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人們都會看到不少戴著“共產黨員”牌子的人既不做共產黨員該做的事,也不說共產黨員該說的話。比如共產黨員之間打招呼過去都互稱“同志”,而現在卻互稱“先生”,竊以為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如果是假共產黨員,這樣做和這樣說那倒是正常的;如果是在毛澤東旗幟下集結的共產黨人,則應該和毛澤東時代一樣,說共產黨人該說的話,做共產黨人該做的事。
現在,真正的共產黨員是否有必要思考這樣的一個老問題:在革命隊伍里,究竟什么人最光榮,什么人最可恥?正確的答案當然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人最光榮,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人最可恥。后者,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叛徒。
說到叛徒,我們年歲大的誰也不會有陌生感,親身經歷過革命戰火的人都切身體會過叛徒給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經歷過真假兩個社會主義時期的人們,不但在毛澤東時代的文藝作品中了解叛徒的罪惡,而且還在文革中親自斗爭過曾經的叛徒。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經歷,所以在人們心目中的叛徒,就是指那些叛變投敵而為敵人效命的人。
可是,在改革開放年代耳聞目染了太多的共產黨員雖然還帶著共產黨員的牌子,但就是不說共產黨人應該說的話,不做共產黨人該做的事,在入黨宣誓時層面對黨旗說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可在實際生活中就壓根不再提共產主義這四個字,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是同共產主義事業完全背道而馳。對共產主義事業來說,這是否是一種背叛的行為?帶著這樣的疑問,就到百度查閱關于對叛徒的解釋,果然百度說叛徒是由兩種人所組成:
1,背叛自己的階級或集團而采取敵對行動行為的人;
2,投到敵對的一方去行為的人。
從百度的以上解釋中,我們會看出叛徒并不僅僅是象《紅巖》中的蒲志高和黨史中的顧順章那樣“投到敵對的一方去行為的人”,而且還有雖然并沒有投敵,但卻“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或集團而采取敵對行動行為的人”。在革命戰爭年代,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出現的叛徒多是“投到敵對的一方去”,而到了和平年代出現的叛徒則多是“背叛自己的階級而采取敵對行動行為的人”。
我們看,這兩個不同時期的叛徒既有共同之處,又有不同的地方。他們的共同之處就在于都給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造成了巨大損失,顧順章的叛變使不少黨的組織被破壞,使很多同志被敵人逮捕并殺害。他的叛變給中國的革命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再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葉利欽等給革命造成的損失更大,大到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高潮轉入低潮。
階級的專政被叛徒們顛倒過來以后,他們就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國家和集體的財富進行了野蠻的掠奪。他們還給這種掠奪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轉型接軌。時至今日,這火兒叛徒所進行的轉型接軌還在繼續。
這兩種叛徒也有不同之處,那就是戰爭年代的叛徒容易識別,而和平時期的叛徒卻不容易看透。因為他們都無一例外的披著人形的畫皮,再就是輿論工具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好在今天已經有了網絡陣地,他們就是在進行嚴格的管控,也很難封鎖人民的聲音。
打倒和平時期共產黨的叛徒,這是毛澤東旗幟下的共產黨人當前必須完成的革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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