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金融改革議題成為熱點，各路專家學者紛紛登臺，呼吁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據路透社最新發布的消息稱，中國將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并對加快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等提出了綱領，以“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保障金融市場安全高效運行和整體穩定”。

　　以此看來，資本項下可兌換以及其它“加快”項目顯然是保障金融市場安全運行和整體穩定的助推器了。那么，在口號提出之前，中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過嗎?什么叫“可兌換”，是指從來沒有兌換過嗎?

　　翻開中國對外開放30年專題大事記：1994年，我國取消了用匯的指令性計劃和經常項下的大部分匯兌限制，1996年中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同時將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取消了尚存的非貿易非經營性用匯限制。1997年后，調整資本項目管理政策，資本項目部分可兌換。 也就是說，我國的資本項目可兌換開始于1996年，并且是以一種“部分可兌換”的形式延續至今的。

　　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實行是基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規定，其下有可著可度量的內涵關鍵詞——經常項下可兌換的核心是指在國際間經常性交易發生的，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外匯收支，包括進出口貿易收支和運輸、旅游、個人外匯等非貿易收支，可見它的關鍵詞是“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而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內涵則全然不同，它是指國際間因資本輸出和輸入而產生的外匯收支兌換，這種兌換是無法用資本是否轉移來設定前提的，因為它是一種以直接投資、各類國際貸款、以及證券投資等形式存在的貨幣兌換。

　　經常項下可兌換，如果應用適當，可以使資本循環穩定在兌換國之內，從而在相對程度上融入該國經濟的自循環體系，不對該國經濟造成扭曲。而資本項下可兌換，以資本轉移為運動方式，不僅會扭曲所在國的整體經濟運行狀態，而且，在不對等競爭的條件下，會嚴重損害所在國的產業經濟，導致重大的金融風險和經濟安全的發生。

　　“部分資本項下可兌換”已經在中國實行了16年，那么，實行后對中國經濟進行了哪些“高效推動”和“整體穩定”的促進呢? 讓我們看看兌換之后出現的一系列經濟眾生相吧：

　　中國經濟嚴重外資化——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0》中的數據顯示，我國經濟發達省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外資企業所占比重在50%左右，上海市59.4%。廣東53.7%，海南50%，北京49.6%，依據世界銀行對中國按照購買力評價指數測算結果,中國GDP中大約40%以上的成份是由外資創造，也就是說中國的GDP中的將近一半是海外資本所在國的GNP。按照這個比例，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51.9萬億元，屬于中國自己擁有或者可以支配的財富量應該不超過30萬億元。

　　那么，產生于中國土地上的龐大的外國財富量是怎樣形成的呢?打開“部分資本項下可兌換”的黑匣子，我們看到一連串的組合優異的精靈舞蹈：

　　憑空而來的外匯——主要是美元，降落在中國大地，通過“可兌換”操作穿上了“人民幣的外衣”在中國展開了處女的開墾，央行履行承諾將來自太空的美鈔收入囊下，于是外匯儲備增加。而兌換給海外資本的人民幣則是通過追加發行或者以對沖手段回籠的貨幣換來的。

　　我們權且不論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其海外購買力或者購買價值水平的問題，單看這兩個渠道的人民幣來源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通過追加發行人民幣的中國版“量化寬松”操作，這些與中國人民擁有的財富量沒有任何聯系的鈔票產生了，通貨膨脹出現了，通脹程度隨著海外投資加大的步伐日益擴大;而同時拿走了“真金白銀”的海外資本則在這片荒涼的處女地上攻城掠地，所向無敵。

　　當然，為了控制通脹，央行也通過貨幣對沖手段回籠人民幣資金，但是這部分回籠的資金卻是中國企業創造的財富等價物，是國內銀行的貸款額度和這些貸款額度所對應的企業流動資金。于是，財富等價物的供給結構發生了變化，國內企業資金的日益短缺與外商投資的速度緊密相聯，國內企業一方面遭受著國際公司的擠壓和食戮，一方面遭遇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斷供，內外夾擊下，生態環境日益惡化。

　　然而，這只是底牌的一面，在不以“資本轉移為目的”的經常項目可兌換的最大的兌換量是國際間貿易收支，如果這個國際貿易掌握在中國企業自己手里，當然不會有將資本轉移出國門的動機。在1996年經常項目可兌換全面實行時，中國貿易業尚且是以國有貿易公司為主體的結構體系。但是2004年，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全面放開了外貿經營權，到2010年，短短幾年時間，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額已經占到中國全部進出口總額的53.8%。

　　中國外貿比例之大令人瞠目結舌，在2008陸家嘴論壇上，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演講透露，中國對外貿易占GDP的比重已經到60%。

　　中國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大的外貿額?為什么中國的對外貿易以壓倒的優勢在國民經濟中唱起了主角?而其它發達國家卻只占五分之一左右份額?即便是海外經濟達到40%左右的日本，其外貿額也只占到其GDP的15%。

　　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只有當我們認真審視中國外資的時候，才能解開其中的“秘密”：

　　通過資本項目部分可兌換進入中國的外資，并不是來賺人民幣的，當然他們也沒有義務讓人民幣通過他們的國際化體系循環去賺世界的財富。相反，他們需要的僅僅是中國的實物，通過制造通貨膨脹和吸食中國境內的人民幣存量換成實物搬運出境。以“投資”的名義雖然無法認定“轉移資本的嫌疑”，但卻“轉移”走了比“資本更實在的財富”，留下了在中國境內完全無用的外匯儲備。

　　把在中國生產的商品搬出國境，拿來外匯兌換成人民幣，或者進口一點外國高價貨，換取人民幣再生產再出口，中國大大小小的生產商、貿易商尾隨外商其后，十幾年如一日地進行著同樣的操作。 于是，本來是外資大頭的中國外貿順差卻全部成了中國人的外匯順差和儲備。中國人背著“白條”、承擔匯率損失、遭受著傾銷調查，外資則實現著國際貿易罕見的單邊出口。

　　當然，如果我們能完美地花出這些外匯，從國際上買回同樣物優價廉的急需品來，也完全可以對沖掉部分國際商品交易的不平衡。而事實卻不是這樣，國際間的雙邊對等公平交易，變成了不平等關系下的對外貿易，終使國門洞開，海關形同虛設。

　　抽油機不斷運行的同時，絞索套卻不斷地勒緊——

　　中國對外政策出臺之年顯然成了中國貨幣增量的里程碑：1994年“部分可兌換”的實行，使中國當年的貨幣增長量破天荒地超過了萬億元，存量達到5.7萬億。到2002年貨幣增長量突破三萬億，存量達到26萬億，8年時間增長了5倍。2003年余額為20萬億，2004年全面放開外貿經營權后，3年后的2007年，余額一下子變為40萬億。之后，如脫韁野馬不可收拾，2012年M2突破100萬億元。

　　據來自央行的數字分析表明：多年以來，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占到貨幣增發總量的90%以上。也就是說，資本項下的部分可兌換，使外資以一種十分隱蔽的方式在抽走中國的GDP增量。2012年末，我國金融機構外匯占款余額為25.85萬億，是我國GDP所體現貨幣量的50%。由此可以推斷，外資所掌握的人民幣總量應該已達到初次發行的無復算累加成份的基礎貨幣總量的一半。這是不是解釋了今年6月“錢荒”產生的原因了呢?在外資手里掌握的人民幣一經從銀行體系中撤出，人民幣流動性立刻發生地震。

　　我國產業經濟領域更是出現一系列怪異趨向：GDP增長不慢，企業卻普遍不良。制造業領域產能過剩30%以上，大中型企業利潤普遍下降負債率增加。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迎來一波波的倒閉潮。銀行利率上升、民間利率高企不下。行業競爭加劇、信用崩潰風潮一再發生。

　　面對一江春水滾滾“西流”的人民幣情勢，國內效益好的企業不得不通過中外合資、出售股權、海外上市等加入美元陣營，而大部分勞動密集型實體企業只好等待被逐步扼殺的命運。在奄奄一息的企業殘體上，國際資本的禿鷲正激動地飛舞著，伺機俯沖這片饕餮盛宴。因為每一次的這樣病獸遷徙期，都是它們的圣餐狂歡日。

　　宏觀調控成了鋼絲上的舞蹈和勒在自己脖子上的鐵鐐——

　　外匯占款的增加，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弱化了央行對貨幣供應量控制的能力,為了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央行必須使用金融工具來對沖過多的外匯占款。但近年來，隨著外匯儲備的進一步增加，央行已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和有效資產來對沖，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2011年6月，我國貨幣政策再次面臨著類似于2008年進退維谷的困境：如果繼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則導致大批企業資金鏈斷裂、中小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影響社會穩定;如果不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每月需要被動地投放3700億元左右基礎貨幣，則導致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如果使用加息政策替代存款準備金率工具，由于國內利率大幅高于美國日本等國的基礎利率，將導致熱錢進一步大舉進入中國套利，而中國面臨的基礎貨幣投放壓力和通貨膨脹壓力會變得更大。

　　在綜合考慮央票、財政存款以及準備金率的影響之后，銀行系統存款總額中約29.7%已被凍結。這種調控方式和調控力度在世界多數國家經濟體中都是難以想象的，美國銀行體系整體準備金率為1%，歐元區為2%，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為0%。

　　但是，國內的貨幣政策不僅無法制約這些在華資本的發展，而且迎來了他們更好的擴張機遇。

　　一邊大量地用“量化寬松”來的美元兌換人民幣“投資”中國的產業經濟，一邊強制推動“匯改”，將名義上由中國政府管理的“雙向浮動”，變成了體現他國利益的“單向升值”。在轉手套現的巨大息差和幾乎確定無疑的匯率變動收益下，熱錢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的產業經濟象被吸魂精附體一樣，被吸附得百病叢生。

　　已經歷時16年之久的“資本項下半兌換”，就是這樣來保障中國金融市場的安全高效運行和整體穩定的。記得當初有位經濟領域人士說，引入跨國公司的好處在于可以讓中國商品走出國門融入世界的經濟體系。但是，與中國商品進入世界體系相對應的收益——人民幣國際化、商品剩余價值積累、國民財富積累、經濟規則制定話語權、國際經濟關系地位等等，我們究竟得到了哪項?

　　殺雞焉用牛刀，物廉價美的中國商品全世界渴求，有什么必要無任何條件地將渠道拱手讓利給一個個龐然大物?

　　與狼共舞，只會隨狼起舞，徒手空拳任人擺布，不但不總結經驗教訓，還覺得與狼親近的不夠。“資本項下全兌換”，是要將自己的頭和身子整個喂入狼嘴嗎?

　　也好，讓我們看看自己身上還有幾塊肥肉?

　　資本項下全兌換，讓海外的直接投資再無羈絆——

　　實際上，該吃的早已吃完，海外資本并不稀罕那點殘羹剩飯。就讓人民幣再升值幾年，讓中國的餓兔子們互相爭食去吧，吃飽的鷹們需要回家休養一段了。中國28個產業中，不是已經被控制了21個嗎?有位海歸說：“中國的外向型經濟是全世界典范。走進國內的超市，幾乎買不到中國自己生產的商品。”

　　外向嗎?一點不，萬千鷹眼只盯我們內部。但是，我們不是還有裝備產業、航天產業、軍工產業、電信、鐵路等等國企大戶嗎，它們大約還有1/4的經濟存量，那么，來瓜分好了!

　　資本項下全兌換，讓海外的低息甚至無息貸款都來救中國的企業吧!還有債券、股權、共同基金、對沖基金、QFII等，再也不用審批了，很快將充斥到中國經濟的各領域——

　　中國銀行業的高息貸款將再無優勢可言，民間金融高利貸也將一夜間煙消云散。當披著人民幣外衣的量化寬松美元全面注入中國產業經濟的血管后，中國的金融業尤其是國有銀行業，將再也不能“暴利壟斷”，最好從此絕緣。

　　資本項下全兌換，中國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資產，從此可以全部納入海外資本的“垂憐顧盼”了——

　　股票當然要上漲了，股指期貨水漲船高，從此中國的股票指數完美如同納斯達克指數。只是，在跌漲有致的起伏中，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會全面改變。上市公司有選擇嗎?即便是民族感很強的企業家，他們還有什么堅硬的盾牌可以抵御?

　　資本項下全兌換，中國老百姓從此可以有更多的投資渠道了——

　　國內刀光劍影、混亂不堪，國際投資便成為首選，所以最愿意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而作為國際公認的“避險貨幣”，美元將成為中國百姓不得不以各種手段爭相獲取來保護財富免于劫掠的最好方式。

　　—— 因為，資本項下全兌換，目標指定的就是人民幣!

　　經濟學大家肯定要憤怒于筆者“聳人聽聞”的言論了，因為資本項下可兌換是雙向兌換，人民幣難道就不可以兌現成美元去海外攻城掠地嗎?不錯，這的確是一種對等交易，但是現在提這個還有意義嗎?

　　自從1994年中國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現了人民幣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并軌，人民幣匯率從8.68升值到目前的6.08，19年升值了30%，尤其是2005年的匯改，升值速度迅速加快，中國處于歷史上最好的對外投資時期。

　　但是，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效果怎樣呢?在一輪輪折戟而歸的新聞過后，以央企為代表的海外投資，雖然由于國內環境惡化在近兩年取得了高于國內的收益率，但又有幾個是在“可兌換的外幣所在國”土地上取得的?相反，在“可兌換外幣所在國”本土以外的任何他國領地，幾乎全部成了我們“可兌換”伙伴國的地盤。在不得不與國際財閥正面碰壁的全球石油市場上，據最新報道，“受管理制度及國際投資環境等因素影響”，中資石油公司高出低入，投入達4000億元的三大石油公司海外項目，均出現虧損。今年10月，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在第四屆國際投資論壇上表示，西方國家的投資壁壘和主權風險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影響嚴重。

　　相對于“可兌換伙伴國”的產業投資，中國對外投資能夠拿出手的也就只有那點外匯儲備了，權且稱作為“債權投資”吧。如果說中國3萬億美元的外匯債權還有什么實質性收益的話，那就讓民間經濟學家們好好算算吧!

　　現在，我們需要詢問的是，既然制造了世界上最強大堅船利炮的西方國家有著如此多的投資壁壘和“主權風險”，那么，“資本項目可兌換”使西方資本進入中國如履平地，中國怎么就沒有了投資壁壘和主權風險呢?

　　在強幣與弱幣、強勢與弱勢之間，敞開交換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前者吃掉后者;

　　在以精確如鐘表的數據計量式決策與盲人摸象的決策對決中，后者只能是慘敗;

　　在將“行動”演繹成藝術的創造，以邏輯推理的程序進行方程式推進時，被動接招者只能在挨打受氣中被逼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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