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走勢的演變脈絡已更加清晰地展現在了人們的面前。也即：一是美歐針對利比亞的霸權主義戰爭，使各國政治家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更加清醒明確了，并形成了以“中俄朝伊巴”等國家利益共同體，抗衡美歐帝國主義集團的兩大利益陣營的雛形。能否維持住這種國際地緣戰略利益和軍事力量的相對平衡，是決定今后整個世界能否保持目前這種相對和平穩定發展國際環境的關鍵因素。 二是從世界經濟形勢的總體發展狀況來看，2011年屬于相對平穩發展的一年。雖然有一些諸如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等的經濟中小型金融經濟波動，但基本都還在各國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圍內。特別是由于中國這一年來風調雨順，糧食及農副產品獲得大豐收，奠定了國家穩定的基礎；城鎮化的發展有效地促進了就業，并推動就業形勢趨向寬松； “社會公共福利保障體系”的建設突飛猛進，為國內經濟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提供了保障保護網。同時，也也給世界經濟注入了活力。 三是中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大舉措，特別是烏有之鄉和重慶等理論與實踐基地所提供的理論導向、發展路子和實踐經驗，為提高世界人民對于“人間正道”的理論認識水平和促進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起到了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當然，那個“貧富兩極分化、通貨膨脹、債務危機”等的金融經濟危機和“辛卯”年那個“西方克制掠奪侵害東方”的時運，并按著“強盜邏輯”的運行法則，所引發的有如利比亞那硝煙彌漫的戰爭和沒有硝煙的普世價值觀和平演變戰爭、貨幣戰爭、石油戰爭，以及世界各國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爭取財富分配公平的示威抗議斗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也伴隨著各國人民走過了這悲歡離合、一驚一乍、幾家歡樂幾家愁，并有規律可循的不平凡一年，而且人們也一同經歷了幾乎是所有人都能預知和預見的世界這各種重大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局的演變演化過程。　　

而即將到來的充滿神秘色彩的2012年，且中美俄三個超級大國的政府同時換屆所可能引發的變數，更是讓那些戰略思想家們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智力想去預見并力圖及早揭開其神秘面紗的努力。 尤其是那些人類難以準確預知并處于被動應付狀態的有如水災、地震、疫情等的重大自然災害和向伊朗、朝鮮、中國等國家逼進的戰爭威脅，更是給人們的心中增添了許多煩憂。　　

      其實，人類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重復著為了更好地滿足“衣食住行用娛樂安全”等基本需求的“同樣”的工作。當人們把這些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道理說的再明白不過之后，其所有的神秘感和新鮮感也就不復存在了，剩下的也只是這些“市場經濟之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循環和演變過程，及保護保衛這些成果”的形式花樣和手段工具的翻新，并使之更現代化一些罷了。所以，這個“年終盤點”也就沒有更多的新意去吸引人們的眼球了。 如果勉強去寫，也無非是要重復和強調已往已經說過的“那么點屁事”罷了。　　

在《2010年的盤點雜談》里，對2011年提出了中國最需要重視的“要保證糧食及農副產品的充足生產和供應；加強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加速推進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制度體系建設”等的三件最緊迫需要去做的大事，以及隆重地推薦了“薄熙來和重慶的成功發展路子和實踐經驗”。而2011年，國家對這“三件大事”的重視和實踐成果，以及推廣重慶的成功發展路子和實踐經驗，特別是決策層和全國人民對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人間正道”的理論認識水平的提高等方面，至少都已超越了聽嬋釋禪年初的期待，并且這種社會主義回歸和復興的偉大事業也開啟了一個讓人們充滿希望的良好開端。盡管來自國內外的問題和危機還有許多。但只要以國家和執政共產黨的名義和力量，并緊緊依靠已提高了理論和實踐認識水平的人民大眾，如果想去做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事，都是能做得很好的。關鍵是“認識和理論、思想理念”能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和人民的要求。也即2012年，國家建立相對統一的主流意識形態理論體系和主流文化體系，并廣泛宣傳地做到入情入理入腦，用于奠定執政黨、國家和國家內部各層級組織及其人民共同的理論和思想理念基礎，將是一項構建國家強大軟實力的重要工作。　　

當今的中國，由于“利益多元化和思想理念多元化”引發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針鋒相對爭論和爭議，不僅使主流意識形態無法解決這種紛爭，而且也使中國難以找到一個可以主導整個社會價值理念體系的主流文化。有強調儒教主義等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提倡西方“普世價值觀”等西方文化的，可謂五花八門。即使是主流意識形態，也有強調以馬列毛主義為主導和強調以“特別是”為主導之水火難容之左、中、右的爭議和爭論。這種“一百人里會有一百零八種主張和思想傾向的“理論和思想理念多元化”現狀，充分展示了中國當前整個“理論和文化戰線”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思想認識上的戰國紛爭狀態。而“理論和思想理念的多元化”，特別是“極端”思想的多元和主導化，顯然也是引發一個國家內亂并分崩離析的思想認識根源。畢意無論是什么內容的“理論和思想理念”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都是必然要指導整個國家的各項具體實踐活動的。也即植播下去的不同理論和思想理念的種子，就會結出不同的實踐果實的。　　

如何整合這“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體系的分歧和紛爭，顯然是擺在意識形態領域和理論界、文化界面前的國家級別的重大研究課題。雖然聽嬋釋禪已對這種“整合和架構”進行了理論探討，薄熙來和重慶又將這“多種充滿矛盾的意識形態和文化體系”進行了揚長避短、入情入理入腦的實踐整合和探索，但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和結論，畢竟還遠遠沒有完成和得出。也就是說，我們終究是要把這“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內容之間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從理論化、體系化的高度加以根本意義上的解決并達成共識的，否則這種無休止的爭議爭論和水火不容的狀態就永遠不會停止，并且會直接影響我們的實踐行動和執行力。　　

“風地觀，。。。圣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者，閃耀真理光輝之人間正道、大道也。其當代社會“神道”之表現形式則無疑應是“馬列毛主義的財富共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人間正道、大道也。“設教”者，教化、啟蒙、教育、宣傳、洗腦之統一思想、達成共識也。否則何談步調一致之統一行動乎？這就是這個時期的主題之一。也就是說，只有通過增強社會主義理論和思想理念的“準確合理地解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實踐活動并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并且能夠“正確有效地指導”社會主義實踐活動，再通過取得的不容置疑的財富共享的社會主義實踐成果，就能形成統一的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共識，并奠定全黨和全國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理論和思想理念基礎，才能有效地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和建設和保衛國家的實踐能力，并能有效地推動在世界范圍內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世界大同”的偉大事業。　　

2012年，盡管充滿神秘和莫測，但畢竟日子還是要一天天地往下過的。所以，在所能預知的范圍內，該注意和重視的重要工作，還是要努力去做好的：一是只要中國能夠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視和解決“保證糧食及農副產品的充足生產和供應問題；國家安全、國防建設問題；社會公共福利保障制度體系的全覆蓋、均等化、不斷提高的問題”這三件比天還大的事，其他的事情和問題，只要按部就班、順其自然地抓緊抓好做實，都能自然而然地加以解決的。只有這三件大事仍然是“國家和諧穩定、國家安全和社會主義回歸復興”的最核心的當務之急。也就是說，只要國家有充足的“衣食住行用娛樂安全”等的豐富商品貨物在那頂著，有強大的國防在那保護著，以及全體人民有較好的“就業性收入和保障性收入”在那強有力地支撐著，這天就塌不下來。所謂的經濟形勢嚴峻復雜，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上看，確實有點庸人自擾。一些所謂的問題、困難和中小型危機，只要出于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著想的“公心”并下決心去面對，都是不難解決和克服的。貨幣戰爭也好，石油戰爭也罷，對于一個地域廣闊、物產豐富、回旋余地充分的“主權國家”，其又能奈我何？即使石油進口被點了穴，大不了近一億輛私人小汽車停擺一下，也不能說就活不下去了，只是個人和家庭等的出行不方便一些罷了。更何況國家只要建立起全方位的公共汽車、公共鐵路地鐵、公共飛機港船等的“公共交通體系”那在頂著，即使不進口石油地靠自供也是能自保的，說不定還能減少不少污染并使地球多轉幾年呢！而“貨幣”這東西，畢竟也僅是商品貨物的“代表物或表示物”而已，對于一個“主權貨幣國家”來說，還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嗎？當然，那種重大自然災害和戰爭等的困難和危害危機則是要另當別論了。　　

二是繼續通過立足全國范圍內的均衡化布局，側重向邊遠地區引深的城鎮化發展，并通過在新城鎮里演生、演化的新產業和新行業等來解決大量的就業，特別是通過發展“新城鎮”里的第三產業的店鋪門市等的中小企業來充當解決就業的主力軍。就業充足了，保障體系健全了，并有足夠的商品貨物在那頂著，這“工作性收入和保障性收入”就會為人民生活的穩定和提高奠定堅實的基礎，社會和諧穩定也就有了基礎。而“工業和農業”等第一、二產業向規模化、科技化、國有集體化、安全化、節能環保化等的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向過渡發展，也就會變得順理成章、理所當然和理直氣壯了。于是GDP就可以因此談化一些了。保不保增長，只要有“充足的就業和健全的保障體系”在那強有力地支撐著，就不用怕GDP是多少了。　　

三是政府對一些宏觀經濟政策調控力度的把握問題。首先，是貨幣政策肯定要寬松一下了。富人拿錢移民了，外資撤資回國救火了，股市的非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快差不多了，要籌集生產建設資金的上市企業還必須得籌集些錢地等米下鍋，等等。資金是一個蘿卜一個坑，大盤的盤子實在是太大了，沒有巨量和有組織的外資摻和，內資是很難炒動的。所以這印鈔機也會生透地印錢效率會慢許多。所以銀行適度并結構性地給經濟運行體里加點水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構性放貸和貨幣工具的降息、降存款準備金率等也是必須的，但這畢竟是一些“超前投資和超前消費”的微調工具，并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很大。如果說放貸弄的太多，還有個通貨膨脹在那等著呢。私有制社會只能利用這些破爛工具玩玩心情罷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第二產業工業和第一產業農業的公有制大上，只能等到以后再說了。 　　

其次，是財政政策已經積極了，那就把“積極出來的錢”用在刀刃上，把“社會公共福利保障體系”健全好。那種把“積極出來的錢”，多數用于“借新錢還舊債”的理財思路，是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借債需要還本付息的財政理論”，其只能通過推動物價不斷上漲，財政收入也跟著水漲船高，并使財政具有“還本付息”的能力，才能維持這種借貸平衡。如果財政有過多支出，特別是還債高峰的需求，就要象美歐等那樣債臺高筑地落入債務危機的陷阱。所以，聽嬋釋禪的“不用還本付息的新財政理論”，是有必要在適當的時機，并在適當的范圍內加以嘗試一下的。 　　

其三，是用房產收入調節稅、遺產稅、利息稅、金融資產稅和能源稅等替代政府的賣地收入，是從長遠解決和克服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和財政收入斷源的重要措施。有國家，就必然要有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公共權力地進行管理企業、家庭、國防和政府自身等的各層級組織和其人民。做為社會公共組織的政府，其保證用于給公務人員開工資，以及從事各種公務管理活動、社會公共福利支出等的費用也就是必須的。如何保持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發展，無疑是一個必須要解決的重大財政稅收問題。而各級地方政府依靠賣地為主所形成的財政收入結構的不可持續性，已提出了目前地方財政收入如何解決的嚴肅嚴峻的課題。所以，特別是房產收入調節稅的開征，雖然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非常巨大，但這種稅收的“轉換和替代”，是政府早晚都需要走的一步棋。越晚開征，阻力就會越大。而只要這種“房產收入調節稅”不是象上海、重慶試點的那種浮皮潦草和走向歧路，那諸如限購、限貸、升息、標價等等不嫌累的慌的五花八門的瞎忙活、玩花活的N種調控措施也就可以休息了。到那時，只要你能交得起稅，愿意買多少套房子，就買多少套房吧，買的越多給國家的稅收貢獻越大，豈不兩全其美。2012年政府能否有決心取得實質性進展，大家拭目以待吧！ 　　

其四，是每個城鎮里都應有一定的“公租房”保有量，以便真正起到扶危濟困的作用和應對城市間、城鄉間的人員工作流動。也就是說，應該對包括“公租房”在內的“保障房”這個概念，給予明確的定義，并且國家的政策指向力度也應該有所區分地明確。畢竟需要拿出一大筆款項進行購買的那種相對低價格的“保障房”，是與真正意義上可以解決一貧如洗的剛畢業大學生、進城農民工、流動打工者等的拿點租金就能有棲身之所的“公租房”不能同日而語的。也即“公租房”，才能更有效地解決最困難的住房需求人群。這無疑也是重慶“公租房”明確指向最困難的住房需求群體的意義所在。所以，國家對于各城鎮里所建設的“保障房”，一定要把對“公租房”的數量要求有所規劃和規定。如果一律打家伙地模糊這種“保障房”與“公租房”之間的概念關系，那一貧如洗并拿不出大筆首付的最困難人群的住房需求又由誰來幫助解決呢？而且這個“公租房”，還能起到對城市間、城鄉間的流動工作人員的“走客讓來客”的作用。　　

其五，是控制和防止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等的金融經濟危機問題。因在相關的文章里已把道理講到家了，在此也就不再絮叨了。  　　

其六，是規劃和控制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各地方政府為了政績，為了GDP，為了面子，為了回扣等，多是只要能借到錢，就毫無顧忌且“今朝有酒今朝醉”地在“瀟灑借一回”，至于以后怎么還？誰來還？誰都不會去想這種煩惱的事的。所以，“中央政府”這個國家的“當家人”還真不能不出面運籌和管束一下。　　

其七，是“調結構和轉方式”的問題。這個“結構調整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輩子也調整和轉變不完的。舊的剛調完轉完，過兩年又跟不上科技發展的步伐了，就又得調又得轉。而在能源資源緊張、節能減排等的環保約束、國際國內競爭等的巨大壓力下，調結構和轉方式是順理成章的，并且也必然是順其自然的長期發展過程。盡可能去做好吧，反正快一點，或是慢一點，也不至于就怎么樣了。 　　

其八，是改革開放的問題。有的人一提到這個話題，眼睛就放電。但改開什么？怎么改開？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其實，薄熙來和重慶在新時期所探索的“改革開放的發展路子和實踐經驗”，就是各省市區縣等在新時期做好“改革開放”工作的最好教科書。難道誰還能拿出比重慶那更得民心、更順民意、更有說服力和成熟經驗的全方位“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嗎？　　

       2011年，中國學術界因為在過去的幾年里，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都得到了相對“準確合理并有說服力”的解釋和解決，其爭論的熱點、難點和焦點問題便不是很多了。特別是薄熙來和重慶的偉大社會主義回歸復興實踐活動的深入開展，已從理論到實踐形成了比較有說服力的“應用理論和實踐體系”，其以“倡紅打黑”、“五個重慶”、“民生十條”、“共富十二條”、“民主法制十五條”等為標志所形成的“以民生為導向的共同富裕發展之路”，已成為貫徹落實“馬列毛主義”和“鄧三科”理論的卓有成效的應用性理論和實踐經驗，并成為了全國各省市區縣等學習的典型、榜樣和標桿。這是社會主義者最值得欣慰和高興的事情了。　　

為了使整個學術界盡快形成統一的經濟文化理論和思想理念的共識，也為了學習和研討的方便，聽嬋釋禪在2011年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將其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體系和世界文化架構理論體系”這一“嶄新的認知體系”，在概述性總結和豐富完善的基礎上，進行了整體性的“體系化和條目化”的整理工作，由此也促成了聽嬋釋禪所創新創立和架構的這一理論體系進一步走向了成熟、完善和發展，這是聽嬋釋禪這一年來所最感到自豪和欣慰的事情。雖然“這個理論體系”還需要通過不斷努力地去補充和完善，但就國內外的目前而言，還很難找到一個比“這個理論體系”更能“準確合理地解釋”市場經濟運行和世界文化架構的理論。這個“理論體系”將象偉大的思想　家何新　先生和纏中說禪的理論一樣會以一種清新和不可戰勝的內在邏輯性去匯入人類的“思想理念”的江河湖海之中而激蕩起他應有的浪花當量和產生其應有的社會價值，進而發揮其應有的“治國安邦”的積極而重要的指導作用和功能的。　　

聽嬋釋禪所做的這一切理論求索的努力，都是為了讓人類明辨是非，掌握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和機理，拋磚引玉地嘗試著人類走向“理論和思想理念”自由王國的路徑和方法。聽嬋釋禪以有幸創立這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工作而感到自豪。同時，也以能參與并見證薄熙來和重慶的社會主義回歸的偉大理論和實踐活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更加感謝重慶的實踐和實驗給了聽嬋釋禪進行驗證和檢驗所創立的“社會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拿破侖說過：民眾都是“零”，是一盤散沙，是烏合之眾，只有有了偉大的領袖或是領袖集團這個“1”時，這些“零”才有意義。世界各個國家，從來都不缺少“零”，但成就偉大國家和偉大社會制度之時，只有在偶然碰到偉大的領袖或是領袖集團之后才能實現。縱橫古今中外歷史，可以說還沒有出現過只有“零”，而沒有“　1”　的情況下可以成就偉大國家和偉大社會制度的事例。 準確地講，應該是：“領袖領導人民共同創造歷史”。時代給了“薄熙來和重慶”以如此風云際會的機會，但愿中國人民能夠珍惜這種上天的恩賜。 　　

當今的中國和世界，因為有了“世界頂極思想平臺”的烏有之鄉論壇網站，才摧生了當代理論界和學術界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順理成章地也就成就和成熟了許多人類走向“人間正道”的理論和思想理念體系。其對中國和整個世界“文明進步”的推動作用是不可估量的。這無疑是新時期理論和文化復興的源頭活水。而“薄熙來和重慶”的社會主義回歸和復興的偉大實踐成果，則更加真實地推動了“那個世界是可行的”的歷史發展進程。幾年來，“烏有之鄉”這個“世界頂極思想平臺”上展現了千千萬萬個思想者笑傲江湖的雄姿英發，同時在中國這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舞臺上，又讓中國人民見識和見證了薄熙來和重慶那種率先垂范、開路先鋒的令人心馳神往的卓越風采。也正是這些充滿理想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仰的大佬才俊和英雄領袖們，才做出了無愧于人民和時代的許多對公平正義、平等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呼喚、呼喊、呼救和回歸的偉大實踐，才做出了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許多積極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求索。 　　

     但愿這些時代的大佬才俊和英雄領袖們能熏染并稟承到這種推動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學術和實踐”的那種“大氣、傲氣、慧氣和霸氣”,繼承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優良品質和傳統，盡其所能地為多災多難的中國和他的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不懈地“鼓與呼”，為世界和人類的未來前途醞釀出更多有利于普通勞苦大眾的理論和思想理念來,用更加具有理論和實踐說服力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偉大實踐，推動中國乃至世界的社會主義回歸的偉大復興事業興旺發達。而且從重慶和全國這種理論和實踐的轉向中，我們也看到了那已不再是停留在理論探討層面的呼喊，而是已經聽到了許多開路先鋒們正在向著財富共享的社會主義社會大步邁進的堅實腳步聲！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回顧一下,總結一下,對即將到來的新的一年寄予一點希望，也算是對這一年的一個交代吧!　　

     祝愿各位朋友新年快樂,來年在各方面都有一個好收成!　　

                            　201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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