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不是資產階級法權　　

1891年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說了這樣一句話：“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勝利以后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棄為止。”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選》二 P336　　

那么，這個“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是指什么呢？是資產階級法權嗎？有人在探討現代修正主義產生并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政治原因和社會根源時，不是有意無意地回避這一問題，就是或明或暗地把資產階級法權說成是恩格斯所說的“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　　

一, 資產階級法權究竟指什么？　　

“資產階級法權”是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用于描寫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一個概念。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中，由于實行等量交換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還存在著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屬于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定權利。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社會主義這一歷史階段這樣寫道：“ 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一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份，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一份。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份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　　

顯然，這里馬克思指的不是整個資產階級的法權體系，而是按勞分配制度。　　

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發張春橋組織編選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時，在編者按中傳達了1974年12月毛澤東對理論問題的指示，其中說，中國“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這里也是指的“資產階級法權”。　　

有網友說，等級制和官僚特權也是“資產階級法權”，但在馬克思說 “資產階級法權”的時侯，指的不是整個資產階級的法權體系，也沒有把等級制和官僚特權歸入“資產階級法權”。可見，當恩格斯說“國家禍害”的時候，也并沒有包括馬克思說的“資產階級法權”。　　

二, “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是什么?　　

再來看看恩格斯所說的巴黎公社“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指的是什么呢？　　

“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可以防范他們。”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 《選》二 P334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 《選》二 P335　　

顯然，恩格斯所說的“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是什么呢？是官僚體制！正是它造成了“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的潛在危險。　　

列寧是怎樣從理論到實踐“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的呢？　　

十月革命勝利后，在列寧的領導下，建立起巴黎公社式的直接的“人民管理制”,對掌握公共權力的官員進行選舉,可以隨時撤換,他們只能領取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列寧在他逝世前講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防止“人民公仆”蛻變為“人民的主人”，加強對黨和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曾經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從普通工人中選舉出多數中央委員。　　

文化大革命時期，由革命干部代表、人民解放軍代表和革命群眾組織代表“三結合”（爾后又提出“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吳桂賢和陳永貴實行“三三制”的工作制度，即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到各地調研，以及新干部仍拿原來的工資等都是為了防止國家干部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的一種嘗試。　　

   三, 恩格斯說的“國家禍害”正是修正主義分子能夠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　　

修正主義是一種社會思潮，它的產生一方面是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和逃避階級斗爭，另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小生產的大量存在以及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等等，但修正主義思潮產生的原因并不是修正主義分子能夠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修正主義分子能夠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而且能夠那樣輕易得手，其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正是恩格斯所指的“國家禍害”，并且是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官僚體制。恩格斯說“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時候是在1891年，自然，恩格斯在這里沒有包括后來列寧和毛澤東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當年恩格斯還滿懷信心地說，“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棄為止”。然而，正好在恩格斯說這句話整100年之后的蘇聯，恰恰是“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非但沒有不斷拋棄這些“國家廢物”，反而使得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使“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又一次成為現實。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在回答黃元培“興亡周期律”時曾經堅定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不幸的是，在毛主席撒手人寰后不久，這個“興亡周期律”也還是在繼續證明著它 “應有的”歷史地位。不可否認，新中國成立之初，革命干部是社會公仆，他們是曾經革命戰火洗禮的一代，他們是曾經與勞苦大眾血肉相連的一代，他們是曾經滿懷為窮苦百姓翻身解放的理想而獻身的一代，他們的革命情懷猶在，他們同廣大人民群眾無法割舍的情感猶在，他們無產階級的階級本性難移，他們是不愿變、不想變，或者沒有來得及變的一代。但由于我們沒有有效地“立即盡量除去這個（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經過一代、二代或者三代，這些社會公仆漸漸的，從個別到普遍，從隱蔽到公開，變成了社會的主人，形成了集政治上的統治者和經濟上的剝削者于一身的官僚階級。　　

如果有人說修正主義分子能夠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而且能夠那樣輕易得手，恩格斯所指的“國家禍害”固然是一個原因，但要把它說成是“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恐怕不妥。　　

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修正主義同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但修正主義一直是馬克思主義的“手下敗將”；在無產階級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勝利以前——即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政權以前，不管是在列寧領導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前還是在毛主席領導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前，修正主義從來就沒有能夠取得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修正主義“上臺”這一現象只是發生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利用無產階級還沒有能夠，或者說還來不及“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的時機，對無產階級進行的一次“突然襲擊”（如果毛主席再領導我們10年，或許中國的修正主義分子就“時不再來”了）。無論是蘇東劇變還是我國的“改弦更張”都是從“上面”開始的，都是從人民無法“防范”的，執掌著最高權力的大官“轉舵”開始的，都是“成功地”利用了“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勝利以后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所以我要說：修正主義分子能夠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而且能夠那樣輕易得手，恩格斯所指的“國家禍害”，并且是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官僚體制，是 “首要的和直接的原因”——這里，我首先不是從理論出發，而是從歷史事實出發得出的結論。　　

四, 除去“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首先就是限制官僚　　

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始于官僚，政治上統治階級的形成始于官僚，經濟上剝削階級的形成始于官僚。官僚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它既是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又是經濟上的剝削階級。而政治上的統治階級不一定是官僚，經濟上的剝削階級也不一定是官僚。歷史上集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和經濟上的剝削階級于一身的只有官僚階級。　　

“官僚”是一個壞東西，雖然它曾經是歷史進步的產物。由于國際上帝國主義的存在，國內小生產的存在；由于國內外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由于社會生產力還沒有達到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程度，所以，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廢除國家”，它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勝利以后所不得不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也由于社會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限制，尚不能使管理國家變得如列寧所說，“非常簡單、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地步。由于勞動者文化水平的限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參與管理國家。因此，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沒有專門從事國家管理的“官吏”。但是，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隨著勞動者的文化水平和階級覺悟的提高，勞動者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條件正在不斷成熟，除去“國家禍害”最壞方面的條件也正在不斷成熟。“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勝利以后”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即為了防止政府官員變為官僚，就必須：“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就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大小官員；讓“人人起來負責”，就是讓人民參與國家管理，管理國家不再是官員的專利。“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等等…集中到一點，就是“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就是為了“來保證自己（人民）可以防范他們（官吏）”——一句話：除去“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首先就是“限制官僚”——限制大小官僚的產生，限制官僚階級的產生。　　

什么是“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恩格斯說得那樣明明白白，蘇東劇變和我國的改弦更張又是那樣清清楚楚。為什么還有人要回避“國家禍害”問題？，為什么還有人要用“資產階級法權”來搪塞“國家禍害”？為什么還有人要把修正主義思潮產生的原因同修正主義分子能夠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原因混為一談？就是因為已經在臺上的修正主義分子害怕勞動人民觸動他們懶以寄生的官僚特權制度，而還沒有上臺的修正主義幫傭也擔心打斷他們的美夢。當然，其中也有理論上的模糊，但卻不乏幫傭文人的鼓噪。 “炮打司令部”也好，“救黨保國”也好，“護黨救國” 也好，“救黨護國”也好，其中首先必須明確自己要的是什么樣的黨和什么樣的國，而如果不弄清楚恩格斯說的“國家禍害”的最壞方面是什么，你要的“國”最多也不過是讓修正主義再演出一次鬧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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