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西藏問題的幾個結論和實現
藏區長治久安的19條建議
南飛雁
(這本人所著《西藏問題的透視及我們的對策》一書第八、九章,尚未定稿,先發出來,以饗各位讀者。)
第八章:關于西藏問題的幾個結論
前面,我們詳細地敘述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研究研究西藏這塊世界上最特殊的地方,一定要正確的世界觀、方法論,一定要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當前有一些研究西藏的著作,著者收集資料不可謂不勤,不可謂不全,但不能堅持以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問題,所以最終也得不出什么正確的結論。通過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作全面的考察,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結論:
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可能放棄對西藏問題的干涉和破壞。這是分裂、破壞和干涉中國最有利的籌碼。從上世紀40年代之前,西藏這塊經濟文化十分落后而又帶幾分神秘的雪域高原,并沒有引起西方列強的足夠重視。19世紀,英國的侵略勢力就侵略干涉過西藏,但由于西藏惡劣的自然環境、并不顯眼的自然開發價值,使英國人并未有下足夠決心占領西藏。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就一直沒有放棄對西藏的干擾和破壞。1958年西藏叛亂,達賴喇嘛流亡印度達蘭薩拉建立流亡政府,就有美國中情局在背后的策劃和指揮。2008年藏區“3.14”暴亂,明顯有美國在背后操縱的影子。達賴喇嘛流亡海外,幾十年從事反華反共活動,美國是最主要的資助者。美國之所以不放棄對西藏的干擾和破壞,首先是由于特殊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西藏具有濃厚的宗教傳統,是中國唯一長期存在政教合一政治體制的地區。中國共產黨當政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害怕共產主義思潮向南亞和東南亞地區迅速傳播,因此高度重視西藏,并企圖將西藏建成反對共產主義思潮的宗教飛地。從此,美國冷戰思維幾十年不改,念念不忘支持達賴喇嘛,鼓噪西藏獨立。二是西藏和新疆地區是中國地緣政治的樞紐,對維護國防安全、能源安全和國家統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幾十年來,美國的戰略主要是石油戰略。美國在中東地區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干涉他國內政、發動侵略戰爭,核心目的在于控制中東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與新疆、西藏毗鄰的中亞地區,是中東之外的富油地區。這也是中國的戰略目標。“9.11”事件后,美國借機發動阿富汗戰爭,推翻塔利班政權,控制阿富汗,并在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發動“顏色革命”,建立親美政權,控制中亞豐富的油氣資源。為了控制中亞的油氣資源,打破中國地理區位優勢,美國就必然會在西藏、新疆制造事端、培植勢力,妄圖分裂肢解中國。正如著名學者張文木所分析的:“為了中東的石油,美國可以把伊拉克搞得顛三倒四。同樣為了石油,美國也會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心狠手毒。美國所謂的‘西藏人權’其實就是石油控制權。控制了中東和中亞,就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世界。這是美國的邏輯。對中國而言,穩住了新疆、西藏, 就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給線。只要有了安全的石油供給線,中國經濟社會新世紀的發展才有切實的保證。”必須充分看到西藏、新疆地區對中國的戰略意義。如果在21世紀,中國西藏和新疆地區發生大規模的動亂,美國就有可能運用在海灣戰爭中用過的“保護庫爾德人禁飛區”的策略,故伎重演,來肢解和分裂中國的新疆和西藏地區的。這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使中國失去西側高原屏障,而且還將進一步影響到西南地區高科技工業的安全。三是現代以來,由于工業化、城市化的負面效果,西方不斷出現反現代思潮。由于西藏文明的封閉、保守和獨具特色,使一些人將封建殘余濃厚、宗教色彩鮮明的西藏文化當成先進文明而頂禮膜拜。這些人成為藏傳佛教的信奉者,成為達賴喇嘛的追隨者,成為西藏獨立的支持者,是西方國家干涉相關國家內政的群眾基礎。尊崇藏文化的風氣也日漸影響到國內,宣揚藏族文化、傳播藏傳佛教的文化作品并不鮮見,客觀是為達賴喇嘛張目,是為西藏獨立張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勢力,不會坐視中國的發展壯大,不會允許在世界的東方出現一個興旺發達的強國。在西藏的問題上,要始終有清醒的認識、堅定的主張。
二、宗教是藏族衰落的根源。從青藏高原發源的藏民族曾經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民族,松贊干布統一各部建立強大的奴隸制政權之后,曾經幅員遼闊。吐蕃軍隊曾經東侵略,兵鋒直指長安城下。自從皈依佛教以后,藏民族變得柔弱不堪。佛教導致藏族衰落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大量青壯年去當喇嘛,既不從事生產,又不繁衍人口,使藏族社會人口結構嚴重失衡,也造成了社會的沉重負擔;二是大量的喇嘛、金碧輝煌的寺廟、頻繁的佛事活動,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三是藏傳佛教所宣揚的消極遁世、按語現狀的思想,使藏人失去了勇悍和進取精神。正如劉亞洲將軍所說的:“佛教愈深入人心,人心愈麻木,民族性越孱弱。人民那么困苦,卻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銅佛,建造了世界上鑲嵌寶石最多的佛像。不要說開拓,連民族的生存都成危機。無情的事實是,最優秀的男人都送進寺廟了,連傳宗接代都成問題。解放軍進藏時人口不足百萬,現在有二百六十萬。是共產黨救了西藏。”
三、藏族民眾暫時不可能放棄對宗教的信仰。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群眾的鴉片。這個偉大的論斷,對藏人來說尤其準確貼切。青藏高原,是地球之巔、世界屋脊,氣候嚴寒,氧氣稀薄,人的生存條件非常之差。藏人的祖先就發源于在這塊土地。在佛教傳入之前,西藏已經產生本土宗教——苯教。藏族被皈依佛教之后,逐漸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從目前的情形看,西藏也許是世界宗教氣氛最濃的地區。一個曾在西藏生活旅游過的人說:“我去西藏,感觸最深的是那里的宗教氣氛。走在拉薩的大街上,磕頭轉經的人絡繹不絕,無比虔誠,而且絕不像內地以中老年人居多,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年輕人。在拉薩的大昭寺前,有不少婦女帶著兒女磕長頭。藏族人民對其他事情的熱情趕不上宗教。布達拉宮、大昭寺,朝拜的人群總是絡繹不絕。”盡管達賴已經流亡海外幾十年,但是其影響力還非常大。一位藏族同胞說:“前幾年藏族有錢人興起穿皮草的風氣,達賴在海外通過電臺說一聲。皮草殺生,不好。第二天,許多人就把皮草拿出來燒了。”目前,在西藏,如果想成為一個有威信的高級大喇嘛,不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去鍍金是不成的。達賴一直在和政府搶奪話語權,而且比政府更有威信。根據西藏的歷史文化傳統看,想在短期內取消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中國是一個世俗國家,中央王朝從未形成政教合一的體制,只有在西藏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這與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環境密不可分。雪域高原氧氣稀薄、條件嚴酷,人的生存條件非常差;但又雪山遍布、河流縱橫,處處展現大自然的神秘和莊嚴。人在青藏高原,就會深切感受到大自然浩大和人的渺小,就會對自然產生敬畏情緒。這種敬畏情緒,就是宗教信仰產生發展的根源。王力雄曾經說:“如果僅僅是消滅它,讓西藏人成為無神論者,那是做不到的。先不從廣義上去談論宗教信仰有多么頑強,僅從青藏高原的自然環境而言,沒有宗教是很難生存的。”王力雄還認為:“西藏的宗教有兩種類型,一是僧侶宗教,二是百姓宗教。前者深奧無比,非凡人所能了解;后者則沒有那樣深奧,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與自然環境和日常生活聯系在一起的。其中嚴酷的自然環境,所造成的恐懼心理,是產生宗教的一個重要來源。”自然環境的殘酷和現實生活的艱辛,以及人在大自然的無能為力,更多的藏人把幸福寄托在來世。來世是構成西藏的核心部分,主張人以今世的忍耐和苦行,去修煉來世的正果。嚴酷的自然環境,以及人在大自然面前的無力和渺小,這使藏人產生了嚴重的恐懼和自然崇拜心理。西藏有著數不清神山神湖,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建立在恐懼基礎上的宗教信仰,對來世的追求往往體現在現實的自虐。
佛教講普度眾生,講安樂和諧。為什么藏傳佛教如此森嚴而沉重,既不同于中原佛教,也不同于印度佛教。為什么西藏文化中到處充滿神靈鬼怪。其實這一切都可以從嚴酷的自然環境中去尋找。如果直接置身于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去體會西藏天地之嚴酷、生存之艱難、人心之寂寞。在青藏高原上,大部分地區是無法存在規模人類社會的,人只能是以極小的群體面對浩大自然的狂暴。當人單獨面對無邊無際的天地和荒涼時,會產生被“巨大”壓倒和被“未知”恐嚇的感覺。藏人世世代代在那種生活條件和生活狀況下忍受孤獨寂寞和沒有支援的恐慌。經歷靈與肉的磨難,深刻的恐懼會毫不阻擋地滲透到每個人的靈魂,由恐懼而敬畏,由敬畏而神化出神靈鬼怪的圖騰。
一方面是恐懼,一方面必須克服恐懼。恐懼與解決恐懼相輔相成。越恐懼,越急于解決恐懼。而在對恐懼的進一步闡釋中,恐懼又會進一步深化。在無法逃避和解決恐懼的時候,他們就需要更大的恐懼——明確有規則的恐懼。但是只要服從和依附那種恐懼,就能獲得安全,從而解脫未知的恐懼,是他們的生命歷程中與生俱來的組成部分。經過升華的恐懼成為他們精神世界的核心。他們必須膜拜恐懼,服從恐懼,以復雜的禮儀祭祀恐懼,才有可能通過對恐懼的順應,在恐懼的規則和強大的保護下,獲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脫。這樣的恐懼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具有神的性質。西藏社會崇拜大量猙獰恐怖的事物的根源就在這里。
宗教是藏人生活的核心和主導。藏人以近乎自殘的苦行來修煉宗教,將生命中大量時光付諸于宗教儀式。同時,還將大部分財富奉獻給繁復的宗教儀式和宗教活動,包括建設寺廟、供養僧侶、舉行宗教儀式、朝拜或為宗教義務獻工。這樣,西藏社會就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寄生的僧侶階層。根據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的計算,十八世紀西藏的喇嘛僧人占總人口的13%,大約26%的男子出家為僧。中國藏學家李安宅在1947年對西康德格藏人進行人口抽樣研究,發現僧侶所占的比例為33.25%,僧侶所占人口比例世界最高。大量的宗教活動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達賴時期的西藏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的92%都被消耗于宗教方面的開支。根據學者的研究表明,即便到今天,藏民每年也大約有1/3的收入用于被送進寺廟或消耗于宗教。
宗教讓藏民找到了心靈的鴉片。是千百年來卻給藏人帶來了沉重的現實苦難。大量的社會財富,既不是用于生產性投資,也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而是耗費和沉淀在寺廟當中。佛前的長明燈燃燒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宗教的興盛,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寄生的僧侶階層,這個階層既不生產又不繁衍人口,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造成了社會結構的失衡。吐蕃原本是強悍有力的民族,皈依佛教后變得虛弱不堪。宗教導致藏族貧窮落后的根源。為了解脫宗教之負擔,歷史上的西藏王朝甚至有過毀佛滅教,強迫喇嘛還俗之舉(如發生在吐蕃王朝后期的郎達瑪滅佛)。宗教使藏人找到了心靈的麻醉劑,但是卻加重了現實的苦難。僧侶脫離社會勞動,終身享受他人供養,既造成社會勞動力缺乏,又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由于喇嘛教禁止僧侶婚育,大量育齡人口出家,導致西藏人口萎縮,成為傳統西藏社會的問題之一。連西藏自己的學者,也把西藏從吐蕃王朝之強大衰敗到后來的不堪一擊,歸于西藏宗教的原因。
對違反人性的宗教,藏人崇拜和服從,與前面所說的藏人對恐懼的崇拜是一致的。但是那不能說他們的人性就是如此。如果只給人兩個選擇,要么今生一世逆來順受以換取萬代來世在天堂享福,要么永生永世淪落地獄遭受刑罰折磨,底層百姓對掌握著進入天堂之門鑰匙的宗教與僧人,是必然要頂禮膜拜的。然而,若是有一天能夠推翻那種非此即彼的前提呢?如果出現了另外一個神,更強大,更威嚴,告訴他們一切都在現世,而現世受苦是不合理的,追求現世的幸福才是最應該的。他們還會愿意繼續虐待自己的人性嗎?答案是不難想知的。王力雄認為:“西藏高原的環境注定了藏人不能沒有宗教,沒有神的指引和支持,人在那種恐懼的環境中是堅持不下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即使有一天所有的宗教趨向消亡,西藏宗教也可能保存到最后。”但是筆者認為,王力雄這種思想是完全錯誤的,在西藏消亡宗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這種思想既能解決藏人的精神需求,又能帶來現實的幸福,就能徹底戰勝宗教。這種思想是什么?就是共產主義思想。只要共產主義思想的準宗教化,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四、西藏的貴族、宗教勢力和上層分子不是我們依靠力量,只有廣大普通農奴的后代才是最忠實最可靠的支持者。西藏是世界上最極端的一塊土地,既是佛光普照下的人間凈土,又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殘暴的人間地獄。西藏和平解放前,政教合一的農奴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農奴制,普通眾生的藏傳佛教墮落成為危害眾生的利益集團。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的農奴制,讓百萬農奴翻身做主人,是西藏歷史上最大的仁政。百萬農奴是社會主義的最堅定擁護者。民主改革到“文革”這段時期,是西藏歷史上最穩定、勞動人民生活安穩、腐朽宗教勢受到打壓、社會主義文化開始確立的時期。這是西藏新生的時期。正如張宏良所說的“從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到宗喀巴改革佛教,期間歷代得道高僧、佛學巨子,帶領千萬僧眾前赴后繼,努力修為,都沒有把人們從階級壓迫和剝削階級的血腥生活中普度出來。唯有毛澤東這個人間大佛,帶領億萬人民推翻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剝削社會,把世俗社會和宗教從階級剝削的血腥枷鎖中解放出來。”翻身農奴把歌唱,“毛主席紅太陽”,就是那個時代最真切的聲音。1978年后,依靠工農、控制宗教、建設全新文化的建設路線,并沒有堅持下去,取而代之的是實用理性的建設路線。客觀地說,這種建設路線促進了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但并沒有找到長治久安之策。中央政府每年撥巨款,支持西藏建設,甚至是把西藏包下來了,但這并沒有換得西藏的長治久安。分析西藏歷次騷亂事件,僧人是歷次騷亂的主力軍。1978年后,中央政府給西藏撥巨款,修復了1707座寺廟,招收了46380名僧人。佛教僧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但是僧人并不以此為滿足,反而成為歷次暴亂的主力軍。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宗教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在根本上對立,信仰宗教必然和建立共產主義信念產生沖突;二是盡管僧侶受到優待,得到政府的允許開展宗教活動,但是相比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下,畢竟特權不再,僧侶并不以此為滿足。不少僧侶在達賴喇嘛的鼓動下,妄想復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三是僧侶仍然奉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達賴是封建農奴制最頑固的維護者,幾十年來流亡海外,在西方政治勢力的扶持下,又能熟練使用民主、自由這一套西方價值理念騙人。許多僧侶以及民眾對達賴喇嘛及其后臺老板充滿幻想。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的尊藏抑漢政策,使藏族干部和藏族知識分子的心理發生了復雜的變化。藏族干部以實用主義態度,又充滿民族自大心理,對騷亂事件態度曖昧。每次騷亂事件后,中央政府都是撥付巨款,提拔大批藏干了事,使西藏干部成為騷亂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使西藏治理陷入鬧則有利、越鬧越有利的狀況。許多的藏族干部,不感恩中央的寬大為懷,反而視為軟弱可欺、有利可圖,以陰暗復雜的心態支持騷亂事件。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花大氣力培養的大學生、知識分子,按理說,他們是沐浴著黨恩成長起來的,但是每次騷亂他們都成為藏獨的急先鋒。筆者認為原因有二:一是藏族學生因民族思維習慣的原因,缺乏理工科思維,培養的多是民族文化的學生,沉浸在臧文化之中,容易養成西藏獨立的思維傾向。二是因為文化基礎不同的原因,許多藏族學生在文化素質上趕不上漢族學生,容易形成文化自卑心理,滋生民族仇恨情緒,因為走上支持藏獨的道路。還有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形成,再加之交通條件的改善,許多內地人到西藏去做生意掙錢。許多藏人認為這是漢人搶了他們的飯碗,因此也產生了民族仇恨情緒,一旦風吹草動,就加入了動亂的隊伍。縱觀50年來,中共治理西藏的成敗得失。我們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堅持以階級的觀點,把藏族的奴隸主、貴族和上層僧侶與普通人民群眾分離開來,發動人民群眾進行了民主改革。在西藏這樣經濟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廣大人民群眾由于長期受統治者長期的剝削、壓迫、欺騙和麻痹,不一定有很高的階級覺悟,所以在藏族群眾中灌輸階級意識是非常重要的。西藏農奴階級由于文化素質低下和長期生活在濃厚的宗教氛圍中以及對達賴喇嘛的崇拜,缺乏階級意識。這就需要對他們進行階級教育、灌輸階級意識。50年來,對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勢力而言,他們最成功的就是將西藏問題國際化,獲得西方各種勢力的廣泛支持,并使藏傳佛教在國際范圍內廣泛傳播。要明確農奴主、貴族和僧侶不是我們的依靠力量。盡管黨和政府一再示以寬大,在經濟、政治上給予優待,但是他們不以此滿足,他們所夢想的是恢復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從根本上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無神論的思想和藏傳佛教的有神論在根本上是對立的。社會主義的理念要想在西藏生根發芽,讓西藏民眾信仰共產主義,實現西藏的長治久安,必須限制藏傳佛教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對西藏采取懷柔政策,在經濟上予以優待,在政治上給予安排。歷次西藏的暴亂事件中,西藏上層分子都是重要力量,或者直接參與叛亂、或者暗中支持,或者通風報信。在藏區,由于上層分子“翻身做了主人”,這就長了就貴族的志氣,滅了翻身農奴的威風,致使藏區形不成正氣。解放以來,在藏區最成功的就是灌輸了階級的理念,使廣大受苦農奴有了階級的意識,積極參與民主改革,支持黨的政策,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要建設好西藏、穩定西藏,就必須始終依靠農奴的后代,依靠廣發勞動人民,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治理西藏,實現西藏的長治久安,究竟誰是最可依靠的力量,究竟誰是西藏人民的中堅和代表,這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頭腦清楚,來不得半點含糊。事實上,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有過搖擺的,甚至有過閃失。這個問題上的閃失,是導致今天社會騷亂事件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
五、毛澤東時代是西藏歷史上最清明的時代,文化大革命使西藏宗教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造。毛澤東非常重視西藏問題。對這塊特殊的區域,毛澤東非常重視,也非常慎重,他曾經強調說:“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兩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須審慎推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唯恐西藏問題出偏差,從大政方針到具體問題的處理,事無巨細,每必躬親。后來才逐漸把一些事務交由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處理。毛澤東是雄才大略、大刀闊斧的人,但是處理西藏表現得特別溫和、特別耐心、特別寬容,許多事情,條件不成熟,寧可慢些,也不圖快;寧可不做,也不強求。只要不是根本問題,都可以讓步。能妥協的盡量妥協。毛澤東寬大懷柔的政策,并沒有得到達賴集團的感恩戴德,反而在1956年發起叛亂,叛亂迅速地鎮壓下去。西藏叛亂客觀為民主改革的提前創造了條件。叛亂平息后,成千上萬的解放軍組成工作隊,深入田間村莊,發動民主改革運動。由于上千年宗教影響,向西藏群眾灌輸階級斗爭和階級的意識困難。中國共產黨以廢除勞役、均分田地和斗爭“三大領主”等一系列措施,徹底摧毀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度,摧毀了了莊園經濟和寺廟政治等傳統社會結構。在民主改革中,原來屬西藏政府和寺廟的土地全部沒收,上層人士參加叛亂的,財產予以沒收。按照當時的統計,西藏貴族和大頭人共634戶,其中參加叛亂的462戶,占73%。對沒有參加叛亂的上層人士,采取贖買政策。由政府出錢,把他們的財產買下來,所有被沒收和贖買的土地和財產進行重新分配。中國共產黨通過輸入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念,使全民信教的藏族分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打破固有的社會結構,推翻了傳統思維習慣,贏得了廣大農奴的大力支持。幾百萬農奴翻身做主人,青藏高原迎來了時代的春天。宗教神權統治后,根據藏人幾千年來形成的文化傳統和文化心理,需要一個類似宗教的思想體系去填補。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恰到其時地充當了這種作用。藏人有崇拜強者的傳統,昌都戰役和平定達賴喇嘛的叛亂,顯示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民主改革運動,使廣大農牧民得到了足夠的實惠,因此接受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就有了一定的基礎。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通過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建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解決了藏民的精神信仰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將毛澤東思想準宗教化的做法,比如“早請示晚匯報”、佩戴毛主席像章、背誦紅寶書的最高指示。這些準宗教化的形式,既適合藏族的思維習慣,又清除了宗教在藏民心中的影響,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文革期間,廢除了設在山口與路邊的宗教瑪尼堆,代之以石塊和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語錄牌”。藏人路過時,仍然自覺圍其轉圈,與當年繞瑪尼堆一樣。藏族的傳統節日望果節,藏民要在田里舉著佛像念經唱歌,文革期間變成了高舉毛澤東像念毛主席語錄唱東方紅。正如王力雄先生所分析的,“一旦皈依到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之內,底層藏民以極端的方式去砸爛舊世界,以表達對新神的敬畏和忠誠,和西藏傳統精神是一致的。”從平叛結束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間,完成了藏人從啟蒙到覺醒到全面動員的過程。而且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一座遙遠而且具有寺廟風格的城樓上揮舞著紅星軍帽,簡直是太多藏人熟悉并引起他們感應激動的宗教意味。于是藏民的宗教性和人性被雙重蓬勃地點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熱中。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呼“無神論”的口號對西藏傳統宗教進行摧殘,也需要看到那個時代的脈絡——在相當程度上,他們心中的神從達賴喇嘛變成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間,藏族紅衛兵沖回西藏,除舊布新,掀起了毀滅寺廟的行動。西藏民眾也發動起來了,他們搗毀了散布在崇山峻嶺間的寺廟,連黃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都成了一片廢墟。文革期間,雖有過“左”的行為,總的來看是除舊布新的新文化建設運動。如果不是中途停止,西藏已經建立與內地一樣的全新的文化體系,徹底從宗教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文革期間,西藏民眾已經忘記了達賴喇嘛。直到改革以后,中央改變民族宗教政策,修復寺廟、招收僧尼,達賴喇嘛才又回到藏人的心中,并成為精神領袖,又成為一切動亂的根源。
六、整個國家對西藏問題缺乏深刻的研究,沒有找到實現西藏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要深刻反思民族宗教政策。前面,我們提到中華民族要實現真正的崛起,國內有三大心腹之患:一是東南的臺灣問題;二是西南的西藏問題;三是西北的新疆問題。這三個問題處理不好,就會導致國家民族分崩離析。就目前的情況來說,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策界;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一般民眾,對西藏問題缺乏應有的重視,整個國家對實現西藏的長治久安在深謀遠慮方面還非常不夠。國內也有學者長期關注西藏問題,并寫出有份量著作的學者,比如王力雄。但是由于不是堅持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問題,立場不堅定、觀點欠鮮明,分析欠科學,因此也就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就拿不出實現西藏長治久安的對策來。建國以后,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人民解放軍揮師進藏,西藏和平解放,徹底摧毀了西藏的封建農奴制和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使西藏一躍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西藏迎來了一個偉大時代,當然也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因為舊勢力、舊觀念、舊文化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從1949年到現在,西藏基本上每10年發生一次騷亂事件。1959年是達賴喇嘛為首的反動勢力妄想保住反動政治經濟權利而發動的叛亂,得不到廣大西藏人民的支持,因為很快就失敗了。客觀分析,1978年之前的叛亂事件和此后的西藏叛亂有重大區別。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胡耀邦、萬里視察西藏以后,黨的西藏政策出現了大的調整。30年來,西藏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西藏叛亂幾乎十年一次。1989以來的西藏叛亂,大有西藏宗教勢力、國際敵對勢力和一些群眾合流的趨勢,破壞性很大。從現在的情況來看,西藏遠未達到長治久安的目標。對于叛亂,要認真思考、辯證地看。一方面,西藏叛亂說明中央對西藏的文化控制在進一步加深,先進文化與西藏落后文化正在發生激烈沖突,引起了西藏守舊勢力的不安和反抗。另一方面,也要承認民族宗教政策也有頗多失誤之處。由于種種原因,比如資料缺乏、信息封鎖、地處偏遠,國人對西藏問題缺乏足夠的重視。要想有長治久安之策,就必須對西藏社會有深刻的研究、深刻的思考,從目前的情況看,還遠遠不夠。一、中國的情況是東部發達西部落后,無論是政治領袖還是學術思想領袖,多出自東中部地區。西部的落后是全方位的落后。千百年來尤其是近代以來,著名學派、重要學者,多出自東南,西部鮮有大師級學者。這樣就導致整個國家對西部尤其是西藏這塊人跡罕至的雪域高原研究不夠、認識不夠,中央政府提出的政策方針,是不是完全符合實際,是不是正確妥當,就有待懷疑。西部地區是民主宗教問題集中的地區,研究民族宗教問題、邊疆史地具有十分優越的條件,應該有重要的研究機構、形成重要學派、走出學術大家,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重要參考。二是研究西藏問題使必須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沒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掌握的資料再多、用工再勤,也得不出正確的結論,提不出有價值的對策建議。王力雄的《天葬》、徐明旭的《陰謀與虔誠—西藏事件的來龍去脈》,是兩部研究西藏問題的力作,用功不可謂不勤,觀察不可謂不深,但是因不能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看不清西藏未來的前途和方向。研究西藏問題的人,本身要求是高水平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去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得出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結論。國內缺乏真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有獨到見解的研究西藏問題的力作。三是西藏是中國最特殊的區域,也是中國唯一長時間形成政教合一的地區。要求得長治久安之策,必須對藏人的文化傳統、思維習慣深刻分析。簡單地用現代社會的一般思維方式,去試圖理解和詮釋1000年來從世界屋脊殘酷農奴制下發展起來的神秘宗教為其全部的特殊文明,只能使西藏問題陷入愈來愈嚴重的困難。這是當前治理西藏失誤多的關鍵所在。改革開放以來,在治理西藏問題上出現了兩大失誤:一是拋棄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路線,使藏民族在宗教文化的旗幟下,形成一個整體,這必然導致達賴喇嘛為首的宗教勢力取得精神文化主導權,即便黨花大氣力培植親近勢力,但絕沒有力量和達賴喇嘛宗教領袖的地位抗衡;二是以實用主義的態度治理西藏,比如在國內最先免除農業稅、實行免費教育和醫療,藏族成了國內最受優待的民族,但是藏民并不領情,結果陷入了“現實生活靠政府、來世幸福靠達賴”的思維怪圈。回顧歷史,毛澤東時代中國在西藏的主權之所以穩定,關鍵一點就在于把一體的藏民族分化成了對立階級,從而打破了民族隔閡,使占人口絕多數的底層藏人成為黨的同盟軍。而做到這一點的前提,又在于毛澤東的體系能夠與西藏傳統宗教進行置換,從而才使底層藏人敢于與其束縛性甚強的傳統進行決裂。改革開放以后放棄了階級路線,恢復了西藏傳統宗教,重新實行對上層的“統戰”,一方面大大改善了藏人的生存狀態,另一方面也就失去了對藏民族的分化,使其重歸一體。此時若是中國仍然象過去那樣保持著封閉,藏民族的重歸一體可能也無問題,因為毛澤東時代已經使西藏社會發生了很多變化,不會簡單地重復過去。但問題就在于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已經對外開放,國際條件、西方態度、蘇聯解體等都會成為對西藏影響至關重大的因素。而放棄階級斗爭,又沒有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進行替代,思想和信仰的空間就只能被西藏傳統宗教和現代民族主義占領。當年之所以從“統戰”路線轉到階級路線,就是因為宗教和民族兩面旗只由民族上層掌握,外族人插不進手。而現在,掌握著宗教和民族兩面旗的恰恰是達賴喇嘛。宗教上,他有最高精神領袖的天然地位;民族主義方面,他是國際公認的藏民族象征。當藏民族重新在宗教和民族之旗下凝聚為一體時,藏人內部能夠對抗他的力量是基本不存在的。西藏問題不可以簡單化。事實證明,藏人心中的“達賴”一日不除,西藏一日不安。明王守仁說:“除掉山中賊易、除心中賊難”,西藏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區域,自然地理條件、文化傳統,人在那種僅靠半口氣活著的條件下,人的精神寄托很重要。如果用共產主義的價值理念,取代藏人的宗教的信仰,除去藏民心中的達賴,則西藏問題迎刃而解。
七、要從中華民族崛起戰略高度來研究解決西藏問題。談到西藏問題,不由得使人想起100多年前阿古柏入侵新疆時,清廷兩位重臣李鴻章、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爭。李鴻章認為海防比塞防重要,主張放棄新疆,認為那是不毛之地、荒僻之所,即便收復回來的也沒有什么益處。而左宗棠認為,海防比塞防重要,新疆地接陜甘,新疆一失,則陜甘成為邊疆,京師難衛,國家安全大有問題。清廷采納了左宗棠的意見。左宗棠于是率大軍進駐蘭州,收復新疆,“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左宗棠從國防安全的角度認識,但是還是并沒有看到西藏開發利用價值。100年的今天,曾為不毛之地的新疆已經成為國家重要的糧食基地、能源基地和資源基地,而且極富開發前景。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人口匱乏的國家。環顧四海之內,東、中、南、東北土地資源已經開發殆盡。只有西北和西藏還有大片土地可供開發。荷蘭人圍海造田,大力發展設施農業,一個蕞爾小國竟成世界農業強國。在西藏建溫室暖棚,養畜種糧種菜,在雪域高原開辟現代農業的新天地絕對是有可能。且不說人跡罕至的廣袤土地埋著豐富的礦藏,就是荒山禿嶺、大漠沙丘、狂野疾風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待到化石能源開發殆盡時,青藏高原就肯定會成為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已經十余年,研究西部大開發的著作汗牛充棟,多從扶貧開發、縮小東西差別、實現區域統籌發展的角度來看待西部大開發。這樣的觀點目光太近、格局太小,不足以指導未來的發展。著名學者鄧英淘、王小強等人提出從青藏高原修運河,調水進新疆、河西走廊,整治國土、再造中國,有理有據,氣魄宏大、科學可信,是實現西部大開發目標,最值得采納的思路。青藏高原是中國水塔,水資源極為豐富。豐富的水資源,是中國的生命線,前幾年有本書叫《西藏之水救中國》風行中國,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也提出了從青藏高原修運河,調水進新疆、河西走廊的宏偉戰略。從親青藏高原雅魯藏布江、瀾滄江、怒江、金沙江的上游筑高壩蓄水,修運河,引水入黃河,再在黃河上游擇址筑壩蓄水,修運河進新疆、河西走廊和內蒙西部地區,則中國可得近200萬平方公里的平原耕地,相當于再造一個中國。在不久的將來,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進,資源、能源和發展空間的壓力,必須把目光投向地域遼闊的大西北和西藏地區。西藏之水救中國、西北之地盛中華,中國的國運系于西藏和西北。研究西藏問題,不能局限于維護民族地區的穩定,要站在西部大開發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只有這樣開闊的視野、宏大的戰略。,才能真正實現西藏和大西北地區的長治久安。
第九章:實現藏區長治久安的十九條對策建議
中國的西部是一個偉大的空間。向西,不僅是我們時代的戰略取向,而且是我們的希望,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優異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給我們以強大的動力。我們應當把西部當作我們的腹地,而不是我們的邊疆”。中國的地勢,是西高東低,青藏高原為最高。西藏是千河之源,是中國的戰略制高點。站在西藏可以俯瞰中亞、南亞次大陸。如果西藏為“藏獨”分子所據,或者被美國、印度控制,則中國就有來自泰山壓頂的威脅。無論是出于地緣戰略還是意識形態斗爭,美國人都不會放棄對西藏的干涉。和其他少數民族相比,藏文明與內地聯系最少,融入中華文明的程度最淺。維護西藏的和諧穩定,實現藏區的長治久安,是一個嚴峻的課題。
一、充分保護西藏人民對毛主席的特殊感情,重新樹立毛主席在西藏的崇高威望,使毛主席成為鎮藏之神,將達賴喇嘛從西藏人的靈魂深處驅除出去。西藏特殊的地理條件,氣候環境,使西藏人民自古以來就生活在惡劣的生存發展環境中,生活在一種恐懼之中。在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恐怖的環境中,就特別需要精神的麻醉劑——宗教。王力雄認為,西藏這種極端的生活環境,可能是地球上最后消滅宗教的地方。千多年來,宗教成為西藏文明的核心,是全部生活的主導。宗教的有神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是根本沖突的。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海外,就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分裂中國的重要工具。只要達賴喇嘛還是西藏的精神領袖,西藏乃至全國藏區就不得太平。要實現西藏的長治久安和全面進步,就必須徹底改變宗教在藏人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將達賴喇嘛從藏人的靈魂深處驅除出去。根據1959年到“文革”這一段歷史來看,將達賴喇嘛從藏人的靈魂深處驅除出去是完全有可能的。“文革”期間,西藏紅衛兵回到西藏,掀起了搗毀寺廟的運動。這得到相當多的群眾的支持,紛紛起來搗毀了散布在崇山峻嶺間的寺廟。
西藏民主改革,消滅了封建農奴制,給占人口95%的農奴分了田地、牲畜和農具,使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使他們對毛主席終生充滿了感激。建國60年,許多翻身農奴還對毛主席充滿感激。“文革”期間,藏民家中普遍掛著毛主席像,每天對著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拿著紅寶書,背毛主席語錄;廢除設在十字路口的瑪尼堆,取而代之是用水泥砌成的毛主席語錄牌。盡管文化素質低下的藏民,未必真正理解的毛主席語錄的真正含義,但是他們以傳統的思維形式對毛主席表達了尊敬和崇拜。文革期間,在內地學習的紅衛兵,回到西藏搗毀了寺廟,這一在外界看來近乎瘋狂的舉動,得到了相當多的群眾的支持,他們紛紛起來搗毀各地寺廟,就連距拉薩60公里的甘丹寺也成為一片廢墟。文革期間,曾經的神、曾經的精神領袖,已經逐漸被西藏人淡忘了。從西藏的發展情形來看,如果文革這個過程中不中斷,西藏就有可能徹底拋棄宗教文化,而建立起一種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全新的文化。改革開放以后,拋棄了這種紅色理想主義的治藏路線,代之以實用主義的治藏路線,恢復并大力發展宗教,使達賴喇嘛又重新回到西藏人的生活之中。
從藏人的生存環境、文化傳統、生活習慣來分析,藏人需要精神信仰,需要精神寄托。相當長的時期內,藏人皈依佛教,解決其精神信仰和靈魂恐懼的問題,藏傳佛教成為其全部生活和文明的核心。經過上千年的發展,藏人形成了崇拜強者的思維習慣和傳統。治理西藏光靠理性是不行的,以為物質生活改善了就萬事大吉了,這是非常淺薄的。西藏獨特的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傳統,決定了在短期內讓西藏人民放棄對臧傳佛教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僅僅重視經濟建設,不重視思想文化建設,就會出現“物質生活依靠共產黨、精神生活依靠達賴”的尷尬局面。實現西藏的長治久安,不僅要重視經濟建設,更要重視占領藏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
治理西藏的關鍵,要用一種全新的理論體系取代藏傳佛教理論體系,要用一個力量非凡的新神的取代藏民心中的舊神——達賴喇嘛。這種全新的理論體系只能是共產主義理論體系,這個新神當然只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文革期間,對共產主義主義思想的準宗教化的宣傳,以及對毛澤東主席的個人崇拜,這在現在看來有過“左”的嫌疑,但是這種形式剛好完全符合藏人的思維習慣。文革期間,藏民在物質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的同時,又樹立新的信仰,是中央政府對西藏政府的治理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千余年來,作為西藏文明核心的宗教文化,在強大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面前不堪一擊。民眾懷著崇敬的心情,歌頌毛主席,同時也徹底忘記了達賴喇嘛,并自愿地搗毀了千余年來頂禮膜拜視為神圣的佛教寺廟。
要實現西藏的長治久安,一要除舊神立新神,重新樹立毛澤東的權威,逐漸將達賴喇嘛的靈魂深處驅除出去。建議在每個縣都樹立毛澤東雕像,要在西藏拉薩建立全世界最高的毛主席像;廢除瑪尼堆,建立毛主席語錄牌;大力發行毛主席語錄,大力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及化運動,逐漸消除宗教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內的影響,最終讓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文化盛開在雪域高原。二要大力弘揚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真正做好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通俗化、民族化的工作,要以準宗教化的形式,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宣傳和灌輸工作。
2.要以資源開發作為主導產業,努力構建獨特而富有活力的產業體系,為西藏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從當前的情況,西藏遠離沿海、遠離交通要道、遠離開發區,發展經濟面臨著種種困難當前西藏經濟基礎薄弱,外援經濟強大、內生力量嚴重不夠。但是西藏地區氣候特殊,農牧資源獨特,又是地球上唯一一塊沒有污染的凈土,再是西藏地域遼闊,風景雄秀,礦產資源豐富,立足西藏獨特的資源資源,打特色牌、走特色路,構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經濟體系,前景一片光明,從長遠來看西藏是21世紀發展的中心。
一要充分開發利用的特色農牧資源。青稞、牦牛是西藏獨特的農牧資源,營養全面、風味獨特,符合現代環保、安全的要求,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要不斷提高組織化程度,走具有符合高原特色合作化道路,不斷提高組織化程度,建立青稞、牦牛等農產品生產基地,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積極打造青稞酒、牦牛肉、皮革加工等產業,積極打造高原品牌。
二要積極發展采礦業。由于特殊的地質構造,西藏的礦產資源非常豐富。目前已經發現1000多種礦種、2000余處好礦產地,已經探明儲量的礦產中在全國前10位有18種,主要礦種有黑色金屬(鐵、錳、鉻)、有色金屬(銅、鐵、鋅、鎂)、稀有金屬、冶金輔助材料、化工原料、建材及其它非金屬礦、寶石、能源礦產等。發展采礦業,對優化西藏經濟結構、改變主要依靠傳統農林資源的狀況,增加就業門路和收入渠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礦業開發的關鍵,不能走粗放型、掠奪式的傳統開發路子,必須高度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礦藏的充分開發利用,采用現代開采技術、管理模式和先進方法。任何礦區的生存環境保護問題沒有妥善開采前,決不能動工開采。
三要努力開發優勢能源,大力發展能源產業。西藏水能、太陽能和地熱能和風能資源非常富有、優勢明顯,尤其是水能資源的優勢非常明顯。要合理布局水電站,同時要為國家水電基地建設,進入西藏做好準備。與此同時,要積極開發風能、太陽能和地熱能,使西藏成為國家重要的再生能源基地。
四要大力發展藏醫藥產業。藏藥是藏民族的瑰寶,因其質優效顯,而深受消費者青睞,主要是利用高原上獨有的蟲草、雪蓮、紅景天等藥材制成,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要進一步做大做強藏醫藥產業,使其成為西藏經濟發展的特色支柱產業。關鍵要有明確的戰略思維、政策及措施,堅持藏醫、藏藥并舉,實現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加強藏醫理論研究,建立能夠體現藏醫藥優勢和特點的療效評價體系;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科技為動力,以政策為保障,積極探索發展藏醫藥產業的新手段、新思路。堅持繼承創新,跨越發展的方針,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培養和造就一批藏醫藥專門人才,引進和運用現代科技、現代工藝,開發藏藥材和藏藥創新產品,努力挖掘藏醫藥寶庫,全面提升研發能力和生產水平,積極引導藏藥生產企業走集團化發展道路,具體要點有三點:一是進一步完善藏醫藥產業發展規劃,將藏醫藥產業納入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根據本地的優勢、特色和實際情況,制定具體的方案和措施,并付諸實施。近期,要抓好傳統優勢品牌和已有新藥產品的研制、開發,擴大生產規模,增強創新能力,提高科技含量。中期的發展,應以藏醫藥新項目和產品開發研究為主,使藏藥生產擴大規模,由若干集團公司組織規模化生產、集約化經營,將產品打入國際國內市場;遠期目標,要以藏藥和生物制藥,使藏醫產業發展壯大成為西藏產業群中特色突出的、產品質量好、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競爭能力強的支柱產業。二是要加強基礎研究,建立和完善藏醫研究開發平臺,出臺針對藏醫藥材采集、種植、貿易規劃、交易方式、加工生產出臺相應的管理辦法,力爭引領區內外藏藥產業的發展潮流。
五要加大具有特殊作用的水資源和湖泊資源開發力度。要根據現代人的消費偏好,大力宣傳西藏是世界上唯一沒有被污染的凈土,大力開發萬年冰川資源,讓西藏神水滋潤新中國。
六要圍繞青藏鐵路做好規劃,合理調整產業布局明。根據交通要道,旅游景區,邊境口岸,特色資源開發基地,建設小城鎮,不斷提高藏區城市化水平。
西藏景色優美、風景獨特,發展旅游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是鑒于以下種種原因,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西藏不宜將旅游業作為主導產業來培育。一是由于達賴集團在海外流亡幾十年之久,在國際上形成勢力比較強大的支持者、追隨者,再加上西方敵對勢力的刻意收買,在海外有大量的信眾和支持者。海外的旅游者到西藏去往往帶著政治、宗教目的。如果放寬對境外旅游者的限制。容易造成國內外反動宗教勢力合流,嚴重影響西藏和其他藏區的安定和諧。二是就藏區的旅游資源而言,除了自然風光而外,寺廟是重要的人文景觀。大量游客前來參觀旅游就會給寺廟帶來不菲的收入,這往往就會增強宗教集團的實力,抬高宗教寺廟中在藏區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三是蜂擁而至的游客,無疑會增加寺廟的人氣,促使形成濃厚的宗教氛圍,不利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四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旅游業必然帶來娛樂業和其他不健康行業的發展,這與藏區文化傳統不相適應,容易引起西藏僧俗群眾的反感,影響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總之,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西藏要立足當地資源,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使之成為主導產業。
3.要切實解決民生問題,要把著力點放在醫療衛生、教育和社會保障事業上,切實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青藏高原氣候惡劣,氧氣稀薄,人的生存條件非常差。惡劣的氣候嚴重影響了使藏民族的身體狀況非常差。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壽命僅為36歲,霍亂、天花、性病流行,嚴重損害了人民的身體健康。舊西藏現代醫療事業幾乎是一片空白,整個西藏僅有3所醫療的機構,沒有一張病床,僅僅在拉薩、日喀則、昌都地區,有少量的醫療機構,以及零零星星有一點的民間藏醫。這些醫療機構主要是達官、貴族和上層僧侶服務,廣大農奴有病是不可能得到醫治的。求神拜佛、請喇嘛用迷信手段看病,成為廣大農牧民消除病痛的重要手段。在藏傳佛教的愚昧下,達賴喇嘛的糞便都成了治病的神物。和平解放以來的,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西藏的衛生事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1959年,西藏各類藏醫藥人員只有434人,如今西藏藏醫藥從業人員已發展到數千人。1959年前,西藏僅有兩家醫療機構,主要是為貴族、領主和上層僧人服務;目前,西藏的藏醫機構已發展到10多所,同時還有數十個縣級醫院的藏醫科。但是和內地相比,西藏衛生事業的發展還非常落后,遠不能滿足廣大農牧民的需求。
關于衛生事業。發展衛生事業,提高西藏人民的健康水平,也是樹立黨、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光輝形象,進一步密切漢藏關系,維護西藏和諧穩定的關鍵。一要合理布局醫療機構,切實改變衛生事業城市鄉村二元化的現象,尤其是要加大縣醫院以及鄉鎮衛生院的建設力度;二要提高醫療衛生人員從業人員的素質,進一步加大培訓力度,不斷提高業務能力和業務水平,要加大城市醫院、內地醫院對口幫扶的力度;三要高度重視進藏人員醫療衛生技術的培訓,使人人都能掌握一定衛生知識,能看一些簡單常見的病,一方面是保護自己的,另一方面也能為藏族人民隨時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通過看病、救死扶傷,進一步密切駐軍、進藏干部之間的關系。藏族人民對醫生、教師的感恩之情還是比較深的。據了解,在2008年3.14事件中,甘肅省甘南州,暴亂分子欺騙人民燒了當地的派出所、店鋪等,但沒有破壞一所學校、醫院。要盡快把藏族民眾從視喇嘛為良醫、請喇嘛看病,甚至視達賴喇嘛的糞便為神物的愚昧中解放出來,通過普及現代醫療衛生知識,提供現代醫療服務,不斷打壓宗教寺廟的社會空間,逐步削減宗教對世俗生活的影響。
關于教育事業。就西藏的教育事業非常落后,宗教教育是教育的主體,僅僅在拉薩、日喀則等有幾所現代小學,現代教育幾乎是一片空白。據統計,舊西藏文盲率達到90%以上。
和平解放以來的,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西藏的教育事業取得了重大進展。根據2009年的統計數據的,全西藏自治區有中小學1000多所的,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8.5%;初中入學率達到92.2%;高中入學率達到51.2%;有中等職業學校7所,在校學生達到2萬余人;高等院校6所,在校學生近3萬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藏的各高等院校不僅成立了成人自考學院,而且還與區外高等院校合作,舉辦各類成人學校,農牧區也開展了各種實用技術培訓和職業技能培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正如有學者評價的:“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不僅是西藏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也是西藏教育事業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里程碑。”西藏教育事業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但是從歷次西藏騷亂事件,藏族青年學生充當主力的情況看,西藏教育事業發展與我們的目標要求,還相差甚遠。從西藏教育內部的情況看,還存在以下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是總體發展速度與規模超越本地經濟發展能力和人力資源消耗能力的;二是教育體系內部不同層次發展失衡。基礎教育發展較快,而中高等教育由于起步低,發展緩慢,職業教育的發展最為遲緩,遠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三是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給不對稱的。對社會而言,產業結構是影響的教育需求的重要因素。如果產業結構中的二產和三產占主導地位,則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很大,若傳統的第一產業占主導地位,則社會對教育的需求相對較小。目前,西藏高等院校的設置,跟風內地高校的專業設置,;片面追去“高、大、全”,脫離西藏區情實際,缺乏培養西藏地區最急迫最需要的人才。要實現西藏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進。一是適當調整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不斷體改辦學質量;二是切實改變教育資源不平衡的狀況,加大對教育資源匱乏地區的投入力度,合理布置教育資源。三是合理調整教育內部結構,使其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客觀分析,西藏現代教育機構的缺陷,就高等院校而言,歷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學生太多,不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要花大工夫、大氣力培養高水平的藏族科技工作者。要進一步發展中等職業教育,學習過硬的專業技術,讓更多新一代西藏青年走出鄉村牧區,走出雪域高原,成為現代化的產業技術工人;三是實行雙語教學,要更加重視漢語教學,培養漢族青年學生的漢語水平。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下,提高漢語水平,使西藏青年一代的獲得較好的就業機會,融入中國主流文化的重要條件。因此,要把語言教學的重點放在漢語上。
關于社會保障事業。西藏地域遼闊,人口稀少,但是生存條件非常惡劣。在當前的條件下,尚一部分農牧民生活困難。因此,加強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對于穩定西藏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要把社會保障的重點放在廣大農牧區,讓每一個農牧民感受到黨的惠民政策陽光。二是要建立健全對毛澤東時代老黨員及翻身農奴的關懷機制,切實解決他們在生活中的困難問題,讓他們過上幸福康樂的晚年生活。
4、要嚴格控制藏傳佛教規模,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愛國僧侶手中。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和宗教的有神論,是根本沖突的。我們黨堅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人民群眾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西藏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還很難消滅宗教。不消滅宗教,絕不是任其蔓延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治理西藏最大的失誤,就是對宗教放之太寬、失之太軟。實用主義的建設路線,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條件,但是不能解決人的精神問題。由于推行宗教復興政策,藏傳佛教重新占據藏人的精神世界,成為藏人精神生活的主宰。藏傳佛教重新占據藏人的心靈,成為藏人的精神主宰。這樣就使西藏治理 “現實生活靠共產黨、來世幸福靠達賴喇嘛”困境。由于推行宗教復興政策,西藏宗教氛圍非常濃厚。據對西藏有深刻觀察的人說,政府一直是和達賴在爭奪宗教話語權的,比如在對某派活佛的支持上,達賴不喜歡的,政府就會去支持(但有的活佛的確扶不起來);達賴支持的,政府就反對。結果一般情況下,主動權還是在達賴手里面,達賴支持哪派,哪派馬上就會紅,信眾就多。只要宗教還占據著藏人的心靈,西藏就不可能實現長治久安。要實現西藏的長治久安,就必須不斷地削弱藏傳佛教的影響。筆者認為,一要減少國家對佛教寺廟的支持,提倡佛教寺廟自傳自養,一些重要寺廟發展旅游事業得到的收入,比如西藏的大昭寺、哲蚌寺、甘丹寺,青海的塔爾寺、甘肅的拉布倫寺,必須照章納稅;二要不斷減少藏傳佛教領袖在各級人大、政府和政協的名額,要大量提拔啟用貧民出世的藏族世俗干部,比如要大力培養選拔熱地這樣的藏族干部,不斷縮小藏傳佛教對世俗生活的影響;三對藏傳佛教寺廟要實行嚴格考核評級制度,堅決禁止無序發展宗教寺廟,重點保護有重大歷史作用、重大社會影響的宗教寺廟,對年代不久、影響不大、層次不高的藏傳佛教寺廟要堅決予以搗毀,嚴格控制佛教寺廟的力量;四是對藏傳佛教僧侶,要走“精英化”、“象牙塔”化的路線,對僧侶進行嚴格的考評考級制度,對學問淵深、學有所長的僧侶,要給予優厚的補貼,提供優越的生活條件;考核考評不過關、學問不淵深、學無專長的僧侶,一律強制還俗,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努力改變西藏“喇嘛越多越好”的文化傳統;五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培養一批愛黨、愛國、愛教的僧侶,使宗教和寺廟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愛國僧侶手里,加強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教育,使宗教逐漸適應社會主義。六是要嚴格控制僧侶的社會范圍,嚴格實行宗教與政治、教育、衛生相分離的原則,宗教不得干預政治、教育。根據西藏民眾有請喇嘛看病,視喇嘛為醫生的陋習。嚴厲控制喇嘛行醫看病,只有具有醫療資格制度的人才能看病行醫,不斷壓縮藏傳佛教對西藏社會生活的影響,同時也是確保提高藏人健康水平;八是嚴格宗教紀律,佛教徒不得結婚,不得破戒,保持良好的形象,防止腐敗在宗教中蔓延;九是加強信息化建設,要讓僧侶通過網絡信息了解國際國內變化,了解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增進愛國感情,開闊視野,提高適應現代生活的能力,但要嚴防達賴集團的通過網絡進行敵對宣傳,搞網絡破壞。
五、要著力培養西藏農奴和平民的后代,從中選拔一批德才兼備的干部,成為維護西藏長久治安的中間力量。翻身農奴對毛主席、對封建農奴感情最深,也是維護西藏長治久安、和諧穩定最重要的力量。在毛澤東時代,農奴翻身得解放,擺脫了殘酷的階級壓迫。“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是藏族農奴由衷的心聲。一位對西藏問題有深刻研究的學者曾經說:“毛主席在藏族同胞眼里依然有著崇高的地位,很多藏族百姓家里還有毛主席的掛像(至于說他是什么菩薩我沒有問)。我問藏族干部們,廢除農奴制,變成自由人,怎么看待?得到的回答一律是多虧毛主席,否則我可能還在xxx家當奴才等。”在毛主席時期,舊貴族見到農奴要彎腰吐舌頭。改革開放后,西藏的宗教上層、舊貴族、甚至叛亂分子,被落實政策,受到了黨和政府的優待,并在政治給予了大量安排。這就導致了本來在社會上擁有豐富資源的舊勢力,重新成為西藏社會的主導力量,是重現出現了翻身農奴在路上遇到舊貴族彎腰吐舌頭的情況。徐明旭在《陰謀與虔誠——西藏暴亂的來龍去脈》一書中記載說:“如今50歲以上,出身農奴和奴隸的藏人對農奴制的黑暗殘酷與中共的解放之恩尚有記憶,他們至今認為毛主席的恩情是永遠不能忘記的。……有位朋友告訴我,1986年他在當雄下鄉時,聽說有個40多歲的鄉黨委書記請假回家(退黨辭職)了。我的朋友去采訪他,他說現在共產黨為資產階級服務,窮人貸不了款,富人貸款送上門;寺廟越修越大,鄉村民辦小學卻因沒有錢而解算了,所以他不干了。……人民公社解散了,農牧區基層干部失去了權力,他們中有許多人因經營不善而成為窮人,而昔日被專政的“農奴主”、“牧主”、“富農”與“富牧”及其女因頭腦靈活而發了財。”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對他們給予優待政策,花了相當大的物力財力,落實政策,把達賴時代的官員、貴族、上層喇嘛、新老活佛,安排進各級人大、政協、佛協,在政治經濟上予以優待。自1976年到1988年,一共安排了2100名上層人士當官。就連1959年的叛軍司令的拉魯的,曾經坐過五年牢,當了十年農民,落實政策后的,搖身一變成為西藏自治區的政協副主席。歷史一再證明,所謂貴族、上層僧侶以及其他上層分子,屢受國恩,屢得優待,但是他們一直對中共有貳心,他們并不滿足當前的優越地位,總是幻想回到昔日的天堂,在動亂事件中,都和達賴集團眉來眼去、勾勾搭搭。只有百萬農奴的后代,才是維護西藏和諧穩定的最可依靠的力量的。要有傾向性地在西藏農奴后代中培養選拔一批立場堅定、德才兼備的黨政干部和建設人才,要加強考核,形成制度化。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由于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和宗教愚昧,使他們的素質非常低下,甚至普遍低于剝削階級。筆者長期觀察農村社會,從事“三農”問題的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后,地富反壞右分子迅速發家致富,翻身。筆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這些人原來是“人上人”,土地改革剝奪了他們了養尊處優的政治經濟地位,改革開放為他們平反摘帽,為他們創造了重要條件,因此恢復過去“人上人”地位的愿望非常強烈;二是由于他們長期處于有利的政治經濟地位,素質普遍高于窮苦的農牧民;三是由于長期處于政治經濟的統治地位,所遺留的社會關系、社會資源要普遍多于貧苦農民,解放后時間不長的社會革命,不可能全部掃蕩這些舊有的社會關系。改革開放后,這些舊有的社會關系的,成為地富反壞右子弟重新崛起、出人頭地的重要資源。而這些資源,是貧苦農民所不具備的。地富反壞右子弟重新崛起、發家致富,是中國農村的普遍現象,西藏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地區,情況尤甚。筆者在調研中,碰到了一位藏族的女縣委副書記,她出身于藏區的舊貴族家庭。在與筆者交談中,她回顧了自己家族富甲一方的歷史,然后自豪地宣稱:“解放前是我們當權,解放后額也是我們當權”。從這里,就可以看出我們干部選拔制度的缺陷。要實現西藏的長治久安,一就要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導向,幾十年不斷地培養選拔農奴的后代作為西藏民族干部的主體,打造維護西藏和諧穩定的中間力量;二在大力培養藏族干部的同時,同時也注意培養漢族本地干部,防止單純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思潮,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三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選擇安排藏族干部到內地交流任職,接受內地文化熏陶,與內地干部建立良好的友誼,同時也要加大援藏干部的工作力度,選拔大批優秀的干部進藏,支援西藏建設,為建設西藏、治理西藏獻計獻策、貢獻智慧。
6.要加強西藏奴隸制的研究、宣傳,要說明的達賴喇嘛是農奴制的維護者。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自覺的錯誤宣傳,把西藏說成是雪域佛國、人間天堂,并對西藏的文化宗教大加贊美。比如流行歌曲《天路》就是這樣。這是非常錯誤的。西藏并不是雪域佛國、人間天堂,而是世界上最反動最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是真正的人間地獄。在舊西藏,普度眾生、慈悲為懷的藏傳佛教成為世界上最殘酷最黑暗的統治者。在舊西藏,由于政教合一,反動的農奴制披上宗教神圣的外衣,最殘酷最反動的制度披以最神圣最具有欺騙性的面目出現,這就是西藏封建農奴制度最大特征。1959年,西藏叛亂,達賴集團流亡海外。幾十年的流亡生涯,在西方政治勢力的扶持下,達賴集團也形成了一定的實力。由于達賴喇嘛披著宗教的神衣,在世界各地聚集一批藏傳佛教信徒,客觀上也提高了達賴喇嘛的身份。由于現代文明不可避免的負面效果,比如環境污染、人際關系的緊張,一些人不是朝歷史前進的方向去思考文問題,而是選擇的歷史倒退的方,一些人對西藏文化產生了錯誤的認識,甚至把世界的未來寄托在藏傳佛教身上。著名學者汪暉曾經撰文系統地闡述過這個問題。這種思潮促使藏傳佛教在世界各地傳播,增加了達賴集團的實力,抬高了藏傳佛教的聲望。王力雄曾經觀察到,達賴喇嘛隨便寫一本佛教普及性的書籍的,都會成為世界的暢銷書。藏傳佛教在海外船傳播,其信徒往往會成為反華支持西藏的的重要力量。前年奧運會期間,奧運火炬在西歐國家傳播,總會碰到一些西歐人打著雪山獅子旗,頑固支持西藏獨立,多半是藏傳佛教的鐵桿信徒。達賴喇嘛流亡海外幾十年,受西方敵對勢力的影響,達賴喇嘛這個政治流亡者,學會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一套,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臭味相投,無形中增加了達賴喇嘛的影響力。達賴喇嘛成為披著西方民主外衣的封建農奴主。達賴的集團作為西藏舊勢力的集中代表,是世界上最殘酷最反動的統治集團,目的是維護封建農奴制度。這是世界上最反動最落后的統治集團。如果僅憑這一點,世界上任何一種政治實力都不會支持他。但是問題是達賴是披著宗教審神衣和西方自由民主的外衣。對西藏文化研究頗見功力的文化相對主義者王力雄,看到藏傳佛教在海外傳播,看到一些西方人的頂禮膜拜,看到達賴集團與西方敵對政治勢力往來密切,而且達賴集團能熟練地使用西方政治術語,并且批上民主自由的外衣,甚至認為達賴會成為世界宗教的領袖。柏林《每日鏡報》刊登了一位德國女藏學家的文章說,達賴集團打著宗教和人權幌子爭取西方的資助并進行大肆揮霍,對此西方的資助者們卻一無所知。
達賴喇嘛絕對成不了世界文化的領袖。藏傳佛教在世界的傳播,這不過是逆現代化的潮流,最終不可能產生大的影響。雖然披上民主政治的外衣,得到西方政治集團的支持,但在強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面前,達賴喇嘛就是地地道道的“紙老虎”。披著宗教神衣、民主自由政治外衣的達賴喇嘛,就是中國藏區的禍亂之源,是需要認真對付的。一要認真研究西藏封建農奴制。把這種制度的落后性、反動性、殘酷性,研究透、研究徹底,并加大宣傳力度。要說明披著宗教神衣和“民主自由”外衣,實際就是最落后、最殘酷、最反動的封建農奴制的維護者。二要證明藏傳佛教就是這個反動社會制度的維護者,表面是打著普度眾生的旗號,其實是西藏人民最大的剝削者、壓迫者,是西藏積貧積弱、藏民族衰敗的根源。三要要加強對解放農奴的宣傳,在拉薩甚至每個地區都要建立農奴解放紀念碑。在拉薩要建立盛大的“百萬農奴解放紀念館”,全景式地展現西藏農奴被剝削被壓迫的歷史事實,使社會各界對西藏歷史有正確客觀的認識。
7.嚴格西藏歷史的研究,凡是不利于西藏團結統一的歷史書籍,一律封存銷毀。和漢族的傳統不一樣,西藏沒有史官制度,沒有秉筆直書的傳統。西藏的文化核心是宗教,藏民族普遍具有神話思維。藏民族要邁步進入現代民族之列,必須進行現代化的改造,必須改變神話思維,形成理性思維和現代科學思維。根據藏學家的研究和觀察,歷次叛亂,大學生往往是暴亂的主力,而這些學生是學習西藏歷史、文化和宗教的。學習這些學科的學生,往往浸淫于西藏宗教知識,受神話思維禁錮,養成妄自尊大心理,滋生地方民族主義。徐明旭曾經以非常生動的筆調,描繪民族自大心理非常嚴重后果的藏族官僚。自1985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央候補委員、西藏自治區黨委文教書記的丹增更是張口閉口“我們藏族擁有世界上最偉大、最悠久、最光輝、最燦爛的文化”,“西藏的宗教就是西藏的文化”,民族自大心理可見一斑。王力雄對西藏的神話思維有切身的感受。他說:“西藏是一個具有神話傳統的地方。那里特定的生活環境形成信息傳遞的口頭性,在口口相傳中加進每個人的想象,常常是傳不了幾個人,一個消息就成了故事。我在黃河漂流時,到鄂陵湖邊的一個藏民帳房喝茶。鄂陵湖是黃河流經的高原大湖。主人講起一個黃河考察隊船剛剛在鄂陵湖上沉沒。我知道那個考察隊,而且和開船的回族小伙子有過交情,因此非常震驚。主人繪聲繪色描述了沉船細節──船在湖上快速疾駛,湖下有一座山尖似刀的石山,船像魚一樣被山尖剖開了肚子,又像箭一樣扎進水下。聽完他的描述,我實在擔心我的朋友已經性命不保。沒想到沿著黃河再漂了幾個小時,就看到了我的朋友在岸邊手舞足蹈──他的船只是在黃河上通過一座木橋時沒有順直,被橋樁頂翻了,人和船皆無恙。這么近的距離,消息就能變形到如此程度,充分說明藏民族創造神話的天賦。西藏足以讓文學家折服,也實在是一個能讓考據者發瘋的地方。”一個研究藏族問題的女學者也有同感。這個女學者對1959年西藏叛亂后流亡海外的西藏難民報有極大的同情。她被邀請寫一本報道中共 “暴行”的小冊子,但當她在西藏難民中間做了大量采訪以后,不得不謝絕了寫作。她說:“憑良心說,沒有收集到一個我認為是“真實的故事’。從本質講,普通的西藏人都是可信的、誠實的,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同時也要認識到西藏人心目中的‘事實’與西方人所認為的確鑿證據是不同的。認識不到這點是危險的。西藏農民從生到死都習慣于把傳說和神話當作事實接受。”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藏民族留下了諸多的歷史文化典籍,但由于藏民族“從生到死都習慣于把神話和傳說當做事實來接收的西藏的典籍汗牛充棟,充斥的宗教神學的思維。但是缺乏真正的史料價值。再由于長期以來,由于中央政府與西藏處于相對松散的關系,文獻經常有不利于民族團結統一的內容。要高度重視西藏的西藏歷史研究。一是要培養高水平的西藏歷史研究者,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正確認識西藏的宗教和社會,讓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唯物史觀深入人心。同時要加強社會史、經濟史、醫學史等方面的研究,為今天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歷史借鑒。二是對充斥宗教迷信,不利于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的書籍,一律封存銷毀,防止謬種流傳。要嚴格審查、控制涉藏書籍的出版發行。現在市面上有許多打著宣揚文化的涉藏書籍,其實多是為宗教張目,對這類書籍的出版要加以嚴格控制。三是要培養絕大多數的藏族青年學生學習現代科學技術,而不是埋在故紙堆中去尋找宗教神學的麻痹。鑒于藏民族飽受封建神學思維的限制,沒有經過現代科技文化革命,沒有形成現代理性的科學思維模式。要加強現代科學技術教育,培養藏族現代科學技術人才,而不是沉迷于神話思維、荒誕不經的宗教典籍。還要加強馬列主義基本常識的普及,讓藏族群眾逐步擺脫神話思維的控制,形成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現代科學思維。四是要加強漢語的教育。只有熟練地掌握漢語,才能融入中國文化主流,才能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形成有利的經濟地位。這是維護西藏和諧穩定的關鍵。
8.大力支持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領導的人民革命,重新樹立毛澤東的威望,讓革命的紅旗飄揚在喜馬拉雅山山脈兩側,對藏傳佛教釜底抽薪。美國為什么如此重視西藏問題,當然絕不是什么人權問題,也不是西藏具有什么經濟價值。西藏的經濟價值至少在50年之內不會顯現出來的。美國人之所以在二戰后如此看重西藏,主要是看重的西藏這塊唯一政教合一且宗教成為文化核心與中央政權關系最為遙遠的地區,作為阻礙共產主義思潮的宗教飛地。1959年西藏叛亂后,達賴集團流亡海外,美國更把達賴作為分裂破壞中國團結統一、阻止中國建立共產主義思想文化的重要棋子。幾十年來,達賴集團之所以能在海外興風作浪,關鍵是有美國撐腰。但是真理的力量是強大的,真理的傳播也是阻擋不住的。從目前全世界共產主義傳播的思想區域來看,與西藏有著天然聯系的印度、尼泊爾成為全世界重要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毛主義)傳播地區。2010年7月世界共產黨大會在德里開會,公布德里宣言,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進行了展望。印度共產黨(毛主義)組織的革命游擊隊控制了印度1/3的國土面積,對印度資產階級統治者產生了重要的震撼作用。而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發動人民武裝斗爭,推翻帝制,成立了聯合政府。盡管尼泊爾革命尚未取得最終的勝利,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已經飄揚在喜馬拉雅山脈南麓,共產主義理想已經深入人心。在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領袖普拉昌達總理黨政期間,對尼泊爾的藏獨分子進行了堅決的鎮壓,給中國政府以極大的幫助。尼泊爾與西藏山水相連,文化相近,與西藏文化有著相當深的淵源關系。佛祖出生在今天尼泊爾的藍毗尼,唐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尺帶丹尊公主都嫁給松贊干布。當前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領導的人民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由于美、印的干涉,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歷史時期,作為一個山區小國,尼泊爾要獨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非常艱巨。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政府不能做縮頭烏龜,要對尼泊爾人民革命予以堅定的支持,無論是從道義上,還是從物質上都要予以大力支持。共產主義思潮在印度、尼泊爾扎根,就會切斷藏傳佛教的南傳之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飄揚在佛祖的故鄉,對藏傳佛教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占據雪域高原、佛祖故里,也許這塊讓宗教思想統治近千年的特殊區域也許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產生特殊的作用。
9、研究西藏地區的革命史,在川、甘、滇、藏、青等地,建立紅軍博物館,培養他們的紅色感情,分化、削弱宗教勢力。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文化環境,紅軍長征之前,藏區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處女地,尚無一個革命者。紅軍長征是震驚中外的偉大事件,是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1935年4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在長征途中,先后到達云南中甸,西康的甘孜、寶興,四川的阿壩、青海的果洛、海北、海南、甘肅的卓尼、天祝等藏區。
紅一方面軍在黨中央的直接帶領下,從四川、云南交界的皎平渡渡過金沙江,于1935年5月24日抵達安順場,5月29日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占領甘孜藏區東部重鎮瀘定縣。6月13日,先頭部隊進入寶興縣一帶的藏區,隨后翻越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地區會師。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兩河口地區召開會議,決定集中紅軍主力向北進攻,先取甘南,再川陜革命根據地。8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通過《關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定》,決定紅軍于8月中旬向阿壩草地進軍。9月11日,紅軍到達甘南藏區的俄界。10月紅軍出甘南藏區抵達甘肅通渭,北上陜甘寧邊區。
為策應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撤離川陜革命根據地,從東向西越過嘉陵江、涪江,進軍到岷江流域。1935年5月相繼解放川北地區的松潘、黑水和理番等地,6月中旬,紅四方面軍發動了綏、崇、丹、懋戰役,占領川西北廣大藏族聚集區。1936年,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的紅軍進入甘孜藏區的道孚、爐霍、泰寧(乾寧)、甘孜等縣。紅軍在川西北和康北先后建立了人民的地方自治政權。
紅二、六軍團長征在1936年4月30日到達云南中甸藏區,與5月5日、5月9日分兵兩路進入康南藏區。6月3日、6月30日,分別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于理化縣(理塘)的甲洼和甘孜縣的容壩岔。7月2日,紅二、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隨即,紅二、四方面軍領導召開了“甘孜會議”,決定率部隊北上與黨中央會合。7月3日,紅二、四方面軍從甘孜、爐霍出發向阿壩藏區的毛兒蓋、包座方向挺進。7月底,為確保紅軍順利通過草地并打擊青海軍閥的氣焰,紅軍分兵向果洛藏區出擊,然后在甘肅岷縣地區與主力會合。8月7日到9月7日,紅軍走出茫茫草地,又越過甘南,結束了藏區的活動,繼續北上。
在長征中,紅軍三大主力在途中經過10個民族聚居的地區,在藏區停留的時間最長的,經過了除西藏之外滇、川、甘、青藏區,其中在康藏區停留長達一年左右,召開了許多著名會議和文章。
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長征之前,廣大藏區還是革命的處女地,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處女地。紅軍長征經過藏區,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到藏區,對藏區進行了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培養了藏族培養了第一代革命者。紅軍長征在藏區,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全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面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也深受宗教文化影響的藏區注入了現代科學的思維和精神,也為今天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改造和指導藏區經濟文化發展奠定了基礎。長征期間,在西藏建立革命政權,通過發動土地改革,打擊封建上層,建立了博巴政府。在紅軍的影響下,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達活佛參加革命,出任當地博巴政府的副主席,后來格達活佛為和平解放做出了杰出貢獻。
在藏區,紅軍還動員了一批貧苦農牧民子弟參加紅軍。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回憶,在懋功地區,一名叫廄香的藏族女子要求加入紅軍。由于當時規定紅軍不能接受女人參軍,但是廄香強烈要求加入紅軍,晚上就睡在紅軍宣傳部辦公室的地板上。廄香幫紅軍背東西,而且在別人找不到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給紅軍隊伍提供了不少幫助。著名藏族革命者、曾任西藏自治區主席、四川省委書記的天寶就是在長征途中參加革命的。紅軍長征在藏區,培養了第一批藏族革命者,這位建國后治理西藏儲備了大量的人才基礎。
紅軍在藏區和當地人民群眾建立了深刻的友誼。1935年紅軍長征進入川北彝族聚居區,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與當地彝族沽雞家支的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誼,被傳為史上美談。1935年賀龍率紅二、六軍團進入滇西北藏區。賀龍特別注意處理民族關系,親自贈送贊松林寺活佛“興盛番族”的錦旗,與當地僧俗各界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四川巴塘藏族民眾在民謠中流傳說:“我的家鄉就在柳樹林中,看到了柳樹就想起了我的家鄉;我的朋友賀龍像太陽,看見了太陽就想起了賀龍”。紅軍長征在藏區,不僅給藏區帶去了革命的火種,而且使中國共產黨對西藏有了深入的了解,為建國治理西藏奠定了基礎。紅軍長征經過的地區,多半是氣候嚴寒、地瘠民貧,糧食缺乏、人煙稀少,在紅軍的努力下,當地藏族民眾提供了大量糧食,并給紅軍當向導、當翻譯,幫助紅軍作戰。
對于治理西藏來說,實現西藏的和諧穩定,研究、宣揚西藏的革命史非常關鍵、非常重要。這樣是西藏歷史上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一段。宣揚這一段歷史,可以激發藏族的自豪感,也可以忠于共產黨忠于社會主義的實力。賀龍元帥的子女非常重視與藏族人民的傳統友誼。2007年,賀龍元帥之女賀曉明女士及其他革命后代到云南迪慶州與當地群眾再敘革命情誼,建立革命歷史博物館。紅軍后代對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給予了大力支持。紅軍后代的善舉,贏得了當地人民群眾和宗教界人士的熱烈歡迎。2008年3月4日,西藏拉薩暴亂,在達賴的組織下,川、甘、青藏區群起呼應,響應暴亂,唯云南藏區平安無事。事實證明,革命后代對當地社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實現藏區的長治久安,研究這段紅色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筆者認為,一是大力宣傳、認真研究藏區革命史,充分肯定藏區人民的歷史作用的;二是要在紅軍長征經過的藏區,建立紅軍革命的場所,積極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以逐漸削弱宗教的影響;三是開發利用川、滇、甘、青、藏五省藏區雄奇的自然風光和紅色資源,開展紅色旅游,進一步活躍當地經濟,拓寬當地居民的視野,暢通民族間的聯系渠道;四是積極宣揚格達活佛等進步宗教人士的作用,使西藏內部產生離心作用,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10.考慮到西藏重要的地理位置,可以考慮設立特區。目的有兩條:一是控制漢人的自由西進,防止民族自大和分裂勢力的出現;二是恢復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防止民族自大和分裂勢力的出現。藏區是中國特殊的區域,也是最極端的區域。極端的自然環境。產生了獨特的文化傳統。在這種特殊的文化環境、文化傳統下的,以慣常的思維來治理西藏是不行的,歷史證明,文革時期,是藏區治理最清明、最深入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對藏區不可謂不重視,花的錢不可謂不多,以致藏族成為中國最受優待的民族。但是事與愿違,并未達到預想的效果,達賴喇嘛的影響仍然在,而且藏區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要立足藏區特殊情況,建立特區。特區,一要建立強大的公有制經濟,為藏區的和諧共富奠定堅實經濟基礎;二是要充分發揮計劃的作用。相比較而言,藏族比其他的民族的文化素質要低一些,適應市場經濟、經營致富的能力也要差一些。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漢人無序自由進入藏區,搶走了藏民發財、就業的機會,賺走了藏民的錢,激化了民族間的矛盾。要實現藏區的長治久安,有必要設立特區。藏區的政治特區和經濟特區,有別于深圳、珠海這樣的政治特區。建立西藏特區,一要立足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大力開辦工礦企業,廣泛吸收當地勞動者,培養以致現代產業工人隊伍;二是充分發揮計劃的作用,通過計劃的作用,保證當地經濟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避免市場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果;三是加強革命傳統教育和社會主義理念教育,逐步削弱宗教的作用,以現代的科學思維逐步取代幾千年形成的神話思維。四是通過發揮發展公有制經濟、發揮計劃的作用,實現藏區人民的共同富裕,防止貧富分化,防止分裂勢力的產生。
11.以自然保護區為名,嚴格控制進藏人口的規模,,有計劃有步驟地切斷西藏政治上與外國勢力的聯系。西藏是千河之源。對于中國生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藏區是非常落后、非常偏僻的地區,交通極不發達。近代以來,這邊雪域高原尚不為世人了解、熟知,對很多人來說,還聞所未聞。近代以來,西藏逐漸進入世界的視野,特別是隨著飛機、火車、汽車等現代交通工具進入西藏,西藏被逐漸揭開了神秘的面紗,更多的人進入西藏觀光游覽,旅游業成了西藏的主導產業。近年來,對西藏的神奇和向往與日俱增。這從大街小巷傳唱不衰的關于西藏的流行歌曲就知道。西藏不僅引起了國內的興趣,而且也引起了國際上的興趣。據筆者西方人關注西藏有這樣幾種目的:一是出于對現代工業文明的反感、厭倦,企圖通過西藏文化、宗教找到失落的精神家園,從而頂禮膜拜與與世隔絕的本來屬于在中世紀意識形態的藏傳佛教。這種觀點,擴大了達賴在世界的影響,也產生了一批達賴喇嘛的國際追隨者。這是一種文化錯覺,也是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二是受西方政府之命,帶著種種目的收集西藏的資料,比如資源狀況、人權狀況等;三是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收集相關史料,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為腐朽的封建農奴制度辯護。當然也有為雪域高原自然風光、風土人情所吸引,純粹旅游觀光者。為實現西藏地區的和諧穩定,保護西藏地區的生態環境,在西藏地區設立更多的自然保護區,控制西藏人自由西進。這樣一可以堵住達賴喇嘛的嘴,又可以保護改善當地的生態環境。還可以自然保護區為名,嚴格控制進藏外國人的規模,切斷西藏宗教勢力與其他敵對政治勢力的聯系。
12.嚴格控制和清理有關藏區的出版物,特別是打著文化旗號的出版物。西藏旅游有兩個重點:一是神奇的自然分光;二是寺廟宗教文化。隨著旅游事業的不斷發展,帶來了涉藏出版物的泛濫,特別是打著文化旗號的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大力宣揚的藏傳佛教,客觀上為宗教勢力,為達賴集團張目,不利于社會主義文化的建立。要加強對涉藏出版物的管理,加大整治力度。一是要加強涉藏出版物的控制,尤其是涉及宗教的出版物,防止泛濫成災;二是加強是世俗文化的出版,比如關于松贊干布、格薩爾王的出版物,逐步學削弱宗教文化的影響;三是加強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出版傳播,在藏區加強現代科技知識的普及和社會主義常識的教育,最終在西藏形成以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化。
13.要利用藏語的特點,使西藏青年多向理工科方向發展,少培育文科生(特別是歷史、語言和宗教方面的專業),使西藏形成文化斷層,引導西藏青年拋棄西藏舊文化,接受先進的新文化。在滿、蒙、維、藏、朝等五大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中,藏語是唯一不能表達科技術語的。幾千年以來,西藏文化以宗教文化為核心,整個民族形成了獨特的宗教神話思維。在西藏,如果不擺脫宗教的思維,社會主義文化就難以生根發言,就必然產生離心離德傾向。在宗教神話思維的影響下,藏民多善長形象思維,不善于抽象思維。西藏的青年學生數理化為畏途,多選擇歷史、語言、宗教等學科,基本上不選擇理工科專業。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家培養了大批藏族的青年知識分子。但在歷次西藏騷亂中,西藏青年學生都成為主力。從深層次原因分析,這些藏族青年學生,長期浸淫在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中容易產生民族自大心理和離心離德的思想傾向。實現藏區和諧穩定,必須對這些青年學生進行徹底的改變。筆者認為,一要改變當前學科專業設置、高等院校的招生情況,引導更多的青年學生去學習理工科專業,成為西藏現代化建設迫切需要的工程技術人才,培養藏族科學家、工程師,為藏族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人才支撐;二是逐漸縮小歷史、宗教和語言等學科的招生計劃,縮減研究經費和研究專題,引導學生去學有用的實學。要讓西藏的青年學生,從宗教神學的禁錮中徹底解放出來,與現代化建設接軌,拋棄腐朽落后的封建宗教文化,自覺融入到先進的文化體系中。
14.考慮在西藏地區大力發展設施農業和設施畜牧業,國家支持,建立定居點,使西藏人口在逐步聚集在青藏鐵路路線,這樣可以接受先進文化,也便于控制。西藏氣候嚴寒,但光照豐富、土地廣闊、水資源豐富,主要以種植青稞、發展畜牧業為主。隨著科技的發展,毫無疑問西藏可以成為重要的設施農業基地。青海省在青海湖區發展日光溫室、暖棚養畜,產量很高、效果很好。這完全可以推廣到西藏其他地區。可以充分利用青藏鐵路通車的便利條件,合理布局產業,在鐵路鐵路沿線發展設施農業,修建居民點,引導更多的牧民轉變為農民,大力發展沿鐵路經濟,使西藏的經濟重鎮聚居在鐵路沿線。這樣,一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便利條件,便于與外界交流;二可以接受先進的文化。
15.對藏傳佛教寺院,要善于控制規模,提高門檻,全部財政供養,不讓接受布施。出家當喇嘛的人,要推出農村責任田,把寺院的經濟命脈嚴格控制國家之中。西藏是一個宗教社會,有喇嘛越多越好的傳統。宗教的繁盛,使西藏出現嚴重的人口危機,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也是幾百年西藏積貧積弱的根源。喇嘛不從事生產勞動,是西藏社會和勞動人民群眾的剝削者。要想改變藏族社會,實現藏族的科學發展,就必須嚴格控制宗教寺院。這是實現西藏社會長治久安的關鍵。要嚴格控制宗教寺院的等級,凡是不夠等級的寺院,一律拆毀。出家當喇嘛的一律退出農村責任田,由政府發放一定的補貼。喇嘛實行的嚴格的考核考評制度,根據考核等級發放補貼,由財長供養;凡是考核等級不過關的,一律清退,不得從事宗教職業。對宗教寺院,嚴格實行預算,經濟命脈要控制在國家手中;寺廟的旅游收入所得,要照章納稅。嚴格實行政教分離、學教分離的原則,逐步削弱宗教在社會上的影響。
16.由于藏族地區特殊,注重從四川、青海、四川、云南等漢藏混住區,選拔培養一批藏區青年干部,作為國家治理西藏的后備力量,他們了解西藏情況,適應當地氣候,是國家治理西藏比較合適的人選。中國控制西藏,最終的實現并不取決于軍事,而在于能否把只適應低地文明的漢人送進西藏,并使他們留在那里。盡管中國人多,對于控制西藏有意義的,并使他們留在那里。事實上,中國控制西藏,最終的實現并不取決于軍事勝利,而在于能否把只適應低地文明的漢人送進西藏,并使他們留在那里。盡管中國人多,對其控制西藏有意義的,卻是能夠進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進藏的話,它有再大的人口優勢不也等于沒有用。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什么時候中國能夠把足夠的漢人人送進西藏,在西藏長期堅持下去,什么時候也就等于中國戰勝并征服了西藏。如果中國在歷史上早就做到這一點,中國也就早征服了西藏,近代也就沒有了西藏問題。然而,中國與西藏作為緊鄰,關系持續了上千年,到中共進藏以前,在西藏生活的漢人到底有多少呢?國民黨政府的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著書記載,根據1943 年實地調查,在西藏長期安家的漢人,共約五百余戶,二千余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薩。他們大多是清代隨中國官員或軍隊進藏當差役或開飯館、種蔬菜者,在官員和軍隊撤出西藏后,或因原籍無親族可依,或因沒有回內地的盤纏,無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數成為赤貧無依之人,僅賴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販以謀生計,其語言習慣,多趨藏化,娶親也多為藏人,他們的后代已不能稱為漢人。上千年的緊鄰關系,真正“移民”西藏的漢人只有二千多(包括家屬及其漢藏混血的后代),平均每年二人,而且大都是不得已才留在西藏。除了低地人對高海拔的先天不適,漢人還難以接受西藏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藏文明是高海拔地區“天人合一”的最佳方式(后面對此有討論)。由于西藏海拔高度的不可改變,漢文明實際上不可能進入西藏的廣大地區,更不要說去同化藏文明。反而以往的漢人移民大多數都已“藏化”,尤其是在農村牧區生活,不接受“藏化”,就不能生存。不過總體來講,那年代對中共意識形態近乎宗教般的信仰,使絕大部分進藏漢人都能以苦行態度接受西藏的寂寞艱苦以及對個人生活和健康的損害。他們可以在“解放西藏百萬農奴”、“建設祖國邊疆”、“為人民服務”、“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等今天看起來純屬空洞的政治口號中找到心理支點,支撐他們奉獻青春乃至終生。那個年代的中共把“為人民服務”當作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要求它的工作人員奉為教條,當時進藏工作的漢人,大多都是抱著真誠意愿,認為自己是去為“藏族同胞”造福的。在整個毛澤東時代。一批又一批漢人開進西藏。五十年代進藏的地方工作人員就已經達到4.5 萬,軍隊人數達到5 萬8。六、七十年代更是成倍增加。這些人在理想主義的支持下,扎根西藏,與嚴寒缺氧做最堅決的斗爭,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付出了畢生的精力。據內部資料統計,離退休回到內地的老西藏不到兩年就完全去世了。在革命消退的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盡管今天的條件遠比過去優越的,又面臨著無人進藏的問題。從內地選拔干部,進西藏,成本高,而且效果不一定理想。考慮到地域相近,適應西藏的氣候;文化相近,熟悉西藏的情況,要從滇、川、甘、青、藏五省漢藏混居區選拔進藏干部和住藏士兵的來源地,為西藏和諧穩定奠定強大的干部基礎。
17.有計劃有組織到西藏基層到內地參觀考察,尤其要組織鄉、村干部到內地參觀考察,了解內地經濟社會成就,培養他們的親中華感情。同時,要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有計劃有步驟地把在當地有實力、有影響的上層人士,通過明升暗降、實職虛銜的方式,調往內地或者周邊省區,清除他們的實力范圍,逐漸消除他們對當地社會的影響
18.提高滇、川、甘、青等地活佛的影響,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減少達賴在藏區的影響。西藏是個宗教社會,宗教在西藏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目前,西藏自治區共有1700多處藏傳佛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約4.6萬人;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要想徹底清除宗教對西藏社會的影響尚無可能。要充分發揮班禪集團的作用,削弱達賴集團在當地社會的影響。同時要提高滇、川、甘、青等地活佛的影響,發揮他們在宗教界和當地社會的作用。要宣揚格達活佛這樣的先進典型,培養這些追求進步、信奉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活佛,逐漸削弱、瓦解達賴集團的作用。
19、合理布局藏區地區的經濟結構,積極發展經濟帶和工業重鎮。建設“兩江一河”經濟帶,在滇、川、甘、青等地合理布局經濟結構、大力發展特色經濟。大力發展格爾木,不斷壯大鉀肥、油氣、化工等工業,使格爾木迅速崛起成為大城市,成為青藏高原的工業重鎮和控制西藏的戰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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