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市場經濟與私有制

　　一、自利是人類的群體性行為：

　　人和山中的樹，水中的魚，天上的鳥一樣，有自己的生存需要，并且既要物質上的衣食住行，也要精神上的喜怒哀樂。人一出生，在沒有生存意識前由父母提供保障，待稍有意識后，他就有需要的行為意識，連出生不到半月的嬰兒要吃奶時都會有動作，當嬰兒稍稍成長，她需要的意識行為就變得更為高級，更有能力，不僅有動作表現，還會有嬉笑，有語言。所以人天生就有物質精神需要，為滿足這種需要，人又有天生的與生俱來的意識行為。人是優秀的、智力高度發達的動物，為滿足自己的客觀需要進行各種智力活動，這些智力活動的累積便產生了勞動技能，慢慢的就有了養殖，種植這類生產性勞動。隨著人的逐步成長和人類的不斷進步，人獲取各種物質精神產品的能力會越來越強，手段越來越多。

　　當人的需要得不到或者不能完全得到滿足時，人們就會千方百計的想盡一切辦法去獲得滿足。人們的愿望是無窮無盡的，而人們所能獲得的物質精神產品卻是相對有限的，于是人們總是孜孜以求，盡心竭力的去工作、去獲取，有的甚至是憂心忡忡、癡癡的盼著，盤算著，期待著自己想要的產品，然而人們整天想著的產品是要用錢來買的，于是人們整天思考著如何找更多的錢去買，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為了能買得起自己所需的物質精神產品競相掙錢，人們之間便有了掙錢的競爭。

　　人們要獲得所需的產品是要經過艱辛工作才能達成的，甚至需要絞盡腦汁，費盡心思才能達成。因此才有人對財富的羨慕，才有拜金主義，才有嫌貧愛富。人們這種積極工作想方設法獲得各種物質精神產品的行為就是人們的自利行為，這種行為不僅由人們的客觀需要決定的，即客觀需要的物質性決定了人們的自利意識，自利意識決定了人們的自利行為，而且這種自利行為是天生的與天俱來的，不僅過去的各種社會形態存在，就是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必將存在。

　　有人會說，照你說的人是自利的，那雷鋒、黃繼光、郭明義怎么解釋?的確人世間有人格高尚的，有大愛的，精神已升華到了相當高度的人，但那畢竟是少數人，并不是多數人都原意去做又能做得到的。我們需要考慮的是人類的群體性即大多數人的行為，只有認清了這個大多數或絕大多數的群體性行為，我們的認識才是客觀的，才是實事求是的，我們才能把握人的整體性，才能制定出正確的科學制度。

　　人類的群體性自利行為有各種表現，當他所在的星球與別的星球有爭斗時，他會站在本星球一邊，當他的國家與別的國家有利益爭斗時，他會站在自己的國家一邊。第三，當個人所在的集體與別的集體有利益之爭時，他會站在他所在的集體一邊，當個人的家庭與別的家庭有利益之爭時，他站在自己家庭一邊，當自己和本家庭成員有利益之爭時，他往往會站在自己利益一邊。個人之所以站在自己所在的星球，國家、集體、家庭，個人一邊，是因為置身其中的他的利益包含在其中，他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他“選邊站”，而當他的利益與這些都無關時，他往往只是漠不關心的看看熱鬧。當利益斗爭超出一定層面而觸及到他的利益時，他就會關心起來，甚至直接參與斗爭。人們對集體的關心程度，與他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聯度大小或說關系程度成正向關系，直接相關的，就很關心，一般相關的，就一般關心，基本不相關的，就基本不關心，不相關的，就不關心。個人工作的單位越小，個人利益關聯得更直接，人們的關切度就越高，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干個體戶的，他很關心勞動成果，勞動積極性很高，若他在單位集體內，他對集體的關心一般，勞動積極性就一般，在全民所有制企業內，他感覺自己的利益只是十三億分之一，往往不關心，甚至感到全民所有制是“什么都沒有制”，因此，要讓我們全民所有制企業內的勞動者有積極性，就必須要有利益激勵機制，就應該將一定比例的企業利潤分配給實體內的勞動者，這才能更好的調動他們的勞動積極性。

　　綜上所述：人類自利的群體性行為表現為，在自身的無限愿望不能得到完全滿足時，首先要做的是要滿足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別人的需要，這是人的甚至是所有動物的基本屬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想通過“斗私批修”來否定人的這一基本屬性，結果失敗了，這說明了：人類自利的群體性行為是很難完全改變的，即使將來實現了共產主義，物質文化產品極大豐富，但人的無限愿望也是無法完全得到滿足的，只能相對得到滿足，到那時人的自利屬性也和市場經濟一樣，是不能完全改變的。想人人都成堯舜，人人都有共產主義思想其實是唯心主義的思想。

　　一、 私有制的作用及局限性。

　　(一)決定一國財富數量的幾個主要因素：

　　一國財富從廣義講，包括這個國家生產出的工農業產品和提供的勞務以及這個國家所擁有的一切資源：各種物質資源(如空氣，空間，土地、水、金、銀、銅、鐵、煤礦、石油、天然氣，森林，植被和前人留下的建筑，文化古跡等)和精神文化資源(如科學技術，文化藝術，法律制度等等)，從狹義講一國財富則是該國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勞務的總和，而這些產品和勞務是由該國的生產效率，生產規模和勞動時間決定的。下面從狹義分析一國一年的社會總財富：

　　一年的社會總財富=社會平均每人單位勞動時間的生產量(生產效率)×參加勞動的全體人數×每人年均勞動時間

　　①、生產效率在較短的時期內相對來講是穩定的常數，因為它的高低主要由當時的科技水平特別是勞動工具水平，科學管理水平和勞動積極性共同決定的。整個社會的勞動工具水平是隨著時間漸進式的逐步提高的，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整個社會就提高一倍、兩倍，而其中的管理水平和生產勞動積極性在體制制度沒有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也是基本不變的。

　　②、全體勞動者的數量是由國家長期計劃生育政策引導下提供給社會的能勞動的人口數量和全社會生產和勞務實體規模所需的勞動人數共同確定的，在勞動人口充足或者大量失業存在時，主要就由生產和勞務實體所需的勞動人數決定的，而生產和勞務實體所需勞動人數的又是由生產和勞務實體的規模決定的，所以在一定時期內生產和勞務的實體的規模數量決定了參加勞動的全體總人數。

　　(3)勞動者年均勞動時間既受國家勞動法的限制，又受人的身體生理的限制，勞動強度也一樣受到人的身體和法律的限制，因此勞動者的年均勞動時間也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常數。

　　(4)、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勞務實體的規模數量，是由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下的資產規模決定的，是受一定政策導向影響的。人們的需要是豐富的無限的，但能拿出錢來實實在在的購買卻是有限的，這個實實在在的購買力就是能實現的需求，即有效需求。在貧富分化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僅靠工資生存的工人的收入總是有限的，總想消費卻總無錢消費，相反資本家賺有豐厚的利潤卻幾百倍上萬倍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錢消費卻因消受不了而不消費，即使消費也是奢侈的浪費，如私人飛機，私人游艇，昂貴珠寶等等。資本家的大量利潤在各產業投資基本飽和后，因無利可圖不再轉化為投資，只有大量儲蓄在銀行里睡覺，這就形不成購買力，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進而遏制了經濟的發展，這就是現代西方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的根本原因，也是凱恩斯主義的前提，相反在收入相對均勻的社會里就不存在這種情況。

　　綜合上述可知，影響社會財富的因素：生產效率(包括科技水平，特別是生產設備的自動化信息化，勞動積極性和科學管理水平)，生產和勞務實體的規模數量，每人年均勞動時間，有效需求狀況。雖然生產效率在利益機制的推動和人們思想水平提高以及嚴格的勞動紀律下能得到提高，但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卻是相對穩定不變的，或者變化不大的，而勞動者每人年均勞動時間也是相對穩定不變的，有效需求狀況在分配制度沒發生大的變化前也是相對穩定不變的，因此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一國的總財富主要由一國的生產和勞務實體的規模數量決定。新增投資的多少直接決定新增的生產和勞務實體的多少，而新增生產和勞務實體的多少又決定一國新增財富的多少和一國的經濟增長率。雖然經濟增長主要由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增長決定,但是消費,投資和出口的增長也是體現在提供消費,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實體的規模擴大，產能擴張的新增投資上，所以在較短的時期內，新增投資決定了新增的財富和經濟增長率。

　　(二)私有制的作用：

　　在私有制下個人投資可以發財獲利，由于人類自利的原因，使得私人投資積極性空前高漲，只要有市場需要，又能提供某種產品或勞務滿足這種需要，并且有利可圖，市場上就會有人生產提供這種產品或勞務。在產品生產或勞務提供的過程中，留著道德血液的企業家畢竟是少數，為了利潤最大化，都會精打細算，能省則省，能偷工減料，則偷工減料，能少發工錢則少發工錢，能逃稅則逃稅，能造假，則造假，總之，只要無損利益，或者違法獲取的利益比違法損失的利益大，都干。

　　資本家投資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要，哪怕客觀上滿足了人們的需要，但主觀上都是為了賺錢。只要能賺錢，就會千方百計想盡一切辦法，甚至拿出祖孫三代的存款，當掉值錢的古董、首飾，抵押房產貸款，向所有親朋好友借錢，全押上，賭一把，賭贏的可能性大，下本的決心就大。于是整個社會的私人投資十分積極，生產繁忙，因為有了很多私人投資，社會財富便迅速大量的生產出來，彌補了國家投資的不足，填補了因國家投資不足出現的產品短缺，于是整個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需要很快得到滿足，并且很快供大于求。中國改革開放后，允許私有制的政策一出臺，中國的GDP就高速增長，這就是證明。除此外，私有制的還有一個作用：那就是遍布于民間的多種多樣的各個層面的需要，由遍布于民間的私人投資者才能更好的發現并組織生產來滿足這些需要。

　　私企生產提供的產品和勞務是廣泛的，多種多樣的，量大類多，如果單靠國家投資，不允許私人投資，那這么多層次的遍布大街小巷的，山村野里的各式需要很難被國家這個投資者發現，即使發現了也很難建立那么多層次的經營靈活的實體來滿足這么多需要，同時國家也沒有那么多的資金來投資。國家投資的資本直接表現為財政正常支出之余用于投資的部分，而國家財政的余錢相對于民間的是個少數，所以在建國后，中國只搞全民和集體兩種經濟實體，將私人資本拒之門外，結果必然是投資資本嚴重不足。因此由技術、勞動、資金(提供廠房、設備、流動資金)和社會有效需求共同決定的社會財富就無法極大地生產和實現，整個社會就是嚴重的供不應求和嚴重的物品短缺狀態，由此可見私有制最大的作用在于彌補國家投資的不足，促進生產和提供社會財富，同時也能滿足社會多方面多層次的多種需要。

　　(三)私有制的局限性：

　　私有制的積極作用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存在，特別是在生產力落后和公有資本嚴重不足的時期內存在，它彌補公有制資本的不足，創辦的多種經濟實體可以生產和提供社會產品和勞務，增加社會財富。但當科技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時，特別是智能化自動化以及機器人技術達到一定水平時，或者公有制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只靠公有制實體都能完全滿足社會的需要，并且供大于求時，這時私有制資本就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就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了，而代之以公有制企業。有人說公有制永遠沒有私有制有效率，永遠競爭不過私有制，永遠是落后的、浪費的，實際上公有制企業完成公司化治理后，進行科學管理，其競爭力，社會信譽度，社會責任擔當都高過私有制企業，私有制企業是以利潤最大化的私人利益為第一，而公有制企業則更愿遵守國家法律，更愿承擔社會責任，更誠信，人們也更相信公有制企業的產品，同時公有制企業的管理也更人性化，人們也更愿意到公有制企業工作。現實中不是出現了海爾、萬科、茅臺這樣的優秀的公有制企業嗎?難道說他們沒有效率?沒有競爭力?沒有管理好?它們不是照樣生產出好產品來嗎?

　　其次，當私有制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后，社會上就會出現大大小小的富人，有的甚至可以富可敵國，這些發了財的資本家真的如他們吹的：“小時候如神童般聰明，長大了如孫悟空般神通廣大嗎”?不是的!他們賺錢有的是靠占有國家資源，如礦山資源，旅游資源，土地資源等等，有的是靠行賄弄到地皮的，大賺了一筆，有的是靠造假，有的是靠走人脈拉關系行賄拿到市政工程，鐵路工程，有的甚至是靠黑社會的土匪式霸占建筑包工項目或材料供應等等，有的是靠賭運氣賭對了，總之賺錢與他們的勤勞和智慧沒有多大關系，有的有點關系，有多大呢?至多也不過30%，總之，發財靠勤勞智慧的不多，發不了財的才靠勤勞智慧。

　　從長遠講，真正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因素是科技進步和正確的人文思想，這與私有制沒有直接關系，甚至沒有間接關系。私企賺錢，在馬克思看來是對工人的剝削，在新形勢下又有了新的特點，但無論怎樣，它始終是對別人應該平等擁有的資源的占有和機會的剝奪所致，即對土地，空間，人力，公共管理，交通，水電氣，科技文化等資源的超額占有，以及對有限的市場購買力這種特殊的有效需求資源的不平等占有所致，雖然是拿了錢購買的也是交了稅的，但在市場這個魔法游戲里，市場價格本身就是供給與需求均衡的比例關系數據，是不等價的，不平等的。現在一畝地幾百萬元，十幾年前兩三萬，誰能說清前后兩個交易價格哪個是等價的，平等的，其實這兩個價格都是不等價的，不平等的，都反映了那個地段的土地在兩個時期的市場均衡數據，都無法真實的反映那塊地的真實本值，所謂的按市場價格的購買行為只是變戲法的一個道具而已。而且購買時往往參雜權利，人脈關系，腐敗，各種壟斷性規定，限制等等，通過市場購買這一變戲法將公共資源化為私人資源，再經過組合成為更有價值的私人財富，這就是人世間不平等的開始，就是萬惡社會的一躍。其次私有制帶來的貧富懸殊是社會各種矛盾的總根源，它是改朝換代的大動亂大動蕩的原因，同時也是革命的對象富人和革命的力量窮人的造就者。社會的和諧穩定共同富裕，共同幸福是我們人類追求的目標，而私有制恰恰與該目標相反，是破壞這一目標的，是背道而馳的。

　　所以在行業、產業競爭很激烈，產品已供大于求，有的甚至產能嚴重過剩時，就應該向該行業，產業的私企征收共富稅(或稱資本利得稅，為了統一，后面都稱共富稅)，目的是讓私企逐步退出該行業，而由公司化治理后的，管理水平高的有競爭力的有效率的公有制企業收購私企，或者組建新的公有制企業填補私企退出后的市場空白，以保持該行業的適度競爭，維持供大于求的產品供給狀態。這樣由公有制企業統領整個社會財富的生產，整個社會才會有公平的基礎，才會有和諧幸福共富的基石。相反私企永遠不退出市場，永遠不退出歷史，勢必有10%的大大小小的富人占有社會70%—80%的財富，甚至控制整個國家財富命脈，而財富上的巨大懸殊勢必會帶來人世間的不平等，試想一個億萬富翁與一個一日三餐都難保障的人能平等嗎?整個社會就必然是壓迫遍地，人吃人的地獄，無疑是人類的悲哀，無疑是悲慘的世界。

　　三、市場經濟的幾個特點：

　　首先，市場是一個交易平臺，人們可以將自己生產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銷售，并購買自己所需要的產品，這樣人們可以專事自己擅長的產品生產，這就會增進生產技巧，促進生產效率，提高生產力，可見市場不僅可以讓人們互通有無，而且還可以促進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

　　其次，市場是一個調節器，人們在市場上總是按自己的意愿來挑選產品，當產品不如意時就不購買，這樣不好的產品就會很少人購買而滯銷，于是人們就會改進這種產品或轉產其它產品。同理，當商家發現市場有某種需要時，便迅速組織生產，若市場供不應求時，就會擴大生產規模，開足馬力加班生產。這說明市場不僅為人們提供了交易平臺而且會調節人們的生產，具體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產品的功能，外觀怎樣，價格如何等等都會依據人們的需要通過市場來調節，因此市場能根據人們的需要來調節生產要素，讓生產要素流動，讓資源根據市場需要進行有效配置，所以才有用看不見的市場之手來調節經濟，而不是自作聰明的去管制經濟。鑒于上述認識，我們進行了市場體系建設，發展便利的交通物流：如建設發達的鐵路網，公路網，航空網，航運網，以及信息網等等。同時，政府又出臺多種政策規范市場，讓各個經濟實體在相同規則下進行平等競爭，優勝劣汰，以促進人們不斷提供更多更好更優質價廉的產品和服務。

　　(一)、市場經濟的競爭性：

　　1、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性經濟

　　市場上的買賣雙方都有競爭，只是買方競爭較賣方競爭少，當市場是供不應求的賣方市場時，往往伴隨的是拉關系，走后門，搞腐敗的權錢交易的買方競爭。這種情況多出現在投資嚴重不足的產品短缺時期，爭購不易掌握的高技術產品和有限的資源和產品，這里只談賣方競爭。

　　當市場體系建立起來后，參與市場競爭的經濟實體很多，當某個產業或某種商品好賺錢時，有條件的實體就會趨之若鶩，各實體間就以各種方式展開競爭。然而沒有公平原則的競爭無疑是對廣大競爭者的傷害，是利益輸送，是贖職的腐敗行為，沒有競爭又沒有很好監管的壟斷無疑是對廣大消費者的搶劫，國家對競爭實體的產品沒有質量標準或者有標準又不嚴格執行，那就必然是造假者，短斤少兩者、偷奸耍滑者的天堂。現在市場上的醋有多少是糧食釀的而不是醋酸勾兌的?芝麻油有多少是真芝麻油?白酒有多少不是香精、酒精勾兌的?成都郫縣犀浦鎮菜市場：豬肉大部分注水，兔子肉基本都注水，雞鴨也是注水，賣的水果泡水，菜頭泡水，其它小菜蘑菇，辣椒等等都有不少泡水的，想買點好東西都難。這樣沒有嚴格監管的市場無疑是騙子的市場，假大空的市場，市場的優勝劣汰功能變成了劣勝優汰功能，這樣市場并沒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相反發揮了壞作用，所以老百姓對負有監管責任的政府意見很大，是再正常不過了。在公平合理規則下的競爭，才是對落后的淘汰，競爭才能推動人們不斷的提高產品質量降低售價，提高產品的費效比，最后留下的是質優價廉的產品和服務，這樣的競爭才能促進社會不斷前進。

　　經過充分競爭后留存下來的企業，固然是好的，相反在競爭中敗下陣來的也讓人惋惜，慘烈的競爭就是一種弱肉強食，是叢林法則，這種排他性的競爭既有它優勝劣汰的好的一面，又有它殘酷無情的非人性的一面，人類社會不應該為生存為財富競爭得殘酷無情才對。

　　2、市場經濟中就業崗位的競爭

　　市場中的企業競爭具有排它性，有好的一面即優勝劣汰，促進發展，壞的一面，即競爭失敗的虧損企業不僅沒有利潤，而且會造成資產損失和資源浪費。

　　就業崗位的競爭在市場經濟中也有兩面性，在崗的人有工作，有收入，有生活保障。但是有的因學歷不夠，能力不達標，或者身體年齡等原因失業，有的是各方面條件都達標合適，但是崗位少，適合的人員多，崗位不夠而失業。在未來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市場經濟中，競爭就業失敗的失業者會越來越普遍，特別是隨著自動化和計算機網絡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機器人的大量使用，教育、科研、設計、生產、銷售、運輸等等行業都會排擠出大量人力，這排擠出的大量人員怎么辦，他們不該吃飯嗎?不該工作嗎?不該生存嗎?如果無崗的人沒了生活保障，或保障很弱，這無疑是人類的悲哀，也是社會不能承受的。

　　有人說機器排擠出的人可以干別樣，可是別樣工作也一樣競爭激烈。那搞新興產業吧，可新興產業并不是隨時都能搞出來的，也不是輕易就能在市場中得到人們認可而存在的，即使有也是極其有限的，而極其有限的新興產業不足以吸納大量失業人員。而已有的行業的有效需求卻是相對穩定的而不是無限擴大的：一般來說，人不可能一天吃十斤大米，坐十臺車，住十間房，換50件衣服，跑十個省，這就是說人的消費能力是由人的生理特點決定的，是有限的。因此有限的新興產業和有限的已有產業對生產產品的人的需要也是有限的，而技術進步、管理高效又會進一步減少人員需要，當人們有限需求的產品只需1/3或1/2的勞動人員就足夠時，那被人和機器雙重競爭下來的大量勞動者就會失去工作。比如中國有9億適齡勞動者，而社會只需3億勞動者勞動就足夠了，剩下的6億適齡勞動者就沒工作，如果認為大量的失業人員是因為懶，不愿工作就該貧窮，就該沒有收入或者頂多只有低保收入，那是誤解了他們，是偏見，是不正確的。并且這樣做社會允許嗎?大量失業人員允許嗎?

　　天賦人權最基本的就是人的基本生存權，失去工作的人們是有能力的勤勞的，不是懶惰的，他們只是各種原因沒有工作，他們應該有份收入，沒有收入是不人道的，若收入達不到人的基本生存所需也是不人道的，應該人人有飯吃。人類社會之所以稱為人類社會而不是動物世界，那就在于人的基本生存要得到保證。這里打個比方：有200人進行就業跑步比賽，剛開始的十年容易就業，只是跑在后面的5%的人就業跑步比賽被淘汰而失業，這5%的人只給少量的救濟或不給也沒造成社會動蕩，但到后來，生產力高度發展了，機器自動化和機器人大量代替人，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只需跑步比賽中跑在前面的30%的人就業就夠了，那跑在后面的70%的人就失業，他們的生存怎么辦?難道只給點救濟或者完全不給救濟行嗎?

　　其實企業在競爭中的勝出和人們在就業競爭中的勝出是一樣的，都是對失利企業和就業失利人員應有的平等資源或權利的占有，都是以其他企業和就業人員的失利為代價和條件的，所以競爭勝出的企業和就業勝出的人們拿出部分收入來補貼競爭中的失利者是完全應該的，也是應該遵守的人道，人類應該有這種制度。

　　3、惡性競爭與適度競爭

　　私有經濟實體在人們爭相逐利的競爭中大量生產社會所需的各種產品，市場上的產品也很快出現供大于求，甚至嚴重過剩，當產能嚴重過剩時就必然要淘汰一批企業。雖然打破壟斷，鼓勵競爭是必要的，但在非公平原則下的競爭，往往不是優勝劣汰，而是優汰劣勝，競爭原則不公平，或者有了公平原則，相關管理部門嚴重不作為，致使遵紀守法的老實人經營不走，相反那些偷奸耍滑的、造假的、會來關系的特別是會送禮的、拿錢行賄的得好處，打擦邊球的、搞冒牌貨的得好處，這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競爭力，國際聲譽和人們生活。只有在社會公正公平原則下的競爭，淘汰的才是競爭力差，產品效能低，價格高，質量功能差的企業，留存下來的才是質量好，價格低，服務好，費效比高的企業。

　　在公平競爭原則下的競爭雖是優勝劣汰，但過度競爭必然會帶來浪費，競爭失敗的企業不但有廠房，設備的折舊損失，而且有可能銹蝕掉全部機器設備，同時工資也發不出，欠債還不了，破產倒閉、工人失業、甚至嚴重的會帶來社會震動，影響安定。在成熟的市場競爭條件下，往往新開辦十個公司才有一個成活，其余九個都要倒閉，以九個公司的破產代價換來的才是一個公司的成功，那為什么我們不可以讓新開辦的十個公司有八個存活，倒閉兩個呢?比如開兩家超市就能很好滿足周圍居民的購物需要，為什么要開十家八家基本不盈利的超市呢?又浪費人力物力場地，開三家不就減少很多浪費減少很多不良影響嗎?所以競爭不應過度，過度競爭帶來的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和社會不良影響，適度競爭才是必要的合理的，同時也促進了企業去提高質量，加強管理，降低成本，改進服務態度等。那什么是適度競爭呢?個人認為在沒有壟斷并公平競爭條件下，能提供社會總需求量的110%左右的產品供給時的各經濟實體間的競爭即為適度競爭，就像電力系統中運行備用容量為8-10%一樣。

　　(二)、市場經濟的局限性

　　市場經濟是人們利用市場交易平臺自由購買所需的產品和勞務，以獲得個性的最大的自由與滿足，同時市場也起到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作用，使得社會生產提供最符合人們不斷變化的需要的產品。市場資源只有在市場調節下才能自由的流動，才能更全面的滿足社會多層次的資源需求，為滿足這些資源需求，市場信號會自動調節企業的生產方向和生產規模，無需人們自作聰明的安排這，安排哪，計劃這計劃那。計劃不可能很好的合乎人們的不斷變化的多層次的甚至是千奇百怪的喜好和需要，計劃也不可能很好調節社會資源來全面的滿足整個社會不斷變化的資源需求，因此不僅要完善市場經濟體系而且要長期堅持市場經濟體系，即使實現共產主義也不可廢。

　　既然市場是交易平臺，那是不是什么東西都可以通過市場來買賣呢?不是的，有的標的物是不可以買賣的，如軍事技術，權力，毒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藥，人的靈魂、肉體，國家法律制度的公正公平性，代孕交易等等，因為這些不良的市場交易行為會帶來社會危害，必經嚴厲禁止，所以市場經濟應是合理合法合乎人性的市場經濟，是有一定限度的市場經濟。其次，在市場經濟中，按市場價格進行交易的行為表面看是合情合理的等價交換，公平購買行為，其實這個價格是市場中供給與需求兩種力量均衡的結果，是一種比價關系，是一種比例數據，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價格和所購買的標的物都在發生變化，價格本身無法與標的物真正做到等價交換，價錢無法與標的物的本値相等，人類社會的不平等就產生于這一購買中，所以市場不是萬能的，也不應該是萬能的。

　　(三)、市場經濟并不等于私有制

　　市場是一個平臺，是一個系統，市場經濟是在市場這個平臺系統下運行的經濟，由市場來交易和調節資源配置。而私有制是所有制形式，是資產和凈利潤歸屬私人的所有制形式，所以市場經濟并不等同于私有制。不少人臆想的認為公有制就不應該有市場，就應該是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或者說市場經濟就是私有制經濟，私有制就是市場經濟，其實，市場這種交易平臺和體系架構要求的市場經濟主體，不管它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還是公私合股的股份制都一樣，只要經濟主體具備公司化治理后的應有特點就能很好的適應市場。私有制的，公有制的，還是公私合營的股份制，在市場經濟中都有成功經營的例子，所以市場經濟中可以有公有制企業，或者公有制占主體的企業，搞市場化改革，就一定要搞私有制是極端錯誤的，這是對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兩個不同概念的錯誤認識所致。

　　第二章 平等資源權、公民基本收入、公有制與共富稅

　　一、簡述平等資源權，公有制，公民基本收入與共富稅

　　“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就是天賦人在經濟上的平等資源權，隨之而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平等的資源權主要表現為一國之公民一出生就對本國的物質資源，文化資源和特殊的有效需求資源和由這些資源帶來的一切收益擁有一份平等的相等的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與分配權。而分配的標的物就是由這些資源帶來的收益即公民基本收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份公民基本收入會越來越高，人們也就會因此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公有制，也只有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才能更好地行使公民對國家資源的占有權與使用權，因為在私有制下，私有企業主拿走全部純利潤，即使他交一定比例的資本利得稅(即共富稅)，都不能科學的界定私有企業對公共資源的占有關系與比例，私企按市場價格購買公共資源和社會資源，貌似等價交換，實際上無法做到等價交換，購買所出的價錢無法與所購買的資源本値相等，而集體所有制也是集體成員拿走全部純利潤，也不能科學的界定對公眾資源占有關系與比例，都存在以公肥私，化公為私的情況，因此要大力提高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比例，規模，數量。其次，嚴格的說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才是公民基本收入的基石和根本保證，沒有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或者公有制的比例很低，公民的基本收入就會無法做實，就會是空中樓閣，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公民基本收入制度是實現人的經濟平等的方法，當有了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后才會有人的其他權利的平等。如果只是提高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比例規模和數量，而不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制度，那公有制企業就成了“官有制”企業，經營的成果就與廣大老百姓沒有直接關系或者關系不大，老百姓就會漠不關心，就會認為那是“什么都沒有制”，是官僚的權利財產而已，人民的平等生存權和其他一切平等權利就無法實現，天賦人的平等資源權就無從實現，所說的一切平等都是一句空話。

　　不管是什么性質的企業，獲取利潤嚴格的講，主要都是靠對國家公共資源的占有。技術文化資源，勞動力資源，土地資源，能源資源，水資源，交通資源，特殊有限的市場有效需求資源的相互共同作用才促成的利潤，不應被資本全部拿走，因為資本只是不等價的購買了這些生成利潤的要素而已，如購買一塊地皮，過幾年地皮升值再賣出獲利，這就是不等價的購買土地資源獲利，又如以低價購買勞動力又以高價賣出勞動力的家政，代駕和勞務公司。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詳細論述了資本家以低價的工資購買勞動力又以高價出賣由勞動力的消耗而增值的商品，其中增值部分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全部拿走，資本家就是在購買勞動力時所付工資是不等價的交換，所以剩余價值應該歸出賣勞動力的工人，而不應被資本家無償榨取走。其實，無論資本家購買的是物質資源，還是人力活勞動資源，還是付出代價像修了護城河般的占有市場有效需求資源或者通過權利壟斷市場以及直接壟斷資源，都是資本家對資源的不等價購買和占有公共資源，所以稍許合理的是對私企征收共富稅分走相應利潤，或者對私人入股的國資控股公司，在私人資本分得的利潤中再交相當比例的共富稅后，余下部分歸私人所有。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新三民主義就有“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一條，其目的就在于減小貧富懸殊，均勻收入，消除社會矛盾。建國后搞的“公私合營，和平贖買”的對資本主義的改造是完全正確的，只是時間太短，太過急于求成，沒有讓私有資本充分發揮填補國有資本的不足的作用，本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過渡，結果幾年就完成了，“改造”就成了消滅私有資本的運動，所以國家積累嚴重不足，投資嚴重不足，以致造成社會產品嚴重短缺。和平贖買，征收私企共富稅，搞集體所有制經濟都是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辦法。下面詳細分析平等資源權，公有制，公民基本收入，共富稅。

　　二、關于公民基本收入的問題

　　(一)、公民基本收入是公民間實現平等的需要，是公民平等資源權的實現形式

　　所說的天賦人權應該首先體現在天賦人的基本生存權上，如果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不能保證，何來其它平等的權力，基本生存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所有合法公民都平等的擁有一份相等的公民基本收入，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剛出生的嬰兒都一樣。相反如果人與人之間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其它一切所謂的平等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有冠冕堂皇的標榜，那也是騙人的謊言，試想一個一日三餐都困難的人與一個有億萬資產的人能平等嗎?億萬富翁可以坐私人飛機旅游全世界，普通人能嗎?億萬富翁能購豪華別墅、豪華轎車，有最優質的醫療保健，窮人有嗎?富翁與窮人打官司請優秀的律師，花錢去疏通關系，窮人能嗎?窮人可能連去法院的車旅費餐費都成問題。所以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必然沒有其它的一切平等，必然產生人壓迫人，人欺負人甚至人吃人的現象，整個社會就是一個等級社會，階級社會，在這種社會里生活在底層的人們有什么幸福可言!甚至不如動物世界里的動物，因為動物往往依靠自己的體能能力獲取食物，自己享用，而高等動物的人類不僅靠自己的能力生產產品，而且還要乖乖的給上級送去，送得不夠，不及時還會挨罵，甚至受到收監的處罰，試想這種社會是人間嗎?簡直就是真正的魔界地獄!美好人間，美好人類顯然不應該是這樣。

　　上天既然造了人，又給予了地球這個家園，那么地球上的人都應該生存，都應該有一份基本的生活來源，這份基本生活來源是什么呢?就是每個公民都平等的擁有相等的資源，公民平等資源權不是指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的權利，而是指他所在國家的一切資源包括一切自然資源和一切科技文化資源和有限的特殊的市場有效需求資源，他一出生就該平等的擁有一份的權利，如果全世界合為一個國家，那全世界的一切自然資源和一切文化資源，有效需求資源，他一出生就該平等的擁有一份的權利。

　　拿中國來說：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公民就該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資源的權利，包括空氣資源，水資源，土地資源，各種金、銀、銅、鐵、石油、煤、天然氣等礦山資源，森林植被資源，前人留下的建筑物橋梁等物質資源和技術典章制度等文化資源以及市場中特殊的有限的有效需求資源，這就是人的平等資源權，這是人的基本權利，而每人平等的擁有一份相等的資源體現在經濟上就是擁有一份相等的公民基本收入，公民基本收入是公民平等資源權的實現形式，是由沒人一份的資源的出售出租等所帶來的一切收益。

　　其次：資本是發展生產增加社會財富的重要因素，但它只是因素之一，由市場有效需求，廠房設備，流動資金，技術，以及勞動者的勞動等各要素共同作用促成了產品的生產和勞務的提供，并由銷售人員賣出產品完成驚險一跳后才實現它的社會價值，資本在整個過程中只是不等價的購買了這些社會公共資源，只起到了組合的作用，真正發揮作用的是這些資源，因此由多因素多環節共同作用產生的純利潤在分配上由資方全部拿走，從倫理道義法理上講都是說不過去的。

　　再者，純利潤全部由企業主拿走的這一錯誤分配，其惡果的累積就會產生貧富懸殊，貧富懸殊是天下大亂的原因，同時也造就了革命的力量窮人和革命的目標富人，因此對私人資本征收資本利得稅或說共富稅就是必須的。

　　綜上所述，無論從資源的平等擁有講，無論從促成利潤的各資源和平等分配利潤講，無論從社會的和諧穩定和長治久安講，否定資本無償占有全部純利潤的分配制度都是應該的必要的，建立國家公民基本收入制度也是應該的必要的。

　　(二)、公民基本收入的歷史

　　在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探索時期，在中國農村普遍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推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農村的生產隊通過工分來核算勞動報酬，并且施行的是基本口糧制。在四川的一些農村采取的是交夠國家公糧后，剩下的糧食有細糧粗糧，粗糧要折算成細糧，然后加在一起的總數的60%按生產隊里的總人數，人均分得一份相等的基本口糧，使得每個人的生活有個基本保障，剩下的40%的糧食就根據每個家庭年終的總工分和整個生產隊的總工分的比例進行分配。這個基本口糧含有非勞動的如資源的份量在里面，是個比較合理的分配，這很值得研究和借鑒。

　　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就是借鑒了農村曾經實行過的基本口糧制度，只不過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已遠遠超過了那個時期，所以不再把口糧作為基本分配標的，而是將現金作為基本的分配標的。

　　基本口糧制度除了能維持社會穩定和人的基本生存之外，主要體現了一種公平正義，同理，我們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就是將國家的一切公共資源，公共資產所帶來的純收益，以及防止貧富分化的稅收，財政盈余平均的分配給每個合法公民，是公民一出生就應該享有的一份最基本、最公平的經濟權力，是天經地義的。

　　(三)、建立公民基本收入賬戶的問題：

　　建立個人的唯一的一一對應的公民基本收入賬戶(包括如身份證號、相片、指紋、血型、DNA、學號、財產信息等)的目的是便于分配個人公民基本收入。

　　有人會說：“有了公民基本收入，誰還會干活，還不整天呆在家里休息或者游山玩水?”的確休息是人們喜歡的，但天天在家休息，卻是人們不喜歡的，人從本性上說總是喜歡干點自己喜歡的事。其次人的愿望是很多的甚至是無窮的，總是超現實的，而公民基本收入的多少是由生產力水平和國家資源，資產狀況決定的，剛開始分配的公民基本收入只是小部分，只是工資收入的補充，還不足以維持人們的衣食住行教育醫療，人們想要過上好日子，還要積極參加勞動，努力工作獲得工資收入才行。再次是當生產力水平提高后，特別是機器人大量使用后，社會的產品質量產量可以提高幾倍，但所需人數卻減少為幾分之一，這就不缺勞動人員。同時要宣傳勞動光榮，對勞動年齡段的人作適當的硬性規定如象西方的兵役制度，或者根據工齡的多少在退休時給予差別待遇。

　　(四)、公民基本收入的構成

　　現在政府的財政收入由政府直接收取的稅收和國家資產的部分收益，國家資源收入等組成，應將財政收入中的某些部分分出來，歸口至公民基本收入中。公民基本收入應該由國家資源資產出售的純收入和出租租金，資源稅，國家資產帶來的純利潤，國家資本的國際國內投資的純利潤，遺產稅，贈予稅，奢侈品稅，個人所得稅，共富稅以及當年的財政盈余等組成。財政收入主要是支付軍費，公共安全費，各級行政的管理費和教育費以及醫療保險的補充費用等，至于基礎設施和市政設施建設，凡是市場能做的，就交給市場，需政府做的要反復論證，經人大批準后才能拿錢建設。財政收入來源于稅收，不是來源于公共資源資產的收入，政府沒權利，也沒資格使用公民基本收入賬戶里的錢，財政收入和公民基本收入要分清，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夠用的要有停擺機制，那些亂花錢的敗家子政府應受到制約。財政收入和公民基本收入兩個賬戶都應由人大掌管。

　　(五)帶來財政盈余的幾個方面

　　1、教育方面：

　　①中國現在的教育就是一個混日子工程

　　由國家財政供養的學校，為何要那么多教師，而且目前的中國教育從質量上講是不合格的。與實際嚴重脫離，培養的學生普遍缺乏實際能力，整個學校就是一個僵化的混日子工程，非常死板教條。當年我在大連理工大學讀書時，總想多學點實際的技術設計，科技研發的思路方法，可不管書本上還是老師講的都很少涉及甚至沒有，總想多學點感興趣的歷史，經濟學，古代哲學，可這方面的書不多，也沒老師可請教，也沒同學可交流，相反同學們卻說：“學那些玩意兒干啥?功課學及格就行了!”好像功課學得好就是本事大，誰知我們都被騙了，功課學后基本都沒用過，能用上1%就不錯了，想學點實際的，可就沒這樣的課程，想學都沒門，課程是幾十年一百年不變的經典理論，功課中很少有解決實際技術問題的案例。老師多半是從學校一畢業就進校門教書的，這樣怎么能培養出有實際能力的真材實學的工程師，同學們畢業后參加工作全靠再自學，回顧大學四年，我是在孤獨和倔強的學習中渡過的，也曾想棄學，不要文憑，只在圖書館泡上四年則足了，但是，文憑又是走向社會的敲門磚，又不得不學那些既無用又無聊的功課。后來與在清華大學讀博士的陳姓同學和在清華教書的陸姓同學交流時得知清華也差不多，清華這樣的知名大學尚且如此何況其他學校呢?學生好像學沒學到東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師混到工資，學生混到文憑。決定國家命運前途的教育辦成這種水平，能不讓人憂心嗎?美國耶魯大學的校長恥笑“中國大學是人類歷史上的笑話”雖然有言過其實的地方，但也反映了部分事實，不得不讓人警醒。

　　②中國教育就是一個考試系統

　　學校除了教知識外，也應該培養學生的能力和提高學生的修養，知識只是比文化高一個層次的范疇，而能力是更高一個層次的，考試應該檢查學生的知識掌握程度，出偏，難，怪的考題即使考得高分又與真正的優秀有何關系?現在中國的教育就是兩個字----考試，似乎考得好，分數高，能力就強，就有出息，就有好的發展前途，高考分數高出10分，就高一等一樣，認為高考上一本學校，就比上二本好，上二本學校就比上三本好，上三本學校就比上一專好，上一專學校就比上二專好，老師這樣認為，學生這樣認為，學生家長也這樣認為，考試決定命運，于是學生就變成了考試機器，老師就是考試機器的設計師和維修師。本來令孩子們高興愉快全面成長的學校反而成了令孩子們討厭的監獄式的地方。

　　這種將考分與學生素質能力等同的做法是不正確的，學生的素質代表國家的未來，特別是在國際競爭中，創新是必須的，特別是在社會學科領域，沒有自己觀點的知識等于沒有知識，只知道別人所說的，與人云亦云沒有多大區別，而在自然科學領域，知識是一方面，而運用知識發現，發明創新才是目的，毛主席曾說：考試100分，沒有自己的觀點，只能算50分，考試50分，有自己的觀點就該給100分。自古以來，狀元很少有作為的，有作為的都不是狀元。

　　③對中國教育的思考

　　教材質量好差直接關系到學生學習后的水平，所以教育部應該組織專家反復認真比較古今中外相應專業的教材，并編出與之相應的習題和案例，而案例一定要盡可能的與實際相銜接，與具體的設計開發和實際課題相接近，這才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實際分析能力和興趣。學生平時的知識學習成績，設計案例成績和期末期中考試成績相結合，平時的案例設計分數不應低于40%，學習應放在平時的積累，而不是考試時的一考定結果，這才能全面反映學生的學習成績。。

　　全國各大學的相同專業，教育部應該統一教材，統一習題，統一案例，統一推薦讀物。在保證了教材質量的同時，組織講課能力強，授課質量高的老師進行授課視頻錄像，實行遠程教育，這樣既有各專業的優秀的統一教材，統一授課視頻，又有統一的優秀的習題和案例，以及習題和案例的分析視頻，這樣教師的工作就變為以輔導答疑和引導學生學習以及組織學生討論為主，一個老師可兼做現在幾個老師的事，大學中學的授課老師就應大幅度減少，應留下和招聘一些有實際創新開發設計經驗的和有優秀管理能力的品格高尚的，勤于工作的，忠于職守的老師，那些整天打麻將的，搞什么教育，搞什么科研，只會整天混日子，只會帶壞學生，應該裁撤，在加強管理并強化勞動紀律的條件下，減少50%的老師不算多。這樣不但教育質量有較大提高，而且教育經費也可大大減少。現在中國的教育費用并不少，達到了GDP的4%，但是產出不行，教育質量不行，應好好研究，好好抓，否則會貽害整個國家。

　　2、公共管理費用和“三公”經費

　　有了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就把老百姓的利益與國家的公共支出緊密的綁在一起了，老百姓就知道，用于國家安全的軍費，公共管理費，教育費用少，老百姓公民基本收入賬戶里的錢就會多，老百姓在一定的教育引導下就會更遵紀守法，況且人人都有份相等的公民基本收入，又沒多大貧富懸殊，這樣各種犯罪案件勢必大大減少，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再輔之法家思想的適當重刑重罰，天下必定一片太平，和諧融融，公共治安費用也會因此大大減少，同時我們可以多組建一些民間志愿者的公共管理組織，花錢少且效果好，這又會大大減少公共管理費用。

　　“三公”(公務交通，公務接待，公務出國)經費確實太多，毛主席的干部騎自行車，趕公交車，甚至走路，照樣能辦成事，辦得好事，現在倒好，公務車一個比一個有派頭，要進口的，而且數量極多，真是又多又豪華，但管理干部的素質呢?卻不可思議的低下，結果國家管理得混亂不堪。

　　公務接待上胡花亂用，人民痛恨是在情理之中的，茅臺、五糧液之類的好酒在習近平總書記整風前供不應求，老百姓過年過節買一瓶都不好買，整風后，這些高檔酒銷量大幅下降，價格降了一半也賣不出去，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了海吃海喝的公務消費是多么的猖狂。

　　中國的周邊國家有不少在緊靠中國的邊境上設了賭場，是專為中國的官員去賭博設立的，國家的錢老百姓的血汗就這樣隨意拿去揮霍，而老百姓的養老錢即沒有或不夠，如果讓老百姓來審理這些官員，一個個處死都不為過。由此可見，當時的當政高層在干部管理方面是何等的無能，這些事都要被寫入歷史遭后人唾罵的。更可笑的是除了留罵名外還嫌不夠，還要不知廉恥的大言不慚的立這個言論，樹那個那個思想的，甚至有的已不再用流氓文人，而是親自赤膊上陣直接出面寫文章吹噓自己。有的明明在管反腐敗的事，國家卻越來越腐敗，自己毫無作為，老百姓痛恨至極，他卻偏偏著書立說自己反腐敗多么有思想，有的明明把教育搞得一塌糊涂，卻出書談教育，好像自己在教育方面貢獻很大，很有建樹似的，利用自己的余威和知名度出書賺錢而已，如此之類，并讓全民學習，在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的學習后，并沒取得多少效果，這些僅有中學水平的所謂理論只能貽笑大方，為后人恥笑。須知中國自建國以來到如今只有毛主席算得上是理論家水平的領袖，那些想立功立德又立言的人弄不好只能自夸自賣的自毀聲譽。想想毛主席指揮若定，胸中有千萬雄兵，胡繩勸他寫本兵書，他謙虛的說自己的文字工具水平不夠沒寫，想想曹操寫好兵書后，覺得寫得不好，與其留污名于后世，不如盡毀之，全燒掉。

　　立功立德立言，哪一樣都不是那么好立的，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就更少，歷史是當時人寫就的，評價卻是后世人的事，隨時照照鏡子有益無害，在生時說自己比孫悟空神通廣大，比神仙還有能力，都沒多少人敢反對，但歷史總歸是要由后人評說的。

　　現在全世界多數國家的財政都很緊張，很多都是靠借債過日子，如果將部分稅收歸并到公民基本收入后，是不是財政必然會異常緊張，遠遠不夠呢?做為人民的政府是應該永遠過緊日子的，但如果國家治理得好，中國的公務人員只需現在的1/3，公共管理費用也只需現在的1/3。試想想，過去幾千年的財政都搞走了，為何在生產力遠遠高于過去，國家管理手段都自動化，信息化了的條件下，財政卻困難了呢?為何財政還是吃飯財政?我想不外乎還是不該花的花了，該少花的多花了，中國的公務人員究竟有多少?公共經費究竟有多少?由財政支出的項目究竟該哪些?李世民時期管理了那么寬的地方，仍然養軍隊，仍然養官員，為何財政就夠了呢?為何一個天朝大國的朝庭卻只有600多官員，國家卻管理得井井有條呢?!而我們今天技術手段高出許多，雖然管理復雜了，也不至于要那么多公務員，那么多管理機構，那么多花費啊?!

　　三、關于共富稅的問題

　　(一)、共富稅的提出

　　人世間有兩大惡魔：一為權力，一為資本。要讓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為廣大人民服務，那么制定的法律制度就必須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并且必須由廣大人民來制定或者由真正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來表決制定。受法律制度管束的權力必須要得到有效的約束與監督，否則，權力就成為謀利的工具，權利就成為惡魔。資本之所以是惡魔，就在于資本本身是逐利的，會造成資本自身的積累壯大，隨之造成人世間的貧富分化，進而造成人世間的不平等和階級分化。貧富差距過大自然會形成社會矛盾，而多種社會矛盾的并發和相互作用，就像物理學上的共振現象一樣，會導致社會大動蕩大崩潰，以至改朝換代。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多是因為多種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導致農民起義，進而天下大亂，最后改朝換代的。毛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深刻闡述了社會各階級的不同經濟地位對革命采取的不同政治態度，越是貧窮的越是革命，越是富裕的越是反對革命，而對中等經濟地位的中間階級對革命的態度和行為都繪聲繪色的一一描述得很全面很深刻，該文的核心依據就是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態度，政治態度決定他的政治行為政治行動。革命有否，看能否有無貧富分化和貧富化的程度，大眾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革命的基礎，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對象和革命的源泉。經濟制度是其它制度的基礎，經濟制度是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因此經濟制度必須考慮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否則即使經濟有活力，那也是短暫的，也必然被隨之而來的激烈的社會矛盾所摧毀。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在新形勢下應該有新的發展，如果機器人大量使用，現在雇傭70~80人的工廠在使用機器人后往往就只需雇主一家人工作就夠了，不用雇傭他人，這時資本家就成了個體戶，表面上看，他已沒有再剝削工人的剩余價值了，但實際上他是對社會有限的有效需求這種特殊資源的占有，是對其他物質資源的超額占有，雖是購買而來，而購買本身是無法做到等價的，其實這也是對他人應有資源的剝奪行為，所以資本這個惡魔不加限制就會為害人間。美國雖然維持了兩百多年，但它執行了不少社會主義的措施，如遺產稅，奢侈品稅，所得稅，最低工資等等，否則，美國早就改朝換代了。因此，國家應該對私營企業征收共富稅，稅基為私營企業的純利潤，稅率視全社會的競爭程度來定，社會的競爭度越高，共富稅率就越高，競爭度越低共富稅率就越低，因為保持適度競爭有利于社會進步，過度的惡性競爭才是浪費，所以共富稅率的高低應以社會的競爭度或說產品的剩余度決定。

　　(二)、共富稅的征收范圍

　　既然是共富稅，或者說資本利得稅，顧名思義就是向有純利潤的資本征稅，而不是向普通工薪階層和無工作的人士征稅，企業高管中的高收入者和一些高收入的影視明星，體育明星，他們是通過勞動獲得的高收入，是其稀缺性或能力強獲得的高收入，不是資本利得，所以不對他們征收共富稅，共富稅只對資本利得征收，不包括勞動收入。

　　在征收共富稅的起始階段，對利潤低于一定數額的個體戶免征共富稅，因為個體戶是國企較難觸及的較難滿足的各個角落又需要的豐富多彩的產品和勞務的提供者，如樓下的包子店，理發店，市場的肉攤、菜攤、修鞋店等等。個體戶的利潤是較少的，因此只對規模以上私有企業，股份制企業，獨資、合資的中外企業征收共富稅。

　　中國要長期的和諧穩定與共同富裕共同幸福，公有制是必然的選擇，也是最終的選擇，私有制總會帶來貧富懸殊，社會壓迫和社會矛盾，所以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社會主義探索時期是不允許搞私有制的，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但是在生產力還不發達，國家投資不足，不允許搞私有制，那么生產實體就少，產品和勞務就少，國家的財富就少，整個社會就是普遍貧窮與產品普遍短缺。而私有制實體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彌補國家投資的不足，進而促進經濟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允許私有制存在，GDP快速增長，這段歷史也證明了這點。因此，私有制在國家投資不足時可以存在，但在隨著國家逐步有資金投資不再資金短缺時，私有制就要在適度競爭的前提下逐步退出，現在國家投資不足的狀況已經得到改善，對于生產已經飽和的行業，可允許繼續搞私有制，但要交共富稅，這也是應對社會矛盾和貧富懸殊的辦法，也是所有制由私有制向公有制過渡的辦法。

　　(三)、共富稅的稅基和稅率

　　共富稅是以資本利得的純利潤為稅基，在計算純利潤時應以全國平均工資計算工資支出，避免有的單位以高工資逃稅的可能。稅率是因行業的不同而不同，隨時間的不同而不同，由行業的競爭程度和產能過剩情況來定，總之在保持適度競爭前提下逐步提高行業的共富稅稅率，比如剛開始時是10%，經過幾十年后就過渡到80%，這個時間比較長，在這個時間里，隨著共富稅稅率的提高，私有制資本將逐步退出，而公有制資本又將逐步進入并取代之，這個過渡過程就是由社會主義探索階段向社會主義全面階段的過渡過程，當全部私有制資本被全民所有制資本替代時整個社會就過渡到了社會主義全面階段。

　　在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時期，可考慮對個體戶年純利潤在一定數目以內的暫不征收共富稅，但個體戶在分配公民基本收入時就要減少1/3或1/4，這個比例需要認真論證，為什么要減少個體戶的公民基本收入呢?因為個體戶的收入中除了勞動收入外還有利潤收入。 除城市的個體工商戶外，農村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聯產承包戶也因為占有一份國家土地資源而有勞動收入和利潤收入，也要減少1/3或1/4的公民基本收入。

　　四、公有制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可能

　　(一)、公有制存在的理由

　　①每個公民對于本國所擁有的土地，山川，湖泊，森林，植被，空氣，空間，水，電，氣，油，交通，礦藏等等物質資源和先人創造遺留下來的物質資產和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典章制度以及有限的有效需求資源都無可辯駁的擁有一份平等的權力，這份權力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平等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與分配權。公民要公平的行使這些權利就必須要有代表全民利益的經濟實體來占有與使用這些資源，占有與使用這些資源的成果和一切收益就要平等的相等的分配給每一位公民，這是“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在經濟上的具體體現，這也是人類社會不同與一般動物世界的根本要求。

　　②社會的產品和勞務主要由技術、勞動、土地，廠房，設備，水，電，氣，交通，文化，公共管理等等資源中的一種或幾種相互作用完成的，提供資本的一方頂多起了綜合和組合的作用，資方貌似按市場價格平等的購買了這些資源并把它們組合在一起促成了產品和勞務的生成，但它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所以不能把純利潤全部都拿走。況且資本按市價購買資源時只是表面上的平等購買，而不是真正的等價購買和等值交換，因為資方所出的價錢與所購買的資源標的物的本値是無法做到等值等價的，資源的本値是指它的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綜合，是隨時間空間變化的，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試想一種紙的東西怎么能和一種功用外形完全不同的物品等值，價格只不過是市場中供給與需求均衡的比例數據，價格代表不了物品的本値。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詳細闡述了資本家對勞動力的不平等購買，資本家拿走全部剩余價值的過程，其實，資本家不僅僅對勞動力的購買是不平等的，而且對其他資源的購買也是不平等的，資本家賺錢都是主要靠對資源的賤買貴賣，有的是對物質資源的賤買貴賣，如炒地皮，有的是對勞力資源的賤買貴賣，如代駕公司，勞務公司，有的是購買幾種資源后，再組合成一種售價超過各組成資源價格總和的物品或勞務后出售獲取利潤。由此可見，在私有制下，私人不等値購買超額的公共資源，再組合成一種價格高過各組成資源價格總和的產品或勞務，出售后的差價即利潤被只起組合作用的資方全部拿走，無論從資源的不等値購買還是從利潤的分配上講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一個騙局。

　　③企業競爭的勝出就是對有效需求這種特殊公共資源的占有，社會對財富的需求從人的主觀愿望講是無窮的，但從人的客觀需要上講卻是有限的，因為人們對某類產品的消費力是有限度的，有一定比例的，人們不可能將有限的收入都拿去消費某類產品，比如全部買衣服，這是不可能的，而且有限消費的某類產品卻是眾多生產企業在生產和提供，這些企業就會互相競爭，爭先恐后的生產，銷售并改進自己的產品以期在市場中獲得更大利益，而有限的市場需求使得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的企業就要被淘汰，競爭失敗的企業和企業員工就會失去生產和工作機會，這會給他們帶來一定的損失，而競爭中勝出的企業和企業員工就會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或者更穩定的工作機會，競爭的一面是促使人們改進提高自己的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提供費效比更高的產品，并不斷地超越自我，競爭的另一面卻是剝奪了競爭中失敗者的市場份額，讓企業和企業員工失去生產和勞動機會，這是競爭的排它性的一面和殘酷性的一面，也是不人道的不和諧的一面，因此市場競爭中的勝出者是以別人失去生產機會甚至是生存機會為代價的，有效需求的有限性注定了競爭的不人道和殘酷性，因此獲得有效需求就是獲得了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空氣是資源，何況這有限的有效需求呢?所以企業在競爭中勝出和在就業競爭中獲得就業崗位都是對有效需求資源的占有，因此讓企業交出部分純利潤即征收共富稅和對就業員工施行低工資或者說將勞動的一部份成果拿出來給未就業的人們是完全應該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④社會的和諧穩定長治久安的需要。私有制下資本家獲得全部純利潤勢必造成貧富分化，貧富分化必然帶來人世間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不平等勢必帶來壓迫和掠奪，這種壓迫與掠奪不僅在純利潤被資本家全部拿走之后，而在純利潤產生的過程中就已經有了，僅憑這點對資本家征收共富稅都是必要的。而且征收共富稅的目的不僅在于社會各資源共同作用產生的純利潤能得到稍許合理的分配，并且在于有利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過渡。

　　⑤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生產力水平也越來越高，特別是自動化技術的廣泛運用，當智能機器人大量代替人的勞動時，現在需一萬勞動者的工作將來只需兩千人，并且產品質量還大大提高，在新行業，新需要還不足以吸納機器人排擠出來的勞動力時，無業者可能是勞動人口的60%-70%時，這么多無業者怎么辦?挨餓嗎?因此，隨著歷史的發展，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必然要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到時也不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則，相反勞動沒勞動都要分得一份基本收入，而這份基本收入就是公民基本收入。

　　(6)全民所有制是實現公民基本收入的基礎和保證，比例較低或者沒有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實體，那么帶來全民富裕，全民幸福的公民基本收入就無法做實，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就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就會是一個空殼，公民的平等資源權也就無法實實在在的落實，就是一句空話。雖然全民所有制經濟實體在市場中的競爭，因市場購買本身不是等值購買而無法做到絕對公平的，但在市場中實現的利潤大部分交了全國公民基本收入賬戶，而全國公民基本收入賬戶里的錢又平等的分配給了全國的每個公民，那么這就較好的實現了公民的平等資源權。

　　(二)公有制存在的可能

　　有的人說：公有制是沒有效率的，搞公有制就是浪費資源，其實，公有制并不等于低效率，私有制并不等于高效率

　　1.私人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利潤，追逐利潤最大化是資本的本質屬性。有的私營企業主為了獲取高額利潤，貪得無厭，對工人、技術員、銷售人員的巨大貢獻視而不見，不給予相應報酬，因為分配的權力在私營企業主手里，他為了利潤最大化，他能省工錢就省工錢、能省獎金就省獎金，能少給就少給，甚至高興給多少就給多少，特別是不遵守勞動合同的廣大私企老板更是如此，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這樣勞動者的內在積極性主動性也是很低的，勞動者對私企的發展也是漠不關心的，因為企業再好的未來發展前景對他本人來說，關系并不密切，或許將來公司發展壯大了他卻因年齡超過45歲而被公司辭退了，或者公司發展了，錢也賺得多了，他自己的收入卻未增加多少，甚至有的還減少了。員工的收入和工作的穩定性與私企發展與否并無多大關系，而是與他從事的工種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的平均工資和競爭程度有直接關系，是供給與需求的比例關系下的均衡決定的，與勞動者的貢獻并沒多大關系。

　　舉個例子：我于1995年—1997年在廣東順德的一家私營企業搞技術開發，并負責技術部，兩年多我們部開發改進了19個型號產品，每年老板都賺1000多萬，而我們的勞動報酬就是2000多元工資，年底的獎金我是2000多元，我技術部的其它幾個弟兄才1000多元，我向老板反應情況：談了技術部的積極努力和貢獻，兄弟們開發產品的不易，許多訂單都是技術部加班加點把技術搞過關才拿到的，能不能多考慮一點，老板一句話：“你們拿這份工資，職責就是要開發出這些產品來。”他說的也不完全錯，接下來的一年中，整個技術部的兄弟有氣，全部技術員都沒了積極性，一個產品都沒開發出來，我也離開了那家廠到了佛山一家外資企業，到了1998年該廠就因技術問題過不了關，垮了……

　　2.公有制企業照樣是有效率的：

　　首先，公有制企業里的勞動者除了拿一份工資外，心里會考慮到，企業是在為國家賺錢，為國家賺錢自己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的，哪怕是十三億分之一，不是純粹的打工，而在私企里賺的錢全是老板的，與自己毫不相關，同時，出于對國家和人民的感情，多為國家賺錢也是為國家強大，哪一個不希望自己的祖國強大了呢?有誰真的不愛自己的祖國呢!如果真的不，除非他沒有人性。其次，公有制企業應該進行公司化治理，只有這樣才能更好適應市場競爭，所謂公司化治理起碼要有以下幾點：

　　①、政企要分開：政府只管行政，管公平執法，管建立和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不直接干預公有制企業的具體經營，否則既是執法者又是辦事者，說不清道不明做不完的相互牽扯之事，這樣的公企是經營不好的，很難適應市場競爭。

　　②、產權要清晰：厲以寧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提出股份制理論(包括公企間的相互參股，公企和私企間相互參股，私企間相互參股等等)，目的就是為了使企業在產權清晰的條件下能很好的很快的響應市場，不失時機的抓住市場機會。因為在市場競爭中要決定企業的資產轉讓、購買、使用、并購等重大事宜，有了清晰的產權就有了清晰的資產所有者，有了清晰的資產所有者，在資產處置，股權處置這些重大事宜上就有了明確的法人來作決定，這就便于企業的資產處置，也就便于企業所擁有的資源在市場中的流動，資源才能有效配置，企業才不至于在市場機會面前反應遲鈍，緩慢，甚至被捆住手腳沒反應，也才能使企業根據市場需要來安排自己的生產，才能更好的供給社會需要。

　　③、公有制企業要有利益激勵機制：雖然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勞動者有了主人的感覺，工作穩定，工資也是國家評定的較公平的全國統一的工資級別，但作為一種獎勵應該將企業的純利潤的一部份分給全體員工，以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分配的純利潤的比例究竟是多少，可以論證，例如15%，在確定之后就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想想，在私企里打工，老板賺的錢再多，都跟員工沒多大關系，在公有制企業里如果“人民這個老板”能拿出15%的純利潤分給職工，職工該多高興，怎么會沒積極性。職工間分配純利潤應以全體職工的基本工資為參照，參考平時的表現和貢獻來合理評定，而非現在的某些國企，高管一千萬，普通職工一兩萬，純粹是搶劫與掠奪，也不知道是哪位蠢豬領導同意這樣搞的。

　　④、企業必須要有自主權：國資委應歸屬于人民代表大會，國企應該對國資委負責，政府沒有權力直接干預國企的日常經營活動。企業必須要有自己的人事權力，原材料采購權力，產品定價權利和財務安排權力等等，總之要能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國資委是代表人民這個老板看管國企，國資委的權力必須要有一個適當的度，要有明確的權力范圍，職責范圍，不得垂簾聽政，只起監督約束作用而不是直接參與管理，只起相應股權的股東應起的作用，這方面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鑒。海爾、萬科、茅臺等優秀國企的經驗可以參考。

　　⑤、私企高效率的原因及借鑒：私企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能省則省，能少開支則少開支，往往具有較低成本，同時效率較高，雖然打工者內心并沒想為私企多賺錢，但是私企有嚴格的甚至是沒人性的強迫式管理，動輒就以開除相威脅，動不動就是罰款幾百，勞動紀律嚴格甚至嚴酷，在這種高壓下，打工的兄弟姐妹為了生存，為了掙錢又不得不屈從于這種嚴酷的管理，因為不好好干或者沒干到位，就會失去工作，這種類似于軍隊中鐵的紀律的管理當然是有效率的，當然也是壓迫的也是壓榨的。

　　國企管理也要強化勞動紀律，不能隨隨便便，上班下班不準時，松松垮垮，無所謂的樣子，甚至一張報紙一杯茶就混半天。長虹的著名企業家倪潤峰說過“最好的企業管理就是軍事化的管理”，軍隊之所以能沖鋒陷陣，就在于有鐵的軍事紀律，因此國營企業也要有嚴格的勞動紀律才有競爭力，這方面可以借鑒私企。

　　由此可見，公有制企業經過公司化治理后，完全可以適應市場經濟，完全可以做到高效率，私有制企業并不一定比公有制企業有效率,有

　　競爭力。

　　第三章 人民民主政治

　　一、對人民民主政治的理解

　　民主，民主，顧名思義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事。那由人民大眾決定什么呢?各家各戶的事由各家各戶自己來決定，而人民大眾的公共事務就由人民大眾共同來決定，公共事務是指事關公眾利益的事務。人民大眾所作決定的系列匯總就是法律制度，因此法律制度就必須要體現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福祉和意愿，而不是體現少數人的利益，意愿，為少數人服務。

　　如何讓法律制度體現和保證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呢?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法律制度必須由人民大眾來制定，由人民大眾來執行，由人民大眾來監督，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維護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具體的講：國家的法律制度要由真正能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來制定，當然人民每人一票的決定方式是最好的辦法，但限于多種原因不能做到這點，那么就要由人民真正來選人民代表，選出的代表要真正代表民意。由于各個行業階層有各個行業階層的特點，各行業階層有各行業階層的利益，如醫療的，教師的，農民的，工人的，政府部門的，軍隊的，文藝工作者的，企業主們的，因此不同行業階層的代表所代表的行業階層利益不同，如果按各地區總人數的多少來分配人民代表名額，而不是進一步的按各地區細分的各行業階層的人數多少按比例分配各行業階層的人民代表名額，即不是按教師、工人、農民、企業主、行政官員、文藝工作者等各行業階層人數的多少來比例分配各行業階層人民代表名額，那么選出的代表往往都是各地區有知識文化，有影響力的人士，而這些人士往往主要集中在幾個“光亮”的行業階層，相同行業階層在全國各地也基本相似，所以選舉的結果主要都是某些知識多，收入高，影響大，知名度高的行業階層的人士，如企業主階層，行政官員階層等，相反人數較多的底下層被選出當代表的少，這樣整個代表所代表的不是大多數人的利益，代表的是少數幾個光鮮階層的利益，這樣選舉出的代表不是真正的人民大眾的代表，由他們制定的法律制度就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只代表他們少數人的利益的。因此建議如下：

　　根據全國有選舉權的人數多少，按比例計算應從多少人中選出一個全國人大代表，同時對中國各階層各行業的人口進行分類統計，按比例計算出各行業各階層的全國人大代表人數，然后再分配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相應行業中去，比如：中國人口中農民占45%，那全國人大代表中農民代表就要占45%，四川的農民占全國的農民的1/13，那么四川選出的全國農民人大代表就要占全國農民代表的1/13，占全國全部人大代表的1/13*45%，其他行業階層以此類推。這里要說明的是各行業的私營企業主不能放在相應的行業中去，如農業資本家不能放在農民這個群體中去，工業資本家，文化企業主都不能放在相應的行業中去，而應有一個企業主階層來分配名額，個體戶也有個體戶階層來分配名額。工人、農民、士兵，企業主，文藝人員，教師，個體戶，學生等等分類分得越細越好。這樣按行業階層人數多少分配代表名額的方式，形成的人民代表體系才能真正代表不同的階層利益，匯聚各行業階層的代表后的全部代表才能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由這樣的代表決策制定的國家法律制度才能真正代表民意，才能得到最大多數人民的擁護與遵守。所謂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為水，官為舟，當水與舟為一體時，水欲東，舟也欲東，水欲西，舟也欲西，水欲止，舟也欲止，水永遠是托舟，永遠與舟凝為一體，何來覆舟?正所謂：“人民就是政權，政權就是人民”。

　　除全國人大代表這樣分配名額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市、縣、皆如此，按行業階層人數分配各級人大代表名額。由這樣的代表表決制定的法律制度就能體現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最大多數的人民就會永遠跟共產黨走，永遠擁護共產黨，永遠信任共產黨。人民也就永遠不會將政府視為自己的對立面，永遠不會造反鬧事，政府就永遠不會被推翻，共產黨就永遠是先鋒隊，領頭羊，則江山永固，政權永固，正所謂“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二、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

　　(一)、中國共產黨在黨內實行民主的目的在于科學管理黨

　　一個龐大的政治組織要長久的科學的有效的管理至少要具備以下幾點：

　　1、沒有綱領性的組織制度，選舉制度，政策措施等一系列制度不行。所以應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去分析比較古今中外的相應制度，并提出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在討論通過后形成黨的制度。

　　2、光有制度沒有執行機構去執行黨的制度，制度就會停留在紙面上，所以執行黨的制度紀律必須要不折不扣的嚴格執行，哪怕在有人認為制度不完善和不合理時，可以及時反應和保留自己的意見，但個人在制度得到糾正之前必須服從制度，不折不扣的執行制度。

　　3、有了制度政策，又有了執行制度政策的機構人員，還不能保證制度不走樣的落實，不能萬事大吉。因為有些黨員不自覺或因個人利益等原因不去執行或者錯誤執行，甚至相反執行，破壞黨的制度政策，這就需要有起糾正作用的監督力量或者紀律檢查力量。

　　因此，中國共產黨應設立各級共產黨的議論委員會專事黨的制度政策的研究分析與制定，同時要設立各級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專事黨的制度政策的執行，還要設立各級共產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專事檢查黨的制度政策的執行落實情況并處罰違紀人員，達到糾錯的目的。

　　有人會說你這不是權力的分割與相互制衡嗎?不就是西方三權分立的那一套嗎?我想不管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不管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不管是從天上玉皇大帝那里來的，還是陰曹地府來的，我們都應該有寬大的胸懷來對待，只要它是正確的，科學的，我們就要學習，吸收。如果一聽是西方的，就一棒子打死，那如何借鑒呢?牛頓的三定律是英國人牛頓發現的物理學規律，雖然它是西方人發現的，但它是科學的正確的，是規律，所以我們要學。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也是西方人愛因斯坦發現的物理學規律，它是正確的，是規律，我們不是照樣要學習嗎?不但自然中的規律要學習，繼承與運用，而且社會中的規律也要學習，繼承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是西方人馬克思發現的，是正確的規律我們不是照樣要繼承學習與運用嗎?因此，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不管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只要是科學的，我們就要學習，就要繼承與運用。

　　(二)、三權分立是一種權力分割與相互制衡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使權力受到約束與監督，不至于亂用。

　　1。當立法權與執行權合二為一時，往往為了個人利益，集團利益，立法者與執行者就會在制度執行時謀私，在制度不便于謀私時就會改變制度。試想一個制定游戲規則的人，同時又是玩游戲的人，當玩游戲達不到目標時，他就會改變游戲規則，在游戲規則經多次修改后，就會很利于他玩游戲，次次都是他贏得游戲。所以制定制度的權力與執行制度的權力必須分開，否則就會產生腐敗。

　　2.紀律檢查是對制度的執行情況進行檢查，對錯誤執行制度的行為進行糾正，當檢查者同時又是執行者時，怎么能保證公正呢?自己明明違反紀律制度，以權謀私，卻由于自己就是紀律檢查者，他會說自己違反紀律嗎?他會檢舉本人謀私的違法違紀行為嗎?絕對不會的?他會千方百計的掩蓋自己的違紀違法行為，甚至還裝模作樣的裝出很公正的樣子。比如游戲的參與者同時又是裁判員，當他玩游戲犯規時，又是裁判員的他不會那么公正的判自己違規的，他會維護個人利益或者集團利益，把自己的違紀違法行為判為正常的合法行為，他100%違規，他也會判為沒違規。

　　3、當立法權與紀律檢查權合二為一時，平衡就會被打破，制度的制定者就會高高在上，制度的執行者就會是低一等的角色，這時的紀律檢查者也是制度政策的制定者，他們違法違紀誰來糾正，誰敢處罰?執行者頂多不滿，發發牢騷，但卻無能為力。這樣立法者紀律檢查者就受不到應有的約束和監督，并且往往會制定一些有利于他自己的制度。就像一家私營企業，企業主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同時又是評判與處罰者，那么當企業主本人違犯制度時，那廣大打工的員工能制止他嗎?處罰他嗎?不能的!只能放任他或者頂多提提意見，進進言而已，無力也無權阻止他，更別說處罰了。

　　我們黨內實行民主的根本目的在于：1、大多數黨員的意見利益上升為制度政策。2、對黨內權力進行三權分立后，讓權利得到有效約束與監督，使權力真正成為公權力而為公眾服務而不是為個人或小集團服務。

　　搞黨內的三權分立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有效的約束和監督權力，“三權分立”制度是一個由別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實踐檢驗了的行之有效的辦法，但它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待于完善，并且要有其它制度的相輔相成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如信息相對公開，新聞相對自由，全體黨員的知情權的落實，民主選舉黨代表等等。當我們的黨真正的實施三權分立的權力分割和相互制衡后，讓權力受到了有效約束與監督，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權力更為公正，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我們黨的領導非但不會被削弱，反而會因為它更科學的自我管理，使得它更接近于民眾和民眾利益，黨會受到更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進而會加強黨的領導，提高黨的威信并且讓共產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有人擔心，這樣會分裂黨，當黨有同一個認可的黨綱和統一嚴密的組織時，分裂是不可能的，黨內有不同意見，而且從來都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但在嚴格的制度面前，不同意見并不等于分裂，反而有利于黨從不同角度看問題，提醒黨另一方面的情況和不足，有助于完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由于是分權的制度，不是集權的制度，犯錯誤后有糾錯機制，不至于錯的還要堅持下去，一直要等到領導人過世后才能改正。人們在分權制度下不再是寄希望于某個領袖的高瞻遠矚和英明領導才能在他短暫的領導期內過上好日子，而是將希望寄托在一整套科學的制度上，同時領導人的任期限制也有利于糾錯機制的形成，這將使得國家在民眾利益的軌道上前進，不是在集權的個人意志下前進。

　　三、人民民主體制的建立

　　黨內民主體制建立之后，就應借鑒黨內民主體制建立的思想，方法建立起整個國家的人民民主體制。

　　人民民主政治體制的主要表現

　　1、國家的法律制度由真正代表民意的，真正體現人民意志的，真正代表最大數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投票制定

　　2、國家的政治體制要能真正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約束與監督，讓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為廣大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個人少數人或者少數利益集團服務，讓權力在陽光下公正的運行。

　　3、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權不但能糾錯，而且永遠與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保持一致，因此永遠沒有改朝換代的大動蕩大災難大內戰出現。

　　基于以上目標，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應該有如下制度框架：

　　各級人民代表由人民無記名自由投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的名額應按各行業階層的人數多少比例分配，這樣每個行業階層的代表數額才能代表對應人數的該行業階層人民。對法律制度表決的贊成票和反對票的數量反映的才是人民中持贊同意見和反對意見的相應人數，這樣確定的法律制度才能體現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因此以各行業階層人數的多少，按比例分配各級代表名額是最為關鍵的。

　　其次，我國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及各級人民政府，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民法院應實行各不干涉的垂直領導制度，也就是說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與國務院和各級人民政府的行政以及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法院的司法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使得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得到相互約束和監督，使得權力不被亂用，犯了錯也有糾錯機制給予糾正，同時適度的新聞自由和信息公開網絡監督也是必須采用的監督方式。

　　再就是政府和人大的各級領導人進行真正有差額的組織提名群眾提名和自我提名選舉，同時政府和人大的各級領導人應有任期限制，不能當官當一輩子，不能政府的官員當了多年，還嫌不夠又去人大政協當官，官要一直當到退休才能下來，這是不正常的，有什么資格沒經人民選舉，行政的官員就去人大，去政協，有什么資格和政績一直要當官當到退休，這值得反思，值得向西方吸取有意的經驗。

　　四.關于反對腐敗

　　當下的腐敗在中國老百姓心里是有本賬的，老百姓雖然不說不鬧，但他們心里的賬是一直記著的，他們會看在眼里，記在心上，對不正確的不正常的，他們是有判斷能力的，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心里是有桿秤的。當前的反腐敗，老百姓是有切身感受的，也很清楚腐敗的程度，他不一定看中央的政策和宣傳，他們只感受身邊的基層官員是否還在搞腐敗，是否還在耍花樣變戲法地為自己謀私利，看看他們所知道的那些腐敗分子有沒有被清除，官員作風有無好轉，吃喝風有無剎住，他們憑這些就知道反腐是不是徹底的深入的。比如種地只是表面松松土，翻挖得不深，表面的一層薄薄的土松了，下面的硬土沒有松，便在上面播種，長出的莊稼必定長勢不好，因為根系不發達，吸收營養不行，根基也不牢，打出的糧食就少，老百姓通過種稼的道理也知道反腐敗不全面深入到基層，反腐敗就是半途而廢。如果不將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的各級在職離職的官員進行挨個一一審察審計，老百姓就會說你那個反腐敗是走過場，搞形式，漏網的很多，不會相信反腐敗是成功的，他們心里的那本賬還會記在心里，還沒還清，對政府的信心就會打折扣。

　　沒還清人民的債，人民會永遠記著，他現在不報，是時候未到，等時候一到，人民心中的怒火就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一旦爆發出來，他是站在政府一邊還是站在政府對立面一邊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欠的人民的債一定要還清，而且連本帶利都要還清，這樣人民才認可，才心安，才會跟你走，才會擁護你，國家才會長治久安，政權才會穩固，江山才會穩固。產生的大量腐敗是統治者欠的人民的債，我們必須還本付息，必須連本帶利的還清，并且長期保持不欠債，多做些對人民有益的好事。

　　對于反腐敗，談個想法：就是秘密重獎舉報者，如查處的腐敗金額的追回部分在扣除辦案費用后，按一定比例如30%重獎舉報者，腐敗者為了經濟利益搞腐敗，反腐敗也同樣以經濟的手段鼓勵廣大知情者舉報，用經濟手段打擊經濟犯罪，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以想象：腐敗分子的犯罪行為往往是他最密切的朋友、親人、關系密切者最知情，在重獎之下，為了利益，往往最密切的人也會舉報他，或許就是他的舅子，或許就是他的弟媳，或許就是他的情人，或許就是他的妻子，或許就是他的兄妹，或許就是他的學生等等舉報他，讓他防不勝防，無處躲藏，凡腐敗者基本都會得到處罰，重罰，我想，即使想腐敗的人也不得不三思。這種重獎舉報者不能作為一種權宜之計，要細化為制度，甚至上升為法律，試想舉報一個貪污1000萬元的腐敗分子，追繳回來800萬元，除去辦案費200萬元，剩下600萬元的30%即180萬元歸舉報者，知情的親人都很可能舉報他，當然這個重獎比例值得研究，重獎舉報者，可以通過實踐總結經驗再上升為法律。

　　反腐是當務之急，建設人民民主政治是長遠之計，反腐敗在封建社會都有很多，成功的也很多。學學宋太祖或者武則天，查處打到一批，換掉有嫌疑者和反對者，留用一批德才兼備的支持者，再通過新式考試，選拔一大批思想政治合格的能力強的新人，政風立馬煥然一新。那些品質立場壞了的通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很難轉變好的，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換人，一旦反腐敗高壓態勢過去，腐敗就會像野草一樣春風吹又生，那些腐敗慣了的隨即又會再腐敗，所以，換人是當下的一個好辦法，而制度建設，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在于長遠，是根本大計。

　　五.關于國家長治久安之策

　　政者治也，天下大正則天下大治，天下無正則天下無治。弊政出，則奸邪生，雖居陋巷，觀于市井，視風氣之正否?易貨之偽否?斤兩之足否?言語之野否?人之相交詐否?由此觀之則知天下之治否。天下不正之始則亂之始，不正之久則如人之病入膏肓，雖華佗在生，扁鵲在世，不可治也。

　　弊政未除，則亂政滋生，進而旁連枝節，延時日久，則積重難返，如千里之堤，蟻穴鑿空，雖有千里之偉，不抵一時之水，如是之政雖伊尹在世，姜尚在生，不可匡扶也。

　　要國運長遠，一是經濟制度，一定要使國民均富，或接近均富。各行業階層間，人與人之間則無多怨言，人民的收入基本是均等的，沒有貧富的極大懸殊，人民即使要起來殺富濟貧，又殺哪個富，濟哪個貧呢?這已被幾千年來的中國農民起義的歷史所證明，沒有貧窮也沒有富貴何來起義，何來革命，革命又革誰的命。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就是最有力的辦法，雖然或許有效率的損失，但掌握好這個恰如其分的度，具體的說就是經濟學上的基尼系數。則效率既可得到照顧而均富也可做到，當然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人們思想水平的提高，逐步會做到經濟收入越來越均勻，效率也越來越高，因為人們的收入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一定高度后，對物質的愿望就會逐漸變得不那么迫切和強烈了，當經濟收入完全能滿足人們科學的正常的健康的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時，人們對收入的多少已不再那么關心，而是出于精神的崇尚和需要去努力工作。二是政體一定要是人民大眾的民主政體，要讓我們的法律制度真正由代表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代表來制定，制定的法律制度要真正能體現廣大人民的利益，同時讓權力真正受到約束與監督，讓權力真正成為公權力，讓權力真正為人民服務，讓政權與人民一體。人民就不會再去推翻政權，則政權永固，江山永固。相反，若抱著權力不放就認為可以鞏固自己的政權，像封建皇權一樣，生怕一點點的權力旁落，結果是上不通，下不達，社會矛盾越積越多，不正之事越來越多，越來越平常，結果不但保不了政權，反而會加速政權的滅亡。

　　沒有民主的政權是少數人的政權，或者是某個政黨與某個團體的政權，也就是少數人統治廣大人民的政權，當少數統治者的利益與廣大人民的利益相背時，政權掌控者與廣大人民的矛盾就會產生，當這種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人民就會起來反抗，在廣大人民包圍中的少數人的政權就會被推翻、就會改朝換代。少數人的專制集權的政權是為少數當權者及其走狗服務的，也是剝奪廣大人民利益的，也是統治者暴力壓迫廣大人民的。專制集權控制的社會就是一個黑社會，在黑社會里公平正義得不到伸張，邪惡叢生，群魔亂舞，政府就成了這個黑社會的后臺，元首就是這個黑社會的黑老大，在其統治下的人們連喘息的權力都沒有，更不用說維護自己的利益，這種非人的黑社會勢必會被人民推翻。因此我們黨要有寬大的胸懷，敢于首先在黨內推行民主，完善和健全黨內民主，

　　并同時帶動整個國家推行民主政治。

　　第四章 共產主義路線圖

　　一、共產主義路線圖

　　(一). 對共產主義的理解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奮斗的最高目標就是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理論依據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物質決定意識這一科學論斷。

　　馬列主義的先賢們談論共產主義都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生產力高度發達，沒有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就沒有實現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沒有物質基礎就沒有共產主義這一生產關系存在的可能，共產主義是急不來的，是不能跑步進入的，更不可能通過運動來實現的。共產主義是歷史逐步發展后的必然，是人類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后的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由于現在的生產力水平還很有限，還很不發達，離共產主義還很遠，因此，很多人就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是遙不可及的，是不可能實現的，于是對共產主義失去了信心，認為共產主義是騙人的理論?對共產主義總是恥之以鼻。其實共產主義是有科學依據的，試想：人們的消費是有限度的，人不可能一天吃十斤肉，十斤米，坐十臺車，睡十個床，穿50套衣服(表演除外)，看20本書等等，也就是說人們正常的健康的豐富的物質文化需要是有限度的，不是無限的，當生產力高度發達時，無論從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能生產出足夠滿足人們正常的健康的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所需要的產品，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力會越來越發達，而人們的消費力卻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內，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去滿足相對有限的消費是可能的。雖然人們有各種各樣的新奇特的需要，比如說一年到月球、火星去旅游一回，但限于資源技術等各方面的原因不可能都得到滿足，所說的共產主義分配方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各取所需”也是指人們正常的健康的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并非沒有限度的超出資源技術的無限需要。因此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社會就能達到人人正常的、健康的、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各取所需”的程度，并非永遠達不到。生產力高度發達，人們的勞動強度將大幅降低，勞動時間也大為縮短，試想，如果十天才工作一天，工作的一天也只是用電腦鼠標輕輕一點，主要是機器人工作，而自己只是值值班而已，這樣人們就會視工作為一種興趣，或者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工作。而工作的收入即工資就不再存在了，因為人們的公民基本收入都完全能滿足正常的健康的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還拿工資干什么?就像現在人們呼吸空氣一樣，有足夠的空氣可以呼吸，人們就不會將更多的空氣打包拿回家儲存起來，況且在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不存在不拿工資就不想工作的情況，試想：長期休息，偶爾工作本身就是一種調節，一種放松，或者是出于興趣，人們現在把休息放松體育鍛煉當成一種滿足，而那時的工作就是一種放松，一種體育鍛煉，一種滿足，況且精神上的高度文明，自利心已是很少，或者大為減少。

　　(二)市場經濟，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兩個探索時期的經驗

　　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率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公有制經濟，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計劃經濟，這是一種搜索。后來鄧小平倡導了改革開放，計劃經濟轉變為以市場為導向的市場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經濟繁榮，社會財富大量增加，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貧富分化嚴重，至于政治體制在這前后兩個三十年中都沒做多少改革，所以一直沒什么變化。

　　現在經濟上既不能回到改革開放前單一的計劃經濟模式，去過產品短缺的窮日子，也不能繼續推行導致貧富嚴重分化的私有制改革，但我們要繼承兩個社會主義探索時期的正確的有益經驗，就是既要繼承毛主席時期帶來公平的公有制又要繼承鄧小平時期帶來效率與繁榮的市場經濟，這就是創新，就是新道路，就是中國道路。

　　搞市場經濟，就是要在市場這個交易平臺上交易商品，也利用市場這個調節器調節資源配置以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同時也要允許私有制的存在，因為允許私人投資辦實體，民間的大量投資才能調動起來，才能彌補單單只有國家投資的不足，并能極大的增加整個社會的投資規模和實體數量，才能極大的增加社會產品和社會財富，才能滿足社會各個角落的各種需要，在國家投資有限的情況下，不能離開私人投資和私有制。

　　搞公有制就是為了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為了公平，為了長治久安。共產黨所以名為共產黨，就是要人名共同擁有生產資料，共同生產，共同占有產品，共同得利，共同富裕，共同幸福，這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也是避免貧富分化，避免社會動蕩，避免不平等，避免壓迫社會的根本需要。普遍認為搞了私有制，私人就有了投資積極性，就有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再通過有效的二次分配，對貧富差距進行調節，通過調節后的社會就不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了，同時又有投資積極性和大量財富的生產，豈不是兩全其美嗎?可是問題的關鍵在于調節貧富分化的二次分配能不能奏效，現在二次分配的手段不外乎是個人所得稅，遺產稅，奢侈品稅等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調節貧富懸殊的作用，但是私有企業主即使交了所得稅，他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剩余純利潤，他可以不斷的滾雪球式的擴大投資，最后達到非常富有的地步，而沒有資本投資的工薪階層只能維持一般的生活，還要為隨時的失業做儲備，而沒有保障的生活讓大多數普通民眾整天憂心忡忡，提心吊膽，終生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憂慮之中。這種日子顯然不是幸福日子。其次，私有企業主對雇傭工人的管理無疑是強勢的，工人是受壓迫的，是弱勢群體。即使國有企業的管理往往都滋生官僚主義，低下層的工人都經常被高管欺壓，何況是私有企業呢?私有企業里更要滋生欺壓主義，流氓主義，土匪主義，我十多年的打工經歷親眼目睹的很多很多······搞公有制的理由還有很多很多，前面已闡述，在這里就不再贅述。

　　因此隨著國有資本的積累和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在私有制經濟已發展到相當程度，并且各行各業的競爭都比較充分的情況下，私有制就已經完成了補充國有資本不足進而增加社會產品和社會財富消除產品短缺的歷史使命。這時就應該對私有制企業征收以純利潤為稅基的共富稅，并在適度競爭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共富稅稅率，同時，全民所有制資本要隨之跟進，以應對共富稅稅率提高后私有制企業撤資引起的社會產品的供不應求局面，隨著共富稅稅率提高至80%—100%，私有制企業就會很少，這時就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社會主義過渡，全社會的經濟實體基本都是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形式。

　　(三)從社會主義的探索階段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過程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時期由探索階段到過渡階段的標志就是向私企征收以純利潤為稅基的共富稅，并向每個公民分配公民基本收入，剛開始時，每年每人的公民基本收入不多，也許僅是生活的一點點補充，但是，那怕只有1000元，那也是歷史的一躍，是劃時代的一步，是新紀元的開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的由探索階段跨入到過渡階段的標志性一步。整個過渡階段就是全民所有制企業逐步取代私有制企業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提高私企的共富稅稅率的過程，但稅率的提高一定要保持適度競爭為前提，否則欲速則不達，切忌過快提高共富稅稅率，以免造成大面積的產品短缺。保持適度競爭度，也就是保持平常需求的110%左右的產品供給，在此前提下逐步提高私企的共富稅稅率，公有制資本也是逐步擴大的，逐步取代私企的，這種漸進式的過渡不會出現產品短缺和大面積供不應求的狀況，并且恰到好處的調整共富稅的稅率。掌握好這個度，整個社會就像潤物細無聲般地完成所有制性質的轉變，不會引起社會震蕩。設立共富稅的目的除了讓社會資源分得應有的利潤而不是資本拿走全部利潤外，就是為了節制私人資本讓私人資本在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后退出市場。有人說對私企征收共富稅，私企立馬減少一半，社會財富立馬減少一半，社會又會陷入普遍貧窮，其實沒有這么嚴重，因為剛開始時共富稅的稅率較低，可能僅為10%或5%，在交共富稅后私企仍然有利可圖，不會一夜之間都關門，再說有些行業的競爭很激烈，甚至是惡性競爭，產能嚴重過剩，退出部分私企后市場秩序在適度競爭中會更好，并且國家在推出這一稅種和提高這一稅率前都要做好收購投資準備，要有公有制資本填補私企退出后的空缺，恰如其分的掌握好這個度體現了治國理政的藝術和水平。

　　當我們經過公司化治理后的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時，社會主義公有制成份就越來越濃，公民基本收入也會越來越多，在公民的總收入中的比例也越來越高。當整個社會的私有制企業全部由全民所有制企業取代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過渡階段就已經完成，同時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已完成，整個社會就進入到全面社會主義階段，這或許還要100年的過渡，因為在保持適度競爭的條件下只能逐步提高共富稅稅率，達到逐步的“公進私退”，同時全民所有制資本的積累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較長時間。過去的改革將國營企業作價賣掉是大錯特錯的，政府因為國企經營困難就甩掉這個包袱，將其轉賣給私人，這種私有化行為是歷史的倒退，是典型的崽賣爺田不心痛，就像一個游手好閑的人為了貪得眼前的利益和一時的輕松與享受，將祖祖輩輩遺傳下來的祖田賣了，賣了的錢以“三公”經費的形式大吃大喝用完了，以后賴以生存的田土(公有制企業)沒了。全國人民就由長期艱苦積累才變身成的微型資產者變成了徹底的無產者，重新再成為解放前一樣的資本工具。

　　當進入全面社會主義階段時，整個社會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人們的收入是公民基本收入加工資收入，而工資部分在整個收入中還占有相當部分，但隨著生產力水平和人們思想水平的提高，公有制經濟規模數量逐步擴大，公民基本收入在公民全部收入中的比例會慢慢的逐步的由輔助性的補充轉變為與工資相當，到超過工資收入，最后達到可忽略工資以至取消工資的程度，這個歷史階段的任務就是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共產主義階段過渡，我們要做的事就是極大提高社會生產力和人們的思想水平，特別是提倡處理好公與私的問題，并且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在各方面的正常的健康的豐富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都逐步得到滿足，并逐步得到完全滿足，人們的思想水平由群眾普遍的自利思想向大公無私的思想邁進，因為有了越來越發達的生產力作支撐，人們通過公民基本收入已完全能滿足衣食住行醫療教育和健康的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這時的人們就不會那么自私自利了，對物質財富還那么貪得無厭干什么呢?就像現在人人可以呼吸空氣，誰也不會很自私的將空氣打包回家儲存起來一樣，人們相互間會更友愛，更和諧融洽，人們的追求更積極健康高尚，更愿意為社會做貢獻。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想從思想上來次革命，讓人們的思想來次飛躍。搞“斗私批修”，從意愿上講是正確的，但是由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很低，人均社會財富很少，人民普遍貧窮，產品普遍短缺，連活命都難，你要他大公無私就更難。所說的“物質決定意識”，在人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資料都很缺的情況下，通過“文化大革命”來提高人們的思想，直到崇高并保持這種崇高，那是困難的，毛澤東主席將100多年后要干的事提前干了，超前了，雖是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的探索，但沒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作支撐，所以失敗了。不過這也是一種探索，有值得借鑒的地方。生產力水平不是一夜之間就能提高的，必須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對待，畝產上萬斤是一種夢想，但實際只能產幾百斤，也只能按幾百斤的實際情況辦事，生產力水平有多高就是多高，人為拔高是要犯錯誤的，不根據客觀的生產力水平而人為拔高人們的思想水平也是缺乏基礎的，也必然是空中樓閣，不可能存在的。

　　在實現了全面社會主義的時候，人們便生活在從自然徹底解放的自由的充滿友愛的和諧社會里，大家都過上越來越幸福美好的生活。那時生產力高度發達，勞動時間，勞動強度都大幅下降，勞動就逐步變成一種像現在去游游一樣的興趣，休閑，甚至是一種類似于健身一樣的愛好，或者說像足球迷看足球比賽一樣的享受，當人們的工資在整個公民收入中的比例越來越小，公民基本收入的比例越來越高，到最后，當工資收入達到忽略不計的程度，最后達到取消工資的時候，人類社會就達到徹底的自由和公平，這時人們就已跨入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了。

　　(四)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需的幾個條件：

　　1、適度競爭：保證社會產品供大于求，有110%左右的產品供應，適度競爭才能淘汰落后提高效率同時又供應充足。

　　2、生產力水平逐步提高直到高度發達，人們的勞動時間勞動強度越來越少越來越低，使得人們徹底從自然條件下解放出來。

　　3、全民所有制要全面實行，因為在私有制下的私有企業主的收入遠遠多于一般普通勞動者，他個人占有遠遠多于普通勞動者的社會資源，這樣少部分人已經過上類似于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而大部人卻過著貧窮的甚至是奴隸社會的生活。并有如下現象：

　　(1)、貧富分化，社會壓迫，社會不穩定。

　　(2)、生產力高度發達時會出現機器對勞動者的大量排擠，大量失業，甚至失業者占全部勞動人口的60%~70%。

　　(3)、富人占有的資源遠遠多于窮人，資源是有限的，他憑什么多占那么多。

　　(4)、勞動，技術，資金，資源，市場都是帶來利潤的因素，憑什么資本拿走全部純利潤。

　　4、人們的收入一定要有公民基本收入，這是人類一切平等的基礎，這 個制度的建立是人類走向千里之遠的美好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步，沒有這一步，共產主義沒有實際的路子。

　　5、共產主義不是空中樓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是人類歷史的歸宿，共產主義的理想不能動搖。

　　6、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時期，人們仍然要去市場上選擇購買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市場經濟不可少，貨幣不可取消。

　　7. 共產主義的分配方式是每人一份的公民基本收入，而這份基本收入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的。收入只是正常的健康的極大的豐富的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無限滿足人們的愿望，也要量入為出，再多收入也不可能每天都到月球上去旅游一趟。因為資源是有限的，人們要節約資源，合理利用資源而不是浪費資源，地球和外星球的資源也是有限的。

　　8、政權結構是對權力有效約束與監督的行政，司法，立法的三權分立體制，民主政治是最大多數的人民利益上升為法律制度，就是以各行業階層人數多少分配各級人大名額來保證。

　　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各階段劃分：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1、社會主義的探索階段：

　　①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探索時期即建國后的前三十

　　②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時期即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

　　2、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

　　①、以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和向私企征收共富稅為標志，通過逐步的“公進私退”，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全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階段。

　　②、同時建立按各行業階層的人數多少比例分配各級人民代表名額和民主選舉各級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的民主制度。并建立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權力分割和相互制衡的政權結構模式。

　　(二)、全面社會主義階段：

　　①、以整個社會建立起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為標志，以提高生產力水平和人們的思想水平為主要任務。公民收入為工資+公民基本收入，工資收入比例越來越低，公民基本收入比例越來越高。

　　②、人民民主政治體制仍是過渡階段的體制，即按行業階層人數多少分配各級人民代表名額和民主選舉代表，讓法律制度真正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以三權分立的權力分割與相互制衡的監督約束模式為政權結構模式。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全面社會主義階段都屬于社會主義階段。

　　(三)、共產主義階段：

　　沿襲全面社會主義階段的經濟和政治體制，以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 高和人們思想水平的提高為主要任務，以取消工資為標志的充滿友愛和諧的美好社會。

　　(四)各階段示意圖如下: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全面社會主義階段

共產主義階段

　　第一探索階段 第二探索階段 社會主義過渡階段 全面社會主義階段

1949年始 1978年始 假設2019年始 假設2080年始 設想2180年始

　　三、確立共產主義的改革方向，明確改革路線：

　　鄧小平將改革形象的說成是“摸著石頭過河”。我想“摸著石頭過河”是過河的一種方法，我們應該首先搞清楚“河的對岸”在哪里，這是目標問題，是所說的頂層設計，河對岸是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呢?還是經濟上的私有制政治上的多黨憲政民主呢?

　　(一) 經濟上的私有制和政治上的多黨制在中國是不可行的。

　　因為私有制會帶來貧富分化，會帶來越來越大的社會矛盾，是人壓迫人的社會，是名義上的自由社會，實際上的等級社會，是少部分富人過上共產主義生活，大多數過著封建社會甚至奴隸社會生活的社會，是讓大多數人整天為生存憂心忡忡的社會，是沒有平等的社會。私有制短時間內可能會帶來社會財富的極大增加，但那是少部分人的財富增加，不是全體人民財富的增加，這不是好社會，我們不能取。

　　在經濟上無法平等的社會里，政治上說得多么自由、平等、博愛，那都是騙人的慌言，因為人們追求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是要體現在經濟平等上的，而經濟這個根沒有公平公正，那么政治上的所謂平等也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不可能實現的。還有中國有中國的特點：人口眾多，經濟落后，人均資源少，人們的整體科技文化素質有待提高，再加上對法律制度的忠誠度不高，如果搞成多黨制勢必形成各黨派間互相爭權奪利，并且不是依理依法的爭，因此勢必演化成純粹的內斗甚至內戰，國家就必然分裂，甚至亡國，經濟也會停滯，人們也過不了好日子。相反如果在正確的思想引導下人們凝成一股繩，力量總比各自為戰強。有人說“一黨執政”會滋生腐敗，會形成專制集權，其實當黨在合理的科學的權力分割與相互制衡與黨內真正的民主選舉后是能夠實現黨內民主的，再由真正的黨內民主帶動整個國家的民主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政治上沒必要搞西方的多黨制憲政民主。

　　(二)、確立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推進中國目前的各項改革

　　只有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們才是真正的從政治上，經濟上被解放的民主自由的平等的，富裕幸福的，當我們把共產主義社會作為我們改革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頂層設計和改革目標時，那么輝煌的崇高的共產主義目標就確定了，我們足下之行就有了方向，心中就有了數，心就踏實了，不忙然了。我們過河的方法就可以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選擇乘船過河，走路過河，開車過河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等諸方法中最適合我們的一種。用走一步看一步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來指導改革實踐是缺乏目標的和理論指導的，也是缺乏信心的，應該放棄，因為這種“試錯式”的缺乏理論指導的改革實踐容易走到邪路上去，甚至根本過不了河，反而有可能順著河一路摸著石頭到東海也沒摸到河對岸，是典型的瞎子摸象，是盲目的實踐，現在一些改革方案好像整天在研究效率利益，有的甚至是在為少數利益集團想辦法，出政策，如國營企業退出，國營企業私有化，農村土地私有化等等，改革本應在保持所有制性質不變的情況下進行適應市場的改革和探索，結果偏離了這個基本軌道，搞成了私有化的改革，讓老百姓多年辛苦積累的資產很快化為私人的，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企業是生產財富的平臺，土地是種糧食的平臺，這些都是財富的發動機，生長器，搖錢樹，然而卻忙不拾跌的轉賣給私人，就是為了一時的輕松和所謂的效率，這是對公有制企業的效率，競爭力缺乏認識的嚴重錯誤行為。就像懶漢將祖宗留下的長期可以生長糧食的田土賣掉，賣后一段時間就成了衣食無著的整日為生存憂心忡忡的無產者，這不是典型的敗家子行為又是什么?這些和我們追求的共產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南轅北轍的，應堅決停止并廢除，因此現在的改革措施和改革方案必須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個方向為指針，合則用，不合則棄，那我們該怎么辦呢：

　　1、建立公民的一一對應的公民基本收入賬戶。

　　2、將財政收入中的一部分稅收歸口到已建立的全國公民基本收入總賬戶中，(主要是國家資源，國家資產，國家資本帶來的一切純收益，私企的共富稅和個人所得稅，遺產稅，奢侈品稅等)。由稅收而來的財政收入管國家機器正常運行和教育醫療正常運行所需費用，這兩個賬戶皆由人大直接掌管，避免政府又管錢又亂用錢的弊端。

　　3、對現有規模以上私企征收共富稅，共富稅稅率應根據該行業在起始，發展，成熟，競爭激烈，過度競爭的不同階段制定不同稅率，對扶持的行業，可以是負稅率，如現在的光伏產業，對發展階段的可以不征稅，對競爭激烈的稅率可高些，可以是10%~30%，對產能過剩的，可以高達60%以上，如鋼鐵行業，水泥行業等等，同時國家應準備資金隨時收購私人企業或者重新投資私企撤退后的空白，避免供不應求的短缺局面出現，保證產品供大于求的狀態，如110%的供給，保持適度競爭，并逐步提高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比例。

　　4、國資委管理國家資產，并隸屬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讓投資方面的專家進入國資委，專事國家資產的保值增值，在公司董事會做一個投資者該做的事，而不是直接干預企業的日常管理，讓企業的經理層在市場中去競爭，去發展，守好投資好公民資產即可。

　　5、立法明確國企勞動者對國企純利潤的分配比例(比如15%)，并明確規定企業內部勞動者的分級工資標準(如過去的八級工資，但不能只看學歷，學歷最多占30%)，明確企業內部員工分配純利潤的方案(如以國家規定的工資為基礎，參考平時的表現和貢獻合理分配，不是高管分幾千萬，普通職工分一兩萬)。

　　6、各級人民代表的名額根據行業階層的人數多少按比例分配，以達到相應各級人民代表真正代表對應行業階層利益的目的，要制定出真正的民主選舉的制度措施。

　　7、中國共產黨內部實行中議委，中執委，中紀委三權分立與相互制衡，同時做到適度的信息分開和新聞監督。

　　8.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與國務院和各級人民政府的行政以及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法院的司法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使得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得到相互約束和監督。

　　9、國家官員的選拔應參考中國歷史上行之有效的科舉考試與試用相結合的選拔制度，考試的內容當然不同科舉，但也決不是考試機器式的學生考試，必須要有考生思想發揮和智慧展現的方面(如過去的策論)，堅決杜絕那些靠黨票，走人脈，送錢款，拉關系，跑官要官與黑社會無異的社會垃圾進官場。官員在工作中要有進一步考試或多次考試的評價，不是一考定終身。

　　10、高校教育采用全國統一的多媒體遠程教育，相同專業的教材、輔讀材料、案例習題要統一分檔，要作好視頻，這會大大減少教師人數，減少開支，并且會提高教育質量，要十分注重投入與產出的關系，提高效率。嚴禁學校亂收費，搞腐敗。

　　11、“三公”經費和行政官員要大大減少，減去一半不算多，有的甚至可以外包給社會，在一個平等的社會里人們會自覺得多，有很多費用會減少(治安費，維持穩定費都會大大減少)。

　　12、國營企業的管理是關系社會主義能否戰勝資本主義的關鍵，我的經歷是，國企人浮于事，太過松散，紀律不嚴是一個主要原因，強化勞動紀律猶為必要，有企業家說：“企業最好的管理就是軍事化的管理。”如果軍隊的管理不是靠利益激勵的話，那就是靠鐵的紀律和思想，因此強化勞動紀律是必要的。

　　四、選擇共產主義道路需要處理好的幾個問題：

　　1、資本主義的復辟問題：

　　當我們邁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同時，也是開始向私企征收共富稅的同時，資產階級勢必想盡一切辦法反抗，會聯合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顛覆人民政權，甚至武裝叛亂，或者境外資本主義國家直接武裝干涉，世界上少數堅持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國家勢必遭到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容，他們排斥打擊是必然的。就像法國的拿破侖時期，法國這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總要遭到周圍封建主義國家的圍攻一樣，新興的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總要遭到世界上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阻撓和干涉。鞏固政權，“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是很有遠見的，毛主席當時提出這些就是為了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和借鑒。

　　2.公有制企業必須要有強有力的競爭力。

　　在社會主義過渡階段公有制企業的比例會越來越高，當過渡到全面社會主義階段時，全國只有全民所有制一種所有制形式。如果我們全民所有制企業缺乏競爭力，生產效率低，技術水平落后，接受和創新能力差，勢必在與國際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處于下風，長期下去，又會遠遠落后于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作為生產效率主要因素的科技創新能力，科學管理水平，人的生產勞動積極性是基礎是核心，也是關鍵，一定要搞好，否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就很難長期保持下去，就會被資本主義國家斗跨。

　　3.搞共產主義要杜絕懶惰主義：

　　我們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制度，讓每個公民都有一份收入，并且這份收入會隨著GDP的增長而增長。有的人因為有了公民基本收入就不再勞動了，認為基本公民基本收入都能很好的解決自己的衣食住行，何需再辛苦的勞動呢?這方面一定要認真研究，拿出切實可行的措施，拿捏好掌握好公民基本收入與工資收入之間的度，總之不能讓國企招聘不到人。

　　4.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對外投資和外來投資：

　　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對私企征收共富稅并建立了公民基本收入制度，那么對外商投資的純利潤要不要征收共富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我想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征收私企的共富稅，其目的在于私企的退出和公平合理的分配純利潤，是在行業競爭比較充分時開征的，根據國家對行業競爭度，產品供大于求狀況的統一規定，如對新興的產業和有高科技技術的的外資企業可以優惠，但需商務部級別的批準才行，因為國內適度競爭的市場是比較好賺錢的市場，在我們已不缺資金的情況下，不再是引進外來資金為主，而是引進高科技技術和先進管理為主。當然高科技技術還可以購買方式引進，也不一定要引進外資。對于對外出口的外資企業可以考慮一定程度的共富稅減免。因此，除引進高科技技術和對外出口的外資企業外都要一視同仁的征收共富稅，而中資企業的對外投資可以按對等原則，或視別國的政策法律定。

　　第五章 結束語

　　我們談資本主義的弊端不在于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需要市場經濟，當然不是什么東西都可以通過市場來購買，如權力，榮譽，靈魂和道德精神等等。在市場經濟下，決定經濟性質的是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私有制，而不是市場經濟。因為私有制經濟的純利潤全部由資方拿走，私有制經濟的結果注定是貧富懸殊，社會地位的高低等級，進而產生壓迫，并且私有制企業在經營中存在嚴重的壓迫，甚至是非人道的行為。所以覺醒后的人們遲早會以和平或者暴力的手段，使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進而實現共產主義，今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喪鐘是偶爾敲響，再過幾十年資本主義國家的喪鐘就會經常敲響，再過一百年它就會天天敲響，資本主義的滅亡，社會主義的勝利是歷史的必然。有人認為美國都兩百年了，它沒死，但是兩百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瞬，中國的封建朝代都有兩千多年，所以美國有兩百多年歷史，是很正常的，但這并不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就不滅亡，不被取代。其次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特別是機器人對人的替代和排擠，大量的適齡勞動者將無事可干，當有70%的勞動者都無事可干的時候，試想?資本家獲取全部純利潤，失業率高達70%的廣大失業者卻沒有收入，可能嗎?廣大的人民能允許嗎?無論從社會的不公平，不人道來講，還是從生產力高度發達后機器人排擠人，大量人員失業來講，都需要終止資本家拿走全部純利潤的資本主義制度。

　　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現在有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動采用了一些均富方法，或者說社會主義的一些方法，如遺產稅，最低生活保障，個人所得稅等等，但這些辦法還遠遠不夠，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有更多的辦法出現，但是最終的結果還是要過渡到均富的社會主義社會才行，無論是和平過渡還是暴力過渡，總之人們覺醒了就會使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現象就是投資過剩，即產能過剩和過度競爭，一邊是堆積如山的產品，一邊是精打細算的扳著指頭過日子的生活拮據的廣大人民，想消費卻無錢消費，而少數富人卻能“各取所需”，想消費啥就消費啥，只是身體生理所限也消費不了多少利潤，消費多點的都是些奢侈的浪費，同時，資本家的大量利潤卻因投資飽和沒有多少投資機會而不再投資，只有儲蓄，形不成購買力，于是整個社會的購買力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

　　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就是政府擴大投資，增加購買力，改善有效需求，推動經濟發展的想法，也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點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經濟增長依然緩慢，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不是均富的分配方式而是貧富分化的分配方式。其實社會的總收入總是等于社會的總財富，按理有多少社會產品和勞務就有多少社會總收入來購買，可是分配的不合理導致需求與供給的結構失衡致使社會產品堆積如山賣不出去，而廣大民眾的有限收入基本都用來消費了，形成了購買力，而幾百倍幾萬倍于普通民眾收入的富人的利潤沒有形成購買力，所以才有一邊堆積如的產品，一邊是無錢消費的生活拮據的廣大工薪階層。這種社會制度是非人道的，它的存在是人類的恥辱，是人類的悲哀，不應該長期存在。

　　共產主義理論由空想到科學，又以俄國為首的世界各國社會主義實踐，而中國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奪取政權后，又以毛澤東、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探索下，已付出了千千萬萬人的犧牲和心血，他們的努力不會白費，共產主義的目標不是虛無飄渺的，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可以實現的崇高的符合實際的人類理想，這千里之遙的偉大理想將始于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建立，只要我們不急不燥扎扎實實的走好每一步，我們的共產主義理想就一定能夠實現，也一定要實現，讓我們團結起來攜手為共同的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奮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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