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歲風滿樓

　　孔夫子對于“成人”后不同年歲坐標給予了一些積極的話語標識，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類，也早已進入到日常話語之中。孔慶東教授以其特有的風格，在時處某些年齡點時，給出了孔式標識，“四十五歲風滿樓”就是其一。從字面意義上、從語句氣勢上，我喜歡它；出于個人原因，我喜歡它——不是實際的年齡點的意義上。

　　當一件件重大的事情氣勢恢弘地發生、悄然無聲地出現，至少，對于能夠感知者來說，鼓起的意象就是風滿樓。

　　2013年，有一個法律條文修訂引發了很多的議論，就是“?；丶铱纯?rdquo;。它是可以被視為某種成果的，什么成果呢？技術化、數字化管理極端化的成果，把人類社會推演為自然世界或者動物世界的成果；是法律帝國主義意識開始普覆社會的成果。它甚至連與其他一些法律規定相沖突也不顧了；如果它是想表達對于道德的關注，就不應該在法律條文中體現，如此的效果則是讓它實際上成了若干法律工作者“二百五”的注解?？梢灶惐扔趲啄昵坝腥撕粲跽魇?ldquo;呼吸稅”。

　　過去的日子里，還有對于小丑概念的深刻演繹。最受人關注的當然是日本首相安倍。很多人很清楚地看到了美國人的作用，但是如果把美國人也納入到小丑范疇中，則是錯誤的：美國人不是小丑，依舊是一貫的黑老大。在這一方面，小丑概念專屬一些日本政客和反映出的那個民族的糟糕的心理。不僅僅是從日本政客的表現中，我豐富著對于小丑概念內涵的認識，比如說表現上的一本正經，比如說批評他人與自我表揚相結合，比如說敢于把自己的黑暗說成是光明，或者把自己之惡說成是他人之惡，等等。

　　有這么一段話廣受關注：“在我上小學、中學期間，家境十分貧寒。父母和我們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間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當于一袋面粉錢，那時父親月工資最低時只有37元。”這里所說的小學、中學時期，應該是指新中國成立后的時期。這段話是在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后說的，是在住房問題成為一個大問題時說的，是蝸居時代說的，要認真做注釋的話，可以這么理解：蝸居是新中國前三十年至少是前十多年的事情。關于工資，這里有費解之處，1955年幣值改革前，新舊幣值之比是1:10000，王蒙的《青春萬歲》中就寫過用兩千元買一包瓜子的事情，如果是在1955年前，那37元就不是錢，如果是按照幣值改革后算的話，那就是一大筆錢。我曾聽一位那時在西藏工作、早已調回內地的老同志說，西藏地區的工資與內地比較，是高一些的，而改革開放初期在西藏工作的一位科級干部的工資也不過如此，而這筆錢差不多是一頭牛的價格，一只羊的價格也就五元。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供應糧比如大米一斤也就一毛一二。解放初期一袋面粉錢是多少我不知道，也是需要注釋才能完整地理解那個時代的。

　　其實，關于日本，關于日本人，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話題，真正具有深刻說服力的論述，在張承志的著作中，不在學界經常拿出來說一說的《菊與刀》中，不在日本研究專家的文字里。就如關于朝韓，有說服力的論說，是孔慶東教授的《獨立韓秋》，不在其他地方一樣；就如對于越南，很多人一會兒說因為這個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對美國會如何對中國會如何，一會說這個國家反華、仇華，不值得怎樣，總是不得要領，我卻只是從學者孫小迎的不多的文字里，獲得了完整的理解。

　　幾年前，讀到一本書《中國不高興》，有兩個說法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周遠孝的“話癆”和白巖松的“扯淡”。后來真的有一次機會見識到了周的這種表現，常常見識到白的那種表現。

　　風滿樓的事情，有些，無須說；有些，不能說；有些，不愿說。也有一些，是無法說。我突然明白，包括那些說者在內，其實很多人并沒有弄明白哲學家維特根斯坦那句話：對于無法說之事保持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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