種假設，將人的行為作為分析的邏輯起點。”“對經濟人的行為方式做出假設是經濟學的根基。”③

人類科學史證明：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以不證自明（所謂“不證自明”就是已被人類長期實踐所證明、不可證偽因而不需要再證明）的公理為邏輯起點，只有西方現代經濟學，才公然主張以假設為邏輯起點。這說明，西方現代經濟學無法像其他科學一樣以不證自明的公理為邏輯起點。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西方現代經濟學不知道經濟學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現代經濟學不知道經濟學的公理是什么，是因為西方現代經濟學混淆了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其他科學研究對象的不同層次，使其無法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本質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與其他科學公理等價的經濟學公理。

所謂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使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思維的抽象，又通過綜合使思維的抽象上升到思維的具體。這其間，假設只是過程或過渡環節，而絕非前提。而西方經濟學家的抽象方法卻是以假設為前提，以數理統計為根本方法，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無普遍必然性；雖然有時會因碰運氣發生作用，但極易因為外界條件的變化而失效。同時，抽象的前提是明確的、特定的參照系，如果參照系模糊或者參照系混淆，這個抽象就是無效。歷史辯證法是對稱辯證法的展開，社會是放大了的自然；社會宏觀主體的自覺活動，相當于自然界微觀粒子的自發運動；牛頓力學層面的自然觀，相當于社會宇觀整體的歷史觀。“無磨擦系統下的力學定律”、“沒有空氣阻力的自由落體運動”、“分子不發生碰撞的理想氣體”、“不可壓縮非粘性的理想流體”等是對自然界宏觀層面現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機械地套到相當于自然界微觀領域的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領域，就會成為一種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個“度”，這個“度”的界線，不同層次的對象有不同的標準。就好像量子運動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別抽象，如果分別對它們進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種偏見，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無論是以“量子”是“波”還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設”為出發點建構量子力學體系都是荒謬可笑的。社會經濟系統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個人其本質、秉性、人生觀、世界觀不同，因而其行為準則、行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樂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質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與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長遠利益。對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質利益的個人行為的假設和無磨擦系統下的力學定律不屬于同一層次，而只能與量子運動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當，因而是一種過度的抽象；過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頓力學層面的思維方式來定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學層面、與人類經濟活動相對稱層面的思維方式來定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公理、定理才是具體的、合理的抽象。以具體的公理、定理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是統一的，其邏輯體系是自洽的，結論是普適的、不可證偽的，沒有各種各樣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規性，不需要用各種限制條件進行“修補”，因此不需要假設。把脫離具體的、還原論意義上的過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設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是對立的，其結論很容易被證偽。西方現代經濟學之所以把這些“抽象”定位為假設，而不敢明目張膽宣示為公理， 就是因為他們底氣不足。西方現代經濟學用認識宏觀自然現象的方法來認識社會，是用牛頓力學的方法來認識量子世界，是方法的錯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觀層次看成相當于社會的宏觀層次，自然的宏觀層次看成相當于社會的宇觀層次，那么自然和經濟社會、對自然的認識和對社會的認識并無任何本質的不同；經濟學的發展和其他科學的發展一樣，都是以不證自明的公理為出發點、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自然歷史過程”。

 

馬克斯·普朗克（1858 —1947）德國現代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創始人。量子力學的發展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發展。他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學說：輻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稱為量子這個基本微觀粒子客觀實在依賴于主體的觀測方式說明主客體不可分，不確定中有確定性，還原論與整體論的統一，可證實性是科學的本質屬性，公理法，科學體系出發點公理的抽象性與具體性的統一。單位的整倍數形式輻射出來。根據普朗克學說，一個光量子的大小取決于光的頻率（即顏色）且與一個物理量成正比。普朗克把這個物理量縮寫為h，現在被稱為普朗克常數。他利用這一假說在理論上準確地推導了正確的黑體輻射公式，說明他的假說得到實踐的驗證。普朗克常數h在物理理論中有著重要的作用，現在被認為是兩三個最基本的物理常數之一。它出現在原子結構學說、海森堡測不準原理、輻射學說和許多科學公式中。1905年愛因斯坦用這一概念解釋光電效應，1913年尼爾斯·玻爾在他的原子結構學說中也使用了這一概念。1918年普朗克獲得諾貝爾獎。量子力學對人類思維方式的影響：

 

根據量子力學與相對論，一門科學的邏輯出發點是一門科學的公理，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也應該是經濟學的公理。那么，什么樣的東西才是經濟學邏輯起點的公理呢？任何一門科學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領域的最深層次的特殊本質的抽象，經濟學的公理只能是經濟現象的最深層次的特殊本質的抽象。這里要把“本原”與“本質”區別開來。本原和本質的區別在于：本質是層次范疇，本原是實體范疇；“本原”是最原始的要素，“本質”則是由作為本原的要素及其對稱關系組成最原始的對稱結構；本原是唯一的，本質則有不同的層次：普遍本質、一般本質、特殊本質、個別本質。“本原”與“本質”的區分可以確立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質，不致于陷入還原論的泥坑，從而為不同學科的特殊定位提供了理論依據。而還原論由于沒有層次概念，所以只好無限地追溯任何事物、任何學科其最后的依據，其結果是否認了各種事物、各門學科的自身的特殊本質，而把萬事萬物最終歸結于基本粒子的運動。“本原”是形式邏輯的出發點，“本質”是對稱邏輯的出發點。作為理論體系的出發點的，只能是本質而不是本原。迄今發現的人體的本質是DNA雙螺旋結構，而不是細胞。以細胞為出發點，只能破壞對有機體整體的把握。很難想象，僅僅考察人體細胞或從人體細胞為出發點，會認識和把握人體的本質。僅僅考察細胞不能把人體和動物體區別開來，而考察DNA雙螺旋結構則可以。經濟現象的最深層次的特殊本質就是經濟主客體的對稱關系。到目前為止，西方經濟學曾經出現過三種出發點：亞當-斯密的價值、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經濟人”。它們都只不過是經濟社會的“本原”而非“本質”。從經濟現象的本質——主客體的相互關系推導出主客體的價值關系，從主客體的價值關系推出經營活動、交易活動、“經濟人”及其活動——觀察與推理、假說與驗證、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都是必要的、相互對稱的方法；其中，“數學公理”只是主體在這主客體的相互作用關系中、邏輯思辨中的一種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環節。經濟學的公理與數學的公理一樣，只能憑直覺產生；但由于經濟學是比數學更復雜的系統科學，因而從觀察到直覺、從現象到本質的過程更復雜、過程也更漫長。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體的“純科學”的方法，則只能走向科學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應該是主客體相對稱的對稱邏輯的方法，而不僅是數學方法和傳統邏輯方法。如果講到分析工具的發展，那么對稱邏輯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發展成果。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商品”。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出發點是“經濟人”。對稱經濟學的出發點是主客體關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揚棄：把高品提升為“客體”，把“經濟人”提升為“主體”——主體與客體及其對稱關系——邏輯與歷史的對稱關系，就是對稱經濟學的出發點。

假設不但不能作為經濟學體系的邏輯起點，而且不能作為經濟學模型的起點。所謂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分析與綜合，使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思維的具體，又把這一思維的具體轉變為實踐觀念，通過實踐工程，轉變為新的感性具體。這其間，假設只是過程或過渡環節，而絕非前提。以假設為前提，以數理統計為根本方法，這樣建立起來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無普遍必然性；雖然有時會因碰運氣發生作用，但極易因為外界條件的變化而失效。

 

黑格爾（1770—1831），德國近代哲學家，以“絕對精神”為出發點，建構了一個由概念的正反合矛盾運動組成的唯心辯證法哲學體系。但由于他的“絕對精神”是宇宙的本原而非本質，所以他無法解釋從“絕對精神”到下一個范疇的演化，只能像子彈從槍膛里射出來一樣突然產生。這不但是牽強附會的，而且無法和后面的邏輯推演過程一致。這說明，以本原為出發點解釋宇宙的產生、建立哲學體系，無法自圓其說；只有以包含自身對稱關系的本質為出發點，才能對宇宙的產生過程作出合理的說明，也才能夠建立首尾一貫的哲學體系。經濟學和任何一門科學也一樣，必須以本質而非本原為出發點。西方經濟學的出發點“自私的經濟人”是本原而非本質，所以無法建構科學的經濟學體系。

 

西方現代經濟學之所以沒有科學的范式，是由于西方現代經濟學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決定還原論的出發點。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也是一種本原，雖然黑格爾是把本原當成了本質。馬克思模仿黑格爾，“商品”相當于“絕對精神”。《資本論》沿襲了西方思維方式的傳統。《資本論》以資本主義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質為出發點（因為它也把本原當成了本質）。商品只是一個要素，展開來的，只能是某個層面的規律，而不是市場經濟的規律。還原論經濟學缺乏出發點的本質性、自上而下的嚴密性、自下而上的創造性。見物不見人，人缺乏經濟主體性，忽視文化、制度、人格、軟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經濟學還原論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時，不是把經濟社會規律看成是經濟社會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而是以一個要素、假設作為出發點從現象到現象的展開。這種發展觀是線性發展觀。還原論的出發點決定了出發點的抽象性與不對稱性，決定了理論出現悖論與實踐出現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還原論形成的假設作為出發點，其結論不可能是實證的。

還原論的思維方式決定還原論經濟學形成體系的方向。西方現代經濟學形成體系的方向是：問題→政策→理論的不對稱思維運動。問題與理論，本來是從不對稱到對稱的雙向思維運動。但由于西方現代經濟學缺乏整體穩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嚴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創造性，因此變成從不對稱到不對稱的單向思維運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能使問題越來越多。西方現代經濟學家，囿于他們的思想方法，連自己的國家的問題都解釋不了，根本沒有資格對別人國家的事情指手劃腳。照搬照套他們的理論，只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還原論的出發點與形成體系的方向，使西方現代經濟學有經驗而無完整理論，有模型而無范式,是無范式的范式。因此以還原論形成的假設作為出發點建構起來的體系不可能是科學的。假設是一種尚未確定的“問題”，“問題”只是主客體之間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契機，而不是出發點——既不是研究的出發點也不是敘述的出發點。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都要以主體原有的理論背景為前提；問題和理論的碰撞，是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具體方式；由于它們的相互作用，使經濟學理論實現從抽象到具體的展開。所以，假設不能作為出發點——既不能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也不能作為敘述的、邏輯體系的出發點。

 

 

田國強不僅以假設為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而且以“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假設作為經濟學的邏輯出發點。田國強：“第二個基本原理是承認理性假設。這是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理性假設意味著，在經濟活動中，人們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無私，也就不需要經濟學了。在常規性的情況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利己性、自利性。這個假設無論在什么層面都基本成立，無論考慮國家、單位、家庭及個人之間關系的時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個經濟理論、行為假設都有其邊界，不能盲目運用。”“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設也是有邊界條件的。大公無私與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們是不同環境下的不同行為反應。在天災人禍等非常規性的條件下，人們往往表現出來的是非理性、大公無私的一面”。“行為假設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邊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為經濟學就是要把這個行為邊界找出來，沒有人說理性行為假設總是錯的，我沒有看到過有這樣的人。”④“一個經濟理論有沒有說服力和實用價值，一個經濟制度安排或經濟政策能不能讓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關鍵看所假定的個人行為是不是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們的行為方式是不是激勵相容，即人們對激勵是不是作出了對他人或社會也有利的反應。”⑤在這里，田國強混淆了兩個概念：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這種混淆，使之不能自圓其說。  

任何體系的邏輯出發點都蘊涵了后來發展的整個體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經濟學體系的邏輯出發點必須是經濟現象的最高概括，能夠統一解釋所有的經濟現象，由其引申出來的經濟學結論不會被任何經濟現象所證偽；對于人的行為分析必須適合于所有人而不是僅僅適合于大多數人。時間、空間、層次是對稱的，是可以相互轉化、因而可以相互換算的；“無論在什么層面都基本成立”、沒有層次條件限制的假設，也必然同樣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基本成立而沒有時空條件限制。這樣的“假設”就不是什么假設而只能是“公理”。因此作為公理的邏輯出發點在特定對象的范圍內沒有邊界，作為經濟學公理的經濟學邏輯出發點在經濟現象范圍內沒有邊界。試圖用外在的時空“邊界條件”來修補，使所謂的“無論在什么層面都基本成立”的公理性假設同其相對立的命題得到兼容，用不是“總是錯的”作為公理性假設不可證偽的標準，都不能避免作為經濟學出發點的“假設”被證偽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公理悖論”。這個悖論說明：“真實地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的自私經濟人的“理性假設”不能作為經濟學體系的邏輯出發點，以自私經濟人的“理性假設”作為邏輯出發點的不可能是科學的經濟學。

 經濟，就是通過資源的生產與配置，滿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對人的需要的滿足。每個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行事，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質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錢的和榮譽的、眼前的和長遠的、局部的和整體的、膚淺的和根本的；人滿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損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合作，本身是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環節；合作經濟學本身是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人的利己與利他是對稱的關系。利他有時并不在人的利益和理性之外，并非人的利益和理性的補充，而是恰恰就是人的利益和理性的內在環節。認為人的理性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沒錯，但把自身利益最大化僅僅理解成利己，把利益僅僅理解成物質利益、眼前利益則是偏狹的。這不是理性非理性、利己與利人的關系問題，而是對“理性”與“利益”內涵的把握問題。經濟倫理學不是外在于經濟學的另門學科；人的利他性不是利己的補充，利人與合作同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在邏輯上可以做到自洽。不排除社會上有相當一部分唯利是圖、見錢眼開、損人利己的人，但不能把這種人和“理性的經濟人”劃等號，也不能把這種人作為“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假設的依據。人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善的本能也是一種本能，在這種本能的沖動下，為了伸張正義，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種需要；滿足這種需要也是一種利益。在自然災害中或看見別人有危難時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關懷本身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助人也即助己，幫助自己實現了自己人格的升華，因而也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是正常的、理性的行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理性的、正常人的一切行為都是自私的，實際上是一種“性惡論”。所以理性經濟人，有庸俗的與高雅的、片面的與全面發展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科學不科學，不在其名稱，而在其內涵。上述“利益”、“利益最大化”的內涵說明：“每個人都在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和“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是表面相似、實質不同的兩個命題。前者可以把人的“理性”、“非理性”，“利己”、“利人”全部囊括在“理性”的麾下，因而可以用同一個“理性”對人的全部行為作出統一的、合理的解釋。在前者看來，人的“利他”、“大公無私”不是什么非常規條件下的“非理性”、不正常的行為，而是人的理性、正常行為在特殊情況下的特殊表現形式，和“利己”行為一樣都是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這一共同本質的不同表現。后者則必須把人的利他行為作為所謂的“非理性”行為排除在“理性人”的正常行為之外，用非正常的行為來定位、“補充” 人的正常行為，以使之不和理性的經濟人假設沖突。“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適合于所有“人的行為方式”的不可能被證偽的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設；只是“反映了大多數人的行為方式”的“理性的經濟人都是自私的”是輕易就能被證偽的歪理，歪理不能作為假設。

 

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概念是“仁”。“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仁”不但是倫理學的范疇。而且是政治學、管理學、哲學范疇。孔子的“仁”學思想告訴我們：要真正使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建立和諧社會，必須把以人為本價值觀上升到歷史觀。貫穿《論語》的基本線索，是義利關系，貫穿市場的基本脈絡，也是義利關系。義利不但應當統一，而且

可以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