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利弊　　

——讀蘇文洋《不要讓“倒逼”成為社會常態》有感　　

楊景水　　

蘇文洋先生常有驚人之作在《北京晚報》發表，《不要讓“倒逼”成為社會常態》就是其中一篇（見2011年2月11日《北京晚報》）。　　

由于蘇先生握有大量社會信息，借用新華社記者兩篇報道中的“倒逼”一詞，集中了近年來社會上的種種“倒逼”現象，發出了不要讓“倒逼”成為社會常態的呼吁，并用毛主席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的英明論斷，解釋造成“倒逼”事態的根本原因，駁斥了“以為互聯網‘已經強大到可以推翻或者撼動一個長達二三十年的政權’（指埃及穆巴拉克政權——筆者注），未免也太陷入主觀唯心主義了?！惫P者以為，正是這種主觀唯心主義，才使種種“舉措”，“摁下葫蘆，瓢起來”，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倒逼”事態的泛濫之勢。為何？筆者不才，愿拋磚引玉?！　?/p>

改革開放之初，醫務人員與國外比，就個人收入微薄叫苦不迭。但國庫拿不出更多的錢給人們漲工資。于是衛生部說，我雖給不了你錢，但可以給你政策，你可以搞活嘛。于是，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相繼而生。制藥業也不甘落后，多產或只產貴藥，少產或不產像酵母片、甘草片、APC等廉價而有效的藥品。于是，看病貴的問題便火上澆了油；于是，醫患矛盾、醫療糾紛不再罕見；于是，“白衣天使”的形象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于是，病人送“紅包”，大夫收“紅包”的陋習難以杜絕……這“搞活”與“看病貴”、“看病難”與“紅包”之間，不也是“倒逼”所致的雙向反應嗎？當前人們所關注的“用工荒”問題，是怎么造成的？當年醫務人員叫苦不迭，爭來了“搞活”的“自由”，農民工可沒那本事，但返鄉后不回來，卻反過來使老板們叫苦不迭了。于是，老板們不得不用“增加勞動報酬、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社會地位、保障各項權利”等許諾，沿途截流節后返城的農民工到本廠上崗，“廣東東莞有企業開出與一個月薪酬相近的‘回廠開工獎’吸引節后返廠?！彼裕K先生說“這是一種雙向‘倒逼’”現象?？磥怼暗贡啤?，往往是“雙向”的。這就說明當今的經濟發展模式吃夠了“市場經濟”“自由”屬性的苦頭而不自覺，還以為自由化的程度不夠呢。難道源于2008年美國房產泡沫的金融風暴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至今已三個年頭仍未能走出經濟危機陰影的活生生的現實，還不足以使沉迷于“全盤西化”的人們從夢境中清醒嗎？　　

有鑒于此，筆者以為，只有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明確規定的“工人階級領導”地位的方針，除此別無良策。也許有人以為“工人階級領導”之說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其實不然，回顧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處處可以得到印證。由于工人以廠為家思想的盛行，各行各業涌現出眾多的勞動英模人物。毛主席多次接見他們。他們的主人翁精神激勵著全國人民的勞動熱情。那時工人有理想、有信仰。企業為工人提供免費技術培訓、廉價公租房、勞保待遇、免費醫療、直系親屬半費醫療、子女免費的普及教育。8級工制激勵著工人們奮發向上。各級人大代表中，工人、農民站相當比例。以上事實充分體現出勞動人民“有尊嚴”的政治地位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而今，農民工涌入城市的流動的就業模式，暴露了把勞動力作為商品的市場經濟，使農民工在企業里的地位，只能是臨時雇工，是仆人，使他們必然存有臨時觀念；在民營、外資企業的“血汗工廠”里，工人則是老板的奴隸，就更談不上是企業的主人了。盡管自2010年始，政府為農民工出臺了一些優惠舉措，但只要保留“農民工”的稱謂，就難免社會對他們的不“認同感”，永遠壓抑著他們。得不到社會“認同感”的群體，何來“主人翁”精神？有人譏諷毛澤東時代是“鐵飯碗”，“旱澇保收”，因此沒有積極性，純屬一見陰影就否定太陽的片面的不實之詞。只見“文革”后部分職工由于“信仰危機”所表現出的精神迷茫，勞動熱情渙散，就對建國初年及頭兩個“五年計劃”期間，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所表現出的沖天干勁視而不見，就否定全盤計劃經濟，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解放生產力的正確途徑，是多么的荒謬?；仡?949年建國后，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快速地醫治了多年的戰爭創傷，從1953年便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至1957年底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57年全國職工的平均年工資達到637元，比1952年增長42．8％，農民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近30％。人民平均消費水平，1957年比1952年提高了34．2％。文教、衛生、科學、藝術事業也有很大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全國人民勞動熱情之高，建設速度之快，顯而易見。僅舉向建國十周年獻禮而興建的北京十大建筑為例，1958年動工籌建，1959年國慶節前投入使用，尤其是巍峨壯觀的人民大會堂，僅10個多月就告建成，不能不說是中國建筑史上的一大創舉。即使在“文革”期間，使中華民族揚眉吐氣的“兩彈一星”不是上天了嗎？這能說“鐵飯碗”就沒有積極性嗎？　　

肯定前30年并非否定后30年，只是說，如何客觀地、辯證地、實事求是地看待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錯誤，而不要一點論，至關重要。前30年的計劃經濟，盡管有不夠完善處，但絕無這么多的“倒逼”現象；而后30年，盡管經濟發展了，但“倒逼”現象隨處可見。這一前一后，對比思考，難道還不能使我們變得更聰明一些嗎？　　

千條萬條，回歸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最重要，大力弘揚勞動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最重要?！　?/p>

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是：防礙一些人變得更聰明的根本原因，不能不是既得利益所導致的認識局限吧？                                2011,2,16,