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十幾排瓦房宿舍和幼兒園大食堂大會議廳大倉庫大曬場大球場大牛棚的連隊人一百多土地近千畝，其中住集體宿舍的男比女約多的知青戰士共約四十個、平原式水田占山丘般旱地一半。這就是我的坐落在云南邊疆山腳的連隊——我的新家。
家里的管事有正副指導員正副連長排長班長一大串，我們知青被他們編入被管理隊伍進入了生產程序，這對于在學校就被學工學農熏陶過建立了改天換地思想的我們在當時來說沒有任何疑問。
早晨聽到鐘聲就迅速起床去食堂洗漱吃干飯下咸菜，聽到第二次鐘聲就開始走入離食堂不遠的勞動場地進入勞動狀態——牛工班的或犁田耙田或砍熬糖需要的柴火，副連長像戰士一樣蹲守此點；生產班的或插秧或薅草除地或種植或培土或收獲，會計、保管和兼連長的現役軍人指導員不定時地蹲守這幾個班；基建班的或打石條或蓋房，副指導員蹲守此點；司務長和一個保育員一個教師一個種菜的一個喂豬的一個養鴨的分別朝各自崗位走去；一個炊事員和一個衛生員因忙過了正準備休息一會兒。看看，有領導帶頭，有班長老戰士在各方面的以身作則，有已經形成了的遵守紀律的勞動秩序和作風，有這種默契的相互監督氛圍，還有一星期約三次由政治學習、生產總結安排和點名表彰先進批評落后三個內容融為一體的短暫而集中的會議形式，誰愿意甘當落后？除一個現役干部的工資標準高點外，其余多干事的干部的待遇和戰士一樣，誰有理由甘當落后？我在的班是生產班，我在現場看到不論老戰士還是年輕戰士都喜歡在談笑風生中流著汗勞動。來自上海北京四川的知青給這里的勞動氛圍增加了很多新奇和歡樂的色彩——服裝和語言各不相同，這正是相互審美和交流的興奮點；四川能歌善舞的人大方，像重慶84中的文藝骨干唐明祥（丁惠民最好朋友之一）邊說邊就給你唱一曲，我們的勞動工地在他的影響下沒有哪天不是歌聲嘹亮的；在連隊參加工作的老戰士的子女和老戰士本身也常被知青團結友好樂觀的情緒感染得露出甜蜜的笑靨。我看到個人勞動效率相似于劉三姐電影中那個采茶和砍柴的效率，集體勞動進度在不知不覺中保持著領先。有個細節我想特別說明——我們幾個生產班男男女女那么多人經常在一個無遮掩的平坦地方進行各種勞動操作，包括休息時間在內，幾乎很少有人去遠處方便，這說明什么？第一我們吃的是干飯，第二我們流了很多汗。第三次鐘聲就是中午下班吃干飯下少量油的水煮菜和午休。第四次第五次鐘聲和前面第二次第三次的意義分別相同。
晚飯后男知青三個一群四個一黨在連隊門前的公路上邊散步邊談古說今憧憬美好展望未來，女知青因狀況多老戰士因拖家帶口就沒那么浪漫了。天黑了或隔天的短暫會議結束了，所有戰士因地制宜各不相同的娛樂就逐漸豐富起來——既有新老結伴聊天，也有老和老、新和新結伴聊天的，有看書的，有在宿舍寫信的和朗讀來自祖國其他農村戰友的美文信件的，有彈琴唱歌玩撲克下棋的，有練功的，有附近連隊知青來串門聯歡的，還有增加營養開小鍋灶的，也有喝酒劃拳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男女混合一起的談笑風生共鳴贊美或含情脈脈笑臉搖曳。第六次鐘聲響了，既喧鬧又悠美爽朗的夜生活開始趨于睡覺需要的寧靜。
這種模式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地進行著，沒人因生活不好或半個月才吃一次肉向連隊提出抗議。我在連隊呆了四個月就調到團部警通排去了。然而這種模式卻刻在了我的心里。模式中熱情從林彪事件發生到74年全國十個建設兵團被解散時的幾年中一直被保持著，解散之后也沒有受到影響——這是74年底我調回我的連隊任副隊長時感受到的。
我有時像瘋了一樣地想“知青究竟有何價值？”這個問題——因為這畢竟是關系到對我們曾經的經歷的定性的大問題——是以服從安置為生命服務，還是以生命為理想服務，或者僅僅是上層們的權宜之計，或者是在這些因素都有的基礎上進行轉換？盡管國家對那場運動早已畫上了句號，但實踐者的思維花朵還在盛開著——我的連隊我的家的勞動熱情被什么力量凝聚？進而我想如果包括知青們在內的所有戰士的肚皮和生活設施文化設施以及各連隊的農科實驗被早納入提高生產力的投資，如果在最基層的連隊單位早建立并實施以切實愛護勞動熱情為目的的“責權利”制度，是否還有后來的云南知青的北上請愿？是否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早就在公有制的基礎上開始良性循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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