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歷史譜寫新篇章

　　《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一新書簡介與感言史堅

　　這本書是由傅樹介主編，陳國防和孔莉莎為編委，他們選擇了新馬五六十年代發生的、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和十四位作者的言論與回憶編輯成書。

　　我以歷史研究者的熱切期望與激情閱讀了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我發現這些文章具有非常廣度與深度的豐富內容。每篇文章的作者都以他們親身的經歷，并以他們天大的勇氣與堅強的毅力，回憶與敘述了這段新馬憲制運動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篇章。其中還有三位歷史學者的具有學術性的論述。他們都艱苦地、獨自地從英國檔案館、圖書館與舊報紙與刊物中，查閱與搜集有關的歷史資料。他們始終站在現實的歷史的基礎上，以現代的唯物史觀來論述歷史事件的發生、發展及其來龍去脈。他們掘開歷史的厚土，揮去歷史的煙云，驅走一切虛無與飄渺，凸顯出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讓我們一起分享歷史長河姿態的“美妙”。

　　現在，當我們解讀了這些文章，我們會在這個夕陽的霞光里沉思默想，回憶與回望交融在一起，驚心動魄。我們的心靈穿越歷史的恢弘壯闊，重回苦難流淚流血的日子。在歷史的波峰浪谷中，時而“風平浪靜”，時而“石破天驚”。我們用心靈去觸感低頭思量深深思索，我們的理想最初的根，是怎樣經風瀝雨，磨礪錘煉，扎土而生長。

　　呈現在這些文章里的是活著的歷史，是鮮活的人的生命，是昨天與今天的承接，是對未來的寫照，是民族精英的思想薈萃。

　　隨著我們智慧的成長，通過思考這些民族精英的人生境遇，英雄們的吶喊、疾呼聲調，仍然從過去歷史的深處呼喚著我們，必須定格與建構理想的圖騰及其實現的途徑與謀略。這些堅忍不拔的民族精英，是一個威武、無畏、驕傲的不屈群體。善于與這些人物對話與思想交流，有如生活在對崇高理想的渴望之中，每當困惑之時，都會被真理的火花所照亮。

　　但是，歷史并不止于對這些堅忍不拔人物的記錄與描述而已，歷史是要展現各個時代所表現的一個連續生命體的不斷流逝的思想，是要在所有參與者都在其中扮演他們自己的角色，并在這幕宏偉的曲折的憲制運動長期的緩慢開展過程中，超越當時自己的無知和盲目性。每一個無意識的個體，在不知不覺中對時代的整體都作出了貢獻。因此每件重要的歷史事件與人物都必須在歷史中重新呈現。

　　我們通過這本書的導言，可以認知歷史事件的表象和本質，也可以從中確定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它是當代歷史事件和時代特征的準確概括和表述。

　　以下幾位作者是我們選擇對話和思想交流的對象。

　　傅樹介醫生：生活在欺瞞之中

　　根據本書的介紹，傅樹介醫生是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1954/55年度的主席及1955/56年度的秘書長。它是被控煽動罪的“華惹”編輯部8名成員之一。他出任過1961年成立的社會主義陣線助理秘書長。他遭受兩度(1963—1972,1975—1982)長期政治性扣留，共達17年。他是《“華惹”時代，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對當代新馬政治的影響》編輯者之一。

　　他親自到英國國家檔案館閱讀殖民地辦公室的文件。很顯然的，他希望能找出把他和他處在同一個時期的同伴們，導致政治事業大逆轉事件背后的真相。他對于過去所撰寫的新加坡歷史版本，覺得言過其實，而感到厭煩。這樣的論述，使權威主義合理化，促成政治上的被動性，把人性降低到只淪為經濟數碼。他感到非常震驚，英國和人民行動黨政府基于他們彼此之間共同的利益，陰謀串通將他們這些堅決反對殖民主義的人從遵循憲制途徑參與政治活動的道路上清除掉。

　　以下為傅樹介醫生對當代歷史事件的簡要敘述和看法：

　　“華惹煽動案”

　　“華惹”編輯部在1954年5月刊登的《亞洲的侵略》引發了煽動案，卻為我們帶來了廣泛報道，特別是當我們聘請到著名的女皇律師畢禮特(D.N.Pritt)代表我們，他免費承接我們的案子。這次審判引起轟動，我們一夜之間成為公眾人物，尤其是這個案子在我們沒有被傳召作證的情況下，就戲劇性的結案。這也給李光耀帶來成名的機會。煽動案卻同樣改變了我的一生。從此我成為忠誠的反殖民地統治者，更加積極參加政治運動。

　　50年代初是所謂冷戰時期的第一階段。在亞洲“冷戰”是直指民族解放運動、反帝運動，非常激烈的戰爭。這些被丟棄在印度支那的炸彈的體積，其威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大得多。我們的立場是爭取和平與自由，不與任何集團結盟，以及與非洲和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團結起來。我們反對西方，但并不是共產主義者。審判案使我們更重視政治活動，并積極推行反殖民地運動。

　　星英憲制談判

　　1956年5月在倫敦舉行的第一次憲制談判。憲制談判失敗，馬紹爾辭職。

　　第二次倫敦憲制談判在1957年3月舉行，立法會議中的林有福、李光耀和英國在來屆的大選制定一項條文，禁止政治拘留者參加即將舉行的議會選舉。這件事李光耀在事前并沒有商討或征得黨內的同意。當新加坡取得內部自治，林清祥和其他的左派主要領導人在1956年被林有福政府逮捕后，他們理所當然的將不能進入議會和擔任政府的職務。我們現在知道，有關“顛覆份子的禁令”是英國國務卿和林有福，以及是英國國務卿和李光耀之間的協議。他們(英國)各別與他們談判和進行協議。所有其他的黨代表成員并不知道他們協議的內容。

　　對林清祥的評說

　　左派人士不斷的被譴責為馬來亞共產黨員，或在“緊急法令”下被捕，盡管他們鍥而不舍的追求以憲制途徑來達到結束殖民統治的目的。有關當局最主要的目標是林清祥，他被公認為是群眾運動中的真正領袖。林清祥是一位備受信賴且有能力的政治領袖，他是真正投入反殖運動與改善工人和失業者生活的領袖。

　　在1959年的選舉中，政治拘留者被禁止參加競選，李光耀不斷地強調如果人民行動黨贏得了選舉，除非英國人同意釋放八位被林有福政府逮捕的工會領袖，否則他不籌組政府。這是一個受歡迎的競選承諾。當林清祥和工會的主要領袖在1959年6月4日，被釋放時，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

　　在英國國防協調委員所進行的風險分析和評估規劃認為“以整體的經濟趨勢來看，林清祥個人的光彩和他在新加坡勞工運動中享有的地位，他有可能做出進一步的快速發展，并在1960年底成為運動中的主導人物。換句話說，林清祥對李光耀的領導及英國的利益構成威脅。

　　很顯然的，人民行動黨同意釋放林清祥是為了贏得選民支持而上演的一場戲。一直以來，他們最關心的是要如何阻止林清祥在選舉中對他們所構成的威脅。

　　林清祥對新加坡的主要貢獻是他帶領國家擺脫殖民統治。

　　我也看到林清祥在1959年獲釋后，調整自己以適應新的政治環境。新加坡已經有了自治政府，他知道以激昂的言論鼓動群眾或抨擊英國已不足以應付時局的轉變。盡管林清祥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很大，他并沒有全權的指揮或控制社陣或工會。首先，這不是他領導的本質，他的做法是從協商中達成共識。泛星各業職工聯合會、社陣，都需要與一大群團體合作，如：鄉村居民聯合會，這些組織都不屬于任何一個人。

　　林清祥是位優秀的演說家和組織工作者，在他的領導下工會茁壯發展。1959年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時，工會的前景有所改善，工會會員大幅度增加，從50年代初期的兩萬到1961—62年增長到二十萬左右。

　　當年的潮流

　　馬來亞共產黨在新加坡一直被英國和新加坡政府過度的描述為一股政治力量、它被故意的描繪為邪惡、像惡魔般的掌控全局，即使我們受英文教育者也受他們控制。

　　馬來亞共產黨認為李光耀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也讓李光耀知道他的重要性。他們并不想破壞與李光耀的關系，認為他仍然有可利用之處。信任李光耀是當時所盛行的潮流，馬來亞共產黨先開啟了這個想法，也執著的相信李光耀，這個想法也影響了其他左翼工會領導人，但不屬于人民行動黨或工會的左派選民不一定這么認為。

　　與馬來亞的合并

　　就像所有的政治團體，包括馬來亞共產黨，左派一直以來都希望馬來半島重新統一。1946年當英國制定了馬來聯合邦，新加坡就被分離出來。馬來亞民主同盟(MDU)制定了人民憲章，呼吁建立馬來亞民族主義和非種族為基礎的國家。這個提議被華社領袖如：陳禎祿和馬來民族主義者布哈奴丁醫生(Burhanuddin)和阿末布斯達曼(Ahmad Boestamam)所接受。把新加坡并入馬來亞的一部分，也是人民行動黨的建黨宣言。

　　到了50年代，東南亞的最高專員麥唐納提出最有利于鞏固英帝國在東南亞利益的計劃，可能是把各國聯合起來，也許是將婆羅洲的領土，馬來亞聯合邦和新加坡組成政治上的聯盟。

　　很明顯的，英國人心目中更重要是保住新加坡的軍事基地，但是東姑卻把新加坡合并加入馬來亞視為壞透的安排。對李光耀來說，左派已經威脅到他的地位，由保守派的東姑所主導的聯合邦提出的合并建議，是最迅速處理來自左派威脅的辦法。

　　組成“馬來西亞”的計劃，目的是為了從憲制上防止左派獲取政權及保障英國在新加坡的軍事設施。有關軍事基地的設施，是英國在考量李光耀和左派之間最明顯的區別。因此，白皮書的條款是拼湊起來的，而不是為了馬來西亞政治前景，長期的生存能力來安排。合并的條款及條件與人民行動黨的政治生存緊密相關，而不是為了新加坡的長期生存能力。

　　合并背后所隱藏的條款，并不受公眾監督，也沒有被提出來討論。比如：在經濟方面，新加坡不能持續擁有儲備金的控制權，只要英國認為有必要，它必須保留給英國。同樣的，如果沒有更重要的用途，新加坡將繼續保持著對準中國而準備的核子武器軍事基地。這在1961年被稱為是除了“美國太平洋艦隊”之外，英國所展現的核子武器威力。換句話說，核軍備的矛頭是直接指向中國，這個消息卻從來沒有公布過。只有當我讀到英國檔案文件時，這些資料是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

　　關于全民公決

　　關于在1962年9月1日為合并所舉行的全民投票是虛假的，它并沒有提供一個“同意”和“不同意”的選項，其三個所謂的選項，都是李光耀所指定的，而大衛.馬紹爾把它形容為要打你的妻子、你媽媽或你妹妹。這三個所謂的選項“明目張膽的策略和口頭上的詭計”甚至還在《白衣人》這本書很自豪的被再度提起來，顯然也讓英國人感到意外和驚嘆。人民行動黨合并白皮書的條款是綜合著恐懼和混亂的組合，仍然高票通過。

　　關于冷藏行動

　　整個1962年，即使是被蓄意的挑釁，我們的活動沒有違反憲法，授予政府任何藉口逮捕我們，薛爾克(Selkirk)謹慎的表達了他的擔憂馬來亞聯合邦的建議：“涉及被逮捕社陣領導人還是在基層活動的共產黨干部，這二者都是錯誤的，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們計劃使用武力，拘捕他們引起民間強力的抗議，指有關當局不應該反對他們以合理的方式反對這個合并的計劃。”

　　然而在1962年6月，東姑和李光耀已經同意分三個階段來挑釁左派，他們開始對馬來亞的報章下達命令，不能刊登有利于左派的新聞，因為在新加坡舉行全民投票之后和合并之前將會有大逮捕。直到當年底，殖民部的秘書處下令薛爾克以左派聲援汶萊反叛的理由為借口，通過執行大逮捕的計劃。

　　內部安全理事會達成了一項協議，安理會的三個成員(英國、馬來亞聯合邦和新加坡)都要一起為這個行動負責，拘留者的名單一出爐，冷藏行動就在1963年2月2日執行了。

　　冷藏行動之后

　　繼冷藏行動之后，李光耀認為他失去當地講華語基層人民的支持。他進入馬來亞聯合邦的“種族政治”里，并試圖把人民行動黨建立為代表華人成為巫統的合作伙伴，而東姑也派遣Ja’afar Albar去重組新加坡脆弱的巫統。當人民行動黨未能獲得在馬來半島選民的支持，李光耀在聯邦以種族為訴求的這個企圖——而與同時期的Ja’afar Albar和他的追隨者也打著馬來人霸權的主張——這二者成為加劇種族關系緊張的導火線。

　　站在大浪潮頭的領袖之一，傅樹介醫生嚴正的指出：挑戰“冷藏行動”的歷史和為我們超過十年的拘留所進行的辯護所做的努力，不單是為了自己尋求平反。“任何一個國家，只推崇精英的敘述，否認其他社會或個人對國家的獨立史、建國史和發展過程中所付出貢獻和努力斗爭的過程，對歷史的真相是不公平的。這樣的行動也會嚴重危害文明的發展、阻止了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破壞國家的統一和團結。任何一個民族團結和進步的國家，對于歷史的包容性是必要的，為后人盡可能從多個角度，盡可能全面的記錄，這也是必要的，這樣人們就會有一個集體認同意識和歸屬感，和組成共同命運的責任感。”

　　現在這本書是其中一步，去試圖打破我們所要保持的沉默。這樣做的目的，是把那個在當時我們被認為是“危險人物的”社會局勢以及我們所遭遇的經歷所有前因后果聯系在一起，以便清楚地了解我們被拘捕的來龍去脈。這么做，新加坡人才能理解我們成為一個國家的歷史起源，以及一個國家統治政權的性質。

　　傅樹介醫生以他的親身經歷和史實的情節，將歷史與現實、場景與細節、情感和意志、生存與發展，都做了理性的體驗和敘述，還原了我們記憶深處的憲制斗爭歷史，使我們對前輩的英勇抗爭歷史的回望和崇敬。他用一種非尋常的強有力的穿透力，使我們領悟到我們在生命流程中的無限生機，感悟到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從而使我們的終極關懷不再迷失，也使我們在樂觀的心境中留下最美好的瞬間記憶。

　　林福壽醫生：我絕不輕易茍同扣禁我的正當性

　　林福壽醫生是新馬港等地的知名人士。我們選擇從他的口述歷史中和他對話與思想交流，以吸取他那廣闊而精髓的思想結晶和智慧，我們也可以從中了解這段憲制運動史發展的點點滴滴。

　　在大學時期，他曾任學生理事會主席，同時他分別是學生會會訊《馬來亞大學生》和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刊物《華惹》的編輯委員。

　　他指出說:“馬來亞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創立，正值全世界范圍內的殖民地人民吶喊爭取國家獨立的時候。身為大學生，我們強烈地覺得自己有義務與責任加入我國人民的斗爭。社會主義俱樂部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讓同學們有機會聚首、討論、啟發和教育自己，并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我們并沒有放眼于積極參加政治斗爭。我們關心的，不僅使國家擺脫殖民統治的問題，還有如何解決獨立后人民所面對的重大社會與經濟難題。”

　　人民行動黨的成立

　　他回憶說：“1954年5月13日，華校中學生集會請愿，要求免服兵役，遭到警察暴力鎮壓，華校中學生遭逮捕和控告，以及《華惹》編輯部被控以煽動罪等事件，掀起群眾性政治運動的高潮。我們覺察天時、地利皆備，可籌組一個嚴肅的反殖民主義政黨，代表人民，特別是一般群眾的利益和心愿，進行斗爭，爭取國家獨立。工人組織和學生團體是行動黨的不可分割的、最有效的組成部分。他認為華校生跟新加坡工人緊密結合，對促進行動黨的成立，具有重大意義。”

　　在1955年的立法議會選舉，參與助選的華校中學生極為活躍，守紀律和有活力。他說：“反殖民主義運動基本上是年青人的運動，在行動黨支部活動的積極分子，大多數是三十歲以下。華校中學生充滿知識，在競選運動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行動黨贏得了三個議席，以獨立人士名義競選的候選人也當選。馬紹爾的勞工陣線組成聯合政府，行動黨是反對黨。”

　　他接著繼續敘述當時的局勢：

　　林有福政府為了向殖民當局展示其可信賴性，在1956年9月采取鎮壓行動，封閉許多社團，其中包括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聯合會(中學聯)，并逮捕了過百名活躍分子，開除了140名學生。為了抗議，中學生在華僑中學和中正中學集中。過了兩個星期，政府發出最后通牒，將在1956年10月25日出動軍隊進行驅散，警察發射催淚彈。暴力沖突爆發，并蔓延到其他地區，當局實施宵禁。騷亂中，有13人喪生、127人受傷，以及約有一千人遭到逮捕。

　　經此博得英國人的信任后，林有福在1957年3月率領一個小規模代表團前往倫敦，舉行第二輪默迪卡談判。第二輪憲制談判達致協議，將有一個對人民負責的完全普選的立法議會。但是，那只不過是英國人在我們斗爭的那個階段，放眼既得利益，認為是安全的讓步。重要的是反殖領袖在坐牢，英國人必須做些讓步。不過，民選政府在內部安全方面并無全權。回顧過去，事實擺明，李光耀在當時不一定要讓新加坡人對內部安全事物有控制權。

　　他對行動黨第四屆選舉事件的看法：

　　在行動黨第四屆常年代表大會預定1957年8月4日舉行之前，我們已經聽說黨內以工會份子為主的一伙人打算將王永元逐出中央委員會，因為不滿王永元曾多次在黨的會議上攻擊工會份子。我們社會主義俱樂部成員認為，身為黨財政的王永元若被掃除，李光耀大概會恐怕自己的處境也一樣岌岌可危。結果是六位親李光耀與六位親工會的候選人分別當選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委會)，王永元被排除在外。李光耀對于無法控制大部分黨員感到震驚，他的派系拒絕在中委會任職。李光耀當時的決定和聲明被許多人解讀為公開邀請英國人和林有福逮捕行動黨內的異議份子。

　　8月22日，政治部援引“維護公眾安全法令”逮捕了35人，包括新當選的六位中央委員中的五位中委。社會主義俱樂部的成員的看法是，逮捕行動給李光耀派系帶來兩項好處。其一是，英國人會解讀為這一派系意欲要跟六位左翼中委保持距離;同時，對行動黨黨員被逮捕沒有出現抗議行動，表明可以期待這一派系來維護殖民地利益。其二，當林清祥和其他工會領袖還在坐牢時，五位左翼領袖的被捕可讓李光耀派系在大選之前，更能夠控制黨組織。

　　在1957年11月舉行的黨常年代表大會上，李光耀實行干部黨員制，剝奪黨支部和普通黨員選舉中央委員的權利，實際上是徹底破壞黨的民主性質。這一切標志我們對李光耀的幻想，開始破滅。

　　他對1959年大選的看法：

　　在1959年的大選，行動黨的勝利提高了工人階級的希望，爭取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將使他們的生活得到改善。行動黨的勝利不足為奇，它只不過是依靠人民群眾對殖民地制度的不滿情緒。在1954年行動黨成立時，因為林有福政府的專橫無能，不滿情緒早就存在，人民想要改變。人們一般上都知道，工會份子將會支持行動黨，只要該黨答應使他們的領袖獲得自由，這就是造就行動黨勝利的重大因素。沒有工會的支持，行動黨是非常脆弱的。

　　他對芳林補選的看法：

　　在不到一年內，行動黨內出現王永元跟李光耀之間的激烈斗爭。據他所知，純粹是為了個人的野心，兩人之間在政治理念上并不存在實質沖突。不過，王永元巧用策略，以群眾的普遍要求為綱領，例如缺乏黨內民主，以及行動黨左派的其他議題。王永元的16條提案是得到工會分子支持的課題。不過，他是機會主義者。工會分子決定必須公開支持行動黨。該黨把王永元開除了。王永元隨后辭去立法議會議席，并在芳林補選贏得漂亮的勝利。不派林清祥上陣，在補選中挑戰王永元(李光耀當然不會這樣做)，王永元當然可以保住芳林選區。

　　合并建議與社會主義陣線的成立

　　 在1961年4月29日的芳林補選之后，東姑出乎我們的預料，突然間提出馬來西亞計劃。不過顯而易見，合并計劃實際上并非東姑倡議的，而是英國人的主意，因為它涉及安排北婆羅洲、沙撈越、新加坡和汶萊等英國殖民地，與馬來亞合并。英國人試圖以新的偽裝來持久延續殖民主義，或稱為新殖民主義。他們不讓新加坡取得完全獨立，因為新加坡的左翼政治運動占絕對優勢，可在自由、公平的選舉中輕易勝出。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李光耀愿意追隨英國人和東姑的謀劃，讓新加坡受馬來亞聯合邦主宰，使新加坡在馬來亞國家內部不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這是英國人耍弄的族群主義政治謀劃，好讓新加坡和婆羅洲殖民地“沉并入”保守派統領的馬來亞聯合邦，以便英國人可以持久主宰本地區的經濟和軍事事務。

　　1961年7月，在安順補選敗選后，行動黨開除了13位持有異議的立法議員和政治秘書，指他們拒絕毫無保留地支持該黨要加入馬來西亞的條件，而當時明確的合并條件尚未見公布。這13人和工會團體決定另起爐灶，成立社會主義陣線。行動黨內月百分之75至80的充滿活力的實干型黨員，集體退黨，加入社陣。

　　他解釋社陣的合并理念：

　　社陣議員在立法議會的發言，決心要戳穿官方立場的虛假性，并闡明社陣的合并理念。社陣所要的是新加坡作為一個州屬加入馬來亞聯合邦，在合并當天，所有新加坡公民自動成為馬來亞聯合邦公民，新加坡也像其余一個州的公民一樣，在馬來亞聯合邦國會享有比例代表議席。但是，東姑不斷強調他不準備讓新加坡公民成為聯合邦公民，理由是新加坡有太多華人，也有太多共產黨。對我們而言，不斷地反復講種族人數是一項非常危險的政治游戲。

　　我們認為，馬來亞人民是由不同種族構成，不應該進行種族歧視。我們相信，我國的被壓迫人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在爭取經濟自由的斗爭中，各族工人和農民有團結一致的廣泛基礎。

　　對我們而言，新加坡的現實斗爭方式是向聯合邦政府施壓，爭取實現真正的完全合并，接受新加坡成為馬來亞的一個州屬，并爭取新、馬兩地的社會主義力量聯合起來，通過和平的憲制方式，實現具有意義的改變。我們是從泛馬來亞整體觀出發，思考問題。

　　社陣的立場，如李紹組在立法會議上堅持者，就是“要實現合并，不能靠那些存在族群意識的政客們，甚至也不能靠那些表面上裝成沒有族群意識，卻又樂意慫恿族群主義弊端的人……在新加坡的大多數華人(同樣地，在聯合邦的大多數華人)跟聯合邦的馬來人之間，并不存在利益沖突，因為這兩個社群的大多數人都是貧窮的……。在新加坡，華族工人跟馬來族和印族工人一起工作，一起對不論什么種族的剝削階級進行斗爭，爭取改善生活待遇。”

　　林福壽醫生說：“我對社陣的合并立場所保持的堅定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幫我度過漫長的牢獄歲月、加強我坐牢的斗志、經受住各種磨難、戰勝要搞垮我的各種伎倆。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我的立場和社陣的立場都是正確的。”

　　關于合并的全民公決

　　全民公決是政府捏造的騙局，欺騙新加坡人民，欺詐手法是史無前例，表明執政黨準備為了保住其權利地位而無所不用其極。首先，供選擇的，不是接受合并或決絕合并。行動黨又增加另外兩個選項，因此選民必須從三個選項中選擇其一。選項B算是社陣的建議，但政府把它曲解為將有一半新加坡公民自動喪失公民權益，選項C則是給婆羅洲地區開出的條件。立法議會通過一項法令，規定空白票算是支持政府的選項，但是行動黨的宣傳機器卻刻意混淆、嚇唬人民說，空白票也可能算是贊成選項B.根據法律，把選票毀壞是觸犯刑法的，可判處罰款、坐牢，并且褫奪投票權七年。沒有反對黨會公然觸犯刑事罪。投票是強制性的，沒有投票者將從選民策上除名。法令也允許政府不公布所投下的空白票或廢棄的票數。

　　擔心因沒有投選行動黨的選項而遭報復的恐嚇氣氛，日益加劇。社陣明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可能號召人民抵制全民公決，因為政府可輕易追查沒有投票的選民。再者，如果政府宣布閃電大選，我們的支持者會因抵制全民公決而喪失投票權，不能投票。因此，我們號召投空白票，因為我們的基層黨員告訴我們說，人民行動黨恐嚇選民，讓他們相信選擇選項B將會讓半數新加坡公民遭褫奪投票權。我們知道，人民面對的恐嚇太大了，心里的恐懼太深了，要他們不投選項A，很不容易。社陣在立法議會上極力主張，讓新加坡人民決定的真正途徑就是舉行大選，在競選期間，我們會做好準備，勸說人民給予我們委托，去爭取完完整整的合并，在完整馬來亞國家的架構上實現獨立。

　　行動黨的操弄只是為了短期的政治權益，但卻讓重歸統一的整體動力完全往后倒退。結果，造成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裂、吉隆坡和新加坡兩地的統治集團之間的敵視加劇，以及行動黨領導層狂熱的鼓噪為新加坡人民建立一個分開的政治個體。

　　后果是，新加坡跟馬來亞大陸重歸統一的歷史進程，遭到嚴重挫折。原本是英國人為其殖民利益而讓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分離的暫時性布局，卻讓行動黨政治機會主義者和聯合邦的聯盟政府成功地變成永久定局。他們對國家統一所造成的破壞，實際上是浩劫，可能需要好幾代人才能修復。

　　關于冷藏行動

　　從社陣創立開始，我們早就預料新加坡左翼運動的高層領導可能遭遇大逮捕。1962年12月8日，汶萊爆發起義，我們預期被捕時刻到了。其實，汶萊人民黨在汶萊立法議會上動議讓汶萊獨立、拒絕馬來西亞計劃，被英國人完全否決。隨著汶萊爆發起義，社陣保持謹慎態度，只是在我黨刊物上和立法議會上對這場民族主義起義，在道義上表示支持。我們知道他們一定要在來屆大選之前將我們逮捕，但是直到1963年2月2日之前，沒有任何動亂足以讓他們有藉口對付我們。歸根到底，社陣實際上還是被誣蔑跟汶萊起義有關，成為“冷藏行動”的理據。

　　1963年9月21日的大選

　　八月底，行動黨領導層開始籌備迎接馬來西亞成立的活動，在全島各處建起所謂的凱旋門，準備慶祝，并到各個選取巡視。實際上這是在掩飾他們為應對來屆大選的競選活動。果不其然，大選就頂在9月21日舉行，競選活動期只有九天，而不是通常的四個星期。

　　我們當中有些人討論我們是否應該在牢中參加競選，但卻發現行動黨已在暗中修改法律，規定候選人在提名日必須親自提交提名表格。在這之前，提交表格可通過代理人如候選人的律師代辦。我們也得知。社陣內定提名的候選人因怕被捕，不得不藏匿起來，該法律要防止他們提交提名表格。在不民主的選舉條例下，他對社陣勝選機率持保留態度。社陣的所有高層領導人統統在獄中，經驗豐富干部也不例外。行動黨的造謠機器忙于散播謠言，說如果社陣勝選，新加坡就會爆發種族暴亂，中央政府也會切斷水供。在51個議席中，行動黨贏得37席，社陣贏得13席(得票率分別為百分之46.9和33.2)。

　　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

　　我們設法通過報章、電視、電臺和新來的拘留者帶來的消息，密切關注政治發展。從這些消息來源，我發現1964年的馬來西亞選舉顯示行動黨對馬來西亞政治的野心，他們試圖拉攏聯盟政府黨馬華公會的華人支持者。行動黨派出十四名候選人參選，結果只有一人當選。當行動黨采取比馬華公會更激進的沙文主義路線、挑動馬來種族主義分子內部的對抗等等步驟而無法贏得馬來西亞城市華人的支持后，李光耀便不斷地把公眾的視線聚焦于馬來西亞的種族差異，要迫使巫統接受行動黨加入聯盟政府，作為種族和諧的一種保障。這就是李光耀推動所謂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基調。

　　1965年5月，行動黨帶頭發起成立馬來西亞團結機構，結合了爭取“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各政黨，加劇了巫統和行動黨之間的敵意。

　　7月21日，慶祝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誕辰的游行隊伍，爆發種族沖突，這使東姑堅信新加坡必須脫離馬來西亞。新、馬分家的消息宣布后，我們對分家感到痛心，因為雙方所煽動起來的敵對，意味我們為爭取新加坡和馬來亞半島兩地人民永久統一的斗爭，遭遇重大挫折。

　　他最后指出：“政治現實是，對任何表現有能力把反對派力量組織起來對抗政府的人，行動黨政府是不會容忍他參加新加坡的政治活動的。行動黨政府也不會容忍有效地反對黨，更別說是替代政府。任何人不領會這一點，就是不懂得新加坡政治的入門。”

　　 林福壽醫生是在1982年9月6日被釋放了，未經法庭審訊持續被扣留將近二十年。他對他們說:“以我的情況而言，逮捕和拘留我的理據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我絕不輕易茍同拘禁我的正當性!”

　　林福壽醫生是從獨立前的歷史走出，抵達現代歷史階段的民族精英。他站在大浪潮頭，昂起頭顱，挺起胸膛，走向殘酷與激烈的抗爭和搏擊。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光里，他看到年輕的生命在起舞，翠綠枝葉在挺直，他感到無限的欣慰。他那苦難的人生，閃耀著永不熄滅的光輝，他的堅貞不屈的愛國愛人民的情懷，給予眾人極大的鼓舞。他那無與倫比的思想力量和藝術才華、堅持真理與正義的浩然正氣，譜寫了動人心弦的正義頌歌。他那“捍衛真理，堅貞不渝”的崇高品質，他那“生命不息，戰斗不止”的偉大氣魄，將流傳千里，留芳百世。

　　孔莉莎博士：新邦國的教育改革

　　孔莉莎博士論述了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使我們從中了解到當時的政治生態。

　　她引用李光耀的演說作為這篇文章的起點：

　　前總理李光耀當年對新加坡理工學院(以前常譯為“新加坡工藝學院”)政治學會會員演講時論述說，他們是生活在一個過渡的社會，從舊價值觀的社會向新價值觀的社會過渡。處于這種環境，年輕人就是找尋新方向、制定新方針的先鋒。年過四十的人，在政治上是垂死的，在情感或心理上都無法適應新的歷史時代。

　　她指出：李光耀的聽眾，頂多是二十歲出頭。他的論述也許是對他們的一項警告。對于李光耀而言，當權的青春活力的領袖確立現狀之時，過渡期也就結束了。所謂的青春活力的領袖就是那些“生命步入中年”的人，包括李光耀自己在內。這些人將在任期內變老，變得更精明，直至達到頂峰，屆時，腦力開始逐漸退化。根據他估計，“借助現代醫學，這狀態大概可以保持到七十歲。”

　　接著她寫出當代教育課題的歷史背景：

　　1950年代的新加坡，帶頭展開左翼反殖運動的華校中學生與新一代的職工運動者，政治覺悟最高，堅決反對傳統勢力。

　　到了1950年代中期，各種工會涌現。他們構成左翼反殖運動的基層群眾。跟華校中學生一起支持領導“各業”工會的林清祥。他們密切注視并積極反對殖民地政府的任何被他們視為損害華校利益的措施。

　　隨著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大選獲勝后，李光耀就設法削弱林清祥的影響力，他謀劃以政治顛覆活動的罪名逮捕職工運動者。

　　隨著行動黨于1961年7月鬧分裂及社會主義陣線成立之后，工會和政治就兩極分化。

　　談到華文中學改制課題時，孔莉莎博士指出：“接二連三的倡議、雷厲風行的改革步伐以及貫徹執行的“革命”作風，給華文教育界和大眾帶來期望，期待政府會結束華校在殖民地統治下遭受的歧視和待遇。

　　孔博士認為：“政府推動教育體制進行“革命性”改變的步伐、規模、熱忱和宣傳，是了解“四二制對三三制”爭論的關鍵所在。1958年，林有福政府以英校中學的四年制作為其他源流學校的標準，是部分遵照“各政黨華文教育問題報告書”所接納的平等對待各源流學校的立場。行動黨政府保留這項政策，并規定各校從1959年的中一生開始實施中學四年制。當時華文中學生的體制是，初中三年、接著是高中三年(三三制)，然后才能參加政府主辦的高中三畢業會考。”

　　孔博士列出以下幾篇備忘錄以說明教育課題的真相，“教總”在6月9日距中四會考還不到半年的時候，向教育部提呈一部備忘錄。教總提出四點建議，(一)要求教育部公布擬議為華校生開辦的兩年大學先修班的計劃;(二)不要過分限制先修班的招生人數;(三)為年屆十七歲、在職場上視為太年輕的中四畢業生，開辦兩年全日制的教師培訓班;(四)在新加坡理工學院開辦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課程。蕭添壽卻在中四會考調查庭上稱之為“鼓動戰斗的第一槍”。

　　代表華文中小學校長的新加坡華校聯合會也提呈一份備忘錄，重復“教總”的建議，另外也呼吁教育部關注三千多名中四考生和參加高中三會考的約四千名高中三和高中二學生的前途，他們即將出來找工作。這些校長要求讓華校自己開辦高級中學班級，而且不對入學資格的最低等級設限。

　　代表新加坡約兩百所華校的最高機構的華校董教聯合會(“董教會”)認為，雖然政府表示中四畢業生有好幾個出路—進入大學先修班、師資培訓學院和技職學校，但仍然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報讀這些院校。因此，“董教會”原則上決定翌年在所有政府輔助華文中學開辦兩年制高級中學課程。主持會議的高德根斷言“我們不能漠視學生在完成中四學業后前程，不能眼看他們流落街頭。”

　　南洋大學學生會新成立的教育小組向教育部提呈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指“四年制”來得突然，缺乏妥善計劃;該會也再提華校學生和教育工作者長期作出的指控—指新加坡教育體制偏袒英校，目的是要消滅華校。據南大學生會推斷，華文源流的大學先修班將跟英校一樣，限定只有百分之25的中四學生可升上大學先修班。因此，將取代大多數學生就讀的中學六年制的，不是“四二制”，而是四年制，這將導致華族社群的語文水平降低、教育衰落。

　　對南大學生而言，限制大學先修班的學額，不僅會嚴重影響南洋大學的收生名額，而且也違背學生和華文教育工作者堅持的原則：“讓大多數年輕人有機會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及“為國家建設，培養一支具有反抗殖民主義思想和利益的知識份子隊伍”。學生會指責政府繼承林有福的“衣缽”。南大學生的嚴厲批評比其他教育集團更進一步，把人民行動黨稱為殖民主義者的仆從。”

　　1961年11月發生了中四學生罷考事件，政府設立了罷考調查庭。

　　孔博士寫到： “調查從1961年11月至12月期間，在華文中學政治鼓動的歷史背景下，某些華校中學生群體舉行的中四罷考事件，以及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利用華文問題究竟達到什么程度。”這就是調查庭的全稱，其實是要搬演一個公開訊問。調查庭是從1962年5月22日開始到1963年3月5日結束，期間共舉行了79天的聽證，從223人名單中傳召了59名證人供詞。

　　皇家律師蕭添壽在過了三十二年后出版的回憶錄中追述說，中四罷考事件調查庭是名不副實的政治勝利;除了沾沾自喜的敘述當年身為李光耀政府備受推崇的法務官員的黃金時期，蕭添壽在其備忘錄自稱是一名“李光耀監獄中的異議分子”。調查庭主席黃宗仁法官知道政府的眼前目的已達到了，就認為沒有必要撰寫一份報告。結果始終沒有一份報告面世。

　　然而，調查庭的逐字記錄顯示，這其實并非一場揭露共產份子陰謀和暴漏其背后的策劃者的政治勝利，不管他們說的什么勝利，其實無非是通過恐嚇、滔滔不絕的說詞、法庭式威嚇，以及蕭添壽所使用的咄咄逼人的政治部口吻等等手段而取得的結果。

　　回顧往事，頗令人費解的是，在1961年7月21日之后，距離會考日期只有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行動黨持續對教育改制支吾其詞，仍舊沒有提出全盤計劃，因此加劇華校生的擔心情緒，認為他們的語文、文化以及他們的前途正受威脅。

　　隨著社陣的成立，政府內部的政治兩極化臻于狂熱，無論社陣提出什么課題，行動黨一概都認為是“后座司機”指使的馬共顛覆活動。對國家和民族前途至關重要的課題如教育，辯論是不允許的，更不要說辯論行動黨提出的合并白皮書。反之，任何決策只要能達到眼前的政治利益，都會倉促貫徹，“冷藏行動”為這一切，畫上句號。為了保住執政黨地位，未經審訊的拘留是不可或缺的武器。

　　孔博士最后指出：“在跟馬來西亞合并失敗后五十年，想要了解行動黨的華文教育政策，仍舊受到最嚴密限制和監督的范疇之一。這也是新加坡在政治認同和國家建設方面呈現矛盾的核心問題。”

　　孔博士以她那優美亮麗的筆鋒，委婉迂迴的格調，映射出社會階層的深刻矛盾，促成了頑強的抗爭和分裂。她以辛勤的勞作，克服了重重困難，得出了符合事實的結論，她流露出內心的喜悅和歡笑。希望她再接再厲。

　　賽.查哈里：斗爭仍未過去，我又怎能死去

　　賽.扎哈里在1928年5月18日出生，在他成長的歲月里，家庭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發動戰爭，攻擊太平洋與東南亞各個地區。英國于1942年1月15日向日本投降，馬來亞與新加坡被日本人占領，日治時期掀開序幕。

　　他在日治時期就開始覺得我們的國家不應該永遠受制于帝國勢力。

　　民族主義運動在日本占領結束之后持續高漲。印尼領袖蘇加諾等與馬來亞的博思達曼.卜哈努丁等的反抗殖民主義的精神與斗志讓他留下深刻地印象，他也了解到各不同組織在在爭取獨立的道路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他在一九五一年加入《馬來前鋒報》，當年的《馬來前鋒報》貴為獨立報章，聲勢如日中天。該報編輯為沙末.依斯邁。他視沙末為導師。他后來成為前鋒報的新聞編輯。

　　作為一份支持民族主義的報章，它一直遭到殖民政府的壓制，但這份報章的宗旨是為宗教、人民與國家服務的。前鋒報時時都跟反抗殖民主義與帝國統治的亞洲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但東姑與聯盟政府是親英、親西方陣營的，因此巫統集團要求控制前鋒報，并只為該黨服務，以免他們的政治利益受到影響。結果引發了前鋒報于1961年7月21日至10月21日的罷工事件。

　　二次大戰結束后，東南亞政治風起云涌，全球形勢千變萬化，東南亞國家紛紛要求獨立，昔日的殖民主義大勢已去。英國人為了保住東南亞的經濟利益和霸權主義，不得不在戰后執行了去殖民化政策。馬來亞在全民的抗爭下終于在1957年8月31日獲得獨立。

　　賽.查哈里認為馬來西亞是英國新殖民主義的產物。他們之所以要創立“馬來西亞”為的就是要防止蘇加諾領導之下的印尼反殖民主義政治意識擴散到東南亞其他國家。自從印尼在1945年8月17日獨立之后，蘇加諾政府統治下的印尼，一直被視為對西方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與霸權構成威脅。

　　在1961年8月30日，他被流放到新加坡，不準重回馬來亞。

　　到了1962年，他決定加入人民黨，在1963年2月1日，該黨重整黨的領導層，他獲選為主席，但在2月2日的“冷藏行動”中，他被逮捕了。

　　在牢獄中，他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抗爭。他把自己鍛煉成鋼鐵般的意志。他的人生經過艱難曲折。在他身上表現著剛毅與壯烈，在他的笑臉上呈現著親切與和藹。他有著炯炯的眼神，文雅談吐的風韻，虛懷若谷的胸襟，更有擎天的膽魄。他面對長夜漫漫，輾轉反側。他堅持了十七年的漫長的與殘酷的牢獄生活，終于在1979年8月22日獲得自由。今夜他仰望著星空，夜色漸漸變得清澈，他的心靈得到空前的慰藉。但他說：斗爭仍未過去，我又怎能死去。

　　李思東：“冷藏行動”嚴重地打擊了勞工運動

　　在李思東的記憶中：新馬在日本統治下，人民的生活是艱辛困苦的，由于食物短缺，只能以木薯充饑。由于祖國被侵略人民被奸殺，糧食被奪走，因此，當代的人，雖然年紀輕輕，內心都充滿著愛國情操，對外來的侵略充滿著反擊的情緒以及對和平的渴望。二戰結束，英國人重返馬來亞之后，人民面臨最大的困難就是日本香蕉紙幣不受英國承認，導致人民都淪為窮人。尋找工作非常困難，人民普遍失業。

　　李思東為什么參與政治斗爭?他承認首先來自日本戰爭中的侵略行為。第二是反對殖民主義運動的萌芽與壯大發展。第三是中國的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及人民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建立。這些都給予他思想上的最大啟示和影響。

　　在他努力自修以提高自身知識以及在社會上工作的經歷所體驗的認知上，他深深的了解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作是朝不保夕的，工作沒有保障。資本主義制度下所產生的資源分配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向往著一個全新的，人人平等和公正的社會主義社會。

　　新加坡在1954年期間，工會與學生會等紛紛成立，新加坡人民爭取自治的行程向前邁進。學生運動、勞工運動等蓬勃發展。這是一個火紅的年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爭取獨立的呼聲響徹云霄。人民行動黨也在當年誕生。它提出了反對殖民主義，主張建立一個新馬統一的獨立國家。因此李思東參加了人民行動黨，成為普通黨員。

　　李思東認為當年左翼的勞工運動是被改革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的理想所啟發。工會為爭取工人的利益而奮斗，因此得到廣泛的支持，變得非常強大。

　　隨著1959年在林德憲制下的自治大選，左翼人士為了團結，全力支持人民行動黨，結果人民行動黨勝出了。行動黨的目的是利用左翼力量，奪取政權。隨后卻利用英國和馬來亞的共同勢力對付左翼。

　　在1961年，左翼與人民行動黨決裂，社會主義陣線成立，李思東成為社陣的黨員。同時，他加入了新加坡巴士工友聯合會，成為受薪秘書。1963年2月2日，在“冷藏行動”下，巴士工聯的核心領導人被捕了，他被邀請加入巴聯中央委員會。他說：“冷藏行動”嚴重的打擊了勞工運動，也強烈的打擊了工友們的信心，工友們見證了一次又一次的拘捕行動。

　　1963年李思東被提名參加競選。他被推薦在武吉智馬選區參選。結果他以1000張選票打敗了行動黨的對手。他獲得了52.4%的選票。但他不曾在新加坡立法議院擔任議員，因為他在十月新的一次拘捕行動中被逮捕了。他被囚禁了16年，一直到1981年6月1日才獲得釋放。

　　李思東在漫長的艱苦的牢獄生活中鍛煉了自己的身心，磨練了自己的意志。他愿為了爭取人民的自由與和平作出犧牲。他有著“為有犧牲多壯志”的豪情。他認為從日治時期到獨立時刻是一段輝煌的歲月，這段歲月是場反抗壓制的斗爭以及建立新社會的嘗試。他對社會主義的解放力量、國家和工人階級保持樂觀態度。他還在不懈努力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建構的理想圖騰。他還在慢步行走、尋覓、沉思、默想。他珍惜這段人生經歷，有幸參與這場斗爭而深感自豪。

　　盧妙萍：歷史的真相，不容被淹沒

　　根據編者的介紹：盧妙萍出生于新加坡。1956年就讀于中華女中高中三，曾任中學聯學術部副主任。1956年10月10日被林有福政府扣留。三年后，于1959年10月1日獲得釋放。后投入職工運動，1963年代表職工會在社陣旗幟下參加大選。9月21日獲選為合樂區議員，10月8日被當局引用公安法令扣留至1970年，為新加坡議會民主歷史寫下：民選議員未踏入議會大門就被監禁的首例。

　　盧妙萍以年邁者的堅韌毅力，長年累月地用她的心血和淚水編錄了一份從1948年的緊急法令到現今的內部安全法令下，慘遭迫害的愛國人士的名單。在這份名單上呈現出上千的熱血青年，他們飽受二戰的蹂躝和英殖民統治者奴役的痛苦，他們迫切希望團結各族群，擺脫英殖民者的統治，建立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各族群和諧相處的獨立自主的國家，這群青年卻慘遭殖民統治者與它的代理人的逮捕、監禁，有的還被迫離鄉背井，骨肉分離。

　　她指出，建國的道路是艱巨的，但一波又一波的大逮捕都不能令先行者退卻，自1950年開始，一波接一波的大逮捕，一批接一批的反殖青年男女，排除萬難，前赴后繼，繼續把反殖運動推向高潮。1954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職工運動、農民運動等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反殖力量，震撼了英殖民統治者，于是在1956年9月至10月發動了一波更大規模的鎮壓行動。

　　她認為重重的鎮壓，難免削弱了反殖的力量，但都不能動搖反殖人士的決心。1959年英 殖民政府在廣大人民的壓力下，只得把內部自治權交給新加坡人民。

　　她寫到：行動黨上臺執政之后，我行我素，不但違背了黨章，更與人民的意愿越離越遠，人民普遍感到不滿。

　　自1959年開始，行動黨政府就策劃了一連串的鎮壓、逮捕、扣留、和監禁了成千上百的左翼人士，解散了無數職工會和其他進步團體。

　　行動黨政府就是依賴內部安全法令，無須審訊政治上的異議分子，把他們無限期地監禁在牢獄，然后就夜郎自大，聲稱自己是國家的精英分子。

　　她確知，自1959年開始，遭行動黨政府扣留的人士都是來自全國各領域：有醫生、律師、工程師、藝術家、教育家、作者、新聞工作者等等，他們不但具有在自己工作領域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有一顆不計酬勞為國獻身的心，這些人才是我國的精英分子。

　　她嚴正指出，行動黨政府利用內安法令，踐踏年青人的生命，將成千上百的反殖愛國青年的青春與智慧活活埋葬在暗無天日的黑牢里，以便他們達到長期執政的目的。

　　她的最終結論是：內部安全法令是行動黨政府賴以長期執政的硬工具。

　　她說這就是歷史的真相，不容被淹沒。

　　她那“不平則鳴”的性格，她那勇于面對問題的態度，使她敢于批判邪惡與卑鄙的事物，呼喚正義事業的伸張。在她的思想深處，引喻出強權政治的不能持久性，因為它將經不起民主潮流的沖擊和挑戰;正義事業是永恒不朽的，它的熊熊烈火將徐徐地在全世界蔓延燃燒。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規律。

　　這就是真實的歷史，事事有根，字字有據。

　　譜寫真正的歷史新篇章

　　被長期拘禁在牢獄中的民族精英獲釋幾十年后，他們從歷史的云霧中抬起頭，密切審視這條歷史長河的走向及其動態。它呈現出時而平靜矜持，時而委婉彎曲，時而波浪涌動水浪飄香。他們化被動為主動，把自己的鮮血倒進這條歷史長河的激流里，讓它穿峽越谷，翻山越嶺，只為集體的理想之根，根深葉茂，只為各種小花綻放絢燦，只為昨天的征程延伸闊遠。

　　他們站在昨天與今天的交界點，站在歷史與歷史的縫隙里，跟著歷史的腳步與時俱進，他們走進歲月，走進生命的青春不老，走進人民大眾的激情里。在此，他們要找回昨天的記憶，尋找今天的意義。它的意義卻是深藏在歷史與歷史發展的根部里。歷史的發展要求年輕的歷史研究者不懈的進一步思考，挖掘和探究，從而譜寫出真正的歷史新篇章，這就是它的意義所在，也只有這樣做才會有意義。

　　歷史就是一面鏡子，她映照昨天讓我們回憶，她照亮今天，讓我們感知現在和展望未來，讓我們在一種正義的光芒中獲得生命的呼吸和力量，讓我們俯首傾聽來自歷史深處的啟示，領悟生命的無限與博大，同時也珍惜于一些細節和機遇。

　　這是一段可歌可泣、可鑒可塑的歷史。讓它那浪濤拍岸的激情，使歷史的歌聲再添新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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