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革是一本特別厚重的書，我自認為沒有能力讀懂它，因而也沒有費太多的精力去琢磨它。而最近些年來，很多事情的發生似乎都跟文革有關系。繞開文革似乎很多問題都說不清，似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于是，喜歡打破沙鍋問（紋）到底的我開始去讀一些相關的書籍，研究一些資料。慢慢的，我開始有自己的看法。這種看法讓我想起小學三年級時學過的一篇語文課文“小馬過河”，真有點“既不象松鼠說的那樣深，也不像老牛說的那樣淺”的感覺。最近發生在我身邊的兩件事，讓我動了想寫一篇小文章的念頭來。　　

第一件事。兩天前，我在一個公開場合推介重慶衛視，稱贊其打造公益頻道的氣魄，稱贊“品讀經典”欄目的精品化制作。會后，一個三十四五歲的年輕人和我低語曰：我咋覺著重慶的搞法有點像文革。我問他，你經過文革嗎？你知道什么叫文革嗎？你知道文革都做了些什么事嗎？他紅了臉，忙說，沒有沒有，不是都在說文革這那嘛。　　

第二件事。昨天，我單位一個小青年入黨，需要搞一下他的社會關系的外調材料。我看了看相關表格，所調查的內容居然還有“文革期間表現如何”之類的文字。我苦笑著搖搖頭。文革開始到現在已經45年了，就是小青年的父母當年也還是個娃娃，有什么必要追究已過去將近半個世紀的事情。那只是一次共產黨內的斗爭啊。當然，我不知道所用表格是不是過去印制的。如果是，只是辦事者粗心造成的，如果不是，那就真有點太那個了，不是常說什么什么極左嗎？這叫什么？這是極左的爹還是極左的爺？不是嗎？　　

文革開始那一年，我十歲，上小學三年級，夠不上當紅衛兵。看見比我大一點的孩子整天戴個紅袖章又是打紅旗又是喊口號，有時還挺羨慕的。我老家在農村，還看見過城里的學生來俺村“點火”，揪斗四類分子。其實，沒有亂多長時間，學生就開始復課鬧革命，生產隊也開始抓革命促生產。1968年，我們村打成了第一眼機井，用八匹馬力的柴油機拉鏈條式水泵抽水澆地。1969年，我們村通了電，改用馬達拉離心式水泵。那個時候打一眼30米深的機井，用一個直徑四寸的離心式水泵晝夜不停的抽水，永遠也抽不干。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科學種田，糧食產量開始大幅度提高。到1970年，已實現糧食自給，全年缺糧斷頓的日子沒有了，只是以粗糧為主，細糧不多。以后生活水平逐年快速提高，生產隊和生產大隊的公共積累也大幅度增加，大隊辦的公益事業也愈發壯大。到1976年，我們村已建成了初具規模的社會主義新農村。那一年，我們村光是麥季就上交了120萬斤的公糧余糧，一季完成我們大隊三年的征購任務。交糧的那一天，縣里專門組織的拉糧車，擺滿了從我們村到縣城的6公里公路上，汽車馬車拖拉機一溜排開，蔚為壯觀。汽車上舉著紅色橫幅，馬鞭上系著紅絲櫻，連馬的額頭上都拴著紅布條。嗩吶在吹，鞭炮在響，人們在笑，我們村的業余劇團在唱著《龍江頌》，全村人就像過節一樣的高興。確實，很多事值得高興。我們村不但年年豐收，頓頓白饃，大隊還建成了面粉加工廠，榨油廠，機械廠，全大隊的耕種收割已基本實現機械化。還組織了建筑隊，縫紉組。建筑隊負責全大隊社員房屋建設的統一規劃和統一操作。縫紉組負責給全大隊的人縫制衣服，所有參與工作的人員都是只掙工分，不付現金，年終才由大隊算總賬。俺村那個業余劇團那才叫棒，幾乎所有的樣板戲都能演出，跟縣劇團唱對臺戲，不輸多少。這個時候，我們村不但涌現出了全縣出名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老堅決”張大娘，還涌現出了以熱愛集體出了名的“小皮妮兒”。可別小看這個小皮妮兒，為了保衛集體利益，十五六歲的她能跟人打架。當時在我們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絕不是一句空話。休說一般不值錢的東西，當時我們村是縣武裝部蹲點的地方，發給基干民兵手里的30多條半自動步槍，平時就掛在農民的家里。家里有人沒人，都會平安無事。連續好幾年，一點兒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　　

那時，我心里經常覺得很矛盾，有時候覺得很幸福，但有時又覺得很苦悶，很迷茫。　　

1974年初，我18歲，高中畢業回鄉務農。那時我最大的苦悶是不能夠繼續讀書了。從小，日子雖苦，甚至有時候缺糧斷頓，但我從來沒有覺得苦過，因為有夢想在支撐著我，我在拼命追逐著前邊的兩個榜樣。我的一個舅舅，一個堂兄，他們都是50年代的大學生。但是，文革期間，大學停辦了，我多年的夢想難以實現了。再加上，文革初期，幾乎所有的書都被紅衛兵燒掉了，光是我們一個村我親眼見就燒掉了墳頭子那么大的一堆書。其他各村也基本一樣。因此，三里五村很難找到一本可讀的書。我不知從哪弄到一本殘缺的“今古奇觀”，如獲至寶，唯恐傳丟。為減少損失，我就按照題材自行將其拆分成了若干份，親自用縫衣針線縫在一起，用包化肥的牛皮紙為各冊包上書皮，起上書名。象《呂大郎還金完骨肉》、《桂員外途窮懺悔》一類就分在《金錢與良心》一冊里；象《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賣油郎獨占花魁》等就分在《愛情悲喜劇》一冊里，比如《旌陽宮鐵樹鎮妖》、《崔衙內白鷂招妖》等，就分在《神妖奇談》一冊里。盡管如此，我的夢一直沒有破滅，我一直在田間地頭揣著書本，一直找尋著能夠找到的任何一本書來讀。當時我也不知道這樣做有什么意義，但冥冥之中總覺得還應該有機會。就這樣，一直等到恢復高考，23歲的我才抓住了一次難得的機會，搭上了末班車。　　

我曾非常認真的想過，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用心良苦，確實是目光如炬，高屋建瓴，他真的是想尋找一種跳出周期律的途徑，真的是擔心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真的害怕廣大中國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但是為什么一定要關停大學呢？這兩者之間有必然的聯系嗎？關停大學的最大惡果是造成十年的人才斷檔，這是多么大的損失啊！還有，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優秀傳統文化、優秀外國文化都貼上封資修的標簽而打入冷宮呢？毛澤東，這么偉大的人，難道他不知道這些都是人類創造的寶貴財富嗎？我曾想，難道老人家是在有意識的搞矯枉過正嗎？可惜，他老人家壽盡的時候，還沒有來得及騰挪過來，留下了永久的遺憾或者永久的謎。唉，我以為，不管出于什么考慮，一個停辦大學，一個禁錮文化，這兩件事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敗筆。也正是這兩處，給后來別有用心的人置啄、下蛆提供了平臺。　　

文化大革命怎么可能全盤否定呢？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剛剛參加工作，因為一項具體業務，我要采訪河南省一個文化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用豫劇音樂成功移植了《紅燈記》，他譜寫的“雄心壯志沖云天”、“聽罷奶奶說紅燈”等唱段既塑造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又突出了豫劇音樂的唱腔特色，非常成功，深受河南人民歡迎，可以說是跟常香玉的《花木蘭》齊名的、人們百聽不厭的經典豫劇唱段。但是，那個名人抱怨說，他譜寫的《紅燈記》唱腔卻成了他的罪狀，說他為四人幫出力流汗。這都哪兒跟哪兒啊，我的一句話把他給逗樂了。“甭在意這個。如果要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話，那么，文革十年種出來的糧食養活了八九億中國人，這些糧食是不是也都是錯誤的，需要全盤否定啊？”　　

我想說的是，對待任何事物都要實事求是。這四個字任何人都不能只掛在嘴上，不能不顧事實胡說八道，嘴里喊叫實事求是，而實際上是各取所需，于我有利者則實事求是，與我不利者則顧左右而言他。只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歷史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才能夠理清是非，端正方向，對未來才能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和規劃。反之，則會掉進一盆漿糊里，什么也搞不清楚，談何創造明天。　　

當然，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會做政治家的夢，我只是個快要退休的、喜歡認個死理的小文人。　　

河南銅豌豆　　

201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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