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前的中國共產黨，自領導中國革命勝利并建立全國政權以來，又經歷了社會主義制度初建的探索發展和后來的改革開放這前后“兩個三十年”，既是艱難曲折又充滿了矛盾困惑的發展歷程。
中共十八大的召開屆時，正是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定周期之后，卻面臨的是各種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矛盾反而空前激化的所謂“盛世危局”的情形（這也是一切早期資本主義國家都曾經歷過的矛盾社會情形）。問題的根本正是，我們一度形成的是一種理論模糊和價值缺失的片面經濟發展。
這一切的矛盾也必然地反映到黨內，并表現為，在我們傳統“黨國一體，政教合一”（黨的最高領導既是最高政治領袖也是最高精神領袖）和“領袖至尊”的威權體制格局，重新確立起的鄧小平新權威體系及其承傳和“價值模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卻“一旗三幡”地形成了“體制堅守派”、“西化改革派”和“理想復興派”，從不同角度進行各自理論解讀的三種思想版本和尖銳價值沖突，進而又形成了對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別地進行不同價值皈依（或價值重建）的三種思想理論和發展道路之爭（這一切的簡而言之就是，“體制堅守派”的“新國家主義”和傳統改革路線堅持；“西化改革派”的“新自由主義”和全面市場化、私有化、民主化的西方文明皈依；“理想復興派”的“新民主主義”和實現共富發展的社會市場經濟改革）。以上的思想理論和發展道路之爭，歸根結底則是，我們的改革究竟是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兩條路線斗爭……
這場道路或路線之爭的表現是，體制內外的一些人要“重新評價”或“全面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并發起了要對中共執政前期（前三十年）“左”的錯誤思想進行認真清理和徹底切割的政治思考和輿論造勢，卻因現實的諸多社會矛盾引起了人們的普遍不滿，并形成廣大民眾對毛澤東熱情懷念的強烈政治反彈；在面對著改革開放以來各種矛盾問題的原因責任和解決應對時，體制內外的“西化改革派”則提出是政治改革滯后和市場化改革不徹底而所致，并發出要實行以西方“普世價值”為思想宗旨的政治改革呼吁，還有一些人則直接提出中國共產黨應“改旗易幟”為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并實行西方式憲政民主、多黨政治和軍隊國家化的政治主張；社會主義的“理想復興派”則堅持要把毛澤東思想和改革開放相統一，并形成了“重慶實驗”的堅持“唱紅打黑”和實行“共富發展”的一系列實踐主張……
但這一切的價值沖突和路線紛爭，最終卻是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夕，以突然發生并充滿了波詭云譎的所謂“重慶三案”的刑案定讞戛然而止了。“重慶實驗”也被在中央高層一直宣揚“普世價值”和呼吁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理溫家寶斥為“復辟文革”而終止了。
隨即，中共十八大報告做出的回應則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正是在這樣一種既成利益集團和高層政治權力取得暫時平衡的格局之下，十八大后的中國共產黨卻無可退避地將要面臨的是，要么在對以上“兩個三十年”進行深刻反思、系統總結的繼往開來和重新凝聚中跨入一個更偉大的歷史輝煌，要么將在自我迷失的強打精神、似是而非、異化腐敗和難以掩蓋的各種矛盾混亂中，萬劫不復地走向災難性結局的未來發展時期！
當下中國的問題，其實正如鄧小平也曾說的，“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還會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共同富裕，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但中國的現實卻是，奢靡腐敗泛濫成災，兩極分化十分嚴重，各種問題積重難返，諸多矛盾日深漸極，而且已是民怨洶洶，亂象在即了！
更值得人們認真思考的是，為什么這一切又竟是在舉國皆默然和大家都無奈的所謂“歷史最好”和“黃金十年”的自吹自擂和昏昏噩噩中而蹉跎乃至的呢？
的確，好多問題的形成、積淀和發展，都是和我們現行領導制度和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弊端息息相關，但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也更為根本的問題卻被我們長期地忽略了、或是有意地模糊了——這就是思想政治路線和文明發展道路的確定，以及堅持什么樣的精神價值理想和文化發展方向的根本問題！
也正是由于我們長期形成的價值模糊和實用主義、經驗主義發展觀的自以為是和自欺欺人，才使得在我們的體制內已日益形成、且不斷壯大并扎根盤踞的“西化改革派”精英的“輝格黨人”能夠步步為營、如魚得水，并在我們改革第一階段（30年）的經濟發展周期完結之后，又率先打出了“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先手大牌，而實際上是推出了一個要在中國推行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資本主義化的社會政治綱領，并發起了一次對中共現行威權政治體系和“體制堅守派”最后陣地的正面進攻和挑戰！
這里需要做出的一個重要澄清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也絕不應該成為一個一味的反西方主義者，而是要辯證地對西方自由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文明確立以下的正確認識：
其一，產生于西方的自由主義新文化革命和迄今為止的資本主義文明，不僅是人類近現代文化文明發展的起始的思想社會形式，而且在科技生產力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許多方面也不斷地取得了一系列的偉大成就；
其二，對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卻不可同日而語、混為一談了，因為資本主義并不是產生于自由主義，而是產生于13～16世紀在航海和商業、手工業文明發展中不斷地得到強化的歐洲封建專制主義，并是以血與火的暴力、殺戮和掠奪的野蠻方式而得到長足發展的；
其三，自由主義倒是資本主義發展和孕育的產物，并是在資本主義產生約一百多年后，是人們為爭取更平等社會權利和更普遍經濟關系而展開斗爭的產物；
其四，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資本主義從野蠻到文明的進程，但最終，自由主義即使在文化觀念形態上也并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性，所以，西方自由主義的新文化，就其現代性而言，最終只是成為了一種亞現代性的文化，它并沒有完成自身曾期許的“自由、平等、博愛”等普世主義理想的社會現代性構建，反而是不斷地陷入了“少數人壟斷社會發展”和“兩極分化”的深刻文化社會矛盾；
其五，西方自由主義現代文明版的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實際上是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巨大資本主義災難后，也是在廣泛的社會主義革命和運動的沖擊之下，吸收了大量社會主義因素的改良或改革后的產物。但即使這樣，西方自由主義現代文明的歐美發達國家，也并沒有真正消除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影響，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掩蓋和轉移了，對于此，我們只須指出兩點：一是今天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最終仍然是建立在少數大資本壟斷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機制之上的，因此是矛盾的。二是歐美發達國家內在的資本主義矛盾，長期以來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同發展中國家間形成的不平等、不合理國際經濟關系而轉嫁和掩蓋了，但最終還是爆發了——這就是2008年以來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又持續發酵的歐美國家的主權信用危機和政府財政危機；
其六，所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全面資本主義綱領，向發展中國家和所謂社會轉型國家的推銷，無一例外地都使這些國家陷入了十分深刻的資本主義矛盾，造成了兩極分化的社會分裂和動蕩，催生了大面積的貪污腐敗，并且所復制的也正是一種原始早期的黑暗資本主義和野蠻資本主義；
其七，馬克思主義正是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發展的產物，并是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批判、繼承和超越、發展（好了，在此暫時無法展開了）……
所以，在今天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來鼓吹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正如鄧小平也曾告誡的，“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還會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搞資本主義，這正是一條將自我毀滅的邪路！
“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絕不能只是流于一種空洞的決心和口號！同時，暫時地以政治強力打住了西化自由派在“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和“政治改革”名義下的全面資本主義挑戰，也并非就是問題的最終解決。
其實，我們體制內“西化改革派”精英的“輝格黨人”也十分清楚，就他們現有的力量還暫時無法把現實的中共政治體系一舉摧毀，而是還要繼續地蓄積力量和發展基礎。因此他們又開始到處“講座”、“游說”，以進行新的思想動員和力量調動。如自由派理論家吳稼祥就表示，“大家要有耐心、有信心和有期待”，“只要能再搞一段的‘開左燈，向右轉’，自由派就必定會在未來的五年或十年，不可逆轉地贏得憲政民主的最終勝利”。賀衛方也表示過同樣的“期待”，甚至公開宣稱“要有信心，在體制內外，里應外合，改變中共”。他們還表示“現在大家還不要急于提什么‘一人一票’的民主，因為那只能是讓民粹主義占得優勢，對自由派反而不利，所以只能先搞好‘頂層設計’，把經濟基礎改變過來，實現自由民主，也不要在乎是初一還是十五，而是要有一個較長期的準備，以待水到渠成……”他們這里的“力量蓄積”就是要不斷地攫取高層政治權力和不斷地增強資本的社會實力，“發展基礎”就是要在經濟領域繼續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所謂改革——而更準確、更直白地講就是，要繼續在“改革”的名義下來達到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資本主義化的目的。
“西化改革派”的所謂“自由民主”鼓噪也完全是十分虛偽的，不過是他們為全面摧毀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復興的最后希望，徹底瓦解中國共產黨現實政治基礎而進行思想和政治發動的一種伎倆和手段罷了。所以，在中國“西化自由派”高層精英的“輝格黨人”的各種內部“討論”和“聚會”上（草根自由派的“無套褲漢”們是根本就不得入內，也根本就無緣入內的），他們真正的現實議題也往往并不再是什么自由民主了，而是要影響高端的所謂“頂層設計”和極力地推銷他們的全面私有化綱領，他們現實期盼的也同樣不是什么自由民主，而是要呼喚出一個全體資本權貴利益集團強力保護神的“拿破侖”。
關于憲政民主的問題，其實，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也完全不必那么的回避和忌諱，因為早在1940年，毛澤東提出最終指導中國共產黨人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時，就有一篇《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專文，初步地說明了不同政治屬性的憲政民主建設的問題。只可惜，這個重要的新文化建設的議題，后來卻未及得到很好的深入研究和發展落實。但其中一個重要的理論指導思想就是，在解決一切政治和社會形式的問題時，首先需要廓清的就是事物本質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的問題。今天我們面臨的一切改革和發展的問題，同樣是，必須首先面對和廓清思想是非和政治方向的路線問題，而絕不能總是刻意地回避和模糊之！
總之，十八大后，無論是中國、中華民族、還是中共黨人的使命前途都唯其如是，必須要在深刻歷史反思的自我救贖中來主導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復興，更是當今全球化時代真正代表著人類現代文明前途和社會發展方向的馬克思主義的“新文藝復興”（或“新文化革命”），并且，這個既是使命縱然也是生死考驗的“三大復興”，已是時不我待地到了歷史和人民都不會再予中共更多時間去口號空談和貽誤蹉跎的最后一次機會了！
十八大后的中共新一代領導將要承載的正是，關乎著中國未來何去何從、中共自身存亡興廢和國家民族命運興衰的以上“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使命和高度政治責任，并無可回避地將要面對的是，中國共產黨應怎樣才能在未來二、三十年的有限時間內，高屋建瓴并平穩有序地迎來一場從黨國一體的威權官僚政治向人民民主的民權立憲政治過渡的社會大變革！
實現以上“三大復興”的決定要素乃是，中共黨人必須要不辱使命地首先完成好“兩個重建”的重要基礎建設——即：通過嚴肅、認真、系統、科學的自我反思和歷史批判，并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真正是代表著人類現代文明前途和社會發展方向的馬克思主義“新文藝復興”（或“新文化革命”）中，首先完成這一新文化體系真理價值核心的共產主義理想精神重建（即意識形態重建）和這一新文化體系真理現實性基礎的全面社會關系重構（即通過全面的社會改革來實現社會主義共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市場機制的重建，以匡正既往那種在所謂自覺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和引入資本國際統一游戲規則的自我迷失和數典忘祖中，實際上建立了一套完全是由資本或資本人格化的精英利益集團來主導社會發展，或馬克思說是“少數人靠犧牲大多數人利益來壟斷社會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導機制），以切實解決好當今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并在真正奠定了人民民主政治基礎之后的自我升華中，最終地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復興和中華民族復興！
但這一切的實現卻必定會是充滿了艱難險阻和重重障礙的，而且在當今異常兇險的國際大環境之下，問題的解決和改變，還形成了一種“投鼠忌器”的吊詭之勢，并要求國人還必須以盡力地維護我們國家民族統一的現實秩序作為政治考慮的基本前提，所以，中國現實秩序的這個體制大船，哪怕再是蹣跚臃腫、矛盾充斥、良莠混雜、難盡人意，國人也不可意氣用事或是別有用心當一個“沉船派”，而是必須做一個勉為其難而積極奮進的“復興派”，并最終以廣大人民群眾覺醒、參與并眾志成城的政治博弈方式“立萬仞于維艱，始鼎故而革新”。
所以，我們在對解決中國現實各種矛盾問題的具體分析中，還將要首先涉及的是，必須要對我們因革命戰爭、以及為建立一個新文化思想政治體系和新文明社會關系體系的特定歷史需要，而確立的“黨國一體，政教合一”和“領袖至尊”的威權政體的歷史合理性、發展過渡性和政治兩面性的問題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然后才能確立我們必將要以人民民主的理性斗爭和積極努力，來揭露、批判黨內官僚主義的政治蛻變和權力異化，抵制和反對已形成于我們社會高層的新資產階級“輝格黨人”要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資本主義化的倒行逆施，并最終地實現以上“三大復興”的偉大使命！
（馬林韜《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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