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是“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繼續革命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個不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

　　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實際上是一個“狹義”意義上的理論，因為它僅僅是針對“走資派”提出來的。如果從“廣義”上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那么它是一個內容廣泛的命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就出現了一個重大缺憾：由于沒有對“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做更廣泛的研究，因而也就沒有(也不可能)對這個問題做出更全面、更正確的解答。

　　毛澤東認為：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后，無產階級之所以還必須堅持“繼續革命”，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長期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在這里，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長期性、復雜性的認識是正確的，這的確是必須堅持繼續革命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充分認識階級斗爭的長期性的同時，必須更深刻地認識到階級的產生和存在都是同物質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聯系在一起的——如果不這樣認識和研究問題，就不可能全面認識“繼續革命”的全部使命，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完成“繼續革命”的歷史重任。因此，我的認識是：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是“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繼續革命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個不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按：無論是無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根本目的并不是為了“階級斗爭”，而是為了最終“消滅”階級斗爭;而“消滅”階級斗爭的根本辦法不是“階級斗爭”，是消滅“孕育”和產生階級的“土壤”——這個“土壤”既包括生產力的因素，也包括生產關系的因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某種“總和”，即人們常說的“經濟基礎”。】

　　造成毛澤東出現這個問題的基本原因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類社會對于社會主義的實踐還不很充分(即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還不很豐富);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創立“繼續革命理論”的過程中，以主要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了政治方面，特別是階級斗爭問題上，而沒有在更廣闊的范圍里探求“繼續革命”的真諦。我們雖然不能說毛澤東的認識是完全錯誤的，但確實是片面的。階級斗爭只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部分內容，不是全部內容。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階級斗爭雖然應當經常受到“關注”，但是既不能把一切社會矛盾都當成階級矛盾，也不能用大量時間來搞階級斗爭。關于這個問題，雖然他也曾“特別地”說過，但是認識上的不徹底性，在行動上必然出現搖擺性。

　　關于這問題，本文從三個主要方面做一些探討。

　　一、關于經濟建設在社會主義階段的地位問題

　　早在新中國還沒有正式成立的時候，即1949年3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現在，人們對這個講話只記得兩個“務必”了。其實，這篇講話的內容極其豐富，說它是一篇“建國方略”一點都不過分。

　　在這篇講話里，雖然在十個要點中，只有兩個要點是講經濟工作的，但是從篇幅上說，卻占了整個講話的五分之二。所以，人們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是把經濟建設問題當作重點講的。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從“措詞”上看到他對經濟建設工作的重視程度。他說： “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必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新中國成立后，他也曾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制定了基本的方針和路線，并且領導黨和人民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連敵人都不得不承認的巨大成就。正是新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別是建立了完全獨立的、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 “核武庫”以后，才真正結束了舊中國長期受西方欺壓的歷史，使它們再不敢漠視中國的存在了。【按：文革后鄧小平們制造的“崩潰邊緣”論純屬別有用心。倘若當時的中國真的如他們所說到了“崩潰邊緣”，怎么可能發生兩件改變世界面目的大事件呢?——即：一、聯合國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接受了新中國的代表;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爭先恐后到北京來“朝覲”、“示好”。】

　　但是，在他主政的二十多年里，沒有能夠始終堅持這種認識，而是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左右搖擺”：有時候出了急于求成的“左”的情緒，有時候則出現了重視不夠的“右”的傾向。

　　具體地說：在1957年和1958年期間，由于過去一段時間(1953年至1956年)的經濟建設比較順利，因而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產生了“一萬年太久”的思想，提出了“大躍進”口號，結果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大倒退。雖然這期間的成績是不可忽視的(新中國的工業體系大都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但是問題與挫折也是十分突出的(最為嚴重的是浮夸風和資源的破壞)。【按：關于“大躍進”中的錯誤雖然不能由毛澤東一個人來負責(甚至不應當負主要責任，當時處于第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是負有直接的重大責任的)，但是他確實是負有重要作用的;雖然他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也含有一定的“辯證”思想(既要“多、快”，也要“好、省”)，但是，總的思想是求多求快的。】

　　而在另一些時候，又過度強調“階級斗爭”，過多進行政治運動，實際上經濟建設不可避免地降到了從屬的地位——這在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最高峰。【按：他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其他都是目”，把階級斗爭擺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顯然是不恰當的。關于這個問題，我在《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一文中作了討論。】

　　就總體而言，毛澤東雖然并不是只關注階級斗爭問題，不關注經濟建設問題，但是他的“繼續革命理論”對階級斗爭的關注程度確實超過了對經濟問題的關注;他雖然也把“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與“階級斗爭”并列為“社會主義時期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但是他還是把階級斗爭視為“鋼”。這不能不說是他認識上的一個嚴重偏差。而正是這個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行動上的偏差。

　　二、關于所有制問題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還是一切曾經的和目前還是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主要標志，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基本的區別。

　　但是，事情顯然不是這么簡單。

　　首先，從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到進入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很可能需要經歷數百年時間)。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所有制的轉變(即從資本主義私有制轉變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應該是一個逐步的、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也不應該是)在極短時間里的快速的、突變的過程。

　　其次，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及以后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公有制”的情況看，一直是存在著大問題的。這里僅列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雖然企業名義上是“公有”的(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然而勞動大眾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掌握企業的所有權(即現在人們所說的“產權”)。真正掌握著企業所有權的是代表“全民”或“集體”的上級領導機關以及他們任命的企業領導人。【按：鄧小平們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在他們實施“改革開放”路線后，能夠隨心所欲地決定企業和勞動者的命運，或者將企業以“零資產”奉送給他們的“意中人”，或者隨意地向“開發商”“出售”土地，對企業職工更是隨意地“下崗”。】

　　第二個問題是：勞動大眾沒有勞動成果分配的決定權，這個權力完全掌握在上級領導機關及他們任命的“領導者”手里——他們不僅可以隨意制定分配方案，而且可以隨意以“三公”名義消費。

　　第三個問題(也是最大的問題)是：勞動大眾沒有決定企業“領導人”的權力，這個權力牢牢掌握在“上級”領導機關的手里——這正是所有問題產生的根源。

　　對于這些問題，毛澤東是有所察覺的(這是他為什么要搞“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按：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對于這些問題還缺乏全面的、深刻的認識，因此也就不可能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正確方法;但是，比起鄧小平們，毛澤東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他不僅看到了這些問題，而且努力地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實踐證明：在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道路上，是不能操之過急的——既不能“趕速度”，以為越快越好;也不能“追純度”，以為越“純”越好。這個問題上，過去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都犯了“急性病”，違反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一切今天的和今后的社會主義者們，都應當認真地汲取他們前輩的教訓，努力探索出一條符合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的正確道路來。

　　三、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

　　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現了市場經濟制度的種種弊端，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開始，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一直在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影響下規劃著自己的經濟模式。

　　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幾十年實踐證明，由于沒有處理好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雖然計劃經濟在一定時期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優越性，但也突出地顯現了不容忽視的弊端。【按：所謂優越性，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可以集中力量建設最迫切、最重要的經濟項目(這一點尤其在特定的情況下更顯其強大的優勢，比如在戰爭時期、遭受帝國主義“封鎖”時期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無序”的建設。所謂弊端，也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經濟的領導權過于集中，其結果不僅易滋生官僚主義，且在發生決策錯誤的時候不易糾正;二是壓抑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不利于經濟的多方面、多層次的發展，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速度。】

　　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即由資本主義過度到共產主義)，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或曰“比例”)應當隨著社會的發展狀況而不斷變化——就是說，從社會主義的初期到中期到后期，計劃經濟應當逐步由較少到較多到全“覆蓋”，而市場經濟則應逐步由較多到較少到全“退出”。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在我們充分肯定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勛的同時，實事求是地指出他的思想理論和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是任何一個馬列毛主義者的應有態度。【按：同時，我們還要強調的是：毛澤東的這些錯誤都不是方向上的錯誤，與鄧小平的錯誤性質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任何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不出這樣那樣問題的，沒有問題、不犯錯誤的人或國家是沒有的。任何不實事求地對待毛澤東的錯誤甚至以偏概全，都是不足取的，更不待說站在敵對的立場上了。】

　　現在，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雖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是，這不過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段曲折罷了。

　　全面而深入地總結社會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不僅是今天和將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者肩上的一項重大歷史責任，而且對今后的社會主義事業能夠少走一些彎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切有使命感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一定要自覺地擔當起這份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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