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對“資本”這個概念有喜有厭，而人們對“資本”的愛恨情仇，皆源于人們即離不開這個“資本”，又對“資本產生的剝削壓迫”有刻骨的仇恨。

　　資本是什么?通俗易懂地講，無非就是“集中在一塊可以辦大事的錢”而已。做惡的是“私有資本”，不是“公有資本”。所以，馬克思的“資本理論”也是要發展的，也是要進行更細的分類的。

　　因此，把“資本”進一步劃分為：“私有資本和公有資本”兩大類。

　　資本是消滅不了的，但對可以導致貧富分化的“私有資本”可向列斯毛那樣通過發展可以相對公平分配的“公有資本”進行適當消滅并限制的。比如：通過發展公有制經濟、利潤稅、遺產稅、房產稅、利息稅等的限制“私有資本”的泛濫成災。所以，在學術用語上，要力求準確，不能一概而論。你一句“消滅資本”，就把“孩子和臟水”全丟掉了。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過呀?

　　誰能想象到一個沒有實物商品之替代物或表示物的“資本或錢”的世界（難道要回歸“以物易物”嗎？），那將是一個怎樣的不方便、低效率的交換、交易和貿易的世界啊？即馬克思理論中正確的部分就要堅持，不完善和有缺陷的地方，就要隨著經濟政治形勢的發展進行完善和發展，不能搞僵化的固步自封。否則即使是相對先進的馬克思理論，也是會被歷史所淘汰的。

　　某些人跳不出馬克思“政經理論”的某些羈絆，原因就是把馬克思探討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體里的“私有資本運行規律(《(私有)資本論》)，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地用以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體里的“公有資本運行現象”了。這本來是兩種風馬牛不相及并互相對立的 “資本理論”，而有的人硬要往一塊捏，那只能是出現兩層皮并難以配套了。

　　即許多人用“資本主義的私有資本理論”來解釋“社會主義公有資本的運行現象”，那就只能出洋象了。因為有的人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一切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但馬克思的《資本論》畢竟是專門針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體里的“私有資本運行規律”進行的探討。所以，有教條者在談論“社會主義的公有資本”問題時，凡是與馬克思的“私有資本理論”不同的認識，就會認為是不對的。所以，那些僵化認死理的人，就只能在馬克思的“私有資本理論”這個樹上吊死了。這是任誰也救不了的。

　　但實踐并不是可以任人踐踏的，并且理論的發展也不會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關鍵是不管是什么理論，其最主要的功能和作用是得能“準確合理地解釋”與之相關的所有政治經濟現象。

　　很顯然，馬克思對“資本”所下的定義，是專門針對“私有資本”這個特定概念下的定義。并且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即資本除了賺取剩余價值或叫利潤外，更重要的功能和社會意義是能通過這個資本媒介“集中力量辦大事”地為全社會提供可以滿足人類“衣食住行用”等的生產生活需要之商品的。這才是“資本”的主要功能和屬性之一。這也是“私有資本和公有資本”通用的功能和作用。

　　至于在資本運作過程中所出現的“剩余價值或叫利潤”的由誰享有問題，那就由這種“資本的姓公或姓私”決定了。即這“資本”是在私人資本家手里，那這“私有資本”所產生的全部剩余價值或叫利潤就歸私人資本家所有，工人則只能喝點湯。所謂的“剝削”就是這樣產生的。即馬克思的“資本”定義，顯然是針對“私有資本”在產生和分配剩余價值時段所下的定義。

　　雖然從分配的角度定義“資本”有很大的針對性，并也能夠反映“私有資本”的剝削本質，但卻沒有能將“公有資本”的大公無私和相對公平合理分配(按公權力分配和按勞分配)本質特征給反映出來。這顯然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

　　即馬克思的那個關于“資本”的定義，也僅是對“私有資本”的關于產生和分配剩余價值的定義，其是沒能周延到“公有資本”的本質特征的。所以說，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私有資本論)”理論中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借鑒作用是很有限的。倒是列斯毛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能解釋和指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體的運行實踐的。

　　也就是說，“冤有頭，債有主”，是“私有資本”做的惡，就不要把這種“惡”遷怒到“公有資本”上。要不你提“公有制”就沒有意義了。比如說：國家財政收入這種“公有資本”，就是為全體人民謀福利的公平正義、平等民主、公正合理的陽光資本。否則憑大家以前每月交的那幾十元養老儲備錢，而沒有國家用財政收入巨額公有資本兜底，那大家就只有喝西北風的份了。

　　即“私有資本”，不僅確立了人們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商品消費過程中的互助合作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而且還在剩余價值的產生和分配上確立了資本家拿大頭，工人喝湯的剝削與被剝削的分配關系。而受到馬克思和人民詬病的，顯然是這種對剩余價值的不合理的分配關系。這才是問題的實質。也是馬克思對“私有資本”批判的要害所在。

　　而“公有資本”，則除了確立人們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商品消費過程中的互助合作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外，更主要的是能在分配剩余價值或是叫利潤上，是通過“按公權力分配”方式，來解決人們的生老病死等的公共福利問題的。

　　即“公有資本”沒有“私有資本”的那種可以制造貧富兩極分化的頑癥。這是很顯然的。因此說，馬克思的“資本”定義，也是主要針對“私有資本”剝削的“不周延”的定義。即用在“私有資本”上管用，用在“公有資本”就不算挺合情合理了。

　　當然，這也是由于當時社會制度只有資本主義等的私有制落后社會制度的歷史局限性造成的。并不是當時社會上到處都是“公有資本”的公有制，馬克思故意不去總結概述的。這顯然怨不得馬克思，是那時的歷史條件所導致的。

　　而現在有了“公有資本”之公有制這種新玩意了，再執意于“私有資本”這一種經濟形態來解讀整個“資本”世界，就會犯以偏概全的錯誤了。

　　更主要的是不要在“資本、資金、資產”等的概念上瞎糾纏了，這些概念顯然是在不同語境條件下對“錢或是叫貨幣”的形態的不同叫法而已。現在就放那一百萬元，你叫他是資本，或是叫資金，又能有什么本質意義上的區別呢?就是那幾打錢而已。

　　關鍵是要看這些錢創造的剩余價值或是叫利潤歸誰所有。那叫“資金”的一百萬元錢創造的利潤，就不是剩余價值或是叫利潤了嗎?若是跟教條主義者說這事，那真就是說不清，道不明了。很顯然，脫離實際地摳字眼而不是認清事物的本質，那就與學術研究背道而馳了。

　　也就是說，這個“公有資本”的概念要是用好了，就會很有理論戰斗力的，就更能“準確合理地解釋”與社會主義有關的政治經濟現象了，并成為批判資本主義的“私有資本理論”的銳利理論武器了，進而形成強大的理論和實踐說服力，起到有實際效果地教育人民的作用。

　　就這個“資本”概念問題，有的人的批評批判，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極端說法。這是很沒有理論和實踐說服力的。因為說白了，“資本就是集中在一塊可以辦大事的錢”，其不過就是“商品貨物的代表物和表示物”而已，關鍵是這個“資本”是姓公，還是姓私。“姓公”就為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

　　比如：國有企業不僅為全體人民提供物美“價廉”的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僅有一百來家的中央國有企業每年當下還能為全國人民提供二、三萬億元的稅收用于改善民生，并且利潤高的國企還要利潤上交用于改善民生。同時，在國企工作的工人們也能享受相對好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這也是私有制企業需要向國企看齊的方面。假如沒有國企這面鏡子比照，你說資本家得怎樣任意妄為地殘酷剝削壓迫工人啊?這就是“公有資本”對國家和人民做的根本意義上的善事。

　　但“私有資本”都干什么去了?就是往資本家一個人兜里緊劃拉呀，把整個社會弄出來個怨生載道的貧富兩極分化來，哪管工人們的死活呀。這就是做人的差距。

　　所以，我們談論“資本”這個概念問題，一定要分清“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的本質區別。馬克思那時說的關于“資本”怎么怎么地“每個毛孔都透著血腥”的話，那主要是針對“私有資本”說的。因為那時世界上還沒有“公有資本”這種“公有制”社會主義實踐。所以，馬克思就籠統地這樣對“資本”進行闡述了。這是一百五十多年前滿世界全被“私有資本”充斥的具體實踐環境導致的理論認知局限性。

　　但如果在現在已經有了社會主義財富共享的“公有資本”的情況下，我們還教條主義并僵化地運用馬克思當時完全是針對“私有資本”的批判話語，那就有點“是非好壞對錯美丑”都分不清了。這樣的糊涂蟲是不能當的。

　　這樣做，即不用把我們須臾離不開的“資本”一棍子打死，又能大力倡導對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有好處的“公有資本”，即倡導公有制經濟發展，還能從理論和實踐上自圓其說，豈不是一舉三得。

　　所以說，理論工作者要有理論和實踐說服力，就得學會運用可以自圓其說的先進“政治經濟學”理論，可不能象某些教條主義者那樣靠大搞“胡攪蠻纏，拿著不是當理說”那一套。那樣的滿世界丟人現眼的事是不能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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