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朝鮮接連召開黨代會和最高人民會議，推舉金正恩任朝鮮勞動黨第一書記和朝鮮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正式確認金正恩繼祖父金日成、父親金正日之后成為第三代最高領導人。這種“父傳子、家天下”的做法，無疑給那些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留下口實，某些把社會主義視為封建制度變種的西方學者，似乎可以更加振振有詞了。
然而，且慢!是不是非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就不謀求“父子相傳”呢?請看作為東方民主政治典范的新加坡。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聯邦分離出來獨立建國，李光耀一直擔任總理直至1990年退居二線。為了不赤裸裸地把大位傳給自己的兒子李顯龍，他安排了一個過渡人物——吳作棟，先由吳氏當一段總理，然后再傳給李顯龍。這種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做法，正是所謂民主政治的典型體現。尤其應該指出的是，李光耀為了確保兒子接棒，自己卸任總理后，竟然退而不休，在吳作棟任總理期間，長期以“內閣資政”的身份“垂簾聽政”。直到2004年，李顯龍如愿以償接任總理并坐穩交椅之后，這位“開國總理”才真正退休，安心養老。
也許有人會說，這只是偶然的個別現象。那么，再讓我們看看同樣實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臺灣。1975年，老蔣“總統”辭世。當時，蔣經國以“行政院長”身份執掌朝政。許多人紛紛“勸進”，擁戴他繼位。然而，他沒有答應。而是讓嚴家淦當了三年“總統”。到1978年，小蔣“總統”才正式登基。中間多了一個“二傳手”，蔣氏父子便避開了“世襲”之名。這與新加坡的政治游戲何其相似乃爾!
憑心而論，除了金正恩上臺不久有待觀察而外，蔣經國、金正日和李顯龍都是干得很出色至少是很稱職的。這就說明，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偶爾出現政權世襲的現象，并不一定就是壞事，無論它是貼著社會主義的標簽，還是披著民主政治的外衣。只要產生的領導者能給人民帶來福祉，大可不必對產生模式強求一律。
說起來，給不同國家的管理方式貼上政治標簽，其實是多少有些勉強和生硬的。因為任何書本上的社會制度，一旦和實實在在的社會環境、人文背景相結合，大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扭曲和變形，從而因為存在不同的差異而各具形態。就以資本主義制度來說，既有美國式的總統制，又有德國式的內閣制，還有法國式的半總統制半內閣制，甚至還有保留了封建制度尾巴的英國式君主立憲制。在東方，新加坡是內閣制，臺灣地區是“總統”制。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從新加坡李氏父子、臺灣蔣家父子權力傳承來看，它們從本質上是不是更接近社會主義制度的朝鮮?這個本質就是文化!因為這三個地域都深受東方文化尤其是漢儒文化的影響，除了選舉方式這種外在的花架子不同，骨子里是一脈相承的。
如果我們再考察一下國民黨領袖和朝鮮領導人在稱謂上的變遷，那就更有意思了。國民黨成立之初，孫中山任黨魁，名稱是“總理”。孫去世后，國民黨不設總理，尊奉孫中山為“永遠的總理”。后來，蔣介石任黨的領袖，名稱是“總裁”。老蔣去世后，蔣經國繼位黨的領導人，名稱改為“主席”。因為黨章規定，蔣介石是國民黨“永遠的總裁”。無獨有偶，1994年朝鮮國家主席金日成去世，該國不再設國家主席，因為金日成是朝鮮“永遠的國家主席”。2011年，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日去世，又被尊為“永遠的總書記”。黨的新領袖金正恩改稱“第一書記”。由此我們不能不驚嘆地域文化的神奇魔力，它能穿透一切不同政治制度的外殼而決定政治文明的本質!
塞繆爾•亨廷頓曾經指出，國際沖突歸根結底都是文明的沖突。放眼當今世界，各種文化尚欠融合甚至尖銳對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圖生硬地向不同的文化地域輸出或推行同一種政治管理模式，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在源遠流長、根基深厚的文化內蘊力面前，外在的、人為設計的政治外殼無疑是蒼白無力的。要實現大同世界的美好愿景，必須開展廣泛的文化交流，達到各地域文明的高度融合。總而言之沒有文化的大同，就不可能實現政治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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