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比較經濟研究學會執行委員費德里克•L•普瑞爾教授和前面提到的兩位美國教授在他們的專著里均主張把下列五個方面作為比較計劃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主要指標：（一）經濟增長；（2）經濟效率；（3）經濟穩定性；（4）、收入分配的公平性；（5）發展趨勢。
根據我國國情，本文擬從（一）經濟增長及代價；（二）經濟穩定性；（三）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四）人民生活的改善等四個方面對解放后前卅年和后卅年經濟建設探索的結果作一個比較。
二、經濟發展結果的比較
（一）從經濟增長及代價看
1949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為466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140億元，占30%，農業總產值326億元，占70%；1979年工農業總產值為6175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為4591億元，占74.35%，農業總產值為1584億元，占25.65%。1949——1979年我國經濟發展年均增長8.96%。
1980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6638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為4992億元，占75.2%，農業總產值為1646億元，占24.8%。2010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97983億元（按現價計算），其中，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40497億元，占10.18%；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筑業）186481億元，占46.86%；第三產業（主要是流通業和服務業，在1985年以前均不計入工農業生產總值）171005億元，占42.96%。據官方公布，1978一2007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7%。
分析看法：
（1）1949一1979年我國經濟發展年均增長8.96%（1950——1978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7.4%）；均超過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幾百年來的各個發展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日本從1868年明治維新后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已有100多年，按李琮等學者的說法，日本經歷了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中級階段，五十年代開始進入了高級階段。據日本大川一司教授等人推算，日本在1870-1913年44年間經濟年均增長2.4-3.6%，在1914-1938年25年間經濟年均增長3.9-4.6%,1951一1980年年均增長8.1%。又據英國學者A•麥迪森提供的資料，在1870-1913年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經濟增長最快的是美國，年均增長4.3%，在1914——1950年間經濟增長快的也是美國，年均增長2.9%；再據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主要經濟指標》（1981年10月）和蘇聯《國民經濟統計年鑒》（1980）介紹的資料，在1951年-198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3.7%，國民收入年均增長3.4%,西德分別為5%、5.1%，法國分別為4.5%、4.6%，意大利均為4.8%，英國則均為2.4%；在1982-1986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增長最快的是荷蘭，年均增長5.66%，其次為日本3.55%；原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李琮在《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史略》一書中指出，“戰后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工業生產平均增長率大約分別相當于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的2倍或3倍”。
（2）前卅年的經濟建設是在一窮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上，在內有200萬土匪特務破壞、外有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軍事包圍乃至戰爭威脅的惡劣環境下進行的。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依靠全國人民，群策群力，勒緊褲帶，艱苦奮斗，從旡到有的建設起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使我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農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0%經濟總量排世界笫乄位）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強國（工業總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4.35%，經濟總量排世界笫10位），這是一種跨越式的質變和帶里程碑式的發展。
美著名學者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盛》一書中評價道：“毛澤東使中國在短短二十多年內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道路，成為世界主要工業強國之一。到1980年，中國的工業規模已經超過世界老牌工業強國英、法兩國，直逼在西方強國中坐笫三把交椅的西德。”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一邁斯納稱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曰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臺灣著名學者李敖說：“經過毛澤東時代的短短三十年，中國實現了從農業國到偉大工業強國的歷史性跨越。”
前卅年的建設付出了如下代價；
（a） 人民生活消費物資的供應長期實行恁票限量供應。
由于國外敵對勢力的封鎖、威脅，導致我國長期以來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加強國防的方針，以便建立自已的工業體系和增強國防力量，從“二五”時期到“四五”時期，在我國工業基建投資中，重工業的投資比重一直高達89.46-92.16%，輕工業得不到協調發展，導致人民生活日用消費品的市場供應緊張。為了保證供應上人人平等，所以對主要生活消費品幾乎都采取發票證的辦法，實行限量供應。隨著生產的發展，逐步減少發證的商品種類和提高供應的數量。
解放前我國一直是生產力十分落后的小農經濟，再加上年年遭災，據美國駐華使舘估計，中國每年都餓死七八百萬人。1949年水災、旱災等各種災害相繼發生，僅發水災，全國被淹耕地約一億畝，減產糧食120億斤，災民約四千萬人；經過頑強的抗災斗爭，全國旡吃缺吃的仍有七百到八百萬人。全年糧食總產量2264億斤，人均占有糧食209公斤（含種子糧和飼料糧），所以美國政府公開聲稱，如果沒有美國面粉救助，共產黨新政權旡法養活五億多中國人。“民以食為天”，新中國首先要觧決老百姓的吃鈑問題。所以在前卅年我國農業生產一直實行“以糧為綱”，增加糧田面積，改造土埌和推廣良種，以提高糧食畝產；每年農閑都組織幾千萬農民大搞農田水利建設，以提高抗旱防澇能力。因此騰不出充足的土地、人力和飼料糧來大力發展油料生產和畜牧漁業生產，隨著人口的增加特別是城鎮和工礦區人口的增加（前卅年全國人口增加4.3375億、城鎮和工礦區人口增加好幾千萬）以致不但糧食，而且食用油和豬牛羊肉及水產品的供應出現緊張，也得按人人平等的原則，均發放票證，實行定量供應。（如糧票，中學生每月30斤，干部每月26斤，煤礦工人每月45斤）但在農貿市埸上可以經常買到糧食、食油、豬牛羊肉、水產品及其他農副產品，只是價格比憑票供應的稍貴。根據《廣西物價志》的資料，1957年（1965年）集市貿易每斤大米0.12元（0.22元）、花生油0.74元（1.35元）、豬肉0.96元（0.90元）、黃牛肉0.64元（0.69元）、活雞1.00元（1.03元）、活鴨0.64元（0.56元）、一級鰱魚0.55元（0.51元）。
在1959——1961年我國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加上蘇聯迫還債和我們工作上的失誤，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突出表現是糧食和副食品以及曰用消費的工業品供應發生困難。如1960年，我國遭遇20卋紀以來聞所未聞的自然災害，全國16億畝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遭災，糧食總產量只有1.435億噸，比1957年的1.9505億噸減產了5155萬噸，缺了二億多人的糧食。當時，從國家領導人到基層黨員、干部，都和老百姓一樣吃不飽，不少人生了浮腫病，有的地方還餓死人。就連曰理萬機的毛主席也吃野菜，生浮腫病。但在1962年以后情況則不斷改善，供應逐年好轉。
（b） 人民生活比解放前雖有很大改善，但長期都處在艱苦創業階段
由亍處在被封鎖的環境，外援極少（前卅年只爭取到19億美元的外國貸款），一切都靠自力更生解決，因此為了盡早實現工業化，長期以來都實行高積累的方針和“低工資、多就業”的辦法，前卅年統一給全國低工資的職工增加過三次工資（1951、1971、1977）。在五十年代實行工資制時，解放前留下的知識分子的工資定得頗高，一般工人的工資是四、五十元，而工程師、教授的月工資則在一百多元至三四百元不等，演員梅蘭芳、馬連良、周信芳的月工資1700多元。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拿一級工資每月600多元，1959年起均減至400元。在前卅年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科技人才、文藝人才、領導管理人才包括優秀、拔尖的人才、文體明星和提拔擔任國家副總理、副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工農干部，許多人未能及時調整到相應的工資福利待遇，他們的月工資大多是幾十元，和技術工人的工資差不多，一段時期（主要是文革十年）呈現平均主義的分配現象。（天津市京、評、越、豫四個劇團的十幾名主要演員，都是解放后培養出來的青年演員，文革前他們的月工資351元——950元）當時的口號是：“不怕苦，不怕死，一心為革命；不圖名，不圖利，一心為人民” 和“為國爭光”、“ 多作貢獻” 。奨勵也多是以精神鼓勵為主。
（c） 擇業和戶口遷移的自由受到限制
前卅年是實行計劃經濟，幾乎一切都是國家統籌安排和分配。學生在報考大學和中專時可以選擇專業，但畢業后的工作則須服從國家的分配和安排。任何人要想調動工作，首先要征得單位同意，不能自行跳槽；而單位或組織要調動你的工作，你必須服從。不服從國家分配、安排、調動而失去工作的人或自行辭職的人，今后再找國家單位或國有企業的工作將十分困難，一般只能到集體性質的單位如社辦企業和街道工廠去工作。
另外，由于國家對城鎮人口的糧食和副食品以及曰用消費工業品實行計劃供應，因此對從農村遷移城鎮、小城鎮遷往中城鎮、中小城鎮遷往大城市，均實行了嚴格的戶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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