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也到了不惑之年，想與大家分享對左右、文革的一些感悟。
1965年上海的柯慶施死了，我和一個同學聊天，聊到了人都要死的，所以也聯想到了毛主席也要逝世的，我們以后怎么辦。結果這個同學斷章取義的告訴老師去了，以后大家可想而知。自稱是貧下中農子弟出身的班主任把我的頭往墻上撞，從此后在同學中日子就不好過了。文革了，以后有同學告訴我這個班主任被批斗了，他是地主出身的。現在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死有個觀點：毛澤東是人，人都要死的，所以毛澤東也要死的辯證法的對話。在那個左的年代，淳樸的人寧左勿右、右的也是千方百計涂上極左的保護色、至于別有用心的奸詐之徒正好借極左踩人上爬撈資本。大家想想那時的我就是一個小屁孩，只是童言無忌罷了。但在我的心靈留下陰影，可以說是一生中最大的打擊。可是我的事兒與毛澤東沒有絲毫關系。我們祝福萬歲只是一種愿望，而這愿望就是皇帝的新衣服。
1964年左右吧，我父親曾經做過一個二傳手的活兒，把上家100金筆頭帶給下家，中間有10元的傭金，后東窗事發，由于想講義氣不把下家交代出來，結果被拘留了約2個月，以后在文革中也被貼了很多大字報。文革中我有兩家鄰居吵架，有一家在解放前做過警長，另一家要過飯，結果警長把要飯的打了，還揚言打討飯人像打狗一樣，當時激起一些民憤，我父親當然也是管閑事之人，結果被恨上了。以后警長家搖身一變成了造反派，我父親被很多張檢舉信又被送去拘留了，罪名是販賣黃金，每次沒事準備放人就會有新的罪證被檢舉，折騰了大概9個多月。
1969年復課了，很高興又有書讀了，可是被人陰了，直到半年后才在一所很差的學校讀書;1970年安排工作，結果又被陰、直到1975年開始是國企安排被陰，后集體企業才被放過，已經都是一些很差的單位了。這些都是我在成長過程中磨難和對社會的負面看法。
1978上大學，那時對文革的反思可以說是一股潮流，我也反思了一些，發現自己無法恨毛澤東，譬如說人都要死的，毛澤東也說他死是辯證法的勝利!而對我實施加害的恰恰是極右分子卻打著極左的旗號。?文革中的一些事對照5.16文件對黨內走資派的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三要三不要、......，發現我家的那些都是無妄之災，毛澤東希望通過文革保證江山的顏色，而一些社會的沉渣泛起干擾斗爭的方向，實現它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批人會利用一切機會表現自己，整人、陰人、壞事干盡，幺蛾子不斷。可是這些事與毛澤東的文革理念沒有絲毫聯系，用這些陰暗面來否定文革恰恰表現了反文革派的陰謀與高明之處——破壞文革是有預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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