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第二位皇帝、漢明帝劉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高大的金人，頭頂上放射白光，降臨在宮殿的中央。明帝正要開口問，那金人又呼的一聲騰起凌空，一直向西方飛去。第二天朝會時，他向群臣詳述夢中所見，大多數人都不知其由。有個博學的大臣說那可能是西域的佛陀，明帝聽說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陀，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書及沙門。

　　君無戲言，君也無閑夢;皇帝的夢，應該不同于平民老百姓，也不是隨便做的，其中蘊含著頂層設計著治國方略。

　　戰國初起，位于中原西部一隅的仍然羸弱國蠻的小秦，求生存奮發圖強，變法重刑，實實在在嘗到了甜頭，最終騎到了其他抱殘守缺的六國的頭上，武力填平六國的深塹壕溝，耀武揚威在原齊楚韓燕趙魏田野上馳騁縱橫。入主中原后，雖然拆除了原六國的森嚴壁壘，整合了華夏，意圖始皇起，萬代傳，可是仍然信奉法比天大的經驗信條，暴制天下，重刑重罰，天卻不再佑秦，很快被歷史的浪潮席卷，扔到了垃圾堆。萬世傳承秦只是一場殘夢，二世都沒有到頭。

　　原泗水亭長小心翼翼走進咸陽，走群眾路線，廣泛征求意見，聽到了一片呼聲“天下苦秦久矣”，立馬承諾，除“約法三章”，其余一切枷鎖全部打爛。很快天下歸一，漢王朝崛起在東方大地上。

　　以秦亡為鑒，西漢初始，為了“長久之術”，學者建議開國皇帝劉邦，不要“用刑太極”，不要“極武”，要“文武并用”，被采納。政治制度方面，雖然漢承秦制，皇帝位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中央設置三公九卿，沒有變化。但地方行政，卻實行郡國并行制。經濟方面，重農抑商。對外關系，和親，羈縻，安撫為重，以此減少他們對邊境地區的侵擾。法制上，從約法三章起，“務在寬厚”，“刑法大省”。理念上遵循“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說。都是為了適合戰爭后政治形勢，恢復生產，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數十年努力，漢朝迎來文景盛世時代。錢多了，糧多了，社會繁榮了。可是，由于土地兼并日益嚴重，漢武帝又廢除抑商國策，形成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現象，加重對人民的剝削，社會矛盾也開始由潛伏到惡化。為了解決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漢朝廷一方面制定寬松政策，如推行代田法，改進耕作技術，發展生產。另一方面，獨尊儒術，加強思想領域里的大一統和維穩。可是，由于政治日益黑暗，最高統治者不問政事，追求享樂;貴族、外戚奢侈腐;一般官僚乘機魚肉人民，廣大勞動人民生活困苦，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王莽自以為天降大任，從五個方面頂層設計，大規模改制，可是未能解決土地和奴婢問題這些社會動蕩的根本問題，反而給勞動人民增加更大的痛苦，終于爆發了人民大起義。前漢，包括王莽的“新”朝瞬間土崩瓦解了。

　　后漢立朝初的劉秀和西漢開國初的劉邦有所不同，如體現在對待知識分子上，光武帝求賢若渴，晚上睡覺，任一介布衣窮酸秀才的腳搭在自己的肚子上不氣惱，反而笑瞇瞇問對方，自己是不是有所進步。盡管如此，有擔當的有歷史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群體卻大多不愿意輔佐朝廷。中華國土上的知識分子的生存是要有所依附的，此時普遍不愿意錦衣秀食是有原因的，我認為，他們淵博的學識感覺到了巨大的社會危機卻無力拯救，即，全民思想處在大崩潰之中。

　　當位于六國之一之時，秦的重刑，是為了富國強兵，不然的話，不需逐客令都跑了。獨霸天下后的重刑主要功能偏重在維穩鎮壓反抗，直接導致九州黎民不敢言而敢怒，秦亡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選擇。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人們除了必要的物質生活，思想的空間、精神的需求越來越被釋放，再加上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固有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抓思想領域，集中民眾大一統的輿論導向，逐步成為是當政者的重中之重。西漢初，劉邦鄙視窮秀才遭到義正言辭的辯解，卻也能幡然醒悟，捧能為自己所用知識分子為座上賓。同時也有大量的以已修齊治平為目標的讀書人們，認為能伸展十年寒窗積攢的抱負。至此，西漢階段的學者們基本上是順風順水的。陸賈指點， 不要“用刑太極”，劉邦說照辦;董仲舒說，除了儒家，其余都給滅了，漢武帝及時跟進，下令把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

　　其實，此時的儒學早已不是原生態的孔孟之道的，是經過統治者改造，以儒學做招牌的思想體系，包括以正宗大儒自居的董仲舒，他的儒學理論是用陰陽家思想重新解釋的儒家經典。至于最高統治者雖然大聲疾呼民為重，現實仍然大修宮殿，生活奢侈，不斷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和鎮壓。殘酷的現實促使人民逐漸覺醒，聽其言觀其行，原來統治者說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西漢中后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精神思想危機漸漸匯聚形成共振。為了挽救危機，當時的公知、精英們不從儒學基本理論入手，合理化建議、指導最高權力者要“為政以德”，而是為了討好當政者，把原來已經被肢解的但是還是有一些道理的經學，引上了讖緯治國的邪路。所謂讖緯，就是假托神意解經。在解經、述史、論天文地理過程中，更多的是宣揚神靈怪異，絕大部分都是荒誕不經的迷信妄語。統治者昏天黑地，公知精英胡言亂語，殘酷的現實卻是不買賬。

　　劉秀在武力復漢打天下的過程中，頭腦是清醒的，認為天下必須歸一統，符合大勢所趨民心所向，順利地建朝立國。作為實干家，劉秀還算一位明君，劉秀勤于政事，“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在位期間，多次發布釋放奴婢和禁止殘害奴婢的詔書。為減少貧民賣身為奴婢，經常發救濟糧，減少租徭役，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裁并郡縣，精簡官員。結果，裁并四百余縣，官員十置其一。歷史上稱其統治時期為光武中興。其間國勢昌隆，號稱“建武盛世”。

　　可是權力在握，思想卻繼續僵化走偏，意識到前朝“五經”已難于服眾，雖然躬身求教于讀書人，卻難得真知。清醒的學者們預感到民心思想精神處在大責疑大崩潰之中無力回天，紛紛以逃避的方式以示清高。有利祿熏天公知們不遠慮不耽近憂，繼續把統攝人們思想意識的經學理論往讖緯上引，竟然由光武帝宣布圖讖于天下，成為法定的經典。劉秀作為一種重要的統治工具，發詔班命、施政用人引用讖緯為常態。讖緯，最接近于宗教，滲透著迷信，可是由于本身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即預言和結局大都不符，隨心所欲地亂解釋不能服眾，所以極大地限制了自身的廣譜性和普適性，解決不了人心散亂的社會危機。王朝統治者長期言行相悖，也應該長期處在迷茫索求之中，歷史需要尋找新突破，光武帝的繼任者不敢昏然，自然而然起夢見佛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前、后漢共有二十多位皇帝，算得上有作為的沒有幾個，除劉邦、劉秀立朝，武帝揚威，文、景、宣、明尚可圈可點可贊。真正有危機感的，明帝是比較突出的。秦苛暴施行，使民不堪命，使信奉法比天大神話破滅，化作歷史塵土;漢朝反復夯實的家天下的政治制度決定任何改良、改制、改革，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體制內固有的對立矛盾，只能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通過暴力革命改朝換代;三綱五常的精神枷鎖，特別是禮入法后，不僅行為舉止受到壓制，言語思想也被封閉禁錮，導致窒息，精神世界從此暗無天日。

　　雖身皇太子的釋迦摩尼，卻深感權力無力徹底拯救民眾于水火之中，又不愿意躲避社會擔當，發愿為民盡心，以佛教普度眾生，開辟了人類精神生活的新領域。

　　佛教的輪回和因果報應說，為受苦受難的民眾提供了一扇精神寄托的窗口，懺悔說也為上層貴族、統治者減輕罪孽提供了重新轉世的機會，普遍能被接受。這樣，中原思想的渴望與西域佛陀的說教相遇了。經過統治者對佛教的定向性改造，把華夏原有的文化融入其中，把它改造成為符合中國的風俗習慣，并且有利于鞏固專制統治的中國佛教。從此，佛學成了中華文化一個組成部分，影響至今。

　　做夢引佛入中原，是漢明帝的為化危機感的一個戰略舉措，試圖開拓思想精神一片新領域。可是繼任著們依然慣性昏聵，且也不能真正化解社會根深蒂固的壓迫與被壓迫水火不容的階級矛盾，漢王朝必然滅亡就是做夢都化解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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